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时期帝国的尊严就这样被可耻地践踏
2018-04-21 14:26:05  来源：陈斌  点击：  复制链接

        帝国的尊严就这样被可耻地践踏，战败的结局终于使他从一开始就有的不祥的预感，最终变为残酷而不忍接受的泣血的事实。事到如今，一切已不能挽回，而这杯苦涩的毒酒，竟然还是必须由他亲自和血饮下。

　　对现实有着最深切清醒的判断和认识，而且还明白宿命一般无法推卸的责任，这似乎是某种来自神示的惩罚，它不允许自己仅仅沉湎于纯粹的思辨，在沉重而巨大的孤独中，唯有受虐般的承担和忍辱才可能在虚无中找到些许的安宁。

　　1895年3月24日。日本下关(马关)。一场浓雾从广岛方向的海面上缓缓飘来，逐渐淹没了这座清静整洁的小镇。晃眼一看，下关还真有些像京都。精巧的佛塔和古式的铁灰飞檐在雾里若隐若现，树丛深处的院落回荡着阵阵钟声。

　　李鸿章咳了几声，心事重重地把一本王弼笺著的《老子》放在黑色茶几上。他一大早起来洗漱、吃饭后，就端坐在室内读《老子》，连儿子李经方要进来与他商谈要事，都被他摆手喝退。往日那些流畅的语句和飞扬的评注就像被堵在一块顽石后了，他脑子里只有干巴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奸巨猾的老子。

　　李鸿章推开窗子，海腥味的潮雾和扑朔迷离的街景迎面而来，他骤然一冷，用手拢了披衣，猛咳几声，咳出一口浓痰，“吧”的一声吐出窗去。尽管从中国带来了景泰蓝的痰盂。

　　这位年逾古稀，掌着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从中国一到日本，就老了一头。花白的胡须像枯死的野草一样围在他浮肿而无表情的脸上。只有在他眯缝着的细长的双眼中，还可以看到灵活的闪光。他穿着厚重的朝服，就像一个木偶穿着戏装。中堂大人经常在心里嘲笑自己：“我难道不正是一个木偶吗?而我上演的，尽是难堪的戏。”他把那张苍老的脸贴在窗棂上，出神地听着什么。

　　此刻，这位大清帝国权力中心的主要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可怜兮兮的老头子。

　　“咚，咚。”门上响起两声轻微的敲门声。

　　李鸿章从沉思默想中醒悟过来，锐利的眼神向前一扫，说：“进来。”

　　脸色红润，保养有方的李经方轻轻推开门，小心地说：“爹，时辰差不多了。只……”

　　李鸿章正了正帽子，说：“这次谈判，真是难啊，我刚才在想皇上身边的那帮清谈家，肯定又成天在皇上面前痛哭流涕，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大骂我李鸿章丧权辱国，有负皇上圣恩，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了，你刚才欲言又止，想说什么?”

　　李经方轻声说：“爹，今日去春帆楼，儿子总觉有什么事似的。”

　　李鸿章威严地说：“咄，何事之有?今日事关重大，不可乱神分思。我们这就出发。”

　　接引寺已来了两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他们冲李鸿章鞠躬，然后上了人力车子。李鸿章面无表情，在李经方的搀扶下，缓慢走到他从国内带来的轿子旁。这轿子红蓝两色，四周有玻璃。一个轿夫把门拉开，中堂大人困难地低头弯腰，像一只蹒跚的大龙虾挤进里面。这时，中方随员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等也纷纷坐上了人力车，在警察和宪兵的严密护卫下，一长溜车队向春帆楼忽忽而去。

　　李鸿章坐在轿子里，拉开了深红色的帘幕，两眼看着雾中的街景出神。浓雾已变得淡如轻纱，一轮红日跃跃欲试地悬挂在东方。这让李鸿章很不舒服地想起了太阳旗。一个小小岛国，居然在庞大的大清帝国面前咄咄逼人;几万人马，纵横神州如入无人之境。最让李鸿章吐血的，还是他精锐的淮军与北洋舰队毁于一旦。政敌看他的笑话，百姓骂他是卖国贼，慈禧太后只知道耍宫廷权术，什么事不是叫他给兜着呢!

