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南海诸岛与日本、法国侵略者的较量
2024-09-03 15:07:36  来源：《文史天地》 陆安   点击：  复制链接

　　进入20世纪之后，一向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的南海，因为列强的介入，而变得波涛汹涌、险象环生了。中国国力一度式微，在南海的领土主权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法国这两个域外国家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孱弱，扮演起了向南海扩张势力的急先锋角色，想方设法染指南海。围绕南海诸岛的归属与权益，中国与来自日本和法国的侵略势力几经交手，不断过招，成为南海诸岛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一、东沙岛风波与广东水师巡航南海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毋庸置疑，也不曾受到强有力的挑战。然而，这一点，需要拥有这么几个先决条件：作为主权拥有者的中国实力足够强大，强大到令一切外来觊觎者有所畏惧、望而却步;外来觊觎者的实力有限，尚不足以改变这片海域及岛礁的归属状态;这片海域及岛礁所蕴藏的资源尚没有被充分认识且不具备开发利用的条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旦这些先决条件有所改变，那么，这片原本并无争议、名花有主的海域及其岛礁，立马就会陷入你争我夺、蚕食鲸吞的惊涛骇浪之中，很难保持住往日的宁静与太平了。

　　盯上南海及其岛屿这块“大肥肉”的，首先就是日本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一场甲午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堪称“国运之战”，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历史走向，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永远也难以愈合的创伤。战后，台湾及澎湖列岛等附属岛屿落入日本之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屈辱的殖民地岁月。日本以此为契机，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将贪婪的魔爪伸向了南海。

　　在日本政府的纵容与庇护之下，1907年6月30日，日本私营业主西泽吉次率领120余人乘坐“四国丸”号轮船，窜至东沙岛，煞有介事地在岛上插上日本国旗，竖立木牌，据为己有，改名为“西泽礁”。其在岛上进行竭泽而渔般的开发与掠夺，鸟粪堆积而形成的不可多得的磷矿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本土，中国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此时此刻，清政府虽然风雨飘摇，但有些地方的封疆大吏却并没有自甘沉沦、尸位素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作为，曾在“庚子之乱”时上演过“东南互保”、思想较为开放的沿海各省，表现得尤为突出。率先发现日本侵略行径的是两江总督端方，他及时向清廷发出预警。清廷随即命其会同两广总督张人骏等妥善处理这一危机。于是，他们双管齐下，一方面派海军舰艇抵近侦察，进行武力威慑;另一方面与日本驻粤领事反复交涉，据理力争。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中方付出13万元广东毫银对所谓西泽吉次“开发建设费用予以补偿”，于1909年收复了东沙岛。

端方、张人骏、李准

　　东沙岛危机的浮现与解决，无疑给清廷敲响了警钟，南海的风平浪静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近在咫尺的西沙岛，随时也有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于是，清廷开始经略西沙岛。1909年3月，清廷成立筹备西沙岛事务处，5月，又派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的170余名官兵，乘坐“伏波”舰和“琛航”舰，前往西沙岛查勘，勒石立碑，宣示主权。此前，李准还率舰巡视了东沙岛。可惜的是，随着清廷整体上的日暮途穷，即使有封疆大吏短时间的作为与努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人事调整，譬如张人骏的调任，以及经费的捉襟见肘，对西沙岛的经营浅尝辄止，无法持续。1909年8月，筹备西沙岛事务处被裁撤，其寿命之短，令人咋舌，折射出一个王朝走向末路时的窘境与苍凉。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并不死心的日本卷土重来，公然叫嚣“水产南进”，图谋更为广袤的中国南海国土。很多日本不法商人和退伍军人，窜入南海，大肆活动，必欲占之而后快。据不完全记载，1917年日本人平田末治、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等先后来到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进行勘探，疯狂盗采当地特有的磷矿等资源，牟取暴利。

