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中外的日本间谍案
2018-04-21 16:04:40  来源：侯德云  点击：  复制链接

         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租用英国籍商船高升号向朝鲜运兵，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被日本军舰浪速号击沉，一例震动中外的日本间谍案，随之浮出水面。

　　高升号从天津塘沽港出发之前，日本信义洋行雇员、德国人满德向李鸿章报告：“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

　　此后，李鸿章对日本间谍有了警觉。7月30日，电告总理衙门：“自五月初至今，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狡诈可恶!拟令出境，以杜诡谋。如再有影射奸探，即行查捕。”总理衙门接电，立即行文全国督抚将军等：“所有沿海沿江及内地各省倭人足迹能到之地，均应一体防缉，以重防务。”等于在全国掀起一场缉拿日本间谍的运动。

　　事实上，很多史料表明，日本舰队似乎对大清舰队的航行情况，并不完全掌握。他们是主动寻找战机，打的是海上“游击战”。

　　后来清政府认定，那个“才具甚大”的日本间谍，是石川伍一。此人是曾根俊虎的学生，也是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的间谍。

　　石川被捕，跟满德的告密，关系不大，而是由一个偶发事件造成的。1894年8月1日，清日两国正式宣战那天，一群大清士兵，冲上停泊在塘沽港的英国籍客船重庆号，抓捕日本乘客。这件事后来引起了一场国际纠纷。李鸿章否认是清军所为，说是一群“无赖”假扮成士兵。尽管在外交上很被动，不过也有所得，就是意外发现日本间谍的线索。由此，清政府对日本间谍越发重视起来。

　　8月4日，天津城守营在天津军械局职员刘树棻家里，将石川拿获。

　　清日宣战后，日本外交人员和侨民等，一概撤离天津，石川受命潜伏。美国领事坚决反对他滞留在美国租界，石川只好搬到被他收买的刘树棻家里潜藏。

　　石川被捕后，宗方在日记中说：“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这里的“奴辈”指大清，“神州”指日本。

　　石川被捕后第十天，8月14日，上海法租界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再过六天，8月20日，浙江破获藤岛武彦、高见武夫间谍案。

　　这三起日本间谍案，因美国插手，闹得沸沸扬扬。美国也不是无缘无故插手。清日开战后，双方都委托美国保护其侨民。美国这是行使保护日本侨民的权利，清政府无法拒绝美国的饶舌。

　　石川案引起光绪帝的高度关注，8月28日，下发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9月1日，再发密旨，要求李“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8月29日，美国驻天津领事，遵循上司驻华公使田贝指令，发函李鸿章，要求释放石川，理由比较可笑：“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李鸿章想：你一个天津领事，什么级别啊，让我回话，有失外交礼仪嘛，让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答复一下就行了。盛宣怀回函，对美国的无理要求严加驳斥：“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况……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李鸿章这里吃瘪不久，就回国疗养了。由他的儿子小田贝担任驻华临时公使。这小田贝的个性，不在中国传统的十二属相之内，是属鸭子的：嘴硬。

　　日本间谍楠内和福原，是在上海的法租界被抓获的。上海道台衙门依据外交有关条例，将案犯送交给法租界巡捕房。不知何故，法方将两名案犯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日本间谍声称清国诬告他们，要求美国总领事馆庇护。总领事馆应允，同时拒绝清政府的引渡诉求。清政府向小田贝提出严正交涉，同时指示大清驻美国公使，直接跟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一个理性的人，曾经当过律师，讲究按法理行事。他指示小田贝，把日本间谍交给清政府。

　　小田贝的嘴巴立马硬起来，不同意，说应该“领事裁判”，不能让清政府裁判。葛礼山反复劝说，没用。两个人发生激烈争吵，往来电文十分频繁。

　　葛礼山很不耐烦，不跟小田贝扯了，直截了当说，闭上你的鸭子嘴，执行命令吧。小田贝迫于压力，只好指示上海总领事把日本间谍交给上海道台。从抓获日算起，扯皮扯了二十多天。

　　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下令，将楠内和福原，押解南京审讯。

　　葛礼山却因这一决定引火烧身。除了小田贝的鸭子嘴继续嘚吧嘚吧以外，美国驻宁波领事福乐，也火上浇油，对葛礼山大加指责，还把火苗散播到美国国内，煽动国会议员起哄，随后媒体也参与进来。直到清政府处决了所有日本间谍，这场大火还在燃烧，而且火势越发强劲，竟然烧到总统身上。

　　1894年12月1日，美国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哈泼斯周刊》发表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尖锐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软弱，矛头直接指向总统克利夫兰。这篇文章在美国社会引起极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刊纷纷转载。《纽约世界》报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还说“一个正常的领导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在野的美国共和党，更是抓住机会向民主党政府发起猛烈攻击。后来当上总统的共和党领袖罗斯福，鼓动议员发起弹劾。议会内部炮声隆隆。

