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漏斗”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战略决策
2018-03-11 14:51:31  来源：论文网，作者： 初晓波  点击：  复制链接

　　甲午战争的漏斗选择从“征韩论”开始

　　鸦片战争以后，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同样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从1844年荷兰军舰驶入长崎开始，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先后抵日，1853年美国的“佩里来航”不过是压垮幕府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面对西方的冲击，日本国内变革迅速爆发，倒幕运动轰轰烈烈，最终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资本主义改革，确定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目标。与此相对应的对外政策目标应该是：积极寻求和拓展国外原料产地与市场，尽快确定新的国家形象与身份，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修改不平等条约。1868年2月8日明治政府首次对外发表《外交布告》，谈到了“大力充实军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强调“幕府缔结之条约中，弊害有之，当在公议种种利害之上加以改革”。而且确定修改条约的基本准则是“当以宇内公法待之”等等，可以视为上述目标非常明确的阐明。

　　为了实现修改不平等条约，通过富国强兵获得世界承认，这个目标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究竟是反殖民、抵抗侵略还是自己也通过殖民的方式来侵略其他亚洲国家。上述《外交布告》公布仅仅两个月后的4月6日，新政府的《安抚亿兆 宣布国威宸翰》中的表述更进了一步，“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防御性政策开始向进攻性的方向转移。对外扩张的思想在德川幕府早期之前，不过是表现为试图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小华夷秩序”的呓语。但随着西力东渐，殖民狂潮席卷世界，这对日本产生了典型的“示范效应”。林子平、本多利明等人倡导的“一统五洲”、“五洲一帝”，都是呼唤日本出现沙皇叶卡捷琳娜那样的“圣明”君主。这样，原有“经营大陆”的思想被重新阐释和解读，出现了佐藤信渊这样系统提出征服朝鲜、满蒙，渐次南进的“大日本帝国”构想雏形。这些思想对维新派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老师辈的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人都阐述过“经略满韩、扩张版图”的思想，所以在维新政府建立之初出现激烈论争的“征韩论”就是不难理解的。从思想渊源来看，日本对外扩张可以追溯很早，从政策决策层来看，甲午战争的漏斗选择应该是从“征韩论”开始的。

　　1868年对马藩主在与朝鲜书信往来过程中出现国书礼仪争执，日本借此大动干戈。这显然不是小题大作。明治政府领导人之一木户孝允在日记里记下了政策选择的基本动因和目标，称“平生所思征韩之念，益加勃勃”。就目标而言，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确定“天下之方向”，也就是基本国策，确定面向海外之目标;另一个是面向国内，对外战争的胜利会“大张神州国威”，“天下之陋习可以俄然一变”。具体包括“肃清窥窃于内”――就是幕府守旧派的反击;“诽人之短，各不自省”――这是建国之初统一思想混乱局面的考虑。西乡隆盛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将冀希内乱之心，转移于外，乃兴国远略”。赴朝鲜进行交涉的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不但没有斡旋缓解两国矛盾，反而火上浇油，视国书事件为“不共戴天之仇”，建议政府“不可不伐”。其理由，除了传统上视朝鲜半岛为日本的藩屏、垂涎其金米富庶之外，增加了新的考虑因素：法俄美等国都在逼使朝鲜开国，一旦成功，则日本唇亡齿寒;攫取朝鲜的人民和财富，是日本节省开拓经费的捷径，是富国强兵之策;还可借此锻炼自己的军队，为全面扩张积累经验、培养人才等。引人注意的是，此时的日本，清楚了解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非常牢固，意识到侵略朝鲜可能会引起清政府的干涉，所以基本政策取向是“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琉球唾手可得”。日本外务省吸取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引发明朝支援无功而返的教训，按照远交近攻的原则，把与清朝取得比肩地位，作为逼迫朝鲜就范的前提。按照这种思路，柳原前光出使中国，先后和李鸿章、曾国藩会谈，强调在英法美等国的压力下，日本“力难独抗”，面对共同的外来侵略压力，日本希望与中国“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称中日两国“实有迅速同心协力之必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大清国大日本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其中的“若有他国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应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条款，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就是中日结盟的表述。很显然，这时候的日本还没有实力和勇气把立即与清政府决一雌雄作为自己的政策选项。