　　二、法国觊觎南海与南沙九岛事件

　　这一时期，步日本的后尘，法国也加入到了侵略南海的行列之中，且呈现出后来者居上的苗头。日本以台湾及澎湖列岛等为侵略南海的前进基地，法国则以越南及印度支那作为侵略南海的前进基地，两国在南海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法国对南海的侵略野心，与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国家安全面临巨大挑战的时代大背景不无关系，是从无到有，一步步滋生出来的，原先并非如此，甚至法国还一度公开承认中国对南海岛礁所拥有的主权。1921年8月22日，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白里安承认：“由于中国政府自1909年已确立自己的主权，我们现在对这些岛屿提出要求是不可能的。”1929年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也说过：“根据多方报告，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应认为属中国所有。”言犹在耳，不过短短几年时间，法国就自食其言了。直接导火线就是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局部侵华，中国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拉开了帷幕。法国趁火打劫，将侵略触角伸向了南海诸岛。

　　1931年12月4日，法国政府突然发难，在巴黎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出外交照会，声称“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理应归属其设在越南的总督府管理。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其实，就在公开抛出外交照会前后，法国政府已经在悄然下手，蚕食和鲸吞中国的南海岛屿了，尤其是距离中国大陆最远、有着南海“神经末梢”之称的南沙群岛。这是日本不曾放开胆子染指的偏远地带。

　　1930年4月13日，法国“玛利休兹”号炮舰入侵南沙群岛海域，称之为“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并在其中的几个小岛上插上了法国国旗，视为所谓的“无主岛屿”，强行宣示所谓的“先有权”。不过，当时法国做贼心虚，并未过分渲染此事，故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真正引起世人关注的，是1933年7月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这份公报宣布，当年4月上半月，法国军方已经占领了南海6座岛屿。法国这份政府公报，其实语焉不详，仅仅罗列了占领南沙主要岛屿的先后顺序及法文名称，以炫耀其“武力”与“合法”，却并没有明确所占岛屿的准确数量。据当时同样也紧盯着南海局势的日本的媒体报道，法国占领的绝非是六岛，而是九岛，另外还有二子岛、西青岛、南子岛等3座岛屿。之所以出现六岛还是九岛的争议，关键是南海海域的复杂海况所致，很多岛屿，若隐若现，低潮则显，高潮则没，岛礁杂陈，间或有之。这份公报的出笼，直接酿成了中法之间的外交争端——南沙九岛事件。

收复南沙群岛仪式在太平岛举行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处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内外交困的危局之中。虽然明确拒绝了法国政府的这份公报，且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了抗议，但无力亦无暇更多地兼顾南海事务，甚至对于被占岛屿的准确数量也搞不清楚，根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的报告和日本媒体的报道，采用了9岛之说。

　　尽管中国政府立场是严正而明确的，但却无法阻挡法国入侵南海的步伐。据后来曾出任内政部方域司科长的郑资约所著《南海诸岛“痛史”之回顾》记载：“我政府知之，曾向法政府提出严正之抗议。盖既称有琼崖的中国人住于该群岛以从事渔业，又谓当时岛中住有华人三名，又谓其地有树叶搭盖之屋，有奉祀神人之像，又谓有由琼州渡来的华人居住，每年有帆船载食品来岛供华人食用，是九岛者，早有华人居住，并非无主之岛，法人已代我证明矣。依照国际公法与惯例，凡新发现之岛屿，其住民系何国民，即证明其主权属于何国，今该群岛全为华人，其主权应属于我，自无置辩之余地矣。”可见，当时中国政府引述法国官方公报不经意间披露出来的“华人居岛”“来自琼州”“树叶搭盖之屋”“奉祀神人之像”“帆船载食品来岛”等铁证，有力地驳斥了其所谓“无主之岛”的荒谬论调，证明南沙九岛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在1933年围绕南沙九岛而展开的中法外交争端中，一个神秘人物出场了，他就是时年62岁、24年之前曾奉命巡视过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原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辛亥革命、清廷覆灭之后，他隐居在天津。此番听闻南海争端，李准拍案而起，亲赴天津的新闻媒体，主动接受记者采访，以亲身经历力证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就有了那篇发表在1933年8月10日天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第10卷第33期上的长篇通讯《李准巡海记》。文前的“编者按”，开宗明义写道：“近因法占南海九岛，引起国际纠纷。据日前南京电讯，粤省电中央，认九岛为我最南领土，前清时曾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至该岛调查，并鸣炮升旗云。李直绳先生亲来本社，与记者谈此事……今当海疆多事，此记之价值乃显。”李准，字直绳，故也称之为李直绳。