　　美国史学界把这件事叫作“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

　　事情闹到这种程度，葛礼山非常愤怒，严厉斥责小田贝的胡言乱语。小田贝见事情闹大，实在不好收场，鸭子嘴才软下来，承认日本人的间谍行为证据确凿。等于承认葛礼山同意引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这件事给葛礼山造成很大伤害，说心力交瘁也不过分，没多久，竟然猝死在办公室里。

　　奇怪的是，在外交上一贯见缝插针、强词夺理的日本人，在这场间谍风波中，却表现得很乖，默不作声充当看客的角色。有史料显示，日本政府认真研究相关条规后，认为美国确实没有权利干预大清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就是说，他们认为葛礼山是对的。

　　1894年9月20日，石川和刘树棻在天津被处决。10月，另外两起日本间谍案的案犯，也先后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间谍案，不仅仅这三起。10月31日，大连金州也处决过三名日本间谍。在这些间谍案中，石川是唯一被枪毙的，其他都是砍头。而审讯之残酷，也让人咋舌。

　　美国《哈泼斯周刊》这样报道清政府对日本间谍的“非人折磨”：

　　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两天——有的说是三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开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嵌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把日本人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哈泼斯周刊》同时还报道了日本间谍面对酷刑和死亡的“大义凛然”，认为他们体现了“日本人的精神”。报道引用楠内的家书：“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

　　清政府对间谍的粗暴处置，引起海外媒体的普遍反感，大量报道中，都渲染了大清的野蛮、落后和言而无信。这绝非等闲之事。整个甲午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几乎都认为日本“文明”，大清“野蛮”，而日清之战，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这跟清政府的种种“不拘小节”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大清不“清”，连“乱翻书”都不会，糊里糊涂，总也看不懂国际形势，的确病得不轻。

　　雪珥在《绝版甲午》中颇有愤恨之意，总结说：“上海间谍门事件，也是大清国最后一次得到西方大国的平等对待，此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强国给予中国平等待遇，如何瓜分中国成为东亚国际政治主流。”你大清国参加的这场“球赛”，丢分丢大了!

　　日本间谍奔赴辽东半岛

　　日本与大清正式宣战的当天，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特别召见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的六名间谍，分别是向野坚一郎、藤崎秀、山崎羔太郎、钟崎三郎、大熊鹏、猪田正吉。日本参谋总长亲自训话，勉励他们“为君国尽最大努力”。这一“送死秀”，令他们“铭感至深”，顿生“沐浴着无尚的荣光，立誓舍身报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之念。

　　这六位间谍，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大多二十几岁，年龄最大的山崎，才三十岁。他们都连续两年蓄发，剃成清式的半和尚头，留清式发辫。收集情报和绘制军用地图等间谍必备技能，对他们来说，自然不在话下。

　　1894年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黄海大战之后，日本取得了制海权。日本大本营决定第二年春天实施“直隶作战”计划，要求本年度，必须占领辽东半岛，作为对华决战的根据地。9月21日，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第二军向辽东半岛进发，六位间谍组成“特别任务班”，随军行动。

　　10月22日晚上，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亲自给六位间谍布置侦察任务。每人分发约三十两的马蹄银一块，作为活动经费。考虑花销不方便，还特意把马蹄银切成碎银。

　　10月24日，“特别任务班”随第二军第一师团先头部队，从花园口登陆(这一登陆地点，由日本海军选定，陆军司令官强烈反对，原因是花园口一带海域，退潮时淤泥带宽达一千五百米，不利于登陆部队行动，建议在离大连湾更近的貔子窝登陆。貔子窝是笔者的老家，现为大连普兰店市皮口镇。日本海军忌惮旅顺口北洋舰队的鱼雷艇袭击，坚持在花园口登陆。担心这种分歧贻误战机，陆军司令妥协)，随后乔装行动。为安全起见，他们故意错开出发时间。最早的午后一点出发，最晚的傍晚五点出发。向野和藤崎秀是最后一批出发的。

　　出发命令，由日本第一师团参谋长大寺安纯大佐“洒泪”下达。

　　他们每个人的任务都不同。向野负责侦查复州(笔者现在所居的瓦房店市)、普兰店一带清军设防情况;藤崎秀、钟崎负责侦查和尚岛、金州;山崎负责侦查旅顺口;大熊鹏、猪田，未见史料确切记载，笔者推测应该是负责侦查盖平(盖州)、海城一带。

