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 保险丝一样的命运
2018-04-21 15:57:42  来源：邢超  点击：  复制链接

        习惯于用炮舰说话

　　“亚罗”战争爆发后，伦敦方面很快知道了消息。这时候，担任英国首相的是巴麦尊，他曾经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谋。听说中英之间再次爆发武装冲突，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巴麦尊仍旧主张对华使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答应“修约”的要求。不料，英国内阁的政策遭到了议会下院的否决。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下院要被解散，英国重新举行大选。结果，在新的大选中，支持巴麦尊的党派获胜，对华动武的决策在下院获得通过。英国的军舰再次驶向遥远的东方。

　　185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特使，前往中国，具体负责对华事务的处置。额尔金，出身英国贵族，1811年出生，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大使，他本人曾经担任牙买加、加拿大总督。巴麦尊交给额尔金的一项重要使命是：联络法、美等国，共同对华采取军事行动。

　　法国同样有对华使用武力的意向，起因是“西林教案”。1856年2月29日，一名到广西西林县传教的法国神父马赖(马奥斯丁)被清朝当地官员处死了，罪名是擅自结社，勾结乱党。法国向来以天主教徒的护佑者自居，因为此事对清政府大为不满。法国不想单独发动战争，看到英国跃跃欲试，要对清朝动武，加上“利益均沾”的缘由，法国便有意和英国联合，想共同从东方捞取更多的好处。1857年4月20日，法国政府委任葛罗为特使，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

　　虽然美国代表伯驾一再怂恿本国政府出兵中国，美国政府坚持中立政策，最终决定不参加英、法联合军事行动，只是在外交上予以配合。为此，美国政府委任列卫廉为全权公使，接替伯驾，继续履行在华使命。

　　出人意料的是，一向与英、法为敌的俄国人四处活动，参与了此次西方对华联合行动。英、美等国主要想从清朝攫取商业利益，俄国对清朝广阔的领土垂涎欲滴。在对华侵略中，英、法等国家相信炮舰的威力，而俄国采用的手段则更为阴险。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俄国政府致信北京，强调英、法等国即将对华动武，为了中俄共同利益，派遣特使普提雅廷前去斡旋，“如迟疑不从美意，必致别生事端”。清廷对俄国怀有戒心，拒绝了俄国人的“美意”。

　　普提雅廷没有能够进入北京，只好于1857年11月南下，到达香港，在英、法、美三国公使中间进行穿梭外交。他对美国公使说，他可以调解中美关系，帮助达成“修约”的目的;他对英、法公使说，和清政府打交道必须动用武力，最好把炮舰开到天津海口，清政府必然不得不屈服，到那时俄国将配合英、法行动。英、法等国不希望俄国站到清朝一边去，欢迎俄国加入他们的阵营。

　　普提雅廷(1803-1883)：俄国人，参加过高加索战争，1842年，带领武装外交使团到波斯。1852年，率领舰队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放贸易。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派驻伦敦担任俄国海军武官。1857年2月，前往中国。1859年，晋升为海军上将。

　　这样，英、法、美、俄四个大国组成侵华共同阵营，以英、法为主力，美、俄在后追随、协同，要共同出力，从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

　　清朝政府虽然忙于平定全国各地的反叛，对英、法方面的动态并非毫无觉察，叶名琛很早知道了额尔金要来中国的消息。不过，按照固有的思维方式，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包令肆意在华寻衅，英国政府不满意其行为，中途换马，派额尔金“来粤定议”。出于这种考虑，叶名琛认为英国人不会有更大的行动，决定继续“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1857年7月2日，额尔金到达了香港。碰巧，1857年5月10日，英印度殖民地发生土兵起义，英国政府调集在亚洲的绝大部分兵力前去镇压，原定在香港附近集结、发动对华战争的英军被调往印度，额尔金跟随着一起去了。这次事件更坚定了叶名琛的判断：面对自己“以静制动”的策略，英国人黔驴技穷。

　　12月，平定了印度土兵起义，额尔金从印度回到了香港，准备对华发动战争的英、法联军在香港附近集结完毕。英军集结了49艘战舰，舰上载有火炮549门，海军官兵6400人左右，地面部队4000人左右;法国军队集结了12艘战舰，舰上载有火炮216门，作战兵力大约为1000人(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与英、法兵力对比》)。这是英、法两国参加首期作战的兵力。

　　值得特别说明的一点是：英军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舰全部是以风帆为动力的，只有4艘武装轮船是以蒸汽明轮为动力，作为拖船使用。17年过后，英军一半以上的战舰采用蒸汽螺旋桨为动力，只有少数战舰采用风帆为动力。也就是说，相比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的战舰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性能更加优异。

　　但是，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清军的装备状况却没有明显的提高。所谓水师战船，仍然是以帆和桨为动力的木船，无法和英法军队的战舰相抗衡，有相当数量的战船年久失修，不堪驾驭。沿海各处的炮台仍旧保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样式，很多地方的炮台“炮架、炮车多有破烂”，“各炮存放炮台，日久飘零并无遮盖，铁炮均已长锈，火门膛口间有伤损，是否可用，必须试演方知实在也”。

