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 岛国野心
2018-04-20 14:25:27  来源：马骏杰  点击：  复制链接

　　19世纪50年代，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从前，有个人带着拖网来到海边，准备将网撒向大海，海里的鱼顿时惊慌失措，它们赶紧召开大会讨论对策。有的说这样逃跑，有的说那样逃跑，唯独有一个蛤蜊不慌不忙地说，它什么都不怕，只要闭紧甲壳就行了。结果拖网撒下来了，鱼儿们四处奔逃，蛤蜊稳稳当当地躺着不动。一片嘈杂之后，蛤蜊小心地探出头来，忽然它看到对面的墙上写着几个字：“此蛤蜊二分钱。”这时它才如梦方醒，自己已经被出售了。这则寓言能广泛流传，说明日本人担心做闭壳的蛤蜊。可是，时间不长，令日本人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张大拖网真的撒下来了，那么撒网的人是谁呢?网中的日本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时间快进到40年以后。1894年是中国历法的甲午年，就在这一年，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发生了，日本经过二十年的预谋，终于以强大的陆海军力量占据了朝鲜，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迫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又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向人类文明发起一轮又一轮挑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那么，一个被大清帝国称之为“蕞尔小邦”的岛国，一个封闭了200多年的闭壳“蛤蜊”，是如何挣脱了那张大网，摆脱了被出售的命运，进而变成一头凶猛怪兽涂炭生灵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入手寻找原因。

　　日本的幕府时期，是闭关锁国时代，落后的封建统治虽然得到了暂时的维持，但到了幕府末期，日本国内已经是政纲废弛，财政窘困，武士没落，人心思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这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飞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日本人开始意识到闭关锁国政策给日本带来的危害，一个关于闭壳蛤蜊的寓言故事迅速在日本流传开来。果然，正如日本人所担心的那样，一张大网撒下来了，撒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人。

　　1853年7月8日，4艘大船突然开进了日本江户湾入口的浦贺港。这4艘大船非常特别，它们的船体被漆成黑色，烟囱里冒着黑黑的浓烟，见过它的人都把它叫做“黑船”。可以想象，黑色的船，航行在蓝色的海面上，这种颜色的反差，必然会带来几分恐怖感。随后，“黑船”的降临在日本社会中被疯传，一时变得神乎其神：“船身和三千石船类似，共有四艘，每艘船上都有三根桅杆，帆篷已经降落。这些船只能够前后左右自由航行，航速犹如飞鸟，转眼之间就看不见了。”这些“黑船”是从何而来?来到这里要干什么?这些问题，都写在了日本人充满恐惧的脸上。

　　其实，这4艘“黑船”是美国东印度舰队所属的军舰，在舰队司令马休·佩里的率领下，代表美国政府来要求日本开港的。

　　美国为什么要开着军舰来日本要求开港?这说来话长。19世纪中叶，美国国内经济稳步增长，海外贸易逐年增加。为获得更多的海外利益，美国和英国在中国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起初，美国贸易船要到达中国，需从它的东海岸起航，越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再穿过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才能抵达目的地。但自从美国占领了加利福尼亚之后，广阔的太平洋呈现在眼前，美国人找到了一条便捷的新途径，那就是开辟太平洋航线。但是，蒸汽机轮船是要烧煤的，那时轮船吨位小，技术水平低，要一口气越过茫茫太平洋，载煤量根本不够，必须中途加煤，这样就需要一个燃煤供给点，美国人看来看去，发现把燃煤供给点设在日本最为合适。同时，日本还是一个很好的商品倾销市场。

 

　　驾驶“黑船”敲开日本国门的男人——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

　　但是，美国人十分清楚，要在闭关锁国200多年的日本建立燃煤供给点，进而开辟贸易市场，必须首先打开日本国门，而要打开日本国门又必须寻找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于是，美国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捕鲸业正处于黄金时期，北太平洋的捕鲸船80%来自美国，这些船只大多活动于日本周围海域，由于捕鲸船的性能不好，遇到恶劣天气，往往会漂流到日本海岸避难，但日本人对美国捕鲸船非常反感，屡次发生虐待美国船员的事件。在日本海岸建立捕鲸船避难所，这是多好的一个借口!于是，美国就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努力。