　　向野和藤崎秀先是同行，后在一个洼地告别。告别前，向野为藤崎秀编好发辫，“完成支那装束最后工序”，还流了眼泪。

　　早在战争爆发之初，东北地区的清军已经对日本间谍提高了警觉，在前线各地，设卡缉拿。辽南的清军，特别颁发一种红色通行证，没有证件者，过卡时一律拿下。据可靠史料，六位间谍中，钟崎是在离花园口不远的碧流河渡口被捕，山崎是在离碧流河不远的貔子窝被捕，藤崎秀是在一个叫曲家屯的小村庄被捕，大熊鹏和猪田失踪。后来日军探听到，清军中有两位日本青年很受器重，估计就是这两位，被捕但没有认定是间谍，而是随军效力，后来可能死于战火或瘟疫。

　　六位间谍中，唯一的幸存者是向野。

　　向野一身大清渔民打扮(日本军舰高千穗号，在日本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之前的10月19日，前往旅顺口侦查时，捕获大清一条渔船，强行扒下渔民的衣服，作为间谍的乔装道具)，辫子长达一尺二寸，会说汉语，但发音不标准，跟辽东半岛的方言，相差很大。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间谍，都面临这种尴尬。他们到大清北方，只好自称自己是福建人或者广东人。向野也是如此。

　　雪珥在《绝版甲午》中，对向野的行踪，介绍得比较详细，在此不妨“挪用”。雪珥的资料来源是向野的日记和回忆录，足以采信。

　　向野运气不佳，竟被早于他出发的日军第一师团第一联队拿获，以为是当地人，让他搬运货物。向野背着货物，走了一里多地，才向日军表明身份，立刻被释放。

　　次日凌晨，向野从碧流河上游徒步过河，躲过了清军在渡口的检查。即便如此，向野还是在一个叫王家屯的小村庄，被清军捕获。清军以为他是朝鲜人。当时向野的靴子里藏着一张军事地图。在清军把他押往貔子窝的途中，为了毁灭证据，他故意踩着泥水行走，希望能将地图弄湿踏烂。途中，他辩解说自己是福建人，说自己要是回不去，父母会饿死，边说边哭边磕头。随后他送给押解者一块碎银，说绑得太紧，难受，希望松一松。这招好使，果然就松了。当夜逃跑，以北斗星为灯塔，向西拼命逃去。说“逃”并不准确，西边，是他的使命所在。

　　向野逃到山里的僻静之处，弄断绳子，继续往复州方向侦查。一路上很狼狈，帽子、夹袄都弄丢了，加上遇到大雨和冰雹，晚上露宿，“倍感寒风彻骨”。幸运的是，在当地百姓的“热心帮助”下，好歹解决了吃饭问题。

　　那时候，向野绝不会想到，自己能在复州地界，演绎出一段让他终生难忘的“日中亲善”故事。

　　“日中亲善”故事

　　1894年10月28日，向野到达复州城。原先驻扎在城内的清军一个营，已经奉命增援金州。盖平的清军，也向金州方向调动。当天上午，日本第一师团在貔子窝附近，与清军一支三百人的小部队相遇，清军不战而退。日军占领貔子窝以后，后续部队的一部分，从貔子窝登陆。已经从花园口登陆的部队，也向貔子窝方向集结。他们的进攻方向是金州城。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占领金州，隔断旅顺清军和奉天清军之间的联系。

　　向野在复州城没见到清军，扭头向普兰店奔去。不料途中迷路，当晚在一个名叫黄旗大屯的小村庄露宿。十月底的辽南，昼夜温差很大，晚上气温很低。村中一个名叫姜德纯的农民，在龙王庙门口见到瑟瑟发抖的向野，顿生怜悯，主动请他到自己家里住宿。

　　姜德纯的父亲姜士采，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喜欢谈论学问，只是苦于听不懂“福建人李宝林”的汉语。向野于是跟他笔谈，谈《论语》，谈《诗经》，谈得挺投缘。笔谈中，向野了解到复州城和盖平部队调动的消息。

　　当夜，向野睡在姜家热乎乎的土炕上，心里那个美呀。自离开花园口，他就没睡过一次好觉。这一回，可以好好睡了。他在日记中说：“此夜，上天怜此哀民，使我得以避朔风之寒苦，真是承蒙皇天之恩!想到此，不觉潸然泪下。”

　　向野这家伙有点不像话，他不感谢大清民风之淳朴和姜家心地之善良，倒感谢起“上天”和“皇天”来了。

　　第二天早晨，姜家为向野准备了早餐，玉米粥，黑豆豆酱，小菜，还有猪肉。上路前，还送他两个玉米饼子作为午饭。向野拿出一小块碎银给姜家，被坚决辞谢。

　　向野在前往普兰店途中，多次遇到清军，几番盘查，都侥幸过关。10月30日，到达普兰店，发现根本没有清军防守。至此，他的侦察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复命。可他不想回去。他担心受命侦察金州的藤崎秀出现意外，金州清军布防情况，就无从得知。毕竟，日军进攻的第一个重要目标是金州。不过事关个人安危，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用小石子占卜，卦象显示，此行大吉。

