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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起,战云密布 日本的明治黩武与大清的风雨飘摇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2018-04-21 15:43:42  来源:袁村平  点击:  复制链接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前660年,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

  继位,这是日本传统纪元的开始。 593年,圣德太子为了压制豪族,加强皇权,进行“推古朝改革”。打破了旧的官阶世袭制,制定出一套社会生活行为准则《十七条宪法》,为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创造了条件。645年6月12日,以大中兄皇子为首的皇室和以中臣镰为代表的一部分贵族,力主改革,效仿中国隋唐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他们发动政变,改名大化,颁布诏书,实行改革,使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经过一系列改革,日本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从710~ 784年,因其以平城京为都而称为奈良时代,这一时期日本注意吸收中国文化,佛教迅速传播,多次派遣唐使和留学生来中国。

  到十二世纪,移居地方的皇室后裔——平氏和源氏势力渐强,关西的豪族飹依附平氏,关东的豪族依附源氏,形成两大武士集团,并为了争夺权力而展开斗争。直至1167年平氏获胜,首领平清掌握了大权。

  1180年,源氏首领源赖朝利用武士阶层对平清盛的独裁的不满而起兵,于1185年攻灭了平氏,并于1192年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始了镰仓幕府时代(1192年~ 1333年)。

  之后的室町幕府时代(1333年~ 1573年),将军权力削弱,各地守护大名割据一方,导致了混乱的战国时代(1467年~ 1573年)。在丰臣秀吉

  统治的战国时期,实行了清丈全国土地、没收民间武器、奖励对外贸易和限制天主教的传布等一系列政策。但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

  在关原大战中打败了丰臣秀吉的联军,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建立江户幕府,并于1615年攻陷大阪城,灭绝了丰臣氏,保证了德川氏政权的稳固,重建由将军直接掌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但是江户幕府一别丰臣秀吉的政策,在1637年颁布《锁国令》,禁止国民同外国贸易和交流产,从此日本进入了“锁国时代”。

  明治维新:日本强国之路

 

  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

  日本的“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亦严禁基督教传播。只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这为影响日本深远的“脱亚入欧”思想的萌发起到了积极作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刺杀与西方势力勾结的幕府当权者;袭击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进攻西方列强船只等。在此期间,尊攘派对幕府尚存幻想,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统治要求,并受到幕府军队与西方列强的严厉镇压,最终失败。尊王攘夷运动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

 

  倒幕运动

  1866 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 》。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明治维新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措施。这次改革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也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为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风雨飘摇的大清政府

 

  明治天皇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清朝并没有在一瞬间堕落到底,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我们知道,清政府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是因为此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准备她在1894年的六十寿诞,将这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天年”了。

  与因为改革而蒸蒸日上的日本相比,此时的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加上日本国家危机意识一直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定会不断向外索取,清朝已不能避免一战。

  战争前的冲突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日本侵略清朝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早在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1871年,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后来,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日本于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实在可惜。

  尝到“甜头”后,日本又按照其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开始侵略清朝的另一个属国——朝鲜。1876年,日本先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为了步步吞并自己旁边的这个小国家,条约第一条即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样就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让朝鲜先脱离清朝的怀抱,然后再私自揽入怀中,充分暴露了日本并吞朝鲜的野心。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但日本还是如愿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清朝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这次政变。但日本人还是利用了清廷的昏庸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日本就这样步步为营,就算败了却也有收获,等到清朝惊醒时,已经病入膏肓,这就为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朝鲜东学党起义

  民族危机与东学道

 

  甲午战争之前冲突图

  日本的躁动跟国际形势也是有关的,欧美列强对外侵略的主要目标就是它们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打败并强迫开放国门的亚洲封建国家,而重点目标就在东亚地区的中国(大清帝国)、朝鲜等地。

  欧美等列强已经对中国交锋过,他们在与中国的战斗中明白,虽然中国已被打败,但由于清政府的实力仍存,并且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了一定的富国强兵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控制。

  柿子专挑软的捏,这样的广泛认知“祸害”到了朝鲜,实力更弱的朝鲜成了首要的受害者,列强加大了对朝鲜的侵略,将朝鲜变为其角逐场所。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在其中,犹以朝鲜近邻日本的侵略最为严重。

  日本成为朝鲜最大的掠夺者。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不少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韩论”。 1885年~ 1890年,朝日贸易额占了朝鲜对外贸易额的80%,日本投机商廉价收购朝鲜大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然后运到日本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同时,日本则在朝鲜市场上高价倾销粗劣纺织品,获取巨额利润。

