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宣战前的博弈
2018-04-21 16:06:51  来源：侯德云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染指朝鲜

　　明清之际，朝鲜曾经是中国的“模范藩属国”，惟中国马首是瞻，推行儒学和朱子学说，模仿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在外交上，除了跟中国经常“走亲戚”外，对其他各色人等，一概鼻孔朝天，做仰望星空状，瞅都不瞅一眼，甘做“隐士的王国”。用史学界流行的贬义说法，叫“闭关锁国”。

　　可恨的是，两次鸦片战争，把个好端端的大清帝国，弄得灰头土脸、斯文扫地，这对朝鲜自然也会产生情绪上的动荡不安。不过总体而言，亲清派势力，还是占据上风。这个势力，史称“事大党”。

　　当日本明治天皇立志“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之后，朝鲜的平静，很难再维持下去。日本认识到朝鲜一直掌握在大清手中，会对自身的安全构成威胁。日本若不控制朝鲜，“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指出：“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明治维新不久，日本国内的“征韩论”就扬起漫天的沙尘暴。

　　1870年(明治三年)，日本特使佐田白茅奉命赴朝商谈建交事宜，被朝鲜拒绝。这不是第一次被拒绝。佐田恨得咬牙，回国后上书政府，叫嚣“征韩”。他说：

　　朝鲜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其人深沉狡狞，固陋傲顽，觉之不觉，激之不激，非断然以兵莅之，则必不为我用也……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其所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

　　这份报告里有三点耐人寻味：一是日本也自称“天朝”，并非大清专利，这跟吉田那段话里把俄美称为“夷狄”，在心理层面同出一辙;二是根本没把大清放在眼里，所谓“征韩论”，也是委婉的“征清论”;三是朝鲜“知守不知攻”，也是大清的德行，朝鲜学大清，学得很到位。

　　“征韩论”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但朝鲜不跟日本玩游戏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日本需要做的，只是等待时机。

　　1873年，朝鲜摄政王大院君退位，儿子李熙亲政。这位庙号“高宗”的国王，是个软蛋，亲政不久就被以王妃闵氏为首的外戚窃取权力，左右朝政。大院君派官僚不甘心失势，奋起抗争，朝中内斗加剧。

　　1875年5月，日本派遣云扬号等三艘军舰，侵入朝鲜釜山港，开炮演习。这仅仅是一次示威，以此震慑朝鲜。9月，云扬号独自侵入江华岛进行测量，遭到朝鲜守军炮击，日舰还击，摧毁江华岛炮台，并侵入内陆，攻占永宗城。12月，日本再派六艘军舰开往朝鲜，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两国建交并缔结通商条约。这事，日本并没有瞒着大清，而是公开遣使商谈。一番周折之后，大清同意朝鲜跟日本建交通商。至于谈判，大清不参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们小哥俩谈去吧，别烦我。

　　1876年，日本和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日本实现在朝鲜的第一个战略目标，为日后对朝鲜的进一步渗透，留下一道伏笔。《江华条约》第一款特别规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跟日本国平等之权。”这等于是承认朝鲜独立，不再是大清的藩属国。言外之意，此后日本可以撇开大清，跟朝鲜自由交往。大清岂能甘心被撇在一边?这也为后来大清跟日本在朝鲜问题的纠缠留下隐患。

　　日本跟朝鲜建交以后，闵妃一派亲日势力，开始招募日本军事顾问，编制训练新军。新军的各项待遇非常优厚，触动了朝鲜旧军人的利益，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1882年，闵妃集团给驻守首都汉城的朝鲜旧军发放饷米，拖欠了一年却只发一个月的，质量还很差，掺杂了很多沙石和糠糟。旧军恼怒，大院君趁机挑拨，于7月23日激发叛乱，矛头对准闵妃集团和日本，史称“壬午兵变”。乱军焚烧了日本公使馆，杀死七名日本军事顾问和部分使馆官员，还冲入王宫缉拿闵妃。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当夜潜逃回国。很快，日本派遣陆海军两个大队开赴朝鲜。

　　大清国这边不干了。噢，你日本能出兵，我大清就不能出啊，好歹朝鲜是我的藩属国，我得保护它才是。再说逃出王宫的闵妃已经向大清呼救，咱出兵是有“合法性”的!

