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
2018-04-21 15:55:40 来源：邢超 点击： 复制链接
如果让我选择一个词来形容晚清那个时代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倔强。“倔强”在词典中的意思是：性格刚强不屈，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为外力所改变。那个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具有这种鲜明的特性。
晚清时代的人们大都是倔强的。曾国藩是倔强的，他的行事名言是“打落牙齿和血吞”，“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没有一股倔强的劲头，他和他的湘军是到不了南京城下的。李鸿藻也是倔强的，他的母亲去世后，他坚持按照惯例丁忧27个月，不怕为此失去慈禧对他的器重，不怕失去军机大臣的权位。吴可读更是倔强的，他认为慈禧立载湉为帝不合祖制，后来服毒自杀以死相谏。在那个时代，到处都是“认死理”的人。
所以，那个时代也呈现出倔强的气质。整个社会在西方文明袭来的时候，表现出保守、顽固的态度，这是晚清“倔强”的主要表现形式。咸丰帝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为此不惜和英法两国开战;倭仁、李鸿藻、叶名琛等士大夫，他们排斥西洋器物，反对社会变革，顽固得几乎不可理喻;广大民众对西方事物始终持排斥的态度，“反入城”事件、“教案”、义和团运动接连爆发。当然，这种“倔强”严重阻碍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
晚清“倔强”的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为士人们把儒家学说视为信仰，对中华文明守望、坚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这种“倔强”是现在的人们常常忽略的，实际上，它同样改变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比如，曾国藩等人建立湘军，打败太平军，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场胜利;清帝国(包括重要的属国)每每遭遇外国侵略的时候，士大夫们往往齐声喊打，主张“寸土不让”，只有李鸿章等少数人主张克制。
其实，李鸿章也是一个极其倔强的人。他是一个对洋务充满兴趣的实干家，对他来说，晚清的社会就像是一个泥潭，几乎每做一件事情都要遭遇环境的掣肘，众人的反对。而李鸿章像是一个倔强的斗士，在一个“泥潭”中不避艰难，倾力实干，在中国近代史上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李鸿章身上，与倔强的性格相伴随的是强烈的担当意识，而担当意识是他将洋务进行到底的内在动力。《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人皆唾骂他，称之为“汉奸”。当时的李鸿章已是古稀之年，有人劝他，“索性退休算了”。李鸿章说：“事情败了，我要退了，国家靠谁呢?”即使要倒下去了，李鸿章身上的担当意识也没有去除。
在晚清的士大夫中间，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不但在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身上，甚至在李鸿藻、吴可读、翁同龢等所谓的“顽固派”的身上，这种担当意识是如此鲜明地存在着。中国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他们奢望在社会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脊梁支撑起没落中的清帝国，而支撑他们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情怀。
很多人或许不会意识到，中国今天仍然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状态，实际是得益于晚清的倔强。从整个的世界历史来看，19世纪是西方势力肆虐的时代，印度、奥斯曼等古老大国要么被征服，要么分崩离析，只有清帝国基本保住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留给后人1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中独立出去)，这与晚清所表现出的“倔强”是分不开的。
我试图寻找晚清“倔强”的原因。后来，我逐渐发现，晚清的“倔强”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缘、历史、人文等各方面的原因，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异常坚固和坚韧的，它通过意识、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方式与绝大多数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正是因为中国曾经经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社会在向近代化、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才充满艰难，命运多舛。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我们应该用平常之心、同情之心去看待晚清那个时代。实际上，在晚清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困惑，都有难以言表的苦衷，极力挣扎又互为障碍。在充满惯性的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显得毫无力量，但是他们都有所坚守，有所向往。
另外，我们应该看到：晚清时期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倔强”没有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它贯穿于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人们在那个时候拥有的困惑，我们今天同样拥有。比如，如何看待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华文化，中国应该如何与世界相融合，如何解决进步与稳定的矛盾，如何平稳驶出历史的“三峡区”。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说，我们两只眼睛看晚清，就是两只眼睛看自己!