　　清军使用的轻武器，仍然是传统的鸟枪、抬枪、弓箭、大刀和长矛。1860年，清军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检查通州的瑞麟军营，发现绿营兵军备不整，无法和英法联军作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通州驻扎八旗骁骑营官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汉军官兵八百名，均系弓箭刀矛，火枪甚少，抵此劲敌(指英法联军)，难期适用。此项兵丁，拟待山海关马步官兵到齐，一并撤回守城，以节经费。

　　在这样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清朝和西方国家的第二次战争又将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没有回来的苏武

　　英法两国的舰队逐渐集结到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一切准备完毕，12月12日，额尔金和葛罗向叶名琛发出照会，提出三项要求：入城;赔偿英国损失，向法国道歉;派“平仪大臣”与英、法特使进行“修约”谈判。

　　战争迫在眉睫，叶名琛仍然不能做出正确判断。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英国人的虚张声势，他们想敲诈一些钱财，然后求和;法国人这样做，“非出自本心”。基于这样的判断，12月14日，他拒绝了额尔金和葛罗的要求。

　　12月15日，英法联军进入珠江以南地区，随后，停止了进一步行动。其间，英法联军一再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叶名琛却认为英法联军只是发出通牒，迟迟没有采取武力行动，足以说明洋人不过在恫吓。12月27日，他给咸丰帝上了一道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技穷力竭之余”，“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他认为英法联军不可怕。

　　12月28日，英法联军开始攻打广州。炮弹仍然眷顾两江总督衙署，衙署中的兵丁衙役听到炮声，又一哄而散了。叶名琛仍然不走，对人说：“只有此一阵，过去便无事”，一个人淡定自若地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文件。

　　29日，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城中，城中的众多大吏见事急，希望由原来的行商从中说和，与洋人谈判讲和。叶名琛坚持“独入城一节断不可许”，不准城中士绅与洋人谈判，劝大家不要惊慌，“过二十五日(指农历)便无事”。

　　英法联军逐渐控制了广州城，开始疯狂抢掠，藩库中的22万两白银被劫走。英法联军展开搜捕行动，搜寻城中的各个衙署，最终在副督统双喜衙署内找到叶名琛，强行把他带走了。叶名琛尽管被带到了英国军舰上，仍然保持清朝钦差大臣的威仪，要求接见英、法两国特使，和他们谈判。额尔金等人不理睬已经成为囚犯的叶名琛，把他关押起来。叶名琛最后被英国人劫往印度加尔各答，原因是：额尔金等人认为“叶名琛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

　　至于叶名琛后来的命运，《清史稿》这样记述：“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加尔各答)，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咸丰)九年，卒，(英人)乃归其尸。”叶名琛最后绝食而死。据他身边的中国仆人说：

　　迨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后带去食物已尽，小的们请在彼处添买，主人不允，且云：“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屡经翻译官将食物送来，一概杜绝不用，小的们屡劝不从，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

　　自从被俘之后，叶名琛的行为举止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所崇尚的气节。后人大都不体谅叶名琛，视其为一个反面角色。对于叶名琛在广州城中的行为，薛福成讥讽地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薛福成的话几乎成为历史对叶名琛的盖棺之论。

　　的确，叶名琛在整个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有失误之处，没有及时把广州方面的实情向咸丰帝禀告。有些人笑话叶名琛愚蠢，其实叶名琛“性木强”，并不木讷，一个蠢笨的人是不会28岁中进士，41岁任巡抚的。就客观条件而言，叶名琛当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英军的真正意图，他只能依照自己的经验去揣摩，而英国人的若干次行动又令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加上他性格倔强，误判便发生了。

　　叶名琛之所以向咸丰帝说谎，就像伊里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所为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惯常做法。只要有专制体制存在，就会有文官粉饰太平、武官谎报军情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被杜绝，在37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仍然屡屡发生。

　　关键是，如我们前面分析，叶名琛之所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实在是无奈之举，根本原因是清军敌不过英、法等国军队，而朝廷坚决不同意“修约”。而叶名琛又是一个倔强的人，是一个敬业的人，他要把自己的责任扛起来，为咸丰帝分忧，于是悲剧发生了。

　　当初，三国的公使、代表曾经北上天津，希望见到咸丰帝，协商“修约”，得到的答复是拒绝。很明显，清廷不挨一次打，吃一次亏，是不会同意英、法等国的要求的，而英、法等国非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肯罢休。这样，夹在清朝皇帝和洋人之间的钦差大臣便普遍具有悲剧性的命运，只是方式不同，比如林则徐，比如琦善，比如耆英……叶名琛代表着钦差大臣的另外一种下场。

　　被掳到印度之后，叶名琛要求自己效仿苏武，不要丧失气节。他比苏武做得更决绝，结局也更悲惨。苏武牧羊19年，最终回到了祖国，留下了千古美名;而叶名琛不食敌国的粮食，最后绝食而死，留下的却是埋怨和讥讽。

　　延伸阅读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弥留之际写的一首诗：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白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留在广州城内的巡抚

　　广州沦陷后，咸丰帝接到广州将军等人的上奏，知道了实情。咸丰帝大吃一惊，因为他通过叶名琛得到的信息是英法联军“技穷力竭”，为此曾经下达谕令：“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时隔不久，他的钦差大臣居然被洋人掳走了，所以咸丰帝大呼：“览奏实深诧异!”