　　清廷下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军舰三艘、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六个营，进军朝鲜平叛。那时候谁都想不到，在吴长庆军中效力的一个小人物袁世凯，日后会成为大清驻朝鲜的一个“大人物”。在日本人眼里，他简直就是朝鲜的“太上皇”。

　　入朝后，清军诱捕大院君，继续扶持李熙政权。李熙和闵妃两口子那个感动啊，都不知说点啥好了。从此，朝鲜宫廷完全倒向大清，连内心的嘀嘀咕咕都没有，日本在朝鲜则备受冷落。

　　日本哪是吃亏的主儿呀?几番口舌之辩，强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赔偿损失五十五万日圆，允许日本在朝鲜驻扎一千人的军队，保护侨民和公使馆。此外，朝鲜还要派遣特使前往日本谢罪。

　　该条约深深刺激了大清，国内清议派爱朝廷主义者特别受伤，立马愤慨起来，呼吁大清也跟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这呼吁果然见效，清政府很快把多年来西方国家强加给大清的种种条款，有选择地强加给朝鲜，还特别加了一条，让袁世凯为朝鲜编练新军，同时，又急急忙忙从国内增派三千兵力开进朝鲜。这等于把朝鲜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全部控制起来。这一下，朝鲜的一些官僚心里不愿意了，跟大清离心离德的迹象很快露出端倪。

　　与此同时，清日两国在朝鲜也呈现对峙状态。

　　受朝鲜政府派遣，到日本谢罪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日本受到高规格接待，日方还不断向他们灌输民族主义思想，唤醒他们的独立自强意识。这个药方很见效。金玉均一行人等回国后，结成“开化党”，立志仿效日本改革维新，与闵氏集团的矛盾日益加深。

　　1884年，朝鲜“开化党”趁大清陷入中法战争难以自拔之际，于12月4日，借日本军力，挟持国王发动政变，史称“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得手，“开化党”立即宣布，朝鲜废除跟大清的宗属国关系，自主独立。闵妃吁请袁世凯救援。清军迅速出击，很快镇压了政变。金玉均等人的政权，刚刚建立三天就流产了，主谋数人外逃日本避难。

　　清军镇压政变过程中，与日本公使馆警卫队发生火拼，造成一定数量的伤亡。为解决这一纠纷，伊藤博文到天津跟李鸿章商谈。1885年4月，两国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其中一项规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这为九年后，清日两国出兵朝鲜，从而引发甲午战争，设定了一个由头。同时也不言而喻，大清“独占”朝鲜的局面已被打破，日本和大清对朝鲜拥有“共同宗主权”。

　　李鸿章对伊藤博文印象很深，给清廷上过一道奏折，专门谈他：

　　此日使(伊藤)乃强干之政客，曾旅欧美，注重其竞争实力。此时其无意于开启衅端，仅决意推行商业扩张之策，以图富国强民。十年之内，日本必将成为强国，现虽不甚堪虞，但必将为我国之大患。

　　此番言语，不幸而言中!

　　签约之后，日本加速染指朝鲜，贸易额不断增加，本国的军事力量也不断增强。到1892年，日本对朝鲜的贸易，基本接近对大清的贸易水平，军费开支则占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强国”的模样，大致成形。

　　甲午战争导火索

　　1894年，朝鲜又出事了。两件小事，一件大事。

　　这个国家，自大院君下野，王妃闵氏弄权以来，就不断出事。我在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传》里，看到过闵氏的照片(韩国史学家说，这照片是后人伪造的)，年轻漂亮的一个小女子，双目有神，有弄情的天赋。这女人比国王李熙大一岁，李熙亲政那年，她二十二岁。1895年在“乙末事变”中，被日本人暗杀，香陨九天，享年四十四岁。1897年，李熙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当今韩国史学家多称她为“明成皇后”。

