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友谊——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断回忆
2015-04-08 10:50:39 来源：原载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0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点击： 复制链接
By 程敦荣
部分美方人员合影
1942年，作者作为中国空军在美国训练的第一批毕业生学成回国。1943年加入美国空军在中国组建的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本文记述了中国飞行员与美国飞行员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军的难忘情谊。
1942年至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关键的时刻。希特勒当时仍趾高气扬，因为法西斯德国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并深入到苏联腹地；不可一世的日军，将自己的触角伸向整个东南亚。但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英国第八军在北非击败了德军的非洲兵团；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法西斯的气焰受到重挫，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士气高涨，战争到了转折点，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但是，取得优势和最后的胜利还要经过激烈、艰苦战斗。
中国空军在美国训练的第一批毕业生正是在关键的1942年学成回国的。1943年初，美空军第14航空队在中国刚刚组建，毕业生中有12个年轻的飞行员调入其23战斗机大队，与美国飞行员并肩作战。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12人分在三个中队作战，执行战斗任务约300次，击落敌机5架。但先后牺牲5人，还有1人在越南受伤跳伞后被越奸出卖，做了日军的俘虏。战斗的酷烈，于此可见。
从飞虎队到23战斗机大队
23大队是当时14航空队的主力，其前身是著名的飞虎队（美国志愿空军队），它是在1941年初，由陈纳德在美国筹组的。陈当时是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的顾问和总教官。虽然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很大，但经陈纳德和一些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国内有影响人物的奔走、游说，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从美国的陆、海军中（包括退役与后备役）召募到109名飞行员，150名地勤人员。飞机是英国政府转让的100架美制寇蒂斯P－40A、B型战斗机。同年秋在昆明正式建队，共三个中队，陈纳德任指挥。8月在缅甸进行了60小时的战斗训练，陈纳德亲自讲授有关日本空军的战术并监督训练。初次战斗是在12月12日于缅甸开始的。执行的任务是昆明的防空任务和在缅甸支援中国远征军（陆军）及盟军的地面战斗。飞虎队实际作战六个月，共击落日机297架（正式承认记录），飞行员战犯13人。空战损失10架飞机，被地面炮火击毁12架，其他因事故于地面炸毁20余架。1942年7月4日解散，正式改编为空军特遣队，称23战斗机大队。