　　1871年琉球船民在台湾被原住民所杀，日本并没有立即“兴师问罪”，而是在1873年让外务卿副岛种臣利用来华交换条约批准书的机会，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探听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按副岛的说法，清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态度是“土蕃之地，为政教禁令所不及，为化外之民”;对朝鲜的态度是“只要循守册封贡献例行礼节，此外，更于国政无关”。清政府的态度，让日本看到了机会。1875年日军入侵台湾，屠杀原住民。在遭到清政府的抗议后，日本制定的与清政府谈判须知的秘件中规定，除努力争取“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外，更重要的是，“当以此为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此乃朝廷之微衷，当职者之密计也”。清政府作出了让步并支付了赔偿金，让日本看到了其软弱无能。这时，日本国内仍然存在着“外征无益论”，即主张将发展的目光集中在国内。1876年，驻俄公使本武扬致信外务大臣寺岛宗则，反驳了这种观点，认为“征台之举令世人判然认知我国国民忧国之热心，而且决定对支那逞志之勇气，乃是令欧人暗中敬畏之所在，我等在外亦有自豪之感”。在这种认知的推动下，1879年日本得寸进尺，无视琉球和中国的反对，赤裸裸地通过“废琉置县”吞并琉球，继续向朝鲜扩张，就是自然的选择。

　　“侵略有理”论被赋予“文明与野蛮之战”的光环

　　中日两国面对西方侵略，都在寻找自强之路。日本并不是不知道两个邻国关系的重要性。山县有朋在1880年上奏天皇，提出了清政府一旦革新图强对日本可能产生的后果：可喜的是有可能成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但不能否认的是日本对当时与清政府发生摩擦，“不可不惧”。此前日本与清政府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山县认为如果破裂的话，“其祸难测”。对日本而言，必须要尽快增加对清政府的军事侦察，扩张陆海军实力。特别是俄国西伯利亚铁路铺设加快，山县意识到了日本面临的巨大威胁。1890年，他在《外交攻略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主权线”与“利益线”。“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自己之胜势……故外交及兵备之要诀，唯存立于二线之基础者也……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在朝鲜。”既然涉及到日本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朝鲜与清政府的摩擦乃至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情报搜集、扩军备战就显得迫在眉睫。

　　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根据日本学者统计，1890年日本对朝鲜的棉布出口仅占日本总体棉布出口的0.3%，到1891年，这个比例也仅仅为0.6%，也就是说，当时的朝鲜还不是日本孜孜以求的主要商品倾销市场。但是，根据《日韩修好条规》攫取的日本货币可以在朝鲜流通的特权，从明治初年到1893年，日本从国外输入黄金总量的68%来自朝鲜，1885-1887年之间，日本从朝鲜获得的黄金是日本自己产出量的四倍。此外，廉价获取的大米和大豆等农产品也源源不断进入日本，成为支撑日本低工资制的重要基础。显然，对当时的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将朝鲜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显得日益重要起来。

　　日本的思想界和社会舆论的变化也有一个选择漏斗的特征。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和民权派人士，在强调“天不生人上人，不生人下人”的同时，也将此原则扩张到国家间关系。当时的知识分子倡导各国平等的理念，其实是当时被侵略国家的共同追求。但世界形势以及当时日本对外扩张始有斩获后，思想家们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由民权倡导者开始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呼吁日本应与西方同操刀俎，不与清政府共为鱼肉，论证对清朝开战的合理性;福泽开始呼吁“待其时莫如创其时”，呼吁通过资本输出和产业扩张渗透朝鲜，避免落入他国之手。进而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呼吁与其等待中朝开化，“莫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日本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也不应该因为是邻国就有所顾忌，“唯有按照西洋人对待之法处置之”。这种“侵略有理”论被赋予了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之战”的神圣光环。

　　甲午战争巨额赔款被迅速投入到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备战中

　　以上从外交、军事、经济、理念等各方面来看，日本选择对清政府开战应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了。但众所周知，伊藤博文曾经是对清协调的代表人物，在他执政期间挑起战争，还有着日本内政斗争的刺激作用。根据宪法规定，1890年日本首次实现了议会选举，由于议会强烈要求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削减军费，内阁与议会的矛盾斗争非常激烈，首相更替如走马灯一般令人眼花缭乱。1892年8月，伊藤博文上台，接连解散两届议会，但1894年5月第六届议会再次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伊藤内阁面临总辞职或者再一次解散议会的抉择，恰好在此时，朝鲜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给日本平息内部政潮一个天赐良机。6月2日伊藤博文觐见天皇时上奏的两个文书，一个是解散议会的内阁决议，另一个就是出兵朝鲜的秘密决议。早在两个月前，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写信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不能用一般手段使这种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但是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也是不可能的。”中日在朝鲜对立日益鲜明之后，陆奥决心借此机会“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总之，想利用这一问题使阴霾笼罩的天气，或者一变而为暴风骤雨，或者成为明朗晴天”。日本各种长期战略规划和短期内外矛盾的焦点全都集中在一起，战争爆发不可避免。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国内存在着传统的中国尊崇论，也有新生的中国威胁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从“尊华”、“惧华”到“蔑华”、“排华”，固然有此前舆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清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传来，观念的转变彻底完成了。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谈到，在平壤、黄海战役之前，国民都暗自焦虑战局胜败，而日军的胜利则让国民打消疑虑，迅速开始关注何时能将日本军旗进入北京城，“一般气氛，称心快意，欢欣若狂;凯歌之处，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了，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以至于让陆奥开始担心，“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此种社会风气给与外部关系以何种影响?”在战争中，日本政府意识到，有必要在欧美列强干涉前加快军事行动，同时考虑到当时国民已经膨胀的情绪，尽可能扩大战果是非常必要的。

