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光烈士 珲春抗日统一战线的先行者
2016-02-03 10:09:09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加入救国军后，朱云光被留在司令部工作。一方面，王玉振比较器重朱云光的才华和胆略；另一方面对朱云光仍然放心不下，害怕节外生枝。朱云光自是知道王玉振的担忧，决心用行动打消他的顾虑。
抗日英雄朱云光烈士(1911-1934)，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人。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副指挥。2015年8月24日，入选民政部公布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朱云光照片
朱云光简历
朱云光烈士是山东省黄县人。 1926年就读于上海大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9年初到东北。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东满特委巡视员，协助珲春县委创建游击队。 1932年4月率领部分游击队员参加王玉振救国军，从事反日统一战线工作。在军内成立政治部，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以游击队员为主，成立敢死队，以他们的抗日热情影响和团结救国军士兵。 1932年10月，王玉振投敌时，策动该部60多人起义参加抗日游击队。 1933年7月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后任中共东满特委秘书长。 1934年夏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独立团政委，同年秋任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副指挥。不久在巡视检查各县工作时，于安图县境内与敌人遭遇负伤，后在养伤时被俘，不久，被敌人杀害。
朱云光平生经历
朱云光(1911-1934)，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时在当地读过一段私塾。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大革命时期，1926年进入上海大学读书。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上海、广州等地从事学生运动，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初被中共党组织委派往东满(今吉林省延边地区)，以挑担卖货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30年到珲春县大荒沟、泉水洞创建互济会、农民协会、**会等组织，推动反满抗日运动。
1930年10月任中共珲春县委宣传部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调到中共东满特委任巡视员。次年，兼做中共珲春县委工作，建立起一支十几人的珲春游击队。
1932年9月带一部分游击队员加入王玉振部救国军，任救国军政治部主任，团结、争取了一批爱国抗日官兵，为东满地区较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范例。1933年7月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
1934年夏调回中共东满特委任秘书长。同年参与组织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将东满10多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1934年秋为实施特委粉碎敌人秋冬季“讨伐”的计划，深入各县部署检查，十分紧张。一天，在安图县境与敌遭遇，交战中身负重伤，被搜出后刺死，牺牲时23岁。
朱云光烈士故事
珲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行者
1934年秋，安图县游击队的行踪被日伪军的“讨伐”队发现，几路敌人向游击队驻地合围。东满特委秘书长、珲春游击队的创始人朱云光，此时正在安图部署反“讨伐”计划。与敌人的不期而遇，让游击队员有些许的紧张，怕出现意外，让朱云光迅速转移。
“你们想让我当逃兵！”
朱云光话音刚落，便举起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战友们深受鼓舞，情绪高昂，与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朱云光，身负重伤的他被抬进密营中藏了起来。
随后而来的日伪“讨伐”队，对安图抗日游击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一草一木都要过刀，在游击队的密营中，他们将身负重伤的朱云光和几名游击队员搜了出来。当敌人得知朱云光的身份后，便施以重刑，妄图从他嘴里得到特委其他领导人的情况，无果，便残酷地将朱云光刺死，时年仅23岁。
一、到任
1929年，汪清、延吉、和龙一带新添了个“卖货郎”。他身穿青布褂，肘挎白毛巾，肩挑货担，琳琅满目的担子系着小鼓，走起路来卜楞楞直响。从外表看不出这新货郎和其他货郎有什么不同，只是叫卖声略带南方口音，又对人格外和善，不管买不买他的货都要亲切招呼，唠上几句，时不时的还会说几句简单的朝鲜语。时间一长，这一带的老百姓都和他熟了，汉族群众唤他“朱大个子”，朝鲜族群众则送他个美称“都尔都立”——大眼睛。
这个货郎姓朱，名云光，是党派到东满从事活动的革命者。