　　当时，受制于正在熊熊燃烧且不断扩大的中日战争的战火，中国政府实在无暇南顾，对南沙九岛鞭长莫及，望洋兴叹。这无形之中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1938年7月3日，法国出兵侵占了西沙群岛。

　　早已锋芒毕露的日本当然不会对此袖手旁观了。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1939年，日本对南海诸岛下手了。2月，日军先后侵占东沙群岛和海南岛。3月，日军先后侵占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4月9日，日本驻台湾总督府发布公报宣称，东沙、西沙、南沙群岛均已划入日本帝国版图，归台湾高雄县管辖，并将南沙群岛改名为“新南群岛”。当时，日本正在密谋“南进政策”，企图染指更为广阔的大洋纵深地带，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所占岛屿上建设军事基地及情报搜集据点，妄图使之变成日本称霸全球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收复南沙群岛的海军官兵

　　三、中国不失时机收复南海诸岛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中国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亦有所提升。1946年，收复南海诸岛固有领土的动议，便不失时机地摆到了中国政府的案头。

　　为此，海军总司令部组建了由驱潜舰“永兴”号(舰长刘宜敏)、坦克登陆舰“中建”号(舰长张连瑞)、护航驱逐舰“太平”号(舰长麦士尧)、坦克登陆舰“中业”号(舰长李敦谦)4艘军舰所组成的“前进舰队”，海军上校林遵和姚汝钰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官，海军上尉林焕章和张君然担任参谋，内政部方域司科长郑资约等各部门及广东省的代表分工协作、共同参与。一场攸关国家尊严和领土主权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启动了。

　　10月29日，“前进舰队”从上海吴淞口启航南下，11月1日抵达珠江口，停泊于虎门炮台外的海面上，继而驶入广州白鹅潭附近锚泊，略事休整，开放舰艇，供广州市民参观。其间，广东省政府委派萧次尹、麦蕴瑜分别出任接收西沙群岛专员和接收南沙群岛专员。6日，舰队告别广州，继续南下。8日，舰队抵达海南岛的榆林港，这里便是这支舰队最后分道扬镳、分赴两个群岛的最后集结地了。

　　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4艘军舰编成2组：林遵、林焕章率“太平”号、“中业”号接收南沙群岛，姚汝钰、张君然率“永兴”号、“中建”号接收西沙群岛。这就为后来南沙主要岛屿命名为“太平岛”、西沙主要岛屿命名为“永兴岛”埋下了伏笔。

　　“太平”号军舰参与了收复南沙群岛的行动。前排中为指挥官林遵，后排右二为内政部代表郑资约，后排右一为“太平”号舰长麦士尧，第三排右一为“中业”号舰长李敦谦

　　1946年11月12日、18日，林遵这一组军舰两度出航，都遭遇狂风巨浪，不得不半途而废，折返榆林港。23日，姚汝钰这一组人马，乘坐“永兴”号和“中建”号，从榆林港出发，奔赴西沙群岛。翌日清晨，抵达永兴岛(当时称林岛，亦称武德岛、多树岛、巴岛)。

　　11月29日上午，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揭幕仪式隆重举行。纪念碑早已备好，只有上面的日期是随军石匠登岛后刻凿上去的。正面刻有“卫我南疆”4个大字，背面则刻“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及“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鸣炮升旗，仪仗队持枪敬礼，在场的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中午时分，“永兴”号和“中建”号告别了留在岛上驻防的1个排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共计59人，包括西沙群岛电台台长、海军上尉李必珍，鸣炮致敬之后，驶离了永兴岛。下午，其巡视了西沙群岛其他岛屿，如琛航岛、广金岛和珊瑚岛等，宣示了主权。30日下午，顺利返回了榆林港。

　　12月9日上午，林遵那一组乘坐“太平”号和“中业”号，克服重重困难，第三次出航，目标就是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当时称之为长岛)。航行3天，一路颠簸，12日晨，终于到达了太平岛。15日晨，林遵一行举行了升旗立碑仪式。碑体为方锥形，四面刻字，正面刻“太平岛”，背面刻“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立”，左侧刻“太平舰到此”，右侧刻“中业舰到此”。