1943年初，14航空队正式建立，陈纳德也恢复现役，任少将司令官。初建时仍以23大队为主力，另有一个B－25型中型轰炸机队和一个B－24型重型轰炸机大队，一个P－38型侦察机分队。因为在1942年，当从印度到中国的空中航线－即著名的驼峰航线刚开始使用时，每月的运输量只有500吨，以后虽逐渐增加，但14航空队始终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所以14航空队是当时美空军中最小的航空队，总计不到500架飞机，而驻英国的美军第八航空队曾达到8000架飞机。当年美国战友曾戏称它是“吊在一根鞋带上”的航空队。
当时在23大队的飞虎队骨干已经很少了。新飞行员不断地补充进来，不过也有一些资格较老、经验较多的飞行员担任中队长和分队长。
23大队虽然已是正规空军部队，但在战术与技术、战斗作风与风格上，继承与发展了飞虎队的传统，颇有战争的浪漫主义色彩。飞虎队的飞行员要求至少有两年的战斗机飞行经验，个人技术是很好的，配合也好，很象美国的职业明星球队。陈纳德也象一个有威望和能力的教练，他的战术是机动灵活，以少胜多。当年的参加者的确不乏佼佼者，而且也具有美国青年的那种活泼朝气，有正义感和富于冒险精神。尽管也有少数人是为着较优厚待遇和奖金而来，但大多数是同情中国抗日战争，并意识到美、日之间终不免一战而热情地参加的。如巴麦尔（Agax Baumler）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是著名的林肯大队飞行员，同法西斯飞行员作过战。外号“老爹”（Pappy）的波音顿（Greg Boyinton）原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教官，加入时已有六年的战斗机飞行经验，在飞虎队时击落日机六架。后来回到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队任中队长，带领一群年轻飞行员，他的中队称为“黑羊羔”（Black sheep SQ.）中队，立下很多的战功。留下来任23大队第一任大队长的罗．斯考特上校（Col.R.Scott），两次到中国作战，还写过一本书名为《上帝是我的副驾驶》。我加入23大队时的大队长霍洛威上校（Col.B.Holloway），193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有正规军人的严肃作风却又对部下亲切和蔼，作战沉着勇敢，大的战斗任务必定自己领队。他一个人单机在几个中队间飞来飞去，常常从昆明飞到桂林，从机场西边的山口俯冲下来，直奔机场，我们就知道有大仗打了。他后来是美国第一个喷气式战斗机大队长，空军战术学校司令员，退役前是美国战略空军的四星上将司令员。曾任副大队长的约翰．亚利逊（J.Alison）是个矮个子，非常勇敢，曾在衡阳和巴麦尔两人在没有夜间飞行设备的情况下用P－40型飞机拦截并击落日本夜间轰炸机，自己的飞机也被打坏而迫降在湘江里，幸好被人救了起来。他在支援我国陆军的鄂西会战中曾被日本零式机缠住，座机中弹，是中国空军飞行员臧锡兰击落了咬住他的日机，才使他脱险。战后他曾是美国空军协会（AFA）的主席，诺斯洛普飞机公司的总经理，还是一位发动机设计师。
最令人难忘的是P－40型机首上的虎鲨嘴涂饰，可惜那位天才的创作者的名字我忘了。这位有艺术灵感的飞行员把虎和鲨的凶猛结合得真妙。P－40飞机的发动机上的冷却罩构成短粗的机头，绘上虎鲨的大红色血盆大口，配着上下两排雪白的利齿，上边是一对带点邪恶的斜视的鱼眼，就给相貌本来平常的P－40型机一种猛悍的神气，增添了战争浪漫主义的色彩。有趣的是其他机种也曾模仿这种涂饰，但都不那么合适。所以在美国任何航空博物馆中都必然陈列有这种虎鲨嘴涂饰的P－40型机，它也最能吸引观众，成为世界大战的多彩的空中战斗物的象征物之一。
23大队的四个中队中，经常作战的飞机大约有100架，却担负着西起云南西部的云南驿，经过昆明，东至桂林、零陵、衡阳这个上千公里宽广空域的战斗任务。在昆明和云南驿的中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驼峰航线的安全，和昆明－驼峰航线终点站的防空。在我国东部的两个中队执行攻击任务。作战空域北抵武汉，沿长江航运到九江、南昌，南边以广州、香港为攻击目标。我在这两个作战空域都参加过战斗，而且1943年夏季激烈的战斗就是在桂林和衡阳发生的。
我所知道的陈纳德将军