第二次鸦片战争仍然是两种权威的较量：中国皇帝仍然把自己看作是天朝的君主，而欧洲人已经习惯用枪炮解决纷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次战争的后果是惨痛的：大片的国土被割让出去，圆明园被烧了，咸丰皇帝死在了热河，再也没有回来。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次猛烈的撞击，感觉到疼痛了，王朝才有了一些振作：和西方平等地交流，尝试着和洋人打交道，小心地和外部世界相融合，所谓的“洋务运动”也在几个有权势的人手中逐渐开展起来。
第一章 一个人的战斗
他是一个倔强敬业的人
咸丰帝，即爱新觉罗·奕，是标准的苦命皇帝。首先，他10岁的时候亲生母亲便去世了，此后由静皇贵妃，即奕?的亲生母亲抚养。再有，因为幼年时骑马受伤，落下残疾，奕有些轻微的跛脚。应该说，这样的幼年经历对其性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奕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奕?一起长大，却远不如奕?聪明、机灵、勇敢，在争储方面处于劣势。所以说，奕从小便命苦。
但是，奕有一位好的老师，工部尚书杜受田。杜受田深知道光帝的心思、喜好和看人标准，嘱咐奕不要和弟弟在才干方面争高下，要“藏拙示仁”。据说，道光帝曾经和奕、奕?兄弟俩一起打猎，看到奕?满载而归，奕詝却两手空空，便向奕询问原因。奕说：“春天是动物繁衍的季节，这时候去猎杀它们，实在是残忍，我不忍下手。”
道光帝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皇帝，被奕刻意表现出来的仁爱之心打动了。后来，他便立奕为皇太子。1850年，道光帝驾崩。奕继位，颁布诏书，以第二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他被后人称为咸丰皇帝。不料，咸丰帝刚刚登基，洪秀全等人在广西举起造反大旗，对北京城里的满族清贵族形成很大的威胁，太平军的北伐军甚至打到了天津。从此，咸丰帝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境地，直到驾崩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太平天国被平定。
从咸丰帝的一生去看，他在处事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意气用事，二是胸无韬略。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有这样两个特点是大忌，会给国家带来大祸。咸丰帝登基之后，对于外国人，马上显示出比他父亲更为强硬的态度。他罢免了一些对外国主“抚”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穆彰阿和耆英。穆彰阿被罢免了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永不叙用;擅长处理“夷务”的耆英被降为五品顶戴。
太平天国起义很快爆发了，整个朝廷的注意力转到了广西、湖南、长江流域，好在西方人没有趁机滋事。实际上，西方人对清王朝并非没有怨言，只是引而不发。《中英南京条约》订立之后，中英双方的纷争持续不断，甚至因为“反入城事件”发生武装冲突。英国人的不满主要是：中英双方的贸易量受通商口岸的限制;鸦片贸易没有合法化;英国公使不能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往来。
英国人之所以没有马上翻脸发作，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英国人看到中国内乱爆发，担心向清王朝施加压迫，会导致中国局面更加混乱，这对于英国在华贸易是不利的;另外，英国人也在耐心观察整个战局的变化，观察太平天国对于西方的态度，希望在局势明朗之后决定自己的一系列政策。
第二个原因是英国人在等待“修约”的时机，想通过修改条约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中英双方并未在已经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可以对双方的条约进行修改，只是《中美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英双方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其中准许英国人“利益均沾”，英国人便认为自己有了12年后“修约”的权利。《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于1842年，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人在1854年便可以要求清政府修改条约。