　　从1845年开始，美国就派军舰到日本要求建立避难所，但两任东印度舰队司令，都没有实现这一愿望。

　　1852年，美国海军当局任命马休·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继续担负迫使日本开港的重任。佩里是一个意志坚定，态度强硬，而又坚决奉行扩张主义的海军军人，他曾参加过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首次使用蒸汽舰，人称“蒸汽战舰之父”。1853年4月，佩里在香港从东印度舰队中抽调4艘军舰，组建了一个小型舰队，从香港出发，经广州、上海，于7月8日驶入日本江户湾入口的浦贺港。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美国“黑船”出现于日本江户湾的缘由。

　　美国“黑船”的到来，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寺院里报警的钟声长鸣不断，战斗警报响彻日本中部。浦贺的妇女们双手合十，向神社祈求降一场暴雨，把美国“黑船”冲垮淹没。在江户，全城一片混乱，妇女儿童的哭声和武士的叫喊声响成一片。武士们不愿坐以待毙，准备冒险突袭这些“黑船”。突然，海面上出现了令美国人意想不到的场面：日本武士驾驶成群的小木船，从海岸出发，驶向美国军舰。它们将美国军舰团团围住，愤怒的日本武士抓住军舰的缆绳、锚链试图爬上“黑船”。美国水兵被这一场面震惊了，回过神来之后，他们用力摇晃缆绳，阻止日本武士攀爬。当有些日本人快要爬上军舰的时候，美国水兵用刺刀疯狂挑刺，将他们纷纷赶入大海。当天晚上，浦贺地方官员迫于压力，登上美国军舰与佩里谈判。佩里拿出美国总统斐尔摩尔写的国书，要求日本开放口岸与美国通商。地方官员不敢擅自做主，表示要向幕府请示。

　　几天后，日本幕府同意在岸上接受美国国书，日期定在7月14日。这一天，密密麻麻的日本步兵和骑兵整齐排列，摆出威武的阵势。佩里怕发生意外，精心挑选了300名能战的水兵上岸，并让身后的舰炮做好射击准备。会谈时，日本代表表情冷漠，高声宣读了政府的回文，表示接受美国国书，同时要求佩里立即离开日本海域，但对于是否同意开港通商只字不提。佩里见日方虽然接受了美国的国书，但开港的目的并未达到，有些恼怒，当即又递上了一封致幕府的信，信中说：“我认为此封国书涉及许多问题，贵方显然要用一定的时间来审议并做出决定。考虑到这一点，我期待在明年春天返回江户湾的时候得到贵方的答复。那时，美日双方应该能够缔结友好的令人满意的条约。我怀着这样的信念期待着……”

　　几天后，佩里率舰离开日本海域，“黑船”列队进行了武装示威。

　　佩里舰队离开后，日本上下被悲愤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正如当时流行的一首歌唱的那样：“名茶上喜撰(蒸汽船)，只消喝四碗，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上喜撰”是当时日本的名茶之一，其发音与“蒸汽船”相同。这首歌暗喻美国4艘蒸汽舰搅乱了日本人的太平梦，犹如喝了浓茶一样难以安眠。60岁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忧虑而死，幕府实权由首席老中、34岁的阿部正弘掌管。老中是辅佐将军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最高常设官员。阿部正弘生性懦弱，佩里临行前留下的话，让他寝食不安。