1943年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上，据说陈纳德将军的一副威猛的面容曾令英国首相邱吉尔吃惊不小。陈纳德当时是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列席的。他身材壮实，深褐色而粗犷的脸孔，像美国西部久经风霜日晒的牧人，也象一个威严勇猛的印地安酋长。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一个空军战术家。
给我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在1940年秋，一天，10余架日本新式零式战斗机从其战领的越南河内起飞袭击昆明。我那时正在昆明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学习。航校只有供训练用的三架苏制伊－15型战斗机起飞迎战。这是老式的30年代初期的双翼飞机，固定起落架，装四挺小口径机枪，速度慢，但转弯性能非常好，半径小，操纵非常灵活。那天高级飞行教官谭汉男带领两个毕业一年的见习飞行员组成三机编队。敌我在约4000米高空遭遇。敌机有高度优势，俯冲下来，立即击落了一架僚机，另一僚机俯冲脱离。我们看到四架零式飞机轮番攻击谭教官的飞机，从4000米盘旋格斗直到超低空。谭汉男以熟练、沉着的小转弯，半滚下滑、上升反转，避开了一次又一次日机的射击，还曾对一架上升转弯的日机开枪反击，但终于在最后一次从贴近地面的高度作上升转弯时，被一架日机从左后方击中发动机，发出沙沙的声音，螺旋桨转速顿减，谭汉田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大坡度侧滑下降，飞机摔落在田边，人尚未受伤。经验丰富的谭汉田立即解开保险带从座舱滚出来，凭借田埂俯卧以保护自己的身体。果然，两架零式转弯过来，朝着在地上的伊－15残骸各扫射一次才离去。这场惊心动魄的格斗就发生在离航校不远我们隐蔽处的上空。
第二天，陈纳德（当时的顾问和美籍总教官）召集全体飞行人员讲话。他讲话的主要部分我至今还记得。他指出，这是日方的一种最新式战斗机（当时还不知其名字和型号），无论在速度、上升能力、火力配备上都远远超过我们当时已所余无几的伊－15型或伊－16型（也是一种苏联制造的低单翼战斗机）。因此，在遭遇这种飞机时，我们不能还用三机成队的队形，单机格斗也要吃亏，只能作圆圈转弯飞行，前后交错，互相掩护，充分利用本机转弯灵活的长处，伺机采用急转弯迎头攻击来反击．．．．．．
由于零式战斗机的出现，使我们的空战处于绝对劣势。但这时陈纳德仍然积极地提出如何保护自己和反击的战术设想，可见在当时他的战术思想中已在孕育彻底抛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统三机成队战术。他的灵活的交叉掩护思想，以后就发展成为两机一组的四机编队，以及一击脱离（或称打了就跑）的战术，就是很自然的了。
陈从1938年来到中国后，对于日本空军的作战战术和技术都作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所以在指挥飞虎队时，能以100架飞机对抗在数量占优势的日本空军。如在仰光的空防战中，日军两次出动重轰炸机60架，轻轰炸机27架，战斗机30架，志愿队只一个中队加上美国少数战斗机，却能击落8架日机，自身损失3架，取得胜利。
战后，日本的空军战术家在评论日空军的失败时，承认他们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传统的三机编队和单机格斗的陈旧战术思想的束缚，又加上日本自己的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以至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认识四机编队的灵活性，也不了解一击脱离战术的优越性，造成他们多次空中战斗的失利和有经验飞行员的过多死亡。
P－40型战斗机与日本零式战斗机