　　接下来，咸丰帝马上罢免了叶名琛的职务，两广总督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之所以罢免叶名琛，是因为叶名琛得罪了洋人，这样可以给洋人一个交代，令洋人失去继续寻衅的理由。这是他的父亲道光帝曾经有过的做法，也是专制的帝王惯常的、冷漠的做法。咸丰帝给柏贵下达谕令，要求他先以情理对英法联军进行开导，“相机筹办，以示羁縻”;如果英法联军不能退出广州，仍然肆意妄为，“唯有调集兵勇与之战斗”。

　　咸丰帝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圣旨尚未到达广州，他的封疆大吏柏贵已经成为英法联军的傀儡。1858年1月9日，柏贵从观音山(越秀山)上回到巡抚衙署，和英法联军合作，共同治理广州。柏贵名为巡抚，真正权力由英国领事巴夏礼掌握。咸丰帝知道这件事后，束手无策，因为他没有兵力对付英法联军;曾经尝试发动民团，实际难以操作，最终不了了之。广州被英法联军占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柏贵，蒙古正黄旗人，1819年中举，担任过河南巡抚，1853年任广东巡抚。据查，1858年的广州巡抚衙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柏贵因为与敌合作备受指责，很多人称之为“汉奸”。可笑的是，在这种情形下，咸丰帝仍然维持柏贵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的任命，不知他是否认可了柏贵在广州城内的行为?

　　如果想一想柏贵当时的处境的话，他也是令人同情的：当广州城里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英法联军，清军跑得一个不剩的时候，一个老官僚又能怎样?他只有两条路：要不和英法联军合作，要么一头碰死。想必身在广州的柏贵内心中充满着纠结与痛苦，1859年5月21日，他没有等到清军杀回广州，便在广州城中忧郁地死去了。

　　英法联军虽然占领广州，其“修约”的目的仍然没有达成，于是在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三国上海领事一起照会清廷，要求派钦差大臣前往上海，就“修约”事宜进行谈判。清廷回复说：“上海非办理夷务之地，中国自有办理夷务之人”，要求三国领事前往广州。三国领事不再理睬清廷的这种答复，英法联军离开广州北上。4月20日，英、法、美、俄等国使节陆续赶到天津海河口，要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前往会谈。

　　谭廷襄(?-1870)：浙江山阴人，183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856年出任山西巡抚，次年任直隶总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僧格林沁弹劾，被革职充军。同治四年(1865年)后，历任工部右侍郎、湖广总督、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

　　咸丰帝感到左右为难，他不想和洋人谈判，但是形势逼人，“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这里所说的“中原未靖”是讲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平定，“海运”是指当时实行的海运漕粮，这两件事都关系大清国的命脉。不得已，他派遣直隶总督谭廷襄前往天津，和各国使节谈判。咸丰帝嘱咐谭廷襄：要对四国使节采取分化策略，设法笼络俄、美使节，劝导法国使节，孤立英国使节。

　　谭廷襄紧锁眉头赶往海河口，按照咸丰帝的吩咐去做了。谭廷襄这些清朝大员并不懂如何和外国人打交道，在谈判过程中常常出现滑稽的状况。美国公使列卫廉的翻译丁韪良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样说：

　　会晤开始的时候，总督(谭廷襄)称呼我们的总统为国王(即属国的君主)。我提醒列卫廉先生对此加以注意。他要求总督要么直接使用“president”(总统)这个词，要么也用“皇帝”来称呼我们的总统。谭延襄磕磕巴巴地哼了一两次“坡-勒-西-添-特”，就嘲弄地使用起“你们的大皇帝”了。(丁韪良，《花甲忆记》)

　　英、法、美、俄等国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谭廷襄的分化工作无法展开。因为谭延襄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英、法特使根本不予接见。咸丰帝只同意酌减关税，其余条款拒不让步，所以谈判陷入僵持之中。谭廷襄曾经向咸丰帝提出一个对策，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对洋人的攻势，其中包括在上海等地停止对外交易，以此给洋人施加压力。咸丰帝不许。谭延襄徒劳地四处游说，陷入局促之中。

　　5月20日，英、法特使提出最后通牒，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则英法联军发动攻势。清军在大沽炮台附近拥有1万人左右的兵力，原本对英法联军的行动做了应对准备。英法方面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对大沽南北炮台发动攻势，投入炮舰12艘，登陆部队1200人左右。

　　战斗刚一开始，谭廷襄“坐轿先奔”，天津总兵跟着也跑了。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轻松占领大沽炮台，附近的清军一哄而散。5月26日，英法联军沿海河西进，一路顺畅地进入天津。30日，英、法、美、俄等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遣“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如不能满足要求，英法联军将进军北京。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1 15: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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