　　闵妃对权力的嗜好，有如犯了魔怔一般。此外她还有一个糟糕的嗜好，即生活糜烂奢侈。然而后者，闵妃比大清帝国的慈禧太后稍逊一筹，没法子，朝鲜的国力，毕竟不能跟大清相提并论。可闵妃的某些做派，也足以让读史之人“刮目相看”。1882年，清军帮助朝鲜平定“壬午兵变”之后，朝鲜派使团到大清谢恩，使团携带十万两白银，到大清国为闵妃购买奢侈品。袁世凯听说此事，气得大骂：“是无心肝，不亡何待!”

　　不说闵妃了，说说朝鲜到底出了什么事。先说小，再说大。

　　小事是两件暗杀事件。暗杀的对象，是1884年“甲申政变”失败后逃离朝鲜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和朴泳孝。事件发生的时间，也都在1894年4月，看起来有预谋、有计划，很适合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什么的。这事要是发生在大清或民国，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可能早就动手了，弄成哪年的“贺岁片”也说不定。

　　朴泳孝很幸运，不光没死，还把其中一个凶手给制服了。这次暗杀地点在日本。被捕的凶手向日本当局招供，说他是按照朝鲜国王的命令行事。另一凶手逃到朝鲜驻日公使馆。日方索要凶手，朝鲜公使拒绝，竟然下旗回国。

　　金玉均死了，死在上海的一家旅馆里。杀他的凶手，是“甲申政变”中被清军处死的朝鲜邮政总办洪英植的儿子洪钟宇。上海当局按照李鸿章的指示，逮捕凶手，将他和金玉均的尸体一道送回朝鲜。朝鲜政府对凶手予以嘉奖，委任官职。对金玉均的尸体，先是公开示众，然后实施戮尸，装模作样施行凌迟大刑。

　　这两件小事，在日本人看来，都不小，是大清和朝鲜针对日本的敌对行为。一些激进分子为金玉均举办盛大葬礼和纪念会，还派代表面见外相陆奥宗光，要求政府对清国宣战，占领朝鲜。议会里也炸了锅，敦促政府尽快采取针对大清和朝鲜的行动。

　　大事是朝鲜的“东学党”起义，直接导致日本跟大清反目。

　　东学党是一个民间宗教组织。那时候，朝鲜事事都向大清看齐，民间宗教，也从大清这边汲取营养，把儒教、佛教和道教，剁巴剁巴一锅炖了，像东北菜中的“乱炖”一样，炖成一锅“东学”之说，跟西方天主教对立。教义非常简单，每天吟诵十三个字，就能祛病免灾。朝鲜政府不喜欢这个组织，斥为“左道”“邪教”，残酷打击，还把它的创始人崔济愚斩首。可这组织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二代教主崔时亨重组教团，树立为“教祖申冤”“驱逐倭洋”的旗号，公开与官府抗争。

　　那时候的朝鲜社会，跟大清也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上下交争利”，极度腐败，民生凋敝。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农民，对郡守赵秉甲的酷政忍无可忍，发动骚乱。东学党势力立即渗透，很快取得领导权。数月间乱民发展到几万人之众，整个朝鲜南部，政局动荡。5月9日，朝鲜发兵镇压。区区八百人的队伍，即便是“精锐”，也是小众，怎么“镇压”得了几万人的大众?果然，不等接战，这些“精锐”便丢盔弃甲，四散而逃。没办法，还得请大清出兵救援。

　　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认为，此时大清出兵清剿乱党，有利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机不可失，于是向李鸿章进言。而朝鲜政府内部，为是否向大清请援的问题，也没有统一意见，还在争论。历史学家唐德刚常说一句话，“形势比人强”，拿到这里使用，非常恰当。5月31日，东学党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府，形势危急，朝鲜内部争论停止，决定向大清紧急呼救。6月3日，呼救的正式公文送到袁世凯手中，袁立即电告李鸿章。李迅速上报总理衙门和光绪帝。光绪下旨：