经过初步试探，英、法、美等国公使感觉太平天国对他们的态度并非友好，太平天国未来的形势也不被看好，所以西方国家仍然承认清朝政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进入1854年，英国政府要求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4月17日，包令照会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进行“修约”谈判，同时提出准许外国人进入广州、租地等清政府一直未予答复的要求。
叶名琛，湖北汉阳人，1807年出生。1835年中进士，接着被选入翰林院。1838年，叶名琛被外放做官，曾经在湖南、江宁、广东三地任布政使，1848年授广东巡抚，时年只有41岁。1852年，徐广缙赴任湖广总督，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第二年，改为实授。从这份履历看，叶名琛的仕途非常顺利。
叶名琛是个怎样的人呢?《清史稿》说：“名琛，性木强，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勤奋敬业、倔强自负的人。
叶名琛对待西方人的态度是颇为强硬的，因为皇帝对外国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耆英主“抚”，在咸丰帝登基后失去了原来的职位;他本人追随徐广缙，不向英国人示弱，被加官进爵。看到如此鲜明的对比，谁都能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接到包令的照会，叶名琛拒绝了英国人入城、租地的要求，对“修约”之事不予答复，为了不让英国人乘机进城，他甚至不愿在广州城内接见英国公使。
为什么被称为“亚罗战争”
遭到叶名琛的拒绝，英、法、美三国决定共同采取行动，前往北京，向清廷直接提出“修约”的要求。英、法、美三国之所以走到一起去，能够形成联合阵线，是因为清政府和三国签订条约的时候，本着“一视同仁”的想法，允许他们“利益均沾”。
1854年10月15日，三国代表一起北上，到达天津海河口，在那里向清朝皇帝提出“修约”要求。英国人的要求有18款，主要是：中国内地全面对外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意英国公使进驻北京;重新商定关税则例;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等等。美方代表向清政府提出11项“修约”要求，远远超出“稍有变通”的范围。
咸丰帝态度强硬，只是同意可以就三两个枝节问题双方商量，其余要求全部予以拒绝。在咸丰帝看来，首先不能接受的是外国公使驻京，然后是开放内地，允许洋人入城;至于关税则例等经济方面的问题，甚至是鸦片是否合法化，表示都有商量的余地。
现在的人们大多会感到疑惑，因为以现在的眼光看，外国公使驻京、开放内地、洋人入城等要求是正常的，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危害;而咸丰帝认为可以让步的要求倒是决不能轻易答应的。鸦片的危害不说自明，关税税率则事关朝廷的财政收入，事关民族工商业的竞争能力，是需要仔细斟酌的，不能轻易答应。
咸丰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呢?应该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既有现实面临的难题，更有观念陈旧的缘故。在咸丰帝和他的大臣们看来，如果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开放内地、洋人入城，这些行为必然会冲击“天朝上国”的运行体制，冒犯“天朝”的尊严。在晚清的大部分时间里，清朝仍然拥有很多属国，仍然按照天朝体制在运行。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就意味着清朝与其他国家是平等的关系，天朝体制便很难继续维持，因此带来的既得利益便要失去，包括咸丰帝内心的虚荣。对于咸丰帝等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
咸丰帝不愿意让外国公使驻京，对此感到害怕，怕得要死，其中的缘故更多的是因为观念陈旧、顽固不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对清朝皇权的冲击远远没有原来想象的严重，咸丰帝的儿子照样坐在紫禁城中的龙椅上，清帝国的属国仍然保有。
咸丰帝是一个脑瓜陈旧的皇帝，他把来到海河口的三国代表拒之门外。三国代表深感无奈，等待了一段时间，只好转头南下。英、法两国并非不想使用武力，只是两国当时正忙于克里米亚战争，无暇东顾;美国人倒是确实不愿对华动武。想到叶名琛态度恶劣，三国代表没有再去广州。三个国家的第一次联合“修约”活动遭到失败。
洋人的离去给了朝廷和叶名琛一个错觉，认为洋人欺软怕硬，伎俩不过如此。咸丰帝、叶名琛等人不懂得国际交往的常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旦把双方沟通的通道堵死，那么双方的纷争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又一场中外战争向清王朝靠近了。