　　然而，没有等到第二年的春天，日本人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美国“黑船”于1854年2月13日，再次出现在江户湾海面上。佩里率舰队为什么要提前到来?原因是在佩里上次离开日本不久，俄国海军中将布恬廷率领俄国太平洋舰队驶抵日本，也要求开国，遭到日本拒绝。佩里获悉了俄国人的行动后，担心俄国抢在美国之前打开日本国门，十分着急，决定加快在日本开港的步伐。这次，佩里带来的“黑船”是7艘，一进江户湾便发炮示威。阿部正弘被隆隆的炮声吓得浑身发抖，主张接受佩里提出的条件。3月2日，日本派出代表与佩里谈判。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双方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及其附属条约，也叫《神奈川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的核心内容就是日本开港，开放下田、函馆两个港口，作为补给美国船只燃煤、淡水、食品等物资的基地，使美国完全达到了目的。事后佩里高兴地说，条约“虽然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最重要的一步进展”。

　　下田位于本州岛，可以作为美国太平洋贸易的中转站;函馆位于北海道，可以作为美国在北太平洋捕鲸船的避风港和补给基地。这两个港口的开放，使美国实现了开辟太平洋航线的意图。

　　《日美亲善条约》及其附属条约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从此结束了日本200多年的锁国体制，并逐渐将日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从此以后，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接踵而至，都与日本签订了内容类似的条约，日本面临同中国鸦片战争时一样的民族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天皇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幕藩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使日本由封建国家，正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这一刻开始，日本就梦想着“脱亚入欧”，就是要脱离亚洲落后国家的行列，加入到西方列强的队伍中。

　　那么，“脱亚入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先从一枚纸币讲起。

　　日本现行最高面额的纸币，是一万日元的纸币，上面印刷着一个头像。人们都知道，把一个人的头像印刷在国家的货币上，说明这个人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一定不同凡响。那么，这一万日元纸币上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叫福泽谕吉，是日本的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理论家。把他的头像印刷在日本最高面额的纸币上，说明此人及其思想在日本是深入人心的。

　　福泽谕吉出生于日本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正赶上日本打开国门的时候，他接触到了西方文明，并很快迷恋上了西方文明。他精通汉学，熟悉英语，多次受幕府的委派，出使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影响颇大的《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著作。在40岁以前，他主张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提出了一些进步思想。但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他产生了病态心理，比如他向往欺负和压迫人的快感。1862年，他前往欧洲途经香港的时候，看到一个英国人对一个卖鞋的中国人大打出手，并加以侮辱，他不仅没有产生怜悯之心，反而十分羡慕英国人这种压迫人的感觉。后来他专门写了一篇短文，记述他在香港看到那一幕时的感受，题目就叫《压制亦快乐哉》。标题的意思是“压迫人也很快乐啊”。文章说，日本不仅要像英国人那样压迫中国人，而且要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英国人。字里行间流露出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和欲望。

　　40岁以后，福泽谕吉已经从一个启蒙思想家，变成了一个黩武主义者，他的侵略扩张意愿越来越强烈。1885年，他发表了《脱亚论》一文，提出了“脱亚入欧”理论。他在文章中指出：“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也就是说，日本从地理上属于亚洲，但在思想上、精神上应该加入到“西方文明”行列。在对待中国和朝鲜的问题上，福泽谕吉则提出了强暴而无理的主张——侵略和征服。

　　“脱亚入欧”思想对日本走上侵略扩张道路，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福泽谕吉曾经说过一段让世人深感震惊的话语。他说：“我国对待中国、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方法不就是侵略吗?所以说，“脱亚入欧”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由此可见，摆脱西方列强奴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脱亚入欧”，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原因。

　　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不足，国民贫穷，要发展资本主义，必须向国外掠夺原料和开辟贸易市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动用武力，进行侵略和扩张是唯一的选择。那么，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为什么要首选中国呢?这是因为，日本环顾四周发现，向东掠夺，是太平洋东岸新兴的富强的美国;向北掠夺，北方虽也物产丰富，但已被俄国所占据;向南掠夺，尽管南亚各国物产丰腴，但已被英、法、西班牙等国家所侵占。唯独西方亚洲大陆上的中国，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中华帝国又处于落后软弱的晚清时期，虽然历经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蜂拥而上，试图瓜分，但没有哪一个列强能够独霸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国家，对日本来说，跻身列强中间，“机会”多多。