在太平洋战区和在中国战场上空，P－40型战斗机和日本零式战斗机是较量最多，历时也较长的两种机型。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仓促参战，当时陆军航空队可用的战斗机主要是P－40型。尽管飞行员们认为它是一架“哪一方面都不出色”的飞机，可在1943年以前它仍是空战的主力，在最困难的时候和最激烈的战斗里，做出了贡献。
这种飞机首先是结实可靠，能耐打击。常常是满身弹孔却仍象一匹忠实的战马一样，将骑手安全地送回家。因为它对飞行员的保护比较好，风挡中部是很厚的防弹玻璃，座椅背是厚钢板，能承受大口径子弹近距离射击，油箱是自封闭式，击中也不会起火。
装在机翼上的六挺12.7mm大口径机枪的有效射程远，组成的交叉火网有很大的破坏力。而且工作可靠，极少故障。我在湖北沙市的一次空战中，曾目睹我的僚机将一架日本零式机打得在空中爆炸，可见火力之强。
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无疑地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机型之一，其陆军编号是三菱A6M型。主设计师堀越二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系，30年代初留学美、英、德三国，他充分吸取了30年代驱逐机设计的新思想。如：全金属，低单翼，可收放起落架，密闭座舱等等。也吸取了在中国战场和日、苏在外蒙古诺蒙坝之战的经验，主要是日本96式和97式驱逐机同苏联制造的伊－15和伊－16驱逐机曾多次交手的经验，加以改进设计的。它于1939年开始试飞，1940年秋投入中国战场。它的平飞速度达500公里／时，升限可达10000米，续航距离增至2000公里，火力增强为两门20mm机关炮和两挺7mm机枪。零式机的出现，使日军的战斗机性能有了划时代的飞跃。
同P－40相比，零式的上升性能和操纵灵活性要好些，转弯半径小得多，极适于单机格斗。美、英空军在战争初期时不了解它这一特点，仍用传统的单机格斗战术，又因日本飞行员多是在中国战场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手，所以使美英飞行员吃了不少苦头。
陈纳德对日本空军的战术技术有长期的观察研究，也对比分析了P－40与零式各自的优缺点，在他指挥飞虎队时，正确地制定了四机编队和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一开始就占上风，飞虎队的优势鼓舞了盟国飞行员的士气，日本人自吹零式是太平洋之王的神话也破了产。直到14航空队时，23战斗机大队仍然继承这种战术，一直保持着空中优势。
紧张、热烈的战斗生活
我们12个中国飞行员编入三个中队，每队4人。李鸿龄、毛友佳、毛熙品和我在74中队，同美国战友生活、战斗在一起，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队长孟宁汉上尉是正规军官，不到30岁，黄头发剪的很短，湛蓝的眼睛，总是以一种诚挚而又冷静的目光注视着谈话的对象，非常沉着，忠于职责。一次我随他执行俯冲轰炸任务，他问我投过弹没有，我回答说只是当飞行学生时打过地靶。由地我们在美国飞的是前三点起落架的P－39型空中眼镜蛇式战斗机，对P－40不熟悉，而且因燃料太缺，我只飞过三个起落。他仔细地给我讲解投弹要领，如何以机翼上的某一点对准目标（因为战斗机没有投弹瞄准具），如何进入俯冲，和选择拉弹时机等等。可是我第一次还是俯冲角过大，速度太高，一下子把共重500公斤的炸弹投到洞庭湖去了。回到衡阳基地，我非常惭愧，他却笑着对我说：“程！炸死了不少鱼吧，哈哈”。然后又鼓励我第二次注意要领。果然第二次投弹就直接命中目标。
分队长夏波（Shapo）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一头卷曲的黑发，典型的罗马人面孔，嘴里含着大雪茄，一口又快又满是俚语的纽约腔，玩得一手好牌，赌扑克常是赢家。飞行时喜欢做特技，搞惊险动作。有一次我俩巡逻驼峰航线回来，他带我从8000多米的高空一直俯冲下来，低空返回机场，对着跑着做半滚特技，我则紧紧地和他保持编队，一致动作。着陆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喜欢吗？这样才痛快！”