1911年出生在山东省黄县的朱云光，在他15岁那年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并进入当时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读书。本就贫苦出身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启迪下，眼界大开，进步飞快，原本带有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思想，上升成为为国为民求解放的意识。他成了学生运动中的积极活动者，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苏州河，宁、沪、汉、粤到处充满白色恐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发展东北革命势力，朱云光和一批党团员来到了东北。
1930年，已经在东北延边地区工作近两年的朱云光，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组织派到了刚刚成立的珲春县委，担任宣传部长的工作。此时的珲春人民可谓内忧外患，内受封建地主压迫，外受驻珲日本军警欺凌。严酷的事实对于已经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朱云光并不是大难题，他再次挑起了货郎担，当起了“卖货郎”，通过敌人重重的关卡，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珲春大荒沟。
初到珲春的朱云光深知要想发动群众，必须首先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平时，他利用货郎走乡串屯与群众接触广泛地的优势，熟悉这里的情况，与群众交朋友、联络感情。遇有饥荒病痛，他便倾囊相助，谁家有了难事儿，他都主动帮忙，担水劈柴、种地打场样样都能伸上手。甚至家长里短的细碎小事儿，也要他去帮忙调解。日子久了，群众对他便无话不说，他的话群众愿意听，他的事群众愿意帮。于是朱云光如鱼得水，在群众中宣传起革命道理：为什么穷人终年辛劳却还牛马不如，富人不劳而获却能作威作福，穷人只有联合起来，推翻这不平的世道，才能过上好日子。他的话在穷苦人心中引起了波动，他们开始拥护革命思想。经过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在大荒沟、清水洞等地先后建立了“反日会”、“互济会”等各种群众性的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前，这里反帝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
二、游击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东北的野蛮侵略，从此，3000万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成为殖民者铁蹄下的亡国奴。然而，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御外辱、反侵略的民族意识，并且这种意识随着侵略的加剧而日益变成实际行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旗帜鲜明地发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号召，站在反日斗争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更是积极地开始领导参加这场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
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哪个好男儿不想报效祖国！身为共产党员的朱云光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决心创建自己的抗日武装，以武力反抗侵略者。1932年的一天，朱云光找到了他联络的共产党员吴彬等人，几个人一商量，便凑了点钱，买了几条枪，拉起了一支十几人的珲春游击队。队伍是建立了，可人少武器差，独立战斗所发挥的作用不大。并且，游击队员大部分是朝鲜族，不能讲汉语，活动起来也有许多不便。
当时，在珲春县东兴镇有一支实力较强的抗日部队——救国军第五混成旅王玉振部。这支队伍是王德林“老三营”下属的东北军。部队官兵不甘心做亡国奴，便响应王德林的号召，在东兴镇开始了抗日救国运动。
敌伪势力对这两支抗日队伍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除了用武力围剿外，还挑拨救国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妄图使这两支抗日队伍互相残杀，共同削弱。
游击队如何坚持、怎样发展，这一严峻问题摆在了朱云光等人面前，急需找到答案。朱云光和吴彬等同志再次进行着讨论。
“我有一个想法，大家看怎么样。”朱云光首先提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
“游击队的出路只能是联合救国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
“东兴镇的救国军，他们虽然爱国抗日，但缺少明确的抗日斗争纲领和坚强领导，因此有动摇情绪，抗日不够坚定。并且，旧军队习气还很深厚，纪律松散，和群众关系不好，得不到群众支持。尽管武器装备好，人数多，但战斗力不强。可以说是孤军作战。”
“同时，他们受敌人的挑拨，对朝鲜族的敌对情绪极大，对游击队虽未刀枪相见，却也成见颇深。”
朱云光对抗日形势和周围各种抗日武装情况的分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他接着说：“游击队和救国军联合既可以改变游击队人数少、孤立无援的状况，又能改造救国军，使之坚持抗日立场。”
“但具体工作起来，我们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我考虑从游击队员中选派精干力量加入救国军……”