　　所以，掠夺资源和扩大贸易市场，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原因。

　　接下来就要说到文化了。谈到日本的文化，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不是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吗?怎么会滋长出侵略扩张的思想呢?这就要看看中国文化是怎样开始影响日本的。

　　在我国的先秦时期，文化已经十分繁荣，但这个时期的日本，还处于渔猎时代，农耕文明还没有产生。到了我国的秦代，中华文化开始大规模影响日本。关于这一点，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段详细而生动的记载。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秦始皇在位37年，曾5次离开都城出巡。秦始皇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时到达山东半岛的芝罘，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烟台。他在登上芝罘岛的时候，忽见在大海深处，云雾之间，出现了山川、人物等各种景象，蔚为壮观，这令秦始皇心旷神怡。其实这种景象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市蜃楼，而秦始皇却以为那就是仙境，于是勾起他长生不老的遐想。

　　有一个齐国人叫徐福，是一位方士，方士就是古代从事求仙、炼丹的人，他投秦始皇所好，说在大海之上，有三座神山，名曰蓬莱、方丈和瀛洲，上面居住着神仙，可以派人带数千个童男童女，前往索取长生不老之药。徐福还自告奋勇，愿意前往。秦始皇听后非常高兴，同意徐福从山东半岛南部的琅玡出发，出海求仙。

　　方士一般都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比如天文、地理、航海、医术等。徐福非常清楚，海上并没有什么仙山仙药，他主动出海求仙的目的，是想利用秦始皇所提供的优异条件，达到在海外构建一个理想社会的目的。可是，徐福的第一次出海无功而返。

　　9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来到琅玡，他迫不及待地召见徐福，询问是否取回长生不老之药。徐福因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而没有取得仙药，害怕受到责难，不敢说出实情，便哄骗秦始皇说：我上次出海，确实见到了海上的大神，它问我：“你是西皇的使者吗?”我说：“是。”海神又问：“你要向神仙寻求什么呢?”我说：“想求延年益寿的药物。”海神说：“你们秦王的礼物太微薄了，只许你观看，而不能取药。”于是，海神带我到达了蓬莱山，我看到了华丽的宫殿，富丽堂皇，还有面呈铜色的使者，身子为龙形，光彩照天。我再次拜问海神：“需要献上什么礼物才能取得仙药呢?”海神说：“献上童男童女和各种工匠就可取药了。”秦始皇对徐福的话深信不疑，决定派他第二次出海。这次，秦始皇满足了徐福所有要求，不仅带上数千童男童女外，还带上了粮食种子、各种工匠，以及善射的弓弩手。这次出海，徐福一举获得成功，他来到了“平原广泽”之地，可是，他并未取回长生不老之药，而是一去再不复返。

　　后来的研究证明，徐福所到的“平原广泽”之地，就是日本，具体说，是日本本州岛南端的和歌山县的熊野滩。由于徐福给日本带去了种子、农具、工匠、医药等，结束了日本人的渔猎生活，开始了农耕生活，将日本社会文明发展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所以在日本，徐福被尊为“农神”和“医神”。

　　自此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不断传入日本，深深影响着日本社会。可见，中国文化带给日本的是文明、进步和和谐。

　　日本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尽管全盘吸收了中国文化的这些精髓，但发展道路却是独立的，自身形成了若干独特的文化因素，使得日本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两面性。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的两面性生动地比喻为“菊”与“刀”。她认为，菊花本来是日本皇室的家徽，这里代表着日本文化中的爱美、尚礼、温顺和服从的一面;刀是武力的象征，这里代表着日本文化中的黩武、好斗、顽固和不驯的一面。本尼迪克特所隐含的意思是，日本的侵略扩张思想，来源于这把“刀”。

　　在这里，我不去评判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刀”在日本文化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在日本存续了680多年的幕府体制。从12世纪末期，日本就开始建立幕府体制。幕府体制就是由幕府将军掌握中央最高统治权的一种政治体制，被称为武家政治，也就是武人执政。这种政治体制，给日本社会带来三种后果：一是日本社会对武力的普遍崇尚，比如一度出现武士社会;二是不同势力之间使用武力变得很容易;三是利用武力对外扩张。

　　在日本历史上，把日本文化中的这把“刀”运用到极致的要算是丰臣秀吉了。丰臣秀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唐”指的就是中国。他还要建立一个亚洲大帝国，最后称霸世界。

　　丰臣秀吉是何许人也?