　　李鸿章电奏已悉，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清国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如需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

　　按《中日天津条约》相关规定，大清出兵朝鲜，必须照会日本。

　　其实此时日本对大清的动向，已经格外关注。6月3日上午，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衫村濬，亲自拜访袁世凯，探讨朝鲜时局，公开表示，“贵国出兵，那我国也不能不出兵”。当天夜里，衫村濬再访袁氏，继续打探消息。袁告诉他，“朝鲜政府已经下达请求我朝援兵公文，清国准备派发一千五百人兵力，赴朝镇定东学民乱。”

　　6月4日，衫村濬急电东京：“清国北洋水师威海卫基地已经出航四艘军舰驶向天津，为赴朝清兵的商船护航，日本政府应迅速派遣军队进驻朝鲜。”

　　日本政府不敢怠慢，临时内阁会议决定，马上出兵朝鲜，抢先完成在朝鲜的军事部署。6月5日，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下达向朝鲜增派混成旅团的动员令。在国内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取消休假，紧急凑集七十名海军陆战队员，疾奔朝鲜。到仁川后，跟五艘日本军舰汇合，组成总员近五百人的先遣陆战队，又疾奔朝鲜首都汉城而去。同时，国内的陆海军也在紧急集结，做好入朝的各种准备。

　　6月7日，大清驻日本公使汪文藻代表清政府，向日本外相陆奥递交照会，声明：“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清日《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

　　陆奥立即回复照会：“承知贵国出兵朝鲜，但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日本政府为应对朝鲜之乱，保护本邦在朝居民安全，也准备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

　　6月9日，大清再次照会日本：“清国保护属国之行动，乃应朝鲜政府镇定国内民乱之请求。然贵国派兵仅为保护居留民安全，故无需派遣大军入朝并不得进入朝鲜内地。”

　　大清这是把自己当盘菜了，日本政府什么时候听过你的?你说保护属国，人家就说不承认朝鲜是你的属国，这番你又说日本不得派大军，还不得进入朝鲜内地，可想而知，人家偏偏要派大军，偏偏要进入内地。

　　这一回，日本同样毫不客气，回复大清照会：“日本派遣军队入朝，是根据日朝《济物浦条约》主旨以及《日清天津条约》之约定，属于条约分内之举动，与清国的主张无关。”总之，就是不理你那一缕山羊胡子，你能怎么着?

　　外交上的对峙，很快演变成军事上的对峙。朝鲜，即将成为大清和日本的决斗场。

　　大清与日本，针尖对麦芒

　　日本的军事行动跟外交一样敏捷。1894年6月12日至18日，混成旅团先头部队在仁川登陆;23日，混成旅团主力包围汉城;28日，混成旅团全军在朝鲜登陆，兵员达到八千人。除了汉城之外，在仁川和釜山也都有驻军。而此时此刻，进入朝鲜的清军，只有驻扎牙山的两千人。

　　大清和日本的军事调动，尤其是日本的军事调动，把朝鲜给吓坏了，把西方国家也吓了一跳。6月10日，俄国和法国驻朝公使馆开始陆续撤离工作人员。朝鲜的对策是，赶紧与东学党妥协，双方谈判，满足他们的诉求。6月10日，双方签订《全州和议》，农民军退出全州，回家务农去了。6月13日，朝鲜政府致函袁世凯，要求大清退兵，以解除日本出兵的借口。李鸿章得报，电令叶志超，入朝清军集结牙山，准备回国，同时命令袁世凯，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尽快退兵。但日本不想退兵，不仅不退，还在不断增兵。这有悖常理啊，怎么说你也得找个借口吧，不然在外交上会陷入被动。日本不傻，他们正在寻找借口。陆奥在回忆录《蹇蹇录》里说：

　　他(大鸟圭介)一进入汉城，就感到和从日本出发时所预料的情况有所不同，朝鲜国内出乎意外地平稳，清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驻内地……所以该公使一再致电政府建议“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然而，反观我国国内情况，已成骑虎之势……我政府一方面认为大鸟公使的建议非常恰当，另一方面又实难预料何时发生不测的变化。考虑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万全之策……