  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日本资本家还控制了朝鲜的金融业、海运业、渔业。朝鲜的城乡手工业开始解体,朝鲜农村阶级分化的过程加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经过日本等国的盘剥,原本就十分贫困的朝鲜人民生活雪上加霜,民族矛盾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激烈。

  这真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国际形势!树木是从根部开始腐烂的,朝鲜封建地主阶级没有吸取清王朝和日本在与西方列强战争中被击败并被羞辱的教训,依旧横征暴敛,不思进取,致使人民生活日益贫苦,不得不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当时朝鲜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朝鲜这个时候跟清政府的腐败方式有得一拼了。朝鲜的中央政府荒淫腐败,以卖官鬻爵来维持财政收入,就连科举也成了交易市场,地方官吏和农村土豪更是巧取豪夺,横行霸道,到处是权钱交易,贫富悬殊空前严重,朝鲜的社会矛盾就像干柴一样不断累积。朝鲜统治者对内骄奢淫逸、对外妥协卖国的这些行为都极大地激化了国内的矛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深受多重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日俱增,起义反抗的意识日渐形成。

  1885年~ 1894年间,朝鲜官方记录的较大规模的“民乱”就有38起。农民领袖全琫准就是这样一位试图改造朝鲜的仁人志士。

  全琫准(1854年~ 1895年),是朝鲜西南部全罗道古阜郡人,他出生底层,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的感受,他知道,一个腐朽的统治阶级带给人民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必须推翻旧的政府才能挽救像自己身边那样的普通民众,于是很早就萌发了反抗的意识。

  全琫准的人生离不开自己父亲的影响,父亲全彰赫的事迹对他人生的选择起着关键作用。全彰赫为人正直,秉性刚强,因为不满郡守横征暴敛,率众袭击郡衙,不幸被捕牺牲。全琫准以父亲全彰赫为榜样,立志拯救苦难的民众,最终促使他领导人民反抗地主阶级腐朽统治。

 

  全琫准

  东学道是当时朝鲜流传着融合儒教、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宗教,其主旨是提倡东方之学,作为“本土教”,与当时在朝鲜流行的西方的天主教相抗衡。另外,东学道还以“人乃天”为教条,反映出反封建的平等思想。

  但是这样一个宗教却并不被政府认可,东学道从 1860年创立起就被朝鲜政府当作“左道”、“邪教”而严加禁止。不过东学道通过一系列的宗教宣传,提出了“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很好地迎合了在贫苦的农民的斗争需要,因而在贫苦大众中具有极大影响。因此,这个宗教得以在地下迅速传播,并成为一股暗涌,等待时机掀起波涛。

  1893年1月,数千东学道徒在全罗道参礼驿集会,展开了“教祖伸冤”运动。同年3月,东学道徒麇集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在王宫景福宫光化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东学道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的外国人(除中国人以外)。

  4月,上万名东学道徒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集会,公开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后来被朝鲜政府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强制解散。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大规模武装起义的爆发已酝酿成熟了。

  时势造英雄,全琫准认识到这种思想能发挥巨大的鼓动作用,于是在 1874年(一说 1890年)拜见了东学道教主崔时亨,并成为东学道信徒。

  加入东学道后,全琫准通过大量发展东学道的道众,四处宣传东学道的教义,为发动起义做了准备,到 1894年领导起义时,全琫准已是东学道在古阜郡的接主(首领)。

  势如破竹

 

  甲午农民战争

  国内矛盾激化、受外来侵略爆发的民族危机,再加上东学道的传播和全琫准等仁人志士的积极推动,朝鲜就像一间充满煤气的房间,只差一点火花。一旦有人点火,势必引发剧烈的爆炸。

  点火的人在哪里?他就是全罗道地方政府。他们压榨百姓的行为就是甲午农民战争的导火线,于是朝鲜甲午农民战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经过五天的准备,1894年2月15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十日),古阜、泰仁上千名农民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蜂拥向衙门冲去。群情激愤的人们高举着鸟枪、长矛、大刀、铁叉、锄头、木棍,有人把平时供在厅堂里的祖传宝剑也拿了出来。赵秉甲闻讯,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逃走。