　　丰臣秀吉，1536年出生在日本尾张国爱知郡(今爱知县名古屋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长相酷似猿猴，而获绰号“猴子”。丰臣秀吉不辱他的绰号，聪明、机敏。但他小的时候并不幸福，自幼丧父，被别人收养。少年时代因与养父不和，离家出走，在外四处闯荡和奔波了十几年。在他28岁那一年，终于有了立身之地，投到了大名织田信长麾下，做了一名仆役。“名”是指土地或庄园的领主，大的领主就是大名。后来织田信长赏识丰臣秀吉的聪明才智，将他从仆役提拔为下级武士。

　　丰臣秀吉成长的年代，正是日本的战国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的中后期，大名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为丰臣秀吉提供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阔舞台。他跟随织田信长奔波于战场，战功越来越多，不断得到封地，逐渐成了一位大名，被封为关白，相当于中国的丞相，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有一次，织田信长告诉他：“汝平定中国(指日本本州)，即以其地封汝。”丰臣秀吉的回答简直让织田信长大吃一惊。他说：“臣借君之威武，迅速平定中国，而君家宿将老臣未取得领土者甚多，宜将中国分予之。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这句话表明，此时的丰臣秀吉，野心已经非同一般了。不久，他果然平定了本州，平定了九州。后来织田信长死于战争，丰臣秀吉取而代之。

　　当丰臣秀吉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野心也愈加膨胀，形成了一个狂妄的想法：吞并中国，占领印度，建立亚洲大帝国。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从1592年开始，用了7年时间，两次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当时他计划是，在开战后的第二年占领北京，并将日本的首都由京都迁往北京。

　　但是，丰臣并没有如愿以偿，在中朝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最终遭到惨败。丰臣秀吉忧忿成疾，一病不起，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国内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并没有消沉，一批学者主张对外扩张，比如儒学者山鹿素行，他自称用了10年时间，读遍了中国的书籍，在中日比较中，他提出要建立一种以日本为“中央之国”的华夷秩序。实际上就是要建立日本对中国的统治。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确立了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发展需求，更加助长了日本国内侵略扩张思想的蔓延。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为发动侵略战争构建理论体系。比较典型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福泽谕吉和他的“脱亚入欧”理论。

　　由此我们可以说，对武力的普遍崇尚和使用，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文化原因。

　　总之，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是偶然的，是深深的社会根源使然。那么，日本是如何在20余年的时间里预谋和筹划战争的呢?关于这一点，要从李鸿章的一封奏折说起。

　　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怀着忧虑的心情，给同治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奏折的内容是关于中日之间的通商问题。奏折中，李鸿章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连李鸿章自己也不会想到，它竟然成了历史学家反复引用的名言，也成了人们认识和评价李鸿章的重要依据。李鸿章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这句话，虽然不能表明李鸿章对未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它表明，李鸿章对来自日本的威胁已经有了清晰的预感。那么，李鸿章的预感从何而来呢?从奏折内容看，他的预感来自他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分析。他说，日本是“古倭奴国”，在东洋诸岛中，夙称强大，据我们中国的江苏、浙江、福建都不过几天的路程，自元世祖以后与中国不通朝贡，进入明朝以后，形成倭患，东南各省屡遭蹂躏，史称“倭性桀黠”，起初，中国禁止与之互市，明世宗时撤销了浙中市舶提举司，又四年不设置巡抚，滨海奸人趁机勾结导引，倭患遂加剧。清朝以来，朝鲜内附，声威震聋，倭寇固不敢越朝鲜而窥犯北边，也从未勾结内奸侵掠东南，根本原因在于“制驭得宜”，使其“畏怀已久”。顺治到嘉庆、道光年间，经常与之通市，江浙一带设官商额船，每年赴日本采办铜数百万斤。咸丰以后，由于广东一带内患严重，遂至中断。但江苏、浙江、福建商民前往日本长崎岛进行贸易寄居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日本商人游历中国的也很多。现在，日本见泰西各国都与中国立约通商，也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它毕竟与朝鲜、琉球、越南这些曾经臣服于中国的国家不同，它从未成为中国的属国。在李鸿章看来，从日本的秉性来看，它永远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初对日本作出的分析和判断，虽然还只是初步的和粗浅的，但却是准确的。日本在此后的政策趋向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甲午战争以前的20年间，日本在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力推动下，逐步形成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积极向亚洲大陆扩张，抢占殖民地，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划分势力范围，进而称霸世界。在“大陆政策”指导下，甲午战前，日本集中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鼓吹侵略理论。