　　如上所述，我国政府的政策，在外交上虽然居于被动的地方，但在军事上却要先发制人。因此，在此间不容发的时刻，为了外交和军事关系上取得协同一致的步调，各当局莫不潜心策划，煞费苦心，至今思之，犹不禁悚然……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

　　看得出来，日本面对这个局面，也一时感到头疼，“至今思之，犹不禁悚然”嘛。外交无小事，不可不慎。好在，这个借口，还真让他们给想出来了。陆奥《蹇蹇录》里说：

　　某日，在内阁会议上，伊藤总理曾亲自拟出下列一种方案，征询阁员意见……其内容是：“朝鲜内乱，应由清日两国军队共同尽力迅速镇压;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由清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调查该国财政概况，淘汰中央及地方官吏，设置必要的警备兵，以维护国内安宁;整顿该国财政，尽可能地募集公债，以便用于兴办公益事业。”阁员对此一致表示赞同，我也没有异议……我在次日的内阁会议上，在伊藤总理提案之外又提出下列两项附带条件：“不问与清国政府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绝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若清国政府不赞同日本提案时，帝国政府当独立使朝鲜政府实现上述之改革。”此项提案经过阁议通过后，再由内阁总理大臣上奏天皇裁可。

　　现在我国的外交显然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今后的一线希望，只系于清国政府能否同意我国的提案。如果清国政府拒绝我国的提案，不问其理由如何，我政府皆不能漠视，并由此可断定清日两国的冲突终将不可避免，不得不实行最后之决心。这个决心，帝国政府在最初向朝鲜出兵时业已决定。事到今日就更无丝毫犹豫之理。

　　此后日本果然提出清日两国共同镇压朝鲜民乱等事。大清拒绝，已经不乱了嘛，还镇压什么?那就共同参与朝鲜的内政改革吧?大清还是拒绝，说先撤军，不撤军，什么都不谈。其实这些，都在日本的预料之中，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撤军，不行就打呗。

　　大清不参与朝鲜内政改革，日本自己动手。6月26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面见朝鲜国王，奏请改革内政。同日，再向朝鲜国王上书，详细说明日本绝不撤军，同时要积极对抗大清。同一天的两回折腾，给朝鲜国王以强烈的刺激。两天后，他跟群臣议事时说：“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

　　诡异的是，日本人只是作为不撤军借口提出的朝鲜内政改革方案，竟然赢得了西方各国的高度赞扬。尤其是美国媒体，简直把日本捧到脑门上，同时把大清踩到脚底下。《纽约先驱报》发表文章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它一旦失败将令这一隐士之国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发表社论，指责大清把朝鲜控制得非常死板，“这个可怜的国家看起来并不存在，它的一千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掸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毫无色彩和低能的翻版”。《亚特兰大宪政报》指出：“美国民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

　　有史料显示，国际舆论的一边倒，跟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宣传公关大有关系。

　　到此为止，大清在外交和国际舆论上都处在被动境地，在军事上，也落了下风。一是军队的数量不成比例，二是战略位置轻重失调。日军进入朝鲜的心脏和两肋，清军驻扎在牙山算什么?顶多是个手指头。

　　形势对日本非常有利。大清国遭遇了出兵之后的第一个尴尬。明明说是出兵平乱，可现在，路归路，桥归桥，就是走它不得。朝鲜说暴乱已定，你们都回去吧。清军撤不撤呢?倒是可以撤，也愿意撤，问题是日本不撤。咱不能自己灰溜溜走了，把朝鲜一股脑丢给日本。向朝鲜内地进兵行不行呢?也不行。日军挡在前边，你怎么进兵啊?