  起义军占领郡衙后,惩办贪官污吏,烧毁地契、奴婢卖身契,释放狱中无辜百姓,打开仓库,把非法强征来的水税米退还给农民。

  如此势如破竹的一场起义,参与的农民仅仅十多天便作鸟兽散,不得不让人叹息。

  之后的古阜郡守朴源明和政府派来处理“民乱”的按核使李容泰对待农民更加苛暴。

  于是全琫准等人又于4月25日(阴历三月二十日)率领农民起义,占领白山,以其为大本营。起义军捣毁官衙,开仓济民,并于4月30日(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在白山举行大会,提出了“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等四大纲领,还在檄文中表示要“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基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史称“白山倡义”。

  东学起义军的主张赢得百姓们的支持,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越来越多,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3000多人,武器也大有改善。

  不久,全琫准被推举为总大将,自称“绿豆将军”,金德明为军师,两个大将孙华仲与金开南各领一军,兵锋直指全罗道首府全州。

  东学军并不像之前暴动的农民,他们纪律异常严明,规定不准吸烟,不得奸淫妇女,不能损坏农田,违者严厉惩处,对于两班、吏胥、地主、土豪则十分严厉。

  5月7日,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派250名全罗监营兵和1000多名雇佣的褓负商进攻白山,企图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东学军在全琫准的指挥下成功击退了官军,迫使其退守全州城。

  “官军败了!”消息传到汉城,朝鲜统治者惊恐万状。要知道,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况且,全州供奉有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和丰沛楼。供奉祖宗的庙被敌人占了,这怎么了得?

  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急派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800名京军携枪炮弹药乘坐清朝北洋水师的平远舰和朝鲜的苍龙、汉阳两火轮从海路开赴全州,又命200名京军从陆路攻打东学军。

  金文铉见大批京军来援,以为东学军即将崩溃,便抢先发动进攻,却没占什么便宜。

  5月10日拂晓,东学军趁天还未亮,便在黄土岘组织一场袭击,官军大败,死伤800余人,领兵官李璟镐被击毙。东学军在黄土岘战斗中缴获枪支600多杆,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士气也大大提高。

  洪启薰在南下途中先向东学军发出招降书,威胁利诱。但全琫准不但拒绝投降,还率军偷袭灵光县,生擒守城军官黄万基。洪启薰一看招降不成,决心用武力镇压。他的部队经过了美国教官的新式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西方新式武器的军队。然而此时洪启薰率领南下的800名京军,一路上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开小差不断,到5月11日抵达全州城时,只剩下470余人。洪启薰感到东学军声势浩大,便密奏国王,建议借外国兵镇压。朝鲜高宗害怕引狼入室,不敢轻易借兵,只派黄宪周督带300名壮卫营士兵与200名江华火枪兵支援。援兵还未到达,两军已在长城郡月坪洞交火了。原来洪启薰到达全州后,全琫准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与官军正面交锋,拖着官军从灵光到兴德,从兴德到咸平,然后转进长城郡。东学军在城南月坪洞扎营。官军长途追击,疲于奔命,士气更为低落。

  1894年5月27日,洪启薰率军追至月坪洞,只见丛林密布,郁郁葱葱。洪启薰害怕埋伏,便先派小部队试探虚实,自己躲在后面观察动静。官军哆哆嗦嗦地走进树林,只听喊杀声起,吓得回头就跑。洪启薰一看,从林中冲出的东学军老的老、小的小,大多拿着大刀、长矛。他顿时壮起胆来,跳起来大叫:“冲上去!”官军无奈,只得掉头冲锋。东学军却仿佛不堪一击,纷纷逃散。这一下洪启薰意气风发,指挥官军全力追击。不料,洪启薰中了计。原来全琫准早已知道官军武器精良的优势,便决定将主力部队埋伏在黄龙江一带,另派小股军队诱敌深入。官军追入树林后,行至黄龙村,无数埋伏已久的东学军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顿时杀声震天。官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武器扔得满地都是。官军伤亡200余名,洪启薰抱头鼠窜。长城郡会战,东学军大获全胜。

  东学军乘胜进军全罗道首府——全州城。5月31日,东学军占领完山,逼近全州,以缴获的野炮向全州城内轰击。此时,全州的军队全部被洪启薰调走,城内无兵驻守。观察使金文铉弃城而逃。6月1日(阴历四月二十八日)全琫准率军入城,没收官衙及土豪财富分给贫民,并严禁伤害百姓,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当时一名叫金允植的政府官员曾这样描述东学军的军纪:“每于对敌之时,兵不血刃而胜,首功;虽不得以而战,切勿伤命为贵。每于行阵所过之处,勿害人物,孝悌忠信之人所居之村,十里内勿为屯住。”