进入1856年，清政府和英、法等国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政府方面仍然看不到彻底平定太平天国的希望，英、法两国却打赢了克里米亚战争，能够从对俄战争中腾出手来，以实现其“修约”的愿望。因此，当美国代表伯驾联络英、法两国公使继续北上，就“修约”事宜进行活动的时候，英国公使包令拒绝同往，认为这是白费力气，不会有任何效果。他给伦敦写信说：“如果要郑重其事地努力扩大和改进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兵舰是绝对必要的。”
7月1日，美国代表伯驾独自北上，继续活动。他在上海逗留了3个月，一事无成，被告知要回到广州和两广总督叶名琛商谈。不过，这一次咸丰帝态度变软，要求叶名琛“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两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叶名琛则认为，双方差距难以弥合，没有“稍加变通”的办法，他只能“坚持定约”，设法钳制。
美国代表仍然无法取得和清廷的沟通。当美国代表一筹莫展的时候，英国公使包令再次向伦敦做出战争请求：“一支代表缔约国各自国家的威武舰队，应于明年五、六月会同于北直隶湾(渤海湾)。”战争距离清王朝更近了。
10月8日，中英双方在广州附近再生冲突。这一天，清水师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亚罗”号划艇，从船上带走了12名水手。“亚罗”号划艇是一艘海盗船，12名水手中有3人是众所周知的海盗，这是清水师对“亚罗”号划艇采取行动的原因。
英国领事巴夏礼马上知道了此事。巴夏礼于1828年出生于英国斯塔福德郡，1841年来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担任璞鼎查的随从。后来，他长期在中国从事翻译等工作。1856年，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领事。
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1856年之间，英、法、奥斯曼等国与俄国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争，一般被认为是世界史中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最后的结果是英、法等国取得胜利，俄国大败。
巴夏礼是一个性格容易冲动、过分自信的年轻人，他马上做出反应，以“亚罗”号划艇曾经在香港登记，是英国船只为由，要求清水师释放全部被拘押人员。巴夏礼的要求遭到清朝水师的拒绝。于是，巴夏礼一方面向英国公使包令报告，一方面致信叶名琛，称清朝水师在检查过程中扯下了英国国旗，要求清地方政府赔礼道歉，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保证此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这本来是一不大的事件，并且通过双方协商可以解决。可是，在中英双方存有积怨的状况下，“亚罗”号事件成为一个敏感的事件。其实，英国公使包令此时已经知道英国没有权利对“亚罗”号划艇进行所谓的保护。10月11日，他在给巴夏礼的信中写道：“经过调查，看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它这样做的执照于9月27日满期，此后它就无权接受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国近代通史》第2卷)
可是，包令不想把这个事件放过去，认为可以借题发挥，借此挑起事端，“希望能在浑水中摸一些鱼”。10月16日，包令和巴夏礼商量：“我们可否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入城问题呢?如果可以，我就准备和全部舰队一齐赶来。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了一块踏脚石，如果安排得当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重要的结果。”
因为存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清朝水师释放了9名被拘押的水手之后，包令仍然不答应，拒绝接收这些水手，要求中国方面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且赔礼道歉。因为赔礼道歉关系国家尊严，叶名琛坚决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10月16日，包令照会叶名琛，提出：“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英国舰队)，将和约缺陷补足。”
这里所言“和约缺陷”，即是指英方关于入城、租地等原来的要求。从这份照会中可以看出，包令是在借题发挥，意图昭然若揭。10月21日，巴夏礼致书叶名琛，要求在24小时内做出答复，如不满足英方要求，英方将采取武力行动。
叶名琛坚持原则，却对英方的意图缺乏洞察。10月22日，他做出一定让步，允诺释放所有被拘押水手，但是拒绝向英方道歉。于是，包令向英军舰队司令西马(Michael Seymour)下达命令，要求其进攻广州。“亚罗”战争爆发了。