1943年春季，在我国东部的空中战斗很活跃。日本的神风高空侦察机有时飞到衡阳或桂林，往往这就意味着有一场恶战到来，我们都巴不得遇上这种机会。
最初，日本飞行员还很自负，零式常在三四千米高度，飞小转弯，翻跟头，进行挑战，诱你和他格斗。我方因有良好的防空监视网，一般都能有及时的警报，有充分的时间升空和爬高，往往能占高度和速度的优势，从高空俯冲下来，以大速度接近和攻击敌机，然后脱离或再次上升，争取二次攻击机会，而不和零式格斗。零式机吃了多次苦头后，也改变了战术，在高空飞，即使掩护其轰炸机队时也在它们上面很高，但这又给我们造成攻击其轰炸机编队的有利机会。
8月的一天，我正警戒值班，有警报说敌编队从广州起飞向北飞行。这是他们加强攻势搞的穿梭式轰炸，在广州与武汉之间交替地攻击我们华东的三个基地：桂林、零陵、衡阳。它们过韶关不久，我们起飞拦截。我们在桂林的7架P－40机由桂林的前进基地司令芬逊准将（Casey Vincent）领队，一面搜索敌机一面升高，到了约8500米，这是P－40机性能最好的高度，发现了敌轰炸机群，它们比我们还高些，在右侧前方大约距离2000米。我和长机几乎是同时发现敌机，随即看到长机拉掉了下油箱、加大油门、转弯向敌机飞行方向扑过去。敌机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眼前，是99式双发动机重轰炸机，大约20多架，编队很密集。看上去它们在上下摇晃着，可能也发现了我们，正在互相靠拢，以便用它们机上的机枪组成交叉火网，防卫我们的进攻。我看着前上方这个灰茫茫的编队群，心头又恨又急，这些年来，这些强盗在我国天空横行霸道，狂轰滥炸，杀害了多少同胞，毁坏了多少财产，现在它们就在眼前，我打开了机枪按钮，瞄准具也亮了，我们已正在它的下方稍后一点，占据了良好的攻击位置。这时零式战斗机飞得太高，还来不及发现我们，机会太好了。突然，我看到芬逊准将的的座机摇了几下机翼，一推头，我们都进入俯冲，正在敌编队群的正下方，只见长机第一个以几乎是垂直上升的角度向敌编队的中央开始攻击，我在最左边，就盯住最边上的一架敌机，看着它在我的瞄准具的光环中越来越大，它的两翼占满了光圈时，我按紧了机枪按钮，立即六条火龙直向它射去。从敌机的左发动机处就不断地掉下许多黑色碎片，冒出黑烟来，我按住机枪按钮不放，直到它带着烟与火向左倾侧并往下坠落。就在这一瞬间，一种喜悦和复仇的满足情感涌上心头．．．．．．
正当我打算重新俯冲以增大速度，寻找第二次攻击机会时，敌人护航的零式机从高空俯冲下来。就在我右转弯时，它和我交叉飞过，正在我前下方，橄榄绿机身上的红太阳标记十分刺目。我本能地压下左翼，想飞到它的后面以便咬住它，但后面还有一架零式已咬住了我，就在我转弯时，它开炮了。机身剧烈地震动了两下，顿时座舱内烟雾腾起，驾驶飞机的操纵杆一下震脱了手。不好，敌机是三架，前面那架引我进入格斗，给后面狡猾的敌人制造机会，而我是单机。我本能地猛拉机头，飞机急上升，又立即猛推操纵杆向左前方，并突关油门，P－40机立即进入垂直俯冲，敌机被甩脱了。等我降落到桂林机场一看，机身正中有两个直径20多厘米的洞，金属蒙皮裂开，距离座舱也只1米多！
来而不往非礼也，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一年的夏季也有多次的出击。一次是我们掩护B－24重型轰炸机炸汉口。大编队到汉口上空时，敌零式机仓促起飞，正在拼命爬高，企图接近我轰炸机队，我的长机带着我垂直俯冲下去，占有高度优势，又出敌不意，从敌机的后上方猛扑下来，我瞄准一架开火，它拖着长烟向地面落下去，长机也击中另一架。这次没有一架敌机能向我轰炸机编队进行攻击，我们掩护他们返航到岳阳，轰炸机向昆明飞返，我们战斗机飞回衡阳基地。