  全琫准占领全州后,忠清道和庆尚道的东学道徒群起响应,东学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不久全朝鲜各地的东学道徒也纷纷揭竿而起,东学军规模空前盛大,已席卷了朝鲜全国五分之三的土地、拥有十多万武装力量了。

  东学军占领全州后,洪启薰曾多次猛烈炮击全州城,东学军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但也抵挡了官军的攻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根据兵曹判书闵泳骏的建议,国王高宗一面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求援,于是清政府派遣叶志超和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500人于6月8日左右陆续在忠清道牙山登陆,准备镇压东学党起义;一面将金文铉、赵秉甲、李容泰等人革职查办,任命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金鹤镇为全罗道观察使,向东学军求和。

  东学军领袖全琫准等人鉴于继续对抗会引起外国武装干涉,便放弃了“驱兵入京”的计划,同意和朝鲜政府谈判。

 

  清军进入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情景

  清朝落入战争“圈套”

  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方针早就定下来了,而且为此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1893年4月,川上操六的朝鲜、中国之行,使日本“对清国作战计划,于此际已成熟于彼脑海之中”,并得出“中国不足畏”的结论,对日本朝野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寻找战机,川上密令泷川具和等人关注清廷动向。泷川侦知清政府大举筹备“万寿庆典”的活动后建议:“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宗方小太郎也指出:“根据鄙见,我日本大多数人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等的统计比较上断定胜数,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可见,日本自信能够战胜中国,但是并没有狂妄到一口气吞下中国。中国有句古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日本人在“气”上足以将中国打败,“制其全胜”。他们缺的仅仅是一个契机。

  现在,契机来了。日本政府早就密切注视朝鲜局势的发展,等待出兵朝鲜的时机,然后制造挑起中日战端的借口,这样就能借口对中国宣战。如今,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当东学军不断胜利进军时,日本间谍组织“天佑侠”便潜入东学军内部,藉此刺探情报,分化义军,同时挑动中日冲突。

  对这场战争来说,可能只有中国政府自己没有对胜负有过自己的预测,他们还沉浸在“天国上朝”的美梦中,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除了日本,其他国家的人也对这场战争表现出了巨大兴趣。英国人赫德曾预测中日两国的胜负,他说:“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

  不得不说,赫德的分析不是空穴来风,对日本人来说,只有“速战速决”才有可能取胜。因此日本一天也没耽搁自己的情报工作,说白了,他们输不起。巧的是,日本情报人员在深入了解清廷的虚骄腐败的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潜在的物资和人力优势,他们也提出“速战速决”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宗方小太郎说:“今日之事,唯有突击一法”。

  朝鲜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日夜都在窥探中国方面的举动。他们根据长期侦查经验断定“妄自尊大、死爱面子”的清政府一定会派兵平叛,便建议政府采取相应对策挑起侵华战争,清政府就这样落入了日本制定的战争“圈套”。

  三、短兵相接,中日的和与战

  战前冲突

  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日本第一个侵略的矛头就是中国台湾。 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准备以琉球为跳板进攻台湾。日本天皇下诏,单方声称琉球为日本藩属。1874年,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竟称琉球是日本属邦,并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当时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日军失利。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银50万两,才从台湾撤军。日本于 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

 

  新闻报报道牡丹社事件

  随后,日本又按照其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 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公然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充分暴露了日本并吞朝鲜的野心。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但日本还是如愿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 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这次政变。但日本人还是利用了清廷的昏庸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这就为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两国军备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悄然发生了变化。这段时间,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故自 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 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在 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 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而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清政府结合自己一直以来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断定,西方人并不是想占有我们的土地,而只是想在贸易上多沾点便宜、谋些钱财,有了这种心思,根本就没有意识应该在军事上多防备虎视眈眈的敌人。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从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之后,就再也没有扩充实力,没有添加任何船舰。军舰都有一定的服役年限,没有新的军舰加入,老的军舰慢慢老化,战斗力自然不如日本新制造的军舰。相对于日军船舰,清政府的战舰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年人,火力弱、射速慢、航行速度慢。北洋海军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家基地加起来有舰艇25艘,官兵4000多人。但是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被我们都知道的一件历史事实就是,为了准备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诞,将北洋水师用来购买枪炮弹药的军费修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天年。中日两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中国失败的命运。