　　前已述及，以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为代表的侵略扩张理论，在甲午战前已经形成，并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但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战争积极推动者认为，不将侵略战争发动起来，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就毫无意义，于是，他们积极地付诸行动。还是以福泽谕吉为例。甲午战争爆发时，福泽谕吉已经60岁了，但他不顾年老体弱，夜以继日地为报纸赶写时事评论。他写的文章数量十分惊人，仅从1894年1月至8月，他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132篇文章。这个时间段，正是日本加紧筹划和挑起战争的时间，福泽谕吉所发表的文章，内容都是为日本出兵朝鲜和中国鼓劲加油的，为战争呐喊助威的。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日本应该杀尽朝鲜京城的中国兵，日本海陆军应大举进攻中国，直捣北京城。这些观点与当年丰臣秀吉的主张如出一辙。

　　福泽谕吉等人用了20多年的时间，把日本推上了战争轨道，目标直指朝鲜和中国。

　　第二，制定战争方略。

　　要发动侵略战争，必须有切实可行的作战方略，而切实可行的作战方略，依赖于充分的事实依据，日本政府对此十分清楚。那么，事实依据又是什么呢?是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了解日本国情不必说，那么，怎样才能了解中国的国情呢?日本政府想到了向中国大量派遣间谍这个有效的办法。

　　日本向中国派遣间谍，始于1872年。当时，日本陆军元帅西乡隆盛等人向中国派出池上四郎等3名间谍，在奉天调查了半年之久，是为日本间谍深入中国内地之始。奉天就是今天的沈阳。回国后，池上四郎在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说：“以今日之状态，不出数年，清国将土崩瓦解。现今为我国解决韩事之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从此以后，以参谋本部为主要机关，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间谍，他们以商人、学生、普通劳动者等身份，渗透到中国各地，形成了若干间谍组织，构成了庞大的间谍网。最有代表性的是岸田吟香和荒尾精等人建立的间谍组织。

　　岸田吟香是日本冈山县人，早年从师研究汉学，是一个“中国通”。后又辅助别人编纂英文辞书，又精通英语。后来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社当了主笔，是当时日本有名的四大记者之一。岸田吟香虽然是文人，但他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赞同侵略与扩张。1874年日军出兵侵台时，他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随军记者。1877年，岸田吟香离开报社在东京银座开了一家店铺叫乐善堂，专门经营眼药水，销路很好，利润丰厚。第二年便在上海开了乐善堂分堂，不仅经营眼药水，而且还经营日用品，买卖越做越大。在做买卖的时候，岸田吟香也没有忘记思考如何帮助日本控制中国的问题。恰在此时，日本参谋本部任命陆军中尉荒尾精出任海外谍报武官，并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荒尾在出发之前就知道了岸田吟香在上海的情况，所以来到中国后他直奔上海，与岸田吟香会面。荒尾告诉岸田吟香，自己来中国的目的是为将来发动战争作准备。岸田吟香大喜，立即表示愿意提供资助，弥补官方经费的不足。二人研究决定，在中国成立一个间谍组织。