“亚罗”战争是外国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称呼。中国史学家之所以把这次战争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因为前面有过鸦片战争，顺延下来，如此称谓。
他撑起两根硬骨头
1856年10月23日，西马率领3艘军舰沿广州内河而上，越过虎门，攻打广州附近的清军炮台。闻听这个消息，叶名琛镇定自若。当时，他正在阅看武乡试，只是淡淡地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然后继续观看。
10月24日，叶名琛听着远处的炮声，继续阅看武乡试，嘱咐清军“不可放炮还击”，任凭英国军舰轰击清军炮台，距离广州城越来越近。叶名琛的气定神闲大体来自他对英军行动的判断：“日暮自走耳”。
英军没有自走，而是兵临广州城下。25日，叶名琛下令中断中英贸易，以此回应英军的炮击。27日，西马照会叶名琛，提出入城的要求。叶名琛不予理睬。当天下午，英军炮击两江总督衙署，并且保持每十分钟炮击一次的频率，以此向叶名琛示威。因为遭受炮击，衙署内的清兵衙役四处逃匿，只有叶名琛端坐二堂，凛然自若，不避炮击。这真是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画面。
端坐二堂的叶名琛有着怎样一种心态?想必是一身正气。的确，从他的角度看，他没有做错什么。英国人为了达到“修约”的目的，蓄意挑起事端，作为中国的官员理应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要敢于面对，不能软弱怕事。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士人的要求，所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叶名琛坐在那里，不能简单揣测他毫无畏惧之心，只怕他和曾国藩一样，心中默念一段“挺经”：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叶名琛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咸丰帝对洋人板起面孔，曾经下达谕令给他：“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要求。”他只能遵令执行，否则只能走人，耆英就是前车之鉴。作为负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叶名琛和朝廷是有一套对付洋人的“默契”的：朝廷唱红脸，叶名琛唱黑脸;皇帝和颜悦色，得罪人的事由下面的人去做。这种“默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外国人要求派驻公使常驻北京，直接和清廷打交道，不愿面对态度恶劣的叶名琛等人。可是，出于尽忠的考虑，叶名琛等人必须为皇帝扛事，义无反顾地扮演黑脸。扮演黑脸的终极做法是：任凭炮声起，稳坐衙署台，把黑脸做到底!
两广总督叶名琛
叶名琛身高1.8米，肥硕，留着中国式长而薄的胡须，前额缩入，头颅甚大，耳轮圆形，后脑稍涨满，头发稀少，不留长指甲。杏圆眼是他相貌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
另外，叶名琛考虑朝廷的处境，认为“打不还手”是对付洋人的唯一办法。对于叶名琛当时的思想，同时代的薛福成认为是这样的：
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中国史学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1册)
叶名琛认为和洋人较量，朝廷肯定会失败的;失败了会损害朝廷的威严，他或者被加以破坏和局的罪名遭谴责，不如随洋人的便，不去理他，把自己的弱点藏起来。叶名琛又认为洋人重贸易，贪恋广东一带的富裕，也害怕广东一带民众的彪悍。他们希望与广东一带的民众相安无事，可能不会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叶名琛始终是抱着这样的思想处理眼前的事态的。
叶名琛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其根本原因还是清军“必不敌”，不如“藏吾短”。所以，他决定“一个人去战斗”。此刻，咸丰帝被太平天国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再不愿意听到烦心之事，如果叶名琛把洋人挑衅的事情如实汇报上去，大概要收获一顿臭骂，说不定要丢掉权位。既然判定洋人不过如此，叶名琛认为不如自己一个人扛着，等整个事件过去了，再把事情经过“装裱”一番，向上做一汇报，皇帝会体察自己尽忠之心，不但会保住目前官位，加官进爵也有可能。
从叶名琛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看，他的思想大体如此。叶名琛的错误之处是过于迂腐，过于自负，认为自己看破洋人的底蕴，洋人的伎俩不过如此，只不过在广州放几炮，“必无事，日暮自走耳”。