　　尴尬，太尴尬了。

　　此时日本的态度已经不可逆转，继续拿朝鲜内政改革说事。陆奥《蹇蹇录》说得透彻：“所谓朝鲜内政改革的提案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清国政府一定会拒绝日本的提案。如此一来，阻碍朝鲜国家进步的责任在清国，日本和清国决裂一战就会名正言顺。”说到底，就是找茬跟大清干一仗。

　　朝鲜对日本的高压非常愤怒，但又无力拒绝日本的要求，他们把大清当成最后一根稻草，指望大清能把朝鲜从即将灭顶的灾难中捞出来。

　　李鸿章的脑子有点乱。可再怎么乱他也知道，朝鲜局势危如累卵，总得想办法解决才好。不过有个底线他还是要坚守，无论如何，不能跟日本开战。之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很被动，主要原因是不敢打。目下的难题是，谈又谈不拢，打又打不得，怎么办呢?看样子没有更好的办法，还是“以夷制夷”吧。

　　俄英外交斡旋

　　李鸿章首先想到俄国。

　　1894年6月20日，朝鲜局势因中日相继出兵而扑朔迷离之际，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要回国休假，路过天津时，拜访了李鸿章。谈话中，老李以大清政府的名义，恳请喀西尼转告俄国政府，希望俄国出面调停大清与日本的矛盾纠纷，迫使日本与大清同时退兵。为了“调动”俄国参与调停的积极性，还说什么大清政府“认为俄国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俄国有出面调停的特殊权利”。同时暗示，英国已经主动提出要调停，但大清政府“认为俄国在此次事件中有优先权”。

　　从李鸿章和喀西尼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老李很讲究战术，是个“战术党”。可惜，他的对手日本，是个不折不扣的“战略党”，战略为主，战术次之。战术和战略，显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李鸿章的一番话，把喀西尼的热情一下子撩拨起来，待在天津不走了。6月22日，他给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发电，转达大清的意愿，还特别指出，“我国决不应错过”这次调停机会。

　　吉尔斯当日上奏俄国沙皇，沙皇准奏。6月23日，吉尔斯电令俄国驻日本公使希德洛夫向日本政府提出劝告。6月25日，希德洛夫拜会日本外相陆奥，提出日本从朝鲜撤军问题。陆奥答复，撤军可以，前提是清日两国必须共同负责对朝鲜政府进行内政改革，完成之后再撤;如果清国不参与，日本也要做，那时候清国无论直接间接都不得加以阻挠。陆奥这番话，等于是用托词把俄国挡回去了。

　　俄国不甘心，于6月30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主要内容是：“朝鲜的内乱已经平息，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要求，接受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的方案，否则日本将负有重大责任。”这段话里有通牒的意思，暗示日本要为今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承担后果。

　　俄国这一照会，让陆奥觉得事态非常严重，他立即前往首相官邸听取伊藤博文的意见。伊藤看完俄国照会，沉思良久。陆奥征询意见，伊藤语气沉重，说：“局面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还如何应和俄国的要求，将我军从朝鲜撤回呢?”陆奥回答：“尊意与鄙见完全符合，然今后之事态无论演变得如何艰难，都是你我两人的责任，其他不必多言。”

　　陆奥当夜给俄国公使发去急电，委婉驳回俄国的照会：“日本同意俄国的要求，但目前尚不是撤军的时机。”电报发出之后，内心依然惴惴不安，担心此举会为日本引来不测之祸。

　　陆奥和伊藤都担心俄国出兵。以日本的国力，同时对大清和俄国作战，绝对没有必胜把握。

　　当时的俄国，希望在远东地区寻求国家利益，对朝鲜的窥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也在朝鲜宫廷内培植了一股亲俄势力，日本担心俄国会有军事上的行动，也在情理之中。

　　陆奥后来在《蹇蹇录》里谈到俄国照会的时候说道：“呜呼，追思当时情形，至今都毛骨悚然。”他是后怕。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俄国收到日本的回复，强硬态度立即收缩回去了。等到十年后，为东亚利益再跟日本起争端，日本已经不在乎它了，一场日俄战争，打得北极熊差一点找不到北。那时候俄国再想起甲午年对日本的态度，是不是后悔莫及呢?