出击香港－九龙也是令人难忘的。前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们看到一架P－40机从二塘机场西面的山口处穿出来，直向机场俯冲下来，有经验的飞行员都知道这是大队长霍洛威上校的习惯飞法，意味着明天有大任务。我又幸运地轮值警戒。清早大队长就召我们集合，宣布任务：护航，目标九龙船坞，简明扼要地布置了编队序列和注意事项。立即起飞，共16架P－40。起飞后迅速地编好队向南飞。航向指向香港。当我远远看到大海、香港的山顶房屋、港中的船舶时，非常激动。1941年秋，我正是俯这里乘海轮去美国，多么熟识的地方。那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而祖国正是苦难最深时，我们是第一批横渡太平洋去接受飞行训练的学生．．．．．．这次却从空中来打击那些强占着这块土地的侵略者，轰炸机的重磅炸弹向九龙船坞、码头以及停泊的海轮和兵舰倾泻，整个港九地区浓烟滚滚，海面激起粗大的水柱。我们16架飞机从启德机场一路扫射过去，我正好对着半岛酒店开枪。攻击完成后，轰炸机的整齐队形又出现在我们前面，战斗机也迅速爬升，掩护B－24机返航。大约在6000多米的高度，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的日本零式机先先后后地飞了过来，企图向我轰炸机队攻击。我们正在B－24编队的上方，尽管B－24型机上的火力也很强，但我们仍紧紧飞在编队的两侧。我发现一架零式正迅速地向我编队飞过去，它打算向编队左翼的一架B－24轰炸机作左上方俯冲攻击，我加大油门从它的后上方紧跟着俯冲，它发现了我，企图转弯脱离，却正好在我的射程内，就在我从瞄准光环中看到它的整个机身的最大面积时，我咬住它开火，看到我的机枪子弹击中它。
从1943后的春季直到秋季，我们四个中国飞行员在23大队74中队经历了激烈紧张的战斗，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中首开纪录的是李鸿龄同学，他在5月初的一次出击九江、南昌一带的任务中，在南昌机场附近的上空击落一架敌军用运输机。我们都为他高兴，庆贺他首开纪录。陈纳德将军也给他申请了一枚空军勋章。但不久在另一次出击中，他就没有回来。这个从沦陷了的东北跑到关内的青年学生，为了打回老家去而参加抗日战争，却未能重返故乡。8月里，在桂林的防卫战中，另一位同学毛友桂不幸被零式机击落，壮烈牺牲。这是个从云南昆明来的学生，平时话都不大说，腼腆得象大姑娘似的。他们两人的牺牲，使我们感到悲痛，但也促使我更坚定了决心，不管抗日战争还要打多久，我一定打到底，要为战友和同学复仇！我们直接参加美国空军作战部队，无形中也是国家的代表，我们要以自己的奋勇作战，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
多少美国战友也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在中国的天空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长眠在中国的大地上。一想到他们，音容笑貌至今仍宛在我心中。我们全队敬爱的孟宁汉少校（人刚晋升）在一次单机侦察任务中失踪，最后断定是被击落了。他的死令我们全队的人都感到心情沉重。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飞行员和中队长，记得我刚报到时，他就要求我除飞行作战外，还兼任中队机务长的助理，学习机务管理。我们中队驻云南基地时，曾因空袭警报贻误（云南西部崇山峻岭，监视哨不够）使日机的一次偷袭成功，地面上的五架战斗机和一架运输机烧毁。中队长把这视为最大的失败，把打击敌人争回补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争取每一个作战的机会，身先士卒，奋勇作战，最后以身殉职。
还有一个同我们几个中国飞行员最友好的北美印第安人后裔，费陀维奇（Vidoovich）中尉，他的外号叫酋长（chief）。身材不高，但非常结实，古铜色的皮肤，深而黑的眼睛，微策卷曲的黑头发。我有时想象他如果穿上他祖先印第安武士的服装，插上羽毛头饰，手持战斧，骑在没有鞍子的骏马上，一定威严得象一个真正的酋长。他和我们最要好，性情也极和蔼、热诚，每当我看到他那带有亚洲蒙古人种的面容时，就产生一种亲切之感。他打仗也正象他们的祖先一样，是真正无畏的勇士。不幸的是，在一次从印度接机回来的途中，因天气恶劣，迷航撞山，牺牲了。当我们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时，都悲痛地落了泪。