　　慈禧太后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那些“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封疆大吏的行动。利用“海防”“塞防”之争，拉拢湘、淮军旧将，分化曾、左、李效忠于慈禧太后个人。这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活动中处处掣肘，施展不开，变革不能彻底的主要原因。

　　以致李鸿章在《与友人书》中曾经气愤地说：“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同样是扮演“宰相”的角色，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此局。

　　美国历史学家李恩涵说：“纵观整个洋务运动30年的历程，只有李鸿章扮演了一个全国上下自强运动之协调人的角色。然而在清代中后期君权愈加集中，朝臣职能权力愈发分散的情势下，他处处饱受来自慈禧、朝廷清流，以及其他地方督抚的掣肘与猜忌。”

　　李鸿章想起写给友人的书信里的一段话：“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

　　事已至此，复能何为?

　　难道自己不是一个有着血性雄心的男儿?当初他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和而不主战?

　　人心涣散，国势式微，没有人比李鸿章更清楚中国已衰落到何等地步。

　　这是他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他从一开始就力图避免的战争。他曾经这样袒露心声：

　　“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唯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

　　为什么会败给小小的日本?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切是其来有渐。

　　堂皇的大清帝国，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风雨飘摇，如将颓的四面漏风的破屋。他也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吞吐风云的大志，但最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是一个裱糊匠而已。

　　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既以“洋务”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翁同龢师傅，以及众多分分合合的“言官”“词臣”们周旋，同时他自己也是被满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上。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也许这就是李鸿章自己没有认识到的自身的局限性。

　　李鸿章慢慢合上双眼，把来日本和谈的情况细细梳理一下，看看以后该怎么走这步棋。

　　抵达日本后的第一次会谈先交换全权委任书。会谈地点在藤野公馆，也就是“春帆楼”。

　　下关(马关)在日本本州岛的最南端，春帆楼乃是一木制小楼，位于此地一座小山丘上。

　　伊藤博文就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春帆楼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据说春帆楼的名字也是伊藤所取。他常站在窗前思考，站在春帆楼之上，可以远眺大海，目接千里，一抒浩瀚之志。

　　而在春帆楼山丘之下，便是日本的一处军港。在春帆楼上谈判，中国代表当然会看见海面上日本军舰耀武扬威，冒着黑烟，进出于军港。

　　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中日和谈的场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自然是别有一番深意。

　　春帆楼不仅有闻名的河豚宴，楼下正有要让中国代表看到的风景，它显示的是伊藤个人的成功，更可以炫耀日本海军的胜利。

　　这回全权委任书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前次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驱逐中国使节，在国际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当然，严格地说，清政府的委任书是不够完备的，但历来清政府同外国交往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不少国家都认为“日本做事太过分了”。

　　伊藤博文说：“李鸿章那张脸就是委任书，交换只是形式而已。”接着，中方提出一份备忘录，希望在谈判媾和条约之前，先议定休战条款。日方明天作答。

　　于是，第一次谈判草草结束。

　　正式会谈结束后，开始了个人闲谈。

　　春帆楼里修葺一新，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甚至为李鸿章专门准备了痰盂。

　　“10年不见了……”伊藤首相说道。

　　1885年签订《天津条约》，至今整整10年了。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机出兵朝鲜，逼迫朝鲜政府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夜，开化党人与日本人联手，在井上角一郎的亲自指挥下，按原定计划发动政变。共杀亲清之大臣6人，重伤1人。至此，所谓“事大党”诸大臣被戮杀殆尽。国王李熙被迁入景祜宫。

　　但由于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兵2000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入宫保护国王，朝鲜军民包围日本使馆。后来，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知难久持，次日自烧使馆，率兵列队迳赴仁川。”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30多名日本人被杀。

　　这次日本所参与策划的开化党人政变，史称“甲申政变”，终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

　　虽然如此，日本政府还是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不仅要向日本谢罪，赔费惩凶，而且进一步承认日本在汉城有永久驻军权。

　　当时日本主战派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伊藤博文等考虑到日本国力和军事力量准备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唯预备打仗耳!”

