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暴露晚清军事改革四大失败原因（上）
2017-10-09 09:47:05 来源：解放军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两个甲子前的甲午战争，既是两个东亚国家之间在地区主导权上的一次对决，也是两支军队在军事改革成效上的比拼。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无情地宣告了晚清军事改革的失败。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今天，我们也应该从12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军事改革中汲取教训，以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以“练兵”、“制器”为主要举措，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改造陆军，创建海军，创办军事工业，兴办军事教育，军事近代化改革逐步展开。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改革已持续约30年，军队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陆军基本实现火器化，并按西法进行训练;南洋水师、北洋水师相继成军，成为清政府“自强新政”的标志;马尾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20多家兵工企业，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10多所新式军官学校陆续兴办。改革成果似乎蔚为壮观。然而中日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清军根本承担不起保家卫国、抗御侵略的职责，不仅“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惨败于同时起步进行近代化改革的日本军队，而且引以为傲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洋海防体系被彻底摧毁。清政府不得不向日本俯首求和，割地赔款，落得个丧权辱国的结局。
实际上，清军的糟糕表现，真实地折射出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状况，是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问题弊端的集中暴露。总结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必须从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上找原因，对改革的内容和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师夷长技”和“中体西用”论。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看到了近代西方军事上的强大源于技术上的先进，符合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技术先导的大趋势。但这个思想又有严重的局限性，没有看到西方军事的强大是由于军事技术、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整体领先，更没有看到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带动军事思想和军事体制革新的总体发展，是国家体制变革和综合国力增强的产物。
清政府在确定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却完全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即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清军之所以在作战中屡屡失败，并非将领“不善治兵”，而是由于“无制胜之器”。因此，“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将“练兵”、“制器”作为军事自强的核心内容。这就把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主要框定在器物和技术层面。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张之洞进一步将之概括为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从根本上讲，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们始终没有准确把握军事近代化的本质，又处处避免触犯“朝制”，因而不可能对军事体制、军事思想、军队建设实行根本性的变革。
军制变革是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军制不变，改革只能触及皮毛，而无法脱胎换骨。晚清30年军事近代化改革在这方面始终裹足不前。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没有建立近代化战争不可或缺的参谋机构。陆军兵种仍只有步兵和骑兵，无独立的炮兵、工兵，也无分工明确的专门后勤部队。由绿营军队改造而成的练军、勇军，虽配备新式枪炮，却仍然沿用冷兵器和旧式火器杂用时期的勇营编制，“采用半洋、半清式战术，不过徒生繁杂之极”，结果只能把新武器按老套路来用，难以充分发挥新式武器的功效。同时，没有建立后备兵役制度，战时扩充军队根本找不到经过训练的后备兵源，只能临时招募民夫。前方战事急迫，无暇从容挑选，以致“各将帅奉命募勇，只求足额，不择强弱”，所募“皆系乌合之众”。新兵入伍后，一般只经过短期训练，有的根本未加训练，就匆忙上阵。结果，“艺未练成，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
由于指导思想偏差，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自始至终都缺乏力度，没有活力，一直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阶段，所做的只是把新装备与旧体制嫁接在一起。“以积习因循而行西法，观其外，西法也;察其内，无一西法。”到甲午战争爆发，清朝陆海军总兵力号称80多万人，但真正具有近代化战争能力的部队很少。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整体规划
晚清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过程，基本上是外促内、下促上。来自外部的侵略使得清政府内部变革的呼声不断出现，且日益升高。担负重任且较有战略眼光的地方要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时局急需，分别从局部先行着手实施。清政府则被动接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有所动作。这就使得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始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始终由地方督抚唱主角，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清政府军政大权貌似仍然一统，实则根本无法建立起对改革进行统一组织领导的有效机制，也从来没有从顶层对改革进行规划设计，甚至没有设立统一的军事工业和军队装备专管机构，未形成完善的装备引进、生产体系。创办军工企业，引进装备与制造新式武器，编练新式部队，都由各地督抚和封疆大吏自行处置。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试图一统海军指挥管辖权，但由于“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系各军为一队” 。湘系、淮系，南洋、北洋，各路诸侯自搞一摊，互不协调，甚至各谋利益，互相掣肘，加之保守势力的攻讦和阻挠，改革进程反反复复，步履艰难，事倍而功半。
如此改革，势必使清政府对军队的领导权进一步削弱，使军队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进一步瓦解，不但无法全面提升清军战斗力，反而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军队越来越杂乱，体系越来越多，各派系统领和地方督抚手握重兵，清政府很难有效控制指挥军队。参加甲午战争的陆军部队主要来自淮军、湘军两大派系，门户之见极重。平时各有体系，战时虽设总统各军之职，但各部相对独立，很难形成真正的统一指挥和良好的协同配合。即便是仿照西方建立的海军，也同样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两洋大臣对海军的权威甚至高于清政府，他们分别视两洋海军为各自的家底，以致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无法统一调动指挥。威海卫战败后，北洋水师所剩舰船尽为日军俘获。有人致书日军，请求释放属于广东的“广丙”舰，提出的理由竟然是“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各国闻之，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也。”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10-09 09: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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