在这一年的共同战斗与生活中，我们共享着胜利的喜悦，分担着战友牺牲的痛苦，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写下这些回忆片断，可使人们多少知道40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大战中的一个地区的一些情况，多少知道一点那些牺牲了的和尚存的人们曾经怎样为民族存亡而战斗。 湘西会战的第五大队
敌军企图：攻占我湘西空军基地，使贯通南北的交通线解除威胁。
在老河江口激战正殷，欧洲柏林的争夺战开始之际，日军的高级将领就集中在永丰召开军事会议。当时我军事当局就判定敌人在湘西蠢动的可能。到四月九日有情报传来：
(一)衡宝公路运输频繁，大批敌军集结于仙槎桥及两市塘。
(二)潭宝公路敌大都集中永丰及青树坪场。
(三)宝庆附近建有桥梁四座。
(四)敌加工修筑宝庆机场。
敌人的企图无疑地是想乘欧洲战事未结果，盟军兵力尚未能转移至远东的时候，一举将湘西空军基地夺取，使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线所受的威胁解除，如拥有内线作战的各种便利，可能把中国西南部国军的野战军封锁于云贵山地内，阻碍盟军反攻计划的实施，使战事成为胶着状态，以苟延残喘。所以动用了四个精锐师团，向湘西基地作志在必得的攻击。
我空军第五大队接受了这个艰距的任务，协同陆军向敌人无情的打击，结果在我陆军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以前，就把日军击溃了！
在四月九日晚上，第五大队大队长张唐天，副大队长郑松亭，作战参谋主任倪世同于接到敌人移动情报判断，日军企图攻掠我湘西基地后，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全力阻止日军前进计划，初步为侦察日军动向，搜索日军主力，攻击衡阳宝庆一带军事设备。
四月十日，情报得知日军蠢动了，湘西上空当天五大队出动所有的P-51及P-40，将衡阳、宝庆、湘潭三角地带所有的大小桥梁全部澈底炸毁破坏，十四日，日军主力向「资水」东岸推进，同时有日军千余人由「新宁」向北推进。日军的进攻路线(一)沿宝庆、芷江公路前进。（二）由新化南面麻西渡河向西渗入。（三）由新宁向西北方向进行。
正面日军渡过「资水」后，四处攻击蹈扰，无法判明他们的重点所在，使得防线牵长了，陆军的兵力不够分配，日军遂于十九日经「白马川」窜进「放洞」。据情报，这一路的先头部队是一个加强联队，并咐有一大队以上的骑炮兵。至此，我们才明了日军仍采用中央突破战术，企图直趋「安江」，窥伺我空军基地。
二十日清晨，天才黎明，我空军第五大队集中所有兵力，以「放洞」为攻击重点。整日轮番轰炸扫射红岩大庙、大黄沙、一四五Ｏ高地等据点，均予以澈底攻击。日军在立足未定以前，受到这严重的打击，锐气挫折了。我五十一师官兵在周师长指挥下，奋勇堵截，王耀武将军亦亲自赴前线督师，至二十八日，敌兵力以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无力继续进犯，仅困守少报据点，战事稳定下来。
放洞进攻失败之后，日军改由左翼作为主力攻击，由武冈城分数路进犯，于二十九日越过武阳到达瓦屋塘以南唐家坊附近，企图突破我五十八师防线，直下安江，第五大队得知情报后，即把大部份兵力转移于瓦屋塘方向，经连日的澈底轰炸扫射及液体燃烧弹攻击，日军无法立足在守住阵地了，向武冈花园市方面溃退。陆军五十八师衔尾穷追，于五月六日将日军击退至李溪桥 、罗家铺一带，这一役击毙日军两千余人，战马七百余匹，残敌溃不成军，于七日向武冈及高沙方面溃退。
中路日军在放洞锻羽后，仍不肯罢手，集中两联队以上的兵力，向山门洞方向渗入。五月一日，日军己进至江口以东上查坪、下查坪、肝溪一带，向我军发动最剧烈的攻击。这附近都是绵绵不绝的山地，两军就在这峡窄的山谷作生死决战，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村庄都经几度争夺，两军阵地成不规则的犬牙交错状态。第五大队也集结了兵力在这里作一星期的连续轰炸扫射，因目标并不显着，乃与美军通信兵团商洽，派人往前线遍设超短波无线电台与空中飞行员联络。这对于陆军的帮助很大，都能知道日军的地阵正确位置而予以扫射，我空军在项世端及韦现科两中队长率领下，由晨至暮，整天在这地区搜索敌踪，日军虽伪装高明，也逃不过陆空军的侦察，RDX高度炸弹、伞弹、液体燃烧弹、机枪子弹像雨点一舨向树林和掩体等掩蔽得很好的阵地落下，日军的苦头可大了。