　　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其中规定“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便为后来日本乘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挑起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我们相见，总是为了解决问题，真想有那么一次不带任务的畅谈!”李鸿章说道。

　　“职务在身，不可能哟!上一次我也忙得不亦乐乎……对了，就是那一年……”

　　伊藤去天津，是在1885年。那年，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度，创设内阁制，他当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这10年间，贵国变化惊人，乃阁下执掌国政、经营得当所致。相比之下，我万分惭愧。我国国内发生了许多事，政治上却无所改革。也作了一些努力，不过……”

　　“各国有各国的事，日本虽有些改革，但我觉得还不够满意，力所不及呀!”伊藤谦逊道。

　　“这次的事真是万分遗憾!”李鸿章面露沉痛之色。“在亚洲，我们两国是近邻，而且是同文之国，本来不存在什么仇怨，这次竟以兵戎相见。我们愿意尽早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和平。对我国有害的事，未必对贵国有利。我不希望我们两国处于这种关系中。试看今日之欧洲，各国的军事训练都极严格，军队也极精良，但他们并不轻易发生纷争。我们两国应当学习欧洲诸国的优点，成为好邻居。我们两国使亚洲大局安定，永结友好，亚洲黄色人种今后就不会被欧洲白色人种侵略、侮辱。”

　　李鸿章很有辩才。

　　“不错!”伊藤对李鸿章的中日友好论调应了一声。

　　伊藤略微沉吟，面色中不觉有几分自得的喜色，继续道：“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日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在“明治维新”和“同光新政”以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伊藤言下之意是说日本为民主政体，有议会里的议员们牵制着，所以和谈的回旋余地不大。而中国仍是专制政体，李鸿章权力很大，谈判可以说了算。

　　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是伊藤博文在利用日本议院民主政治和他讨价还价，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

　　虽然他也知道伊藤博文这是在炫耀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有了中国没有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李鸿章还是不露声色地说：“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微露不快之色，温和的客气中却有尖酸的刻薄，道：“10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伊藤话锋一转，“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几乎是同时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

　　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是1853年;185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日本开放口岸，1857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1863年，日本萨摩藩和英军开战失败。

　　是啊，中日两国都曾经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迫寻求自强变法的维新之路，但是两个东亚“同文之国”在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努力后，为什么中国现在却输在起跑线上呢?

　　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李鸿章心中一沉，答道：“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10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这次的不幸战争，我认为有两个成果。”李鸿章探出身子，继续说，“第一，日本利用欧式陆海军组织，大大成功了。这说明，欧洲人能做到的，亚洲人也能做到。第二，由于战争，中国人从长期的睡眠中醒来了。也许有很多人怨恨日本，但我却深为感谢。若不是同日本打了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怕是还要长期昏睡下去!”

　　“噢?”

　　“日本之所以强盛起来，是因为有像伊藤阁下这样的优秀领导人。而中国，还是我这把老骨头，力不胜任。”

　　“哪里……”伊藤有点儿难以对答了。

　　李鸿章声调也变了，比以往低沉得多，说道：

　　“这次战争，缘起于朝鲜问题。日军把朝鲜全土夺到手中，又进兵我国领土之内，如真正希望永久和平，日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还应当考虑中国的名誉。天津、大沽、山海关是我国国都的门户。我认为这个方案太过分了。日军在战局上握有主动权，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一点，我们也明白，但是，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则恐怕日本得和平之空名，也将有失掉实利之虞。”

　　伊藤答道：

　　“我倒不认为这些条件超过了限度。天津等处的占领，只作为一时的担保，我们并不想破坏城镇。”

　　“我们的目的是媾和，不是休战，伊藤阁下不也这么想吗?”