　　15日中午，告别了留守人员，林遵一行乘坐两舰北返。途中，巡视了南沙群岛北半部的南钥岛、中业岛、双子岛等岛屿，20日返回榆林港。

　　当时，太平岛驻军与永兴岛驻军在建制、兵力、配备上基本保持一致，均为海军陆战队1个排共计59人，也设海军电台1座，海军上尉邓清海为南沙群岛电台台长。根据规定，驻岛人员每年轮换1次，薪金按3倍支付，岛上所需物资每半年补给1次。

　　“前进舰队”在榆林港稍事休整后，返回广州。在白鹅潭停泊，开放参观，举行庆祝活动。林遵在“太平”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了此次行动的详情。海军总司令部电令嘉奖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并要求筹建珊瑚岛电台，准备利用春季补给之机进驻珊瑚岛。

　　四、法国贼心不死意欲卷土重来

　　二战结束以后，迅速恢复了在印度支那地区殖民统治的法国，卷土重来，妄图“继承”日本的“衣钵”，重温霸占南海诸岛的旧梦。一时间，广袤南海，风云再起，波诡云谲。

　　1947年1月16日，一架法国军用飞机飞临永兴岛上空，抵近侦察。18日上午，法国军舰“东京人”号驶抵永兴岛海域，派出武装士兵乘坐小艇登陆。岛上中国指挥官、电台台长李必珍率部，迎面拦截，严词警告，要求其退出中国领土。法军见状，悻悻而退。

　　这艘“东京人”号军舰在永兴岛附近海面停留了一天才撤走。谁也没有料到，其派出的小股军人悄然登陆，摸上了并无中国守军驻防的珊瑚岛，赖在上面不走了，霸占了这座岛屿。

　　法国的入侵，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据海军司令部编纂的《近代中国海军》一书记载：“中国外交部连续约见和照会法国驻华大使，对法军在西沙群岛登陆提出抗议，同时中国驻法大使也以同样照会送达法国政府，中国国防部也发表谈话谴责和抗议法国入侵珊瑚岛。但这些抗议都无结果。由于法国侵占了珊瑚岛，海军进驻该岛和设立电台的计划未能实现。”珊瑚岛被法国侵占，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为后来南海局势的不断恶化埋下了祸根。随着很多新兴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出于各种原因继承乃至扩张了原来宗主国的殖民政策，打着“争索权益”的幌子，肆意侵占中国的固有领土，且胃口和胆子越来越大，南海便面临着更加复杂、更为险恶的局面了。

　　1947年3月，中国政府派出人员乘坐“太平”号军舰前往东沙群岛，接管并驻防。在此前后，中国政府还采取了绘制南海诸岛地图、重新核定并公布南海诸岛地名、编写南海诸岛地理志、举办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成立各个群岛的管理处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和完善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宣示与行政管理，使得祖国南部海疆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1947年5月，海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任命张君然为西沙岛管理处主任，彭运生为南沙岛管理处主任，李景航为东沙岛管理处主任。

　　1948年3月，彭运生和张君然率领换防人员，乘坐“中海”号军舰，前往太平岛和永兴岛换防。换防之后，南海诸岛上的守备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据张君然在《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纪实》一文中回忆：“我在驻岛期间，为了纪念1946年以来海军收复和经营西沙群岛的工作，曾刻制一座‘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事碑’，叙述收复和经营经过，并列有参加工作人员的题名录。全碑为铝合金铸成，镶在水泥底座上。又重竖‘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碑正面刻‘南海屏藩’四个大字，旁署‘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君然立’。此碑至今仍屹立在永兴岛上，成为我国神圣领土西沙群岛上一座历史证物。”

张君然所立的“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至今仍完好无损地屹立在永兴岛上

　　当时由于条件所限，守备人员无力进行更多的开发与建设。岛上中心工作就是观察气象并作天气预报，公开定时广播，为国际航运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20世纪上半叶，围绕南海诸岛的主权与利益，中国政府与接踵而至的日本和法国殖民者展开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取得过一定的胜利，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南海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的固有领土，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其不容觊觎、不容侵犯的决心与意志。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5期」　　「陆安，青岛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二级教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9-03 15: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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