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辛亥、“现代”与“前现代”
2018-04-21 15:40:51  来源：雷颐  点击：  复制链接

       甲午中日之战中国惨败于日本，然后是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向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自然大为震惊，群情激愤，痛心疾首。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甚至文化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简略对比此时的中日国家制度，日本基本上是“现代国家”，而中国总体仍是“前现代国家”。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二十余年后，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1届众议院、贵族院开议，正式开设议院。正如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

　　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之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议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1874年政府颁布股票交易所条例，允许公债的转让与股票交易，东京和大阪股票交易所于1878年开业。1869年确定了修建铁路的方针，1870年设立铁道事务局，东京—横滨铁路于1872年首先通车。电信业开始于1869年，首先在东京—横滨之间开通电报业务，以后发展迅速，开始只供政府专用，1878年以后允许民间使用。1872年从法国购进机器，建机械缫丝厂，由法国专家指导。1880年11月，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概则》。1884年，政府再次规定以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才使处理官营企业顺利实施，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洋务运动在顽固派强大的反对下举步维艰，禁止民办现代企业，因此现代企业一直是官办或官督商办。

　　在金融体制方面，明治维新不久就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开始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到1878年，就有100多家银行，到1879年国立银行有153家，政府决定停止国立银行的发展，到1884年，私立银行与类似金融机构多达955家。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融资能力。而中国一直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因此清廷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日成立。

　　在军事体制方面，甲午战争时，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先学法兰西，不久改学普鲁士)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由传统的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证明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的是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

　　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二、后来何以居上?

　　值得进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早于日本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有关研究汗牛充栋，各种观点林林总总，难以尽道。中日现代化道路的迟速不同因素多多，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即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做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两国交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敌人武器强于己方，自己一定要千方百计学习、仿制，这本是常识，但在现代中国，这却是万不可行的罪过。林则徐提出“悉夷”就承受了巨大压力，及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受到的抨击更为猛烈，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却被斥责为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也就是说，华夏文明与夷狄野蛮之间有一道文与野的防线，师夷长技就是破坏了这道防线。所以，当时即有人说对“师夷长技”之论“举世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梁廷枏在评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夷氛闻记》中对林则徐抗英称赞有加时，却对“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表认可、甚至激烈批评：“天朝全盛之日，即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梁是广州当时对外国了解较多之士，且著书数种介绍外国情况，对师夷之说尚如此批评反对，遑论他人?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当然，林则徐、魏源为“制夷”而大胆提出“知夷”“悉夷”“师夷”，正是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日本明治维新的先驱、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深受《海国图志》影响。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佐久间象山就非常关注这次战争，不久就认真阅读了《海国图志》，非常认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感叹自己与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主要是受此启发，他才提出了对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深远的“和魂洋才”的纲领。

　　佐久间象山的学生、明治维新的先驱、思想家吉田松阴也是受到《海国图志》的刺激，在1854年为“通宇内形势”，“探知其实情”，与门生偷渡上美国船，请求带其到美国实地考察，遭美方拒绝后自首，以违反“锁国令”被幕府判入狱一年，囚于野山狱中。在狱中读书，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多次提到读《海国图志》的体会。出狱后，他在1856年兴办松下村塾，学生来自武士、商人、农民等各个阶层，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都从学于他。《海国图志》，是这些学生的必读之书。

　　《海国图志》这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日本大受欢迎，启发了日本的改革。近代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二十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广为发行。中国的大门早于日本13年被打开，但最初的现代化反应“洋务运动”却晚于日本近10年，可见中国变革的阻力之大、之难。甲午战争，就是中日两国对“被动现代化”态度大为不同的后果。

　　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向为中国轻视的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八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日本国志》当然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思想资源，1896年，梁启超为《日本国志》写的后序开篇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而今天因黄遵宪的书才知道日本、才知道日本强大的原因。但他也“懑愤”责备黄说，他“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迟不出版，使中国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为鉴、不以日本为祸患、没有准备、没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结果，人们才知道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一、“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做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明言这本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出版此书。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遵宪在呈李鸿章禀中开篇就引多年前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时要求“东西洋出使大臣，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以资考证”的规定。何况，1879年初，黄还任驻日参赞时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交总理衙门，几个月后总理衙门就将其刊印;1884年，总理衙门又刊行了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显然，黄希望、并认为应该、且很有可能由总理衙门来出版《日本国志》。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做了推荐。他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精深考，于彼国政法从西原委，订正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医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当然，他认为虽然日本努力学习西方也仅得形似，所以并不能从这一部专写日本的书中看清世界大势。但他仍认为这部书对日本的“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朝鲜国记》相提并论，且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张之洞还将此书与总理衙门几年前印行的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略作比较，认为互有短长，“二书皆有用之作”，但“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实为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书，自应代为咨呈，以备查核”。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二、事出有因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做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二十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畲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二十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而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总理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在西方的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国被列强侵略，郭书中却指出它们有长处，“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内外臣工“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但今日郭嵩焘的言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正如有人所言：“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指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为语及详情，不乐，诟毁之。”但奕、李鸿章等却对郭表示支持，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而总理衙门在1879年能刊印黄任驻日参赞时的《日本杂事诗》、1884年刊行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总理衙门印书的“价值取向”。黄遵宪1877年秋到日本，1879年初即写成《日本杂事诗》。此书可说是他“初来乍到”之作，当时他一方面仍有中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一方面对明治维新了解不多、对日本的新变化还有些看不惯。这些在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如对日本“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颇有微词，与日本不满变法的保守人士更有共鸣。1890年黄遵宪在驻英使馆参赞任上曾作《日本杂事诗自序》，明说二十余年前的旧作“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自己与日本保守人士来往较多，受其影响，对明治维新的看法有偏颇，“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后来在日本“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所以早先的《日本杂事诗》与几年后的《日本国志》有“相乖背”之处，现在“偶翻旧编，颇悔少作”。这正说明，早年的《日本杂事诗》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确”，所以总理衙门敢出;而后来的《日本国志》与朝廷的“政治正确”不符、甚至相反，有《使西纪程》深刻教训的总理衙门自不敢出。同样，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是介绍日本军事的情报，与诸如对明治维新制度等价值性评论无涉，所以总理衙门敢出此书而不敢出高度赞扬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志》。

　　更令人失望的是，黄遵宪请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时，距《使西纪程》风波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1890年，即李、张转黄遵宪书一年之后，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朝廷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三、“先生之言尽验”

　　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康有为深受《日本国志》启发影响，给光绪皇帝上书中经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许多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有些甚至直接抄录原文。1898年2月，变法前夕的光绪皇帝阅读《日本国志》心情更切，曾两次亲催亲信大臣立刻进呈。

　　黄遵宪当然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奔走京师、上海，参与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1897年夏，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巡抚陈宝箴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时务学堂”，培植变法人才。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也是黄遵宪建议的。1898年8月，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但还未成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缉拿维新派，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被扣。由于英、日两国干预，黄遵宪才免于治罪，罢官回籍。1905年初春，黄遵宪在家乡郁郁病逝。后来在写给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不必遗憾、感叹《日本国志》晚出了几年。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前数年出版，其命运很可能与《使西纪程》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未引起《使西纪程》那样巨大的政治风波，此书也不会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重视。以为此书早出几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祸，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之叹，还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甚至连被动的变革都会被拒绝，如戊戌维新的被镇压。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反映了清王朝的命运。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1 15: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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