　　这边李鸿章还在喀西尼身上下功夫。7月1日，喀西尼致电吉尔斯，说：“局势已很危急……显然清国希望避免战争，日本却似乎有意寻求战争，深以为胜利非己莫属。危险正来自日本方面，而不是清国方面。”

　　应该说，喀西尼还是有些洞察力的。可惜，他的洞察力，还有他的热心，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7月13日，俄国政府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照会日本，说什么对日本政府的态度，“甚为满意”，“俄国政府以邻国之故，对于朝鲜事变自不能袖手旁观，然今日之事，完全出于希望预防清日两国之冲突，希为谅解。”

　　怎么了这是?还给日本道歉了。匪夷所思。

　　这还不够，7月21日，又画蛇添足再发一照会，“从友谊上再提请日本政府注意”，在朝鲜问题上不能违背各国间所缔结的条约。等于是朋友的口气。

　　李鸿章对俄国的调停，寄予很大的希望，深信俄国能把日本压服，以至于在军事上迟迟没有动作，造成极大的被动。

　　这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参与了调停。先是跟英国驻日临时代理公使巴柴特商量，让对方跟日本交涉，说你们之间闹成这个样子，对谁都不好，能不能坐在一起谈谈?日本回复，可以谈谈。于是在7月9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到大清总理衙门，跟庆亲王奕劻等各大臣磋商，却毫无结果。小村向日本政府汇报磋商情况，日本政府认为英国调停失败，是“可喜之事”，电令小村向大清提交强硬照会，大意是，英国大臣为了清日和好，出面调停，而你们清国一意孤行，不尊重我们的意见，这是“有意滋事也”，此后如“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史学界把这一照会，称为日本对清国的“第二次绝交书”。而“第一次绝交书”，是在6月22日发出的，针对大清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的诉求，强硬表示，日本绝不撤兵，你清国爱咋地咋地。

　　在“第二次绝交书”发出的同时，陆奥电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英国调停已告失败，现在必须断然处置。”意思是说，你可以在朝鲜动手了。

　　事已至此，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还在继续调停，他指示英国驻日临时代理公使巴柴特，再跟日本交涉。陆奥毫不客气，回复巴柴特，“清国政府如不能自本日起于五日内以适当手续表明态度，日本政府将不再与清国进行会商。此外，清国如在此期间再向朝鲜增派军队，日本政府即认为是威胁之行为”。态度蛮横如此，还怎么谈呢?这方面你不佩服英国人还真就不行，按伦敦电令，巴柴特于7月23日拜会陆奥，提出：“今后清日两国若发生战争，清国的上海，为英国的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及附近作战的保证。”原来如此!陆奥答复得很痛快，放心吧，没问题，多大个事呀。

　　而此时此刻，欧格纳仍然奔走呼号，想让清日在朝鲜的军队各自后撤，不要接触。他哪里知道，日本驻日公使大鸟，已经在朝鲜“飞”起来了。

　　宣战!宣战!

　　没等宣战，日本就不宣而战。

　　1894年6月至7月，日本无论在外交还是军事方面，都动作频频，螳螂拳，太极拳，南拳北拳少林拳，什么拳脚都有。而在大清一边，除了6月上旬派兵入朝以外，再就是耍嘴皮子，好一通唾沫飞溅，到了，啥用也没有。清廷由此极为震动，清议派各色人等，纷纷上奏，力主“抗日援朝”，同时对李鸿章加以责难。

　　在群蛙鼓噪之中，有一个人的声音格外响亮，这人就是礼部右侍郎志锐。志锐先是分析了目下的朝鲜局势，指出事态紧急，后把矛头指向李鸿章，说他“一味因循玩误”“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藉作说和之客，以图退兵之计”。又说，于日本，咱是势在必争，于朝鲜，咱是绝不可失。“当今之计，应请皇上”当机立断，“速敕北洋大臣李鸿章，厚集兵力，分驻高(高丽)境，克期进发，迅赴事机”。之后又把矛头指向叶志超和丁汝昌，说他们是“败叶残丁”，陆军不进汉城，海军不守仁川，把军事要地，都拱手让给日本……好一通慷慨陈词。可惜，他的“急治军旅，力敌势均”言等，已是事后诸葛，梦梦而已，于大局毫无补益。在志锐上奏清廷的第二天，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已展翅高“飞”，弄出不小的响动。事态至此，断断不可逆转。