这次出击是参谋长周威霖为长机，杨少华、张恩福、美员狄克逊为僚机。当他们把大炸弹投入了日军阵地之后，就沿着岳阳的公路低飞往东去找日军补给线，没有五分钟光景：「卡车！卡车！」无线电裹一阵叫喊，跟着长机在上打了一个盘旋，于是这二百余辆敌人认为伪装得很好的卡车，都在也躲不过四人的眼睛，一架P-40有六挺大口径的机枪，一阵猛射狂扫，将这一列列卡车打成一堆废铁。湘江一带的桥梁少有一段完整，公路上到处都是再也无法发动的各型车辆。
五月八日，苍翠的山头己被燃烧弹烧成一片焦黄色，日军在这强有力的攻击下伤亡过半，残敌无处藏身，只得溃退，而国军方面则下令反攻，两翼向日军侧背迂回反击，战至十日下午，收复山门、龙潭铺、石下江、黄桥铺等据点，在这两日内向前推进了四十公里，这一役国军发现日军溃败的太快，一路上敌尸处处未及掩埋的尸首达三千多具，估计其伤亡人数当在六千人以上。此次日军溃败后，想夺取空军机场的企图完全幻灭。
而右翼方面的日军曾进至洋溪，这路的日军目的是为了想截断我左翼与中央的联系，空军二十七及二十九中队担任这一线的攻击任务，在中队长廖广甲、副中队长方纬、姚兆元的指挥下，这方面的日军几乎完全歼灭，躲在树林内的日军在有计划的燃烧弹的轰炸之下，兵员马匹逃命的机会很微。清理战场时发现敌尸达二千具，战马尸八百余匹，估计日军伤亡当在三千人以上。
此次日军渡资水西犯时，进展颇急，以为我军措手不及，必溃不成军，可以在我援军到达时己夺取了芷江，我们那些较坚强的据点，他们也不待攻陷便绕道前进。所以日军到达江口瓦屋塘一线时，岩口铺、芙蓉山、山门尚在我守军手中，这些据点虽己陷于四面重重围困的绝境，守军尚能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不时出击日军的补给线，给日军严重的威胁。岩口铺由袁副营长楚俊率领部下二百余人防守，山门由高副团长及葛营长率领部下五百余人防守，芙蓉山阵地由伍亚杰副团长、孙廷简营长率领部下四百余人防守。这些孤军虽己与后了隔绝，给养不继，因我空军每日必到助战，故绝不气馁，表现了贞忠不挠的精神，及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这些英勇的行动在空中看得一清二楚，出击归来，必以兴奋的语调来描绘这批给包围的孤军，日军败退后，于是纷纷发动慰劳及补给这些孤军，陆军方面得知了此消息后，王耀武将军、施中诚将军即着王重之参谋采辨了香烟及各种食品，交由空军带往空投，空军大队长唐天代表全大队备函向孤军致敬。慰劳品及信件由姚积尧机务长率机械同志，分装于副油箱内，由二十七中队周天民分队长及许陶埙参谋二架机前往空投。
湘西战事终于结束了，由三十四年四月十日，日军开始进攻至五月二十三日日军撤至岩口铺以东为止，共计经过了四十三天，我空军第五大队出动二千二百余次飞机，(在战事最紧张的几天，曾一天出动一百五十多次，多名飞行员任务回来马上加油挂弹在出发。)创下了中国大陆战场上的新纪录，消耗了一百多万磅各种炸弹，八十多万发机枪子弹，这也是远东战场上少见炽盛的火力，(为此次作战其它大队都无法出任务，八成以上的油弹都支持五大队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敌人是受不了的。据陆军方面统计，单就未掩埋的敌尸计算超过一万五千具，大批日军被液体燃烧弹袭击的有十余宗，尸体多己烧成焦枯，无法辨认。马匹尸体四千多具，其中经确实证明有联队长两名，大中队长十余名，从尸体上的伤痕来看，大都为空军所击毙，这种辉煌的战绩是值得我们钦佩仰的。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5-04-08 10: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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