  爆发

 

  威海卫港内的北洋水师舰队

  战争的导火索终于来了,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

  清朝没有识破这是日本的阴谋,于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500人于6月6日左右在朝鲜牙山登陆,在此安营扎寨,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1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当时聂士成就向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建议迅速撤兵,这样便使日本在朝军队陷于孤立,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也会自动撤军。但李鸿章迟疑不决,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得知清廷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日本政府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

  1894年6月8日起,日本一方面派先遣队400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在朝鲜仁川登陆;另一方面,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清日两国撤兵,但清朝要求日本军队先撤兵。大鸟圭介也向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口头表示撤兵。然而日本援军反而不断增多,直至10000多人,果然,大鸟圭介开始不断挑衅,一会儿否认朝鲜是清朝藩属国,一会儿又提出中日两国一道“协助”朝鲜“改革”内政。

  都欺负到家门口来了,清朝和朝鲜都严正驳斥和拒绝了日本的这些无理要求。但日方的目的已经达到,它一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为战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同时,日本也终于找到借口,挑起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7月期间,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已经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朝廷里也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光绪帝老师)为首的主战派(帝党),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后党)。

  李鸿章明知日本的狼子野心,却并未认真备战,而是一味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由于前述的各国利害关系,美、英、俄只是对日本表示“谴责”而已,调停均告失败。

  日本唆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控制了朝鲜政府后, 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北洋水师的战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悍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丰岛海战后的残骸

  知识点链接:日本的武士精神

  日本的武士精神由来已久。7世纪的“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上,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斗争日益激烈,武士阶层逐渐形成。11世纪末,日本封建领主源义家担任陆奥守时,曾平定当地一次内乱。源义家向朝廷请功,遭到拒绝。源义家便自行对家臣论功行赏。

  树大了,停的鸟就多了,这个举动赢得了人心,关东(今东京一带)武士纷纷投靠他,与其结成主从关系。从此,武士阶层的基础在日本正式形成。久而久之,这种武士阶层的思维、道德和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疯狂崇尚切腹

  “武士道”不是日本人生来就存在于基因里的。明确出现“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江户时代( 1603年~ 1867年)初年。

  但是,早在始于8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就已出现“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称谓,即武士道的雏形。它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略地,是典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

  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后,设立御家人制度,进一步以仪式和法律形式确立主从关系,武士的政治地位开始上升,武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强化,儒学、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等思想开始成为铭刻在武士心灵深处的法典。此时的武士道同样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之道,但是,它更强调献身精神和礼仪。最典型的是,死的倾向被美化,切腹自杀成为“光荣的解脱法”。

  当时对切腹的崇尚已到了疯狂的境地,以至于在切腹的体位和方法上还有多种区别。其实,武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切腹动机归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名誉,换取子孙后代在武家社会的权益。

  “武士”并不总是以“武”为生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由“武”及“文”的过程。江户时代前,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江户时代的200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主要公务转化为行政事务。武士道的基本内容转化为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

  这些基本内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政治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无一不是在培养为主君建功立业的技能和“品格”。其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起统帅作用。

  本质是残酷无情

 

  切腹

  这种“忠诚”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

  让我们来说说“赤穗47浪人”复仇事件。 1701年,江户城的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长矩自杀。浅野的47名家臣成为浪人,又合谋杀死义央,然后自杀殉主。这一赤穗事件成为日本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竞相表现的“忠臣藏”主题。

  武士道中的这种“忠诚”精神与武士的死亡观有关。《叶隐闻书》是日本武士道的古典,所表现的正是武士道中的毫不留恋的、毫不犹豫的死亡观。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想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一一斩首。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搞的“百人斩”正是这种残忍的典型。武士道中讲述的许多行为,本质上都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的。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武士退出历史舞台而画上句号,反而从中世纪的武士道中推陈出新。

  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组成。 1871年和 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这样,武士道逐渐演变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成为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

  比如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常常采用“肉弹攻击法”,即以己方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计伤亡地连续冲锋陷阵,迫使对方最终丧失战斗意志而崩溃投降,让士兵用鲜血和生命去填平“胜利道路”。

  对外侵略的精神工具

  20世纪,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中武士道的核心价值——“忠诚”进行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地对外侵略、掠夺,获得的巨大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当前,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来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中的传统模式。这足可见武士道对日本的影响之深。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1 15: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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