　　7月18日，大鸟遵日本外相陆奥旨意，派兵控制朝鲜王宫和京城外围。20日，照会朝鲜政府，提出四项要求：在汉城和釜山间架设军用电线;朝鲜为日本建立军营;朝鲜宣布脱离与清国的藩属关系，将清国军队逐出朝鲜;废除与清国之间的各项条约。

　　7月22日，朝鲜回复大鸟照会，说同意放弃与清国的藩属关系，已经要求清国撤军。大鸟指责朝鲜只是口头应付，并无实际行动，于7月23日凌晨，命令日本混成旅向朝鲜王宫发起攻击。三个多小时以后，战斗结束，日本以一死一伤的代价，占领王宫。为应付国际舆论，大鸟拥立大院君为朝鲜摄政王，让国王退政。7月25日，大院君以朝鲜政府名义，通告废除与大清的各项条约，委托日军驱逐牙山的清军。由此，日军在朝鲜针对清军的行动，就拥有了“合法性”。

　　日本是一个急性子的国家。早在1876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跟李鸿章就朝鲜是否大清属国问题，所进行的长达七小时的交谈中，就谈及日本与大清性急与性缓的问题。森有礼说：“西国人言日本办事性过急，大清办事性过缓;急性遇着缓性，难以商量。”

　　既然“难以商量”，那就索性不商量。急性子的日本开始行动了。7月25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向大清发起攻击，击沉运兵的英籍商船高升号。日本陆军混成旅团也做好战前准备，几天后向牙山的清军发起攻击。

　　日本不宣而战!

　　李鸿章得讯，于7月28日，电告总理衙门，建议布告各国，日本首先开衅。总理衙门得电，于7月30日，照会各国公使，同时降旨驻日使馆和领事馆，说日本首先开衅，不得不另筹决意办法，并委托美国代为保护日本的华侨。31日，照会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日先开衅，致废修好条约，此后与阁下无可商之处，殊为可惜。”这是宣布跟日本断交，暗示小村赶紧滚蛋。

　　8月1日，光绪帝下旨向日本宣战，说：

　　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狮，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

　　日本人性急的毛病这时候又发作了。7月30日，内阁起草了宣战诏书草案。7月31日，外相陆奥向各国公使递交了日清交战通告书，其实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宣战书。加拿大史学家陈志让在《袁世凯传：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一书中说“日本天皇于7月31日宣战，中国皇帝于1894年8月1日宣战”，是符合实情的。麻烦的是，日本宣战诏书的具体措辞，在内阁引起争议，前后修改六次才通过，这样就把时间耽搁了，直到8月2日，日本天皇才正式签发宣战诏书。到9月10日，内阁会议正式确定，日清战争开战日为7月25日，宣战日为8月1日。这是后来史学界认定，大清和日本在8月1日同一天宣战的缘由。

　　日本天皇签发的宣战诏书说：

　　朕兹对清国宣战，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作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苟不违国际公法，既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必期万勿遗漏……(清国)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事既至此，朕虽始终与平和相终始，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海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战，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平和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荣。

　　有史家评论说，明治天皇的宣战书，在“境界”上，要超出光绪皇帝的宣战书。这是打嘴仗。在这件事情上，用流行话说，不看广告看疗效，战场上的胜利者，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枪杆子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

　　让我辈咬牙的是，你大清国在战场上，也是一个孬种。

　　主要参考书目

　　1.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2. 宗泽亚著，《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3. 〔加〕陈志让著，《袁世凯传：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4. 〔日〕佐藤铁治郎著，《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

　　5. 端木赐香著，《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金城出版社，2012年。

　　6. 〔澳大利亚〕雪珥著，《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

　　7. 〔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1 16: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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