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1）
2017-09-08 14:23: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民国档案》2015年第3期 作者：臧运祜/赵秀宁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1930～40年代，主要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在国难当头和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成果。在抗战爆发前六年间，当是一个硕果辈出的阶段，尤以王芸生、王信忠关于甲午战争外交史，张荫麟关于甲午海战史，千家驹关于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的论著为代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则以总结与反思的成果为主;战后除了继续有所反思之外，则深入到中国内政的研究，并以刘适的论著为代表。关于甲午战前史，无论是在外交史背景上的考察，还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见解，均具有创新和奠基性的学术意义。关于甲午战争史，对于外交史的继续探讨以及甲午海战史和中国内政史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且影响及于后世;围绕着李鸿章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解，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甲午战败主要是出于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原因的探究以及关于历史教训之总结与反思，则表明了中国学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理性思考与进步。中国学人们在此期间于甲午战争史研究上所展现的时代情怀、使命意识和学术责任，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人学术抗战史的重要内涵，亦成为后世和当今学界之光荣传统。

　　关 键 词：第二次中日战争(1931～1945) 甲午战争史 学术研究

　　作者简介：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赵秀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本文曾提交2014年9月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的“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感谢李金强、俞祖华两先生的评议与指教!

 

　　1930～40年代，主要是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①，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1934～1935年，1944～1945年)。在日本侵华、国难当头和全民族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既是甲午战争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民国时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抗战学术史与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不应或缺的一页。

　　已故的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在1994年写就的《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②一文中，将1930至1937年定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并列举了当时的主要作品，总结了其研究特点，但惜未涉及此后及至1940年代的情况;在2000年写就的《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③一文中，将1930年代开始的近20年间作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创与奠基时期”，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更为系统与全面的评述，但罗列的重点仍然还是1930年代。而且，戚先生的上述两文，因其重点在于总结1949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新时期的学术成果，故对于1949年以前的相关研究情况和成果，只是作为新中国研究史的背景和引子来进行回顾，难免有所疏略。此外，北京图书馆阅览部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合编的《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索引(1894～1993)》④，以索引的方式收录了甲午战争以来的相关研究著作，但关于1930～40年代的论著仍不够全面;张海鹏等先生所编《甲午战争的百年回顾——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论文选编》⑤，收录的论文主要是1980年代以后，1949年之前则没有涉及。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时至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有必要在戚其章先生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收录与总结、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对于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进行较为系统与全面的学术述评。

一、甲午战前史的研究

　　甲午战争爆发于中国步入近代以后的半个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以后的近30年。在甲午战争已过去30多年、乃至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30～40年代，不拘泥于甲午、乙未之争的考据式探讨，而是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战前史研究，进而更加深入地探究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原因与性质，这是中国学者在此期间的第一大贡献。

　　(一)王芸生、王信忠的外交史研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天津的《大公报》社即宣布今后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10月7日所发表的社评《明耻教战》，更将这一内部的编辑方针，公开为该报的对日策略。⑥按照上述之“明耻”方针，《大公报》指派汪松年、王芸生负责编辑甲午以来的日本侵华史和中国对日屈辱史;嗣因汪氏不擅长于此，而改由王芸生独立进行。⑦

　　按照张季鸾的最初规划：《大公报》要尽快开辟一个专栏，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记载自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止的重大事件，以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王芸生受命后，自1931年10月开始，奔走于平、津之间，广泛搜集中日外交的史料。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初步整理出了头绪，并写作了部分章节。⑧自1932年1月11日开始，《大公报》在第一张第三版的显要位置，开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进行连载。其首刊即指出这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是“从同治十年中日始订条约到民国廿年九一八新日祸”;并再次表明了本刊的主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王芸生在该专栏的“序言”中，对此宗旨又做了进一步的阐明。⑨如此，《大公报》及王芸生就明确表达了将六十年来中日外交关系视为“国耻”、用以解救当前“国难”的宣传与研究宗旨。这不但是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重新进行的学术定位，也为1930年代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奠立了基础。⑩

　　《大公报》连载的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正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三省沦丧、日本侵华未已之时，故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鉴于报纸连载尚需时日，为了适应社会急需，《大公报》决定在连载文章的基础上，由王芸生再行厘正补充，出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单行本。1932年4月30日，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将王芸生辑“自同治十年中日订约到甲午战前之一段”，作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予以印行。(11)该卷书稿出版之时，张季鸾亲自作序，再次将其编辑与出版之宗旨进行了阐述：“吾侪厕身报界，刺激尤重，瞻念前道，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因亟纂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其材料概采诸公私著作，而推王君芸生主编之。今为便于读者诸君保存之计，更加增补，印单行本问世。其第一册卷首，新加古代关系之追溯一章。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深厚，而责日本之凌压中国之暴残。第一册印成，略述数语，弁诸间端。愿全国各界，人各一编，常加浏览，以耻以奋。自此紧张工作，寸阴勿废，则中国大兴，可以立待。事急矣!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1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主要篇幅，在于论述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外交斗争。对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步步为营和中国的拒日方策，尤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和分析。在写作方法上，则以史料见长，史述多于史论，直接完整引用大量历史档案材料，包括中日双方往来的照会、节略、覆照、信函、双方谈话之记录等等。通过这些外交史料，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历史情境，而交由读者对这一历史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作者本身之见解，实已寓于史料之剪裁与史实叙述之中。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第一卷及其以后各卷，因其鲜明的“明耻”宗旨而使全书贯穿了1871年以来特别是甲午以来中国对日外交的屈辱之历史叙述，从而亦使得该书在此后的中国抗战期间，其政治影响是第一位的。对此，刘大年先生总结道：“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害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13)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抗日战争期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日伪政权在大学里要查禁的“抗日”书籍之一。(14)