　　随后他们在汉口设立了乐善堂支店，给上海、天津等地的日本浪人发函，招募间谍。很快，一批浪人和零星间谍就汇集到乐善堂门下，在这批人中，不乏像宗方小太郎这样的知名间谍。这样，间谍组织就迅速建立起来了。后来，随着人员不断增加，岸田吟香和荒尾精又在北京、湖南、四川建立了三个支部，将间谍势力分布于中国的各个地方。这些间谍，以乐善堂为基地，以商人为身份，留着中国式发辫，穿着中国服装，说着中国话，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广泛搜集各种情报。他们的处心积虑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我们今天翻看这些历史资料的时候，无不感到震惊。比如，他们从中国人中分出6类人进行重点调查，这6类人是：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他们认为这些人在中国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掌握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兴趣爱好、财富状况等情况后，便于在战争期间加以利用。因此，日本间谍把这些人的姓名、住址、家庭成员等信息，一概加以登记。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出日本间谍组织的险恶用心。

 

　　到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始作俑者岸田吟香

　　岸田吟香和荒尾精所领导的间谍活动，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前夕。

　　日本间谍在中国的大规模活动，使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日本的决策机构，成为日本进行战争决策的不可缺少的依据。日本第一份征讨中国方略《对清作战策》就出自日本参谋本部的间谍之手。而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主要行动纲领《清国征讨方略》，也是出自日本参谋本部的间谍之手。

　　我们看看《清国征讨方略》中是如何筹划战争的。

　　《清国征讨方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趣旨》，主要介绍起草这个方略的宗旨，第二部分是《进攻方略》，规划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具体方案。其中规定的作战目标是：“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计划出动8个师团，分南北两路围攻北京。然后海陆军一起南下，进入长江，在南京拥立明朝后裔建立首都。随后，将中国分割为6块，分而治之。计划发动战争的时间是1892年。

　　这是多么处心积虑的谋划!

　　第三，扩充陆海军备。

　　为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决定实行全民皆兵。1872年11月，日本天皇颁布了《征兵告谕》，在全国推行国民义务兵役制度，规定年满20岁的男子，必须编入兵籍，以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成拥有一个近卫师团和六个野战师团，总兵力达7万人的近代常备军，还有23万预备兵。

　　由于日本政府把海军作为打败中国的主导军事力量，所以在发展海军方面更是不遗余力，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广泛募集资金。1887年3月，天皇发出号召，鼓励社会各界为海军捐款，他自己首先带头，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元，用于海防建设。并承诺在此后的6年中，每年都要省出30万元发展海军。并且他要求文武官员要拿出薪俸的十分之一，补充海军建设经费的不足。二是建造巨炮战舰。1877年4月，日本在英国订购的铁甲舰“扶桑”号下水，这艘军舰尽管只有3700多吨，但它却是日本拥有铁甲舰的开始，比清政府购买的铁甲舰下水早了5年多时间。此后，日本政府连续制定庞大的造舰计划，其中1882年的造舰计划，以8年为期，每年建造6艘，共计48艘。虽然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还是以每年2艘新舰的速度发展海军。三是引进海权理论。自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创立了海权论之后，美国海军按照这一理论加以建设，迅速崛起。由此，这一理论风靡世界。日本为了把这一理论融入它的侵略理论中，曾一度想聘请马汉到日本讲学，遭到马汉拒绝。日本并不死心，却把马汉的海权论引进日本，用于构建日本海军发展战略。四是培养海军人才。从1869年日本开始恢复各类海军学校，加速培养海军人才，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所海军学校，最初的名字叫海军兵学寮，后来改为海军兵学校。从这所学校走出了大批海军人才，其中有被誉为“明治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还有著名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在甲午战争中，这所学校毕业生，有700人参加了战争。

　　就这样，经过20多年的疯狂扩军备战，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军力全面超过中国，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已经跃跃欲试。由此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李鸿章那句名言，“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所传达出来的李鸿章的预感，是真实的、确切的。那么，面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长期预谋，清政府又作何反应呢?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0 14: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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