　　这里顺便插一句，我读过的许多晚清史籍，在细节问题上，都有纰漏。雪珥《绝版甲午》中，说普兰店距金州，“仅四五里路”，错了，哪止四五里啊，说四十多公里还差不多。宗泽亚《清日战争》中，说花园口是“金州沿岸的小渔村”，距金州城仅仅二十多公里，距旅顺口三十六公里，也错得离谱。我搞不清楚，他们的这些数字，都是从哪弄来的。类似的错误还有不少。不过都是小节，不必深究。还有好多“大节”错误，看着让人发笑，你又能怎么着?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当晚，向野在金州城外露宿，10月31日清晨，混在菜农堆里，顺利进城，多处游逛，摸清金州布防情况。出城后，向野又意外发现清军在石门子一带设有防御阵地，而且在前沿埋了大量地雷。

　　向野的情报，为日军进攻金州城起到“向导”作用。埋设大量地雷的石门子，让日军给绕过去了，从三十里堡发起进攻。向野由此受到军方嘉奖，被称为“我们的爱子”。

　　当时向野并不知道，他潜入金州的当天晚上，他的三位同伙：山崎、钟崎和藤崎秀，在金州城外玉皇庙附近被清军斩首。

　　1895年5月1日，在复州城随军行动的向野，决定去黄旗大屯拜访他的“恩人”，“以尽礼节”。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可姜家人根本认不出眼前这个日本军官。向野跟他们好一通怀旧，姜家人终于想起来了。双方“回想去年相逢事，不胜喜悦，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向野在日记中特别提到：“我作为一个曾被救助的落难人，语言难以表达我此时的快活。”

　　向野送了五元日本银币给姜家，姜家一番推谢之后收下了。这是日军第一师团特别奖励给姜家的。很多围观的群众都称赞向野是一个“不忘恩德的人”。

　　随后向野还请姜家到日军指挥部一起吃饭，并安排日军对姜家予以保护。

　　一周之后，私塾先生姜士采领着十三岁的孙子姜恒甲，来复州城看望病中的向野，还带了四只鸡和十八个鸡蛋。姜士采在言谈中，要求向野收他的孙子姜恒甲为义子。向野高兴地答应了，还把义子安排到日军在复州建立的“行政署”里“行走”。

　　那年向野才二十七岁，就有个十三岁的义子了，而姜士采当了“汉奸”自己都不知道啊。

　　他还真就不知道。在这里我用不着为姜士采这位“古人”辩护，但当时的史情，容不得用今天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去大肆篡改。那时候大清国老百姓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观念，只有皇帝、朝廷、官员什么的，而这些东西，都不把老百姓当人看。日本是来跟皇帝、朝廷、官员打仗的，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这种想法，不光老百姓有，读书人也有。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过，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可在晚清年间，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民国初年思想家、中共创始人陈独秀，1904年在《说国家》一文中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陈独秀所说的“十年以前”，正是甲午年，那年陈独秀十五岁。他说“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也就是说，陈独秀是到了1899年以后，才弄明白国家和“大义”的概念。由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厚责1895年的乡村老朽姜士采，也没有理由去轻责十三岁的乡间顽童姜恒甲。

　　5月18日，向野离开复州去金州，姜家前来送别。向野“想到复州从此难以再见时，不禁怀恋此地的山和水”。

　　离开复州以前，向野把姜恒甲介绍给一位日军将领。该将领很喜欢这个小顽童，建议送他去日本留学。姜家闻言十分高兴。6月17日，姜恒甲去金州，准备奔赴日本京都。向野亲自送行，分手时“姜含悲告别”。

　　姜恒甲到日本，先在名古屋小学就读，后在京都中学就读，然后当了船员。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成为煤炭商人，获利颇丰。1914年，日本攻占青岛后，他又在青岛担任银行行长，广置田产，“成了很体面的绅士”。1924年，向野到青岛与义子姜恒甲见面，跟其父姜德纯热烈拥抱，从此“互相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向野1906年之后，在东北经商多年，于1931年9月17日去世。他与复州姜家共同演绎的“日中亲善”故事，也就此落幕。他去世的第二天，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从此拉开帷幕。

　　主要参考书目

　　1.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2. 〔日〕曾根俊虎著，《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中华书局，2007年。

　　3. 宗泽亚著，《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4. 〔澳大利亚〕雪珥著，《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

　　5. 〔澳大利亚〕雪珥著，《天子脚下：1860—1890晚清经改始末》，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

　　6. 〔澳大利亚〕雪儿简思著，《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中华书局，2008年。

　　7. 戚厚杰著，《谍影：日本侵华中的间谍秘档》，台海出版社，2013年。

　　8. 张社生著，《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1 16: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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