　　“是的，我们希望尽早恢复和平。停战是贵方提出来的，为此，我们才提出条件。先休战后讲和，不过是中国的意向。至于日本，不休战议和也行，休战议和也行，现在提出了后者的条件，我们没准备第二套方案。”

　　“那么，请拿出媾和方案吧。”

　　“贵方不撤回休战问题，就不能拿出媾和方案。而且，请注意，一旦撤回，休战的事就不能再议了。”

　　听了这话，李鸿章犹豫了。

　　“让我考虑几天吧。”李鸿章希望宽限。

　　“考虑倒可以，不过，全世界都注视着这次会谈，尽可能快些达到会谈的目的是我们的义务，所以不能老这么拖延，三天为限吧。”

　　伊藤给了李鸿章三天的考虑时间。

　　返回接引寺，李鸿章把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绝不能答应，并叮嘱要在大沽、天津、山海关一带严加戒备。并告知：“昨日电报所说去台湾方面之五千日兵，或是开赴北方，望通告各地军队严加防范。”

　　据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次日光绪帝看了日本的休战条件，“为之动容”。

　　年轻的皇帝受到极大打击。他想请示慈禧太后，但她还在病中，不禁犹豫了。然而，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慈禧太后知道。

　　其实，日本方面征清大总督小松宫还没有出发，日军真要进攻辽西，最迟也得半个月以后。——李鸿章总算明白了事态：谈判期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何必为休战条件而增加苦恼呢?

　　伊藤讽刺中国“何至今无变更”，李鸿章自然明白伊藤博文的用意。

　　日本与中国本有同文之国的说法。实际上，从古至今，日本蕞尔小国，一直是对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仰慕和崇拜深切。

　　日本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其文字也是源于中国象形文字。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相继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中国清廷和日本幕府都遭遇了从未想到过的难堪和耻辱，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由此，中国和日本都见识了西方文明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强势。

　　日本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与大众化帝国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位于东方世界的最东方，其国小民寡，资源匮乏，由此决定了日本内在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

　　但是，历史上日本也曾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1633年，德川幕府由于害怕西方文化的威胁动摇其封建统治，颁布了以“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锁国令”。

　　但日本的“锁国令”与中国不完全相同。由于日本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西方文明的各种知识。

　　相比封闭的中国明清时代，日本江户至幕末时代的西学研究源远流长，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兰学”。

　　兰学的发源地在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长崎。“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其实是为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最早的理论学术的铺垫。

　　日本思想史家竹内好后来指出，日本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个性便是日本的个性”“日本对欧洲没有表示出文化上的抵抗，就在于日本文化结构上的这一性质，日本文化总是面向外界的，等待着新的东西到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正如同当年对中华大唐文化的学习、模仿，当日本发现现在的西方文明更具有优势之时，他们开始转而面向了西方。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指出，一个青年的成长，往往需要经过痛苦的“断乳期”，有一种俄狄浦斯似的“弑父情结”，秘密地决定了成长中的青年对父辈的传统进行背叛和断裂。

　　现在，日本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他如何看待他曾经仰慕崇拜的中华文明的传统呢?日本人做得很绝。

　　由此，“脱亚入欧”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日本人看到西方的强大实力，认识到强大才是对话的唯一实力。世界的竞争格局已经完全改变了，强大才是真理，所以他们也想像西方列强那样，用强权称霸世界。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一篇两千多字的社论，这就是所谓的《脱亚论》。

　　“脱亚入欧”这个说法，就是福泽谕吉首先提出来的，《日本政治史》的年谱中，专门给这件事列了条目，编入了在1885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可见其重要性。

　　《脱亚论》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且其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

　　《脱亚论》的观点，是把日本作为新兴的文明国，明确地把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关系，描述为文明与非文明的关系。

　　福泽说：“何时，日本一度光耀国威，制御印度人、支那人，不但仿效英人，而且辱其英人，而将东洋权柄掌握于吾国手中。”

　　《脱亚论》指出了文明是“利害相伴且利胜于害”。福泽谕吉觉得文明是西方的智德，那么文章中的文明谈的实际上是现代化这个问题。现代化的正当在哪里呢?关键就落在了“淘汰”上面。那么抵制文明，习古不化的幕府自然就是“废之无妨”。而维新政权站在了过去幕府的对立面上，正是与文明的统一。当现代化获得了正当性的同时，新政府的合法性就不言而喻了。