　　日本准备与清政府讲和的消息传来，政府各部门“一面陶醉在百战百胜的浮夸之中，另一面各自又怀有将来的经营计划”：海军当然希望能得到台湾，这是驰骋西太平洋的战略基石;陆军则宁可获取辽东半岛，这不仅仅是付出巨大牺牲后的补偿，更重要的是，辽东半岛乃至整个中国东北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本所在，是阻挡俄国南下的天然屏障;主管财政的大藏省则对割地不甚关心，而是着眼于如何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当时的大藏相松方正义甚至提出了10亿两白银的索赔目标!日本驻世界各地的外交官纷纷出谋划策，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胃口大得惊人：要占领奉天、吉林及直隶省一部分;赔偿一亿英镑;偿清赔款之前日本占领包括威海卫在内的山东东部，驻军费用由清政府承担……社会精英尚且膨胀不可自持，何况普通百姓?个别人物如谷干城，也曾致函伊藤博文，借1866年普奥战争的例子，断言割地将会影响中日两国将来的邦交。在当时，这种观点根本不敢公开发表，即便可行，也绝无可能成为日本政府的选择。

　　马关条约签署不久，日本还没等尝到战争赔偿的甜头，就被迫吞下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的苦果。虑及三国的武力威慑，日本迅速权衡利弊，“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得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日本民众从开始对清政府胜利的狂喜，到三国干涉还辽后的忧心忡忡，终于在放弃辽东半岛后爆发了，视之为奇耻大辱，抨击政府“战争胜利、外交失败”。日本决策阶层全面考察三国干涉的全过程，认定俄国是幕后的主使;“外交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虽有如何正理，其结果终不免失败。此次突然发生三国干涉的时候，试想我国外交的背后有何强力可以依靠?”只要日本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不变，下一步就肯定与俄国在中国东北迎头相撞，冲突不可避免。甲午战争胜利给日本带来的巨额战争赔款，被迅速投入到下一轮十年卧薪尝胆的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备战之中。清政府赔付的2.315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甲午战争中实际军费开支的179%;总额超过了甲午战前日本四个年度的国家一般财政收入的总和;所有战争赔款用于军费部分占赔款总额的85%。通过战争迅速完成现代国家构建、在世界范围内提高本国地位、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获得梦寐以求的殖民地、攫取高额战争赔偿……分明是让人欲罢不能、一本万利的快速富强“良方”。

　　为什么少数清醒的意见被淹没在狂热声音之中

　　山县有朋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曾经说过，“为使此次战胜之效不致落空，且欲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不可不再行扩张利益线”。正是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五年后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0年后发动日俄战争、大约20年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中国山东、35年后发动“九一八事变”、42年后发动“卢沟桥事变”，半个世纪后的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如脱缰野马最终走向彻底覆灭。在这期间不能说日本国内完全没有改变殖民侵略道路的尝试，1898年近卫笃成立“同文会”，倡导“日清同盟论”，建立“同人种同盟”，但最终走上了所谓的“支那保全论”和“东洋门罗主义”的道路。1918年1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在政府内部讨论对华借款问题时也曾理智提出：“为根本解决日中间现存误会，有必要抛弃历来的侵略主义，以万事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中国。”这种前线外交官基于对华深刻理解而提出的意见，在日本不断缩小的漏斗选择中已经彻底失去了被选择的可能性。

　　按照基辛格“最初的抉择尤为重要”的思路，对日本整个殖民扩张侵略决策过程的反省，需要回到最初的决策原点，即从“征韩论”、侵略台湾，至少也应该从甲午战争开始，思考和总结这种漏斗选择形成的规律和影响要素;同时也要回答：为什么日本少数清醒的意见被淹没在狂热的声音之中，领导人诸多决断没有出现能使漏斗增大的审慎决策?日本历史上走过的弯路，对所有无视历史大潮而走向急功近利、放任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缺乏权力制约、尤其是缺乏纠错机制的国家，都是长鸣的警钟。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1 14: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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