今天的人们肯定会看清叶名琛的糊涂之处，而在当时，叶名琛有这样的思想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那时的人们实在看不清中外的形势。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只是叶名琛一人，就连以深思熟虑著称的曾国藩同样持有这种思想。1857年，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
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此次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英法联军)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札》)
这段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国家富强是指地大人多。英国国土面积小，人数不多，无非是虚张声势，吓唬我们天朝上国。……此次战争，他们肯定不能坚守。过去徐继畲著书，夸大英国人的实力，郭嵩焘从上海回来，对英国人的实力也感到惊诧。我认为英法联军犯了“骄兵”、“贪兵”两大忌讳，他们在中国是不会长久的。
连曾国藩这样的人物都出现如此错误的判断，我们也不要过于责怪那个固执的叶名琛。要是认为叶名琛只知道端坐二堂，也是小看了这位钦差大臣。叶名琛领导了1849年的“反入城”事件，取得了对付洋人的经验，认为发动群众是一个极好的办法。从二堂上走下来，他发布公告，动员民众：“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广州民众同样排斥洋人，逐渐聚集起来。
英军持续炮击两广总督衙署，于10月28日将新城城墙轰塌一处，10月29日下午，百余名英军进入新城，对总督衙署实施抢掠。叶名琛因去文庙进香，躲过了这次针对他的军事行动。因为兵力不足，英军无法占领广州，只好于当天从城中撤出。
英军之所以不断炮击总督衙署，甚至到衙署实施抢掠，主要是逼迫叶名琛谈判，迫使其答应入城、租地等要求。可是，包令万万没有想到，不管英军采取怎样的行动，叶名琛不为所动。正如叶名琛所料想的那样，英军兵力不足，不能实施更大的军事行动，所以首先沉不住气的是包令。包令一方面命令英军炮击总督衙署、清军炮台，一方面接连照会叶名琛，提出道歉、入城、租地等要求，希望得到答复。
叶名琛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拒绝。11月17日，包令实在沉不住气了，乘坐军舰来到广州，要求入城会晤叶名琛，坐下来谈一谈。叶名琛照例拒绝。可以想象，当时的包令是何等无奈和沮丧。
英军对叶名琛无可奈何之际，自己开始陷入麻烦之中。广州的清兵、民众被动员起来，不断袭击英军舰队。12月15日，愤怒的广州民众放火烧毁了英国商馆，“二百余年的洋场，尽成灰烬”。一艘由广州开往香港的邮轮遭到袭击，被洗劫一空。
因为不断被骚扰，1857年1月12日，英军放火烧掉了商馆附近的民房数千间，更是激起民愤，香港的华人纷纷离去，声称断绝和英国人往来，不做买卖，不售食物。西马率领的舰队为了避免遭受袭击，惶惶然退出了广东内河。
叶名琛硬是等来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他胜利了。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他上奏皇帝：“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蹩。”咸丰帝不知内情，闻奏大悦，谕令叶名琛：“如该酋(包令)自知理亏，悔罪求和，并罢议进城，只可俯其所请，以息兵端。不可意存迁就，致该夷故智复萌，肆行要挟。”咸丰帝被蒙在鼓里，声言对英国人不要迁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频频出现的荒唐情景又一次再现了，说明“天朝”体内的毒素依然存在。
直到此时，咸丰帝和叶名琛仍然看不清国际间的大势，被虚假的胜利所蒙蔽。他们放松了警惕，浪费掉了大把的备战时间，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毫不在意。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倏尔来到眼前，那时国家遭遇了灾难，他们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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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前贴伪示，系与官理论，与百姓毫无干涉。试思烧毁炮台，轰击城垣，是以理论乎?焚海边一带及新城行店房屋至千余间之多，烧货物估值不啻数百万两，当与百姓毫无干涉乎?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1 15: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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