　　在学术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载之后，《大公报》在决定出版第一卷之前，即自我认定该书为“研究近代中日外交之宝典”。(15)当时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于该书的出版亦极为重视。他对于第一、二、三卷的评价是：“编者搜罗史料之勤及选择之精，实在令人佩服之至。各章节的介绍词及衔接词，除爱国心太显露外，大都极有斟酌。我们倘记得中国外交史的科学研究尚在起步之期，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与日本》为上等佳作。”(1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同样受到了当时日本学界的重视。日本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长野勋，得到该书后，即与波多野乾一一起，对其进行了翻译。1933年3月，东京的建设社出版了他们编译的《日支外交六十年史》第一卷，内容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第一章至第九章。时任斋藤内阁外相的内田康哉，特作“序文”称：“其资料得自中国之秘库，博引旁证，庶期略略完璧。盖辛亥革命后二十年，清室既屋，不出库外之档案，亦陆续公之于世，得以利用，以是足察本书之价值。”日本法学博士末广重雄，作为该书的“监修”，亦作“序文”称：“顾许多外交史专述中日外交者极少。而如本书之详审精密者，殆可谓绝无。今此类著述先在彼邦出版，令吾人不胜惭愧之戚，然亦堪为惊异之盛事也。本书之资料，深探清廷秘库、军机处、外交部及当局者之箧奥，并涉猎中外文献而编纂者，洵堪推重之伟业也。”(17)

　　由上可见，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关于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史的研究，及其第二卷(1932年6月30日出版)关于甲午之战与第三卷(1932年9月1日出版)关于甲午战后中日外交史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学界关于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外交史研究的先河。

　　该书之后，专门研究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史的著作，当推王信忠在蒋廷黻先生指导之下于193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该论文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丛刊”之一种，于1937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部出版。全书共分10章，约45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专著。

　　考察甲午战争爆发的远因，首先就要追溯近代以来以朝鲜为中心的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王信忠以此为主题，详细考察了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半岛所形成的三角关系，是如何由相安无事，而一步步走向紧张冲突，而最终坠入战争深渊的历史过程。该书从中朝传统的宗属关系说起，批评中国对朝鲜之放任为朝鲜问题的发端，“中国与朝鲜既放弃了此种权力与义务，则各国即不承认中韩之宗属关系，而朝鲜问题之发生，肇因于此矣。”(18)作者将甲午战争的远因，追溯到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且有专文论述征韩论与甲午战争的关系：“夫日本既早具谋韩之野心，而中国复欲确保中韩之宗属关系，此甲午战争之所以不能幸免也。故谓征韩论为甲午战争原因之一，孰曰非宜。”(19)随后，作者又论证了《江华条约》的签订对于中国的影响、壬午事变、甲申事变中日本与中国的态度与对策，乃至东学党之乱和丰岛海战的中日对应，“通过这样层层揭示和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偶然，不能归结为偶发事件，而是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20)

　　王信忠采用中、日双方及西方的外交史料，详实而全面，在此基础上所著就的论文与著作，史论结合，点评中肯。最后并附有日志，其用功之深可见一斑。王信忠的著作，可算是从中朝传统关系分析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的最有力的代表作，它可以补足王芸生此前著作在相关问题上的不足。

　　王芸生、王信忠的上述著作，珠联璧合，其对于中日甲午战前外交史的研究，实在具有不但空前、甚至绝后的标志性意义。他们的著作不但超过了同时期日本学界产生的有关成果(21)，成为代表中国学术水准的作品，也为中国学界赢得了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本人，也因此一举闻名，成为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史与日本问题的专家。(22)

　　其实，无论是推介王芸生的著作，还是指导王信忠的硕士论文，都与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蒋廷黻不但依据故宫博物院所刊外交档案，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中卷)(23)，其内容为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外交史料，以实现其“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的目的;而且还依据其中的史料，于1933年4月，在其主编的英文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外交关系的论文，从中日外交关系演变的角度，以李鸿章为中心，重点围绕朝鲜政策，论述了甲午战争的起因。(24)蒋廷黻力图使中国学术科学化与国际化的上述努力(25)，对于王芸生、王信忠的上述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8 1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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