　　福泽笔下的亚洲主要代表国家是指日本的近邻，号称礼仪之国的中国和朝鲜。在他看来，两国“尽染陋教俗而异于我国”“于此文明日新之世，尚以儒教语人，以仁义礼智教人……道德堕地，残忍无耻”“难持独立之身”。而这些陋习在他认为也是过去日本也有过，只是因为“渐脱亚陋而始入西新”而已。

　　脱亚入欧，日本选择了与中国文化进行决裂。

　　明治维新时，汉学一度被剥夺了教学权，虽然不久又得到恢复。

　　1896年，日本学者竹越与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该书以1867年的大政奉还为新文明国日本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回溯历史的起点而叙述的日本文明史。书中日本以试图支配世界的近代欧洲文明的嫡系自居，将脱亚入欧这一理论推到极致：

　　“象形文字虽如巨石压卵一样威压日本文明，但日本全然没有被压倒，发明了独特的声音文字，其背后有着腓尼基文明之潮流。”

　　日本学者要在理论上证明日本文化是与欧洲同样的海洋文明，与“象形文字”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不是一家人。

　　日本文明没有被象形文字压倒，虽然最初采用了象形文字中的文字，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产生，说明了表音文字的胜利。日本就是西方文明在亚洲先进性的代表，所以征服亚洲成为亚洲盟主也是必然的逻辑。

　　竹越与三郎的理论，又是来自黑格尔关于东洋停滞性理论的启发。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论述以中国的政治形态为代表的东亚，“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是持续维持着历史原生形态的国家。

　　福泽、竹越与三郎等日本学者论证了日本与中国作为不同文明的巨大差异性，使用了“东亚”这个地理概念，为其强势的征服制造理论依据。

　　福泽还对用强势压制弱小进行了辩解，“虽说厌恶压制乃人之心性，而人之厌恶压制自己者，若自己压制他人则人世最高之快乐也。”

　　因此，他们可以站在西方列强的行列，对落后的东亚文明进行征服和侵略。

　　“脱亚入欧”实际就是全盘西化。

　　伊藤与李鸿章的这一番对话，是在夸耀日本“脱亚入欧”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日两国在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努力后，为什么中国现在却输在起跑线上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能说清的问题。事实上，直到现在，学者们还是各持己见，并无定论。

　　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依田熹家在《日中现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进行自己的独到分析，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依田熹家曾经提出地理决定论。

　　他认为，日本国小民寡，系列狭长岛屿组成的国土，使民众文化血缘同质度高，凝聚力强，容易进行内部组织，一致对外，对于外来侵略与刺激，敏感而迅速反应。

　　而中国面积辽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通信困难。西方列强倚仗船坚炮利入侵，波及的地区主要是沿海，内陆不能有切肤之痛，无法激发普遍的民族情绪。

　　依田熹家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有着经常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当世界的近代化以欧美各国为主导来推进时，掌握了摄取外国文化诀窍的日本方面显然是有利。”

　　而中国由于深厚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自成体系，天然有一种封闭自足的姿态。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中“华夷之辩”的观念，其实内在有着妄自尊大的嫌疑。

　　所以，中国的“西学东渐”总是不那么顺利和彻底，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非常能代表大多数人保守的认识，只是愿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民主”“人权”的概念，甚至到今天都还没有被完全接受。

　　与中国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观念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说法。但不同的是，日本的维新改革，很早就抛弃了类似中国洋务运动中“体用之争”的讨论，对西方文明的学习，超越了“西洋技艺”的坚船利炮、火车轮机等器物之道，而进入了体制改革的层面。

　　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只是停留在表层，并没有延伸到体制的层面。梁启超“惜”李鸿章之“识”，确实是如此，因为李鸿章等人并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所占据的优势，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表层，而更深入的根源确实在于深层次的现代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

　　依田熹家在书中还谈到中日两国的文化基本形态：日本是并存型，“什么都可以”，使日本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吸收外国文化;而中国是非并存型的，“非什么不可”。

　　这就造成了在摄取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

　　日本是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中国却是不肯轻言“全盘西化”。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1 14: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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