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日本国策第一仗
2018-04-20 09:56:37  来源：武 寅  点击：  复制链接

　　甲午战争前40年，以《日美和亲条约》为开端，日本德川幕府先后与英、俄、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受到了严重损害。14年后，日本爆发了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新政权。德川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起点，它充分展示出这个后发国家的鲜明特征。

　　如何尽快摆脱不平等条约，改变屈辱的国际地位，这成为明治政权成立伊始就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治政府可谓费尽心机，包括派出大型使节团赴欧美游说改约，成立专门机构研究有关改约的各种问题，并做好改约的相关准备等等，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果而终。那么，日本究竟应该怎么办?确立什么样的国家目标?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中，日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西方列强为样板，走强权之路，最终成为列强一员的发展目标。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表施政纲领，明确宣告，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一、武力“开道”，打开“国运”

　　但是，这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开道，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势力，因此，在列强争夺世界的角逐中，赤手空拳的日本提出的口号和目标是“东洋霸主”，选择的方法和手段是“武力扩张”。

　　明治政权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提出，要想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目标，日本唯一能够依靠的手段只有“兵力”。只有兵强了，国才会真正富起来。如果“富国”和“强兵”二者发生矛盾，要毫不犹豫地把强兵摆在首位。富国而后强兵固然很好，但是“国家存亡并不管你财政难易”[2]，因此，为了保证强兵，哪怕要影响经济建设，哪怕要增租增税，勒紧腰带，也必须忍耐。这种“要富国必先强兵”的观点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武力扩张”被看做是弥补日本经济发展上先天不足的最好手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治政权把武力扩张确定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企图以武力开道，砸碎不平等条约，打出“国威”，打开“国运”，实现其东洋霸主的美梦。

　　为了确保这一国策的贯彻落实，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在宪法体制建设中，把军权置于特殊地位。明治宪法把权力的原点定位于天皇，规定国家是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总揽统治权”，同时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第11条)，“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就是说，明治宪法在设计上，把军权与君权直接联结在一起，使军权在权力的层次上，上升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和绝对的权力，一种高于议会、内阁、司法机构，且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殊权力。这就是所谓“统率权独立”的原则。与之配套的还有“帷幄上奏权”，规定凡属军机军令之事，不需要经过内阁和议会，可以由军部直接上奏天皇，做出决定。这等于把国家命运攸关的战争机器放在了一个仅凭军人意愿就可以轻易启动的危险位置。

　　与特权地位相呼应的是，在政策层面上，军事预算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始终占有奇高的比率，军事工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领头羊，扩军备战成为政府各部门都不敢怠慢的大事。

　　二、精心策划，剑指中国

　　那么，武力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哪里呢?是中国。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与日本相邻。因此，打败中国不仅是成为东洋霸主的政治前提，而且是获取资源和市场的最佳选择。日本参谋本部对此毫不隐晦，在其1887年的报告中说：“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扩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不可不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3]日本在修改1871年制定的第一个《国防方针》时，把假想敌正式确定为中国。把准备对华战争提上了日程。在战争的层次上，对华战争被定位为与世界大国同一量级的、以国力相赌的第一场大仗。为打赢这一仗，日本统治集团可谓高度重视，精心策划，长期准备，并分步骤实施。

　　首先，日本选定朝鲜作为对华作战、称霸东亚的切入点。用日本外务省的话说：“朝鲜乃列圣垂念之地……无论如何都要从此处着手。”[4]的确，回顾历史，无论是7世纪日本与唐朝之间的白村江战役(也称白江口战役)，还是16世纪丰臣秀吉与明朝之间的壬辰战争，凡日本统治者对中国大陆的觊觎，无不是先从朝鲜半岛下手。在1890年第一次帝国议会上，时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时，也同样是沿袭其列祖列宗的老套路。他提出：“方今立于列国之间，要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保护利益线。”[5]这个利益线就是指朝鲜。变朝鲜为殖民地不仅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朝鲜历史上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宗属关系，日本清楚地知道，朝鲜一旦有事，中国不会坐视不管，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征服朝鲜入手，进而对华开战，成为日本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战略构想。日本在制定对外扩张计划时，把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步推进，使二者相互影响，从中掌握事件进程的主动权，为其所用。

　　1894年10月，停泊于朝鲜大同江口的日本军舰

　　1871年，日本先与清政府缔结了《日清修好条规》，取得了与清国平等的地位，从而获得了对朝交涉的有利地位。1875年9月，日本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次年又仿效美国当年来日叩关的先例，派军舰强行敲开朝鲜大门，迫其订立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取得了单方面领事驻在权和领事裁判权。以后又进一步在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等地设置“居留地”。1880年，日本更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改约，迫不及待地要模仿西方大国的样子君临于清帝国之上，并自我陶醉地宣称：“所定条款虽不过一二，但一变旧约之精神而得以与各国并驾齐驱。”[6]1882年更借朝鲜国内兵变之机，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这是它首次取得在国外驻兵的权利，尽管这时连它自己还没有摆脱西方在其国内掠取的居留地权和驻兵权。

　　随着殖民压榨的步步升级和清帝国忍耐度逐渐接近极限，日本的扩军备战也在加紧进行。1879年到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不断派人深入中国各地，调查搜集各类有关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具体的对清作战计划。1880年12月，日本决定扩充陆海军，制定了8年扩军计划，包括建造5艘大舰、8艘中型舰、7艘小型舰、12艘水雷炮舰。从造舰计划到军力配备、日常训练、能源储备等等，均以压倒清国北洋水师为标准。在主力舰吨位不及对手的情况下，为确保作战优势，竟不惜在小舰上装大炮，可谓费尽心机。为适应在中国南海和黄海作战，从1886年开始，日本在吴和佐世保两地修建军港。为方便在大陆作战，对现有军制做了进一步改革，把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在兵力配备上，除常备军外，还设立了同样数量的后备军，使可动员兵力成倍增长。

　　1887年，参谋本部调查人员完成了题为《征清方策》的报告，报告不但对敌我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拟订了具体的作战路线图，甚至连战争打赢后如何与清国谈判勒索、如何分割中国都计划好了。1888年1月，时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参考上述方案，向内阁正式提交了长篇《军事意见》，明确了对中国开战的决心，并进一步强调要加紧战备。1893年4月，参谋本部再次派出间谍进入中国。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前往中国和朝鲜，进行作战前的实地调查。参谋和谍报人员绘制了详细的军用地图，地图对中朝两国地形地貌描绘之准确令人吃惊。经过多年的策划和实施，到1893年年底前，对华战争已准备就绪。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22-12-22 14: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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