就这样，朱云光联合抗日的想法经几位同志表决通过了。但是在游击队的队员中还是存在许多的顾虑。大多数队员认为救国军抗日是虚假的。不是同路人，怎么会起到一起呢？加之语言不通，大都不愿意参加救国军。对于这些情况，朱云光早有心里准备，他耐心地作说服劝导工作，反复讲解联合救国军的必要性。他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卒，救国军只要是打日本的，我们就应该联合他们，多争取一个人，就多一份打鬼子的力量，减少一份抗日的阻力。”他反复地讲，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光靠游击队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必须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他还说：“我们和汉族是人同心同，只是话不同，我们可能慢慢来”。针对游击队员担心语言不通，在救国军里难以相处的顾虑，朱云光道：“在救国军里，我是汉族，由我负责上层联络，我们共同在他们中间，用模范作用影响他们，他们会转变的。”几番开导，苦口婆心，终于使游击队员放下了思想包袱，决心把救国军争取过来。自己队员的工作做通了，可是做通在救国军方面的工作，才是朱云光即将面对的难题。
三、政治部
“铛、铛、铛”救国军旅长王玉振的房门被敲开，警卫员身后跟着一位高个偏瘦的男人。
“你好，我叫朱云光。”
“什么事儿？”王玉振没等朱云光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
自从游击队有了联合救国军抗日的想法，就多次与王玉振联系，可是王玉振对游击队根本不予理睬，认为就是些乌合之众，不能与他的正规军相提并论。加上日伪军制造的谣言，他认为虽不与共产党为敌，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今天，朱云光亲自登门拜访，着实让王玉振吃了一惊。朱云光就象和自己的同志们谈心时一样，深入浅出地将抗日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既分析了当前的形式，又晓以民族大义。一席长谈，王玉振最终同意游击队加入到救国军中。
1932年9月，朱云光率领一部分队员加入驻东兴镇的救国军第五混成旅王玉振部。
加入救国军后，朱云光被留在司令部工作。一方面，王玉振比较器重朱云光的才华和胆略；另一方面对朱云光仍然放心不下，害怕节外生枝。朱云光自是知道王玉振的担忧，决心用行动打消他的顾虑。
朱云光刚到救国军时，军队里的那些长官们对他不了解，他就利用工作的机会，主动和他们打交道，巧妙地进行联合抗日的宣传，争取他们坚持抗日立场。几天的工夫，他就和这些人熟落起来。朱云光在和上层接触中，发现出身贫苦的朱团长为人比较正派，对日本侵略者十分痛恨，坚决抗战。朱云光就主动多和他接近，经常促膝谈心，背地里向他讲解党的战斗纲领和策略。俩从越谈越亲热，越谈越近乎，朱团长对朱云光由信任转为钦佩，由此又产生了对共产党组织的追求，他认为共产党能培养出许许多多的坚定革命者，真了不起，他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团长入党后对救国军的官兵影响很大，我们的党团组织有了相当的发展。
朱云光知道要想让这支队伍团结起来打鬼子，光靠长官是不行的，所以，他十分注重对广大士兵的宣传教育。在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士兵大会上，朱云光发挥自己的演讲才能，用事实控诉侵略者对东北同胞的血腥屠杀和残暴统治，指出要打败侵略者，只有团结一致。炽烈的感情，恳切的言词，使一切有爱国心、积极抗日的士兵都为之落泪，几个小时的讲话，在士兵中引起极大反响，他们开始改变对游击队的看法。
和朱云光一起加入救国军的游击队员们，则牢记临出发前朱云光 “严于律己，用行动赢得救国军官兵信任” 的要求。和救国军在一起的日子，游击队员争着挑水、劈柴，主动负责各种活计，把休息时间留给救国军士兵。日久天长，救国军很感动，相互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而对救国军触动最大的事情便是游击队和老百姓的关系。
有一天，游击队员和救国军共同执行任务，游击队员先进了村，和村民们正聊的热乎，还有村民给他们拿来些吃的。可是当救国军士兵走到村口的时候，这些村民一把拉住游击队员就往自己家里跑。边跑边喊：“快跑！救国军来了！”村民们逃跑这种事儿救国军的士兵们见多了，可以看到游击队员受老百姓欢迎，心里也就犯嘀咕。游击队员把这事儿看在眼里，在后来的工作中就非常注意引导帮助救国军。一起到老乡家里办事，遇有他们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时，及时向他们说明军队不爱护群众就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援，我们就将无法存在，就会失败的道理。在游击队员的影响下，救国军士兵的作风也有了一些转变，和群众的关系缓和了，同游击队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当然，在救国军中还是有些人对游击队有偏见，认为“他们就会搞花架子，军队还是要能打仗的兵吧！”1932年秋，在朱云光领导下，珲春县游击队与救国军共同参加了三岔口子战斗和攻打珲春县城的战斗。在战斗中，游击队员勇猛顽强，冲锋在前，对救国军影响很大。他们说：“游击队人数虽少，但就是能打胜仗”，“游击队纪律严明，受人民欢迎，我们不行”。战斗的胜利，既鼓舞了士气，又树立了游击队的威望。自此，救国军曾几次派人和游击队一起活动，他们携枪一来，便不回去，都成了游击队员。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朱云光和游击队员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救国军，王玉振也看到了队伍的变化，终于同意在救国军里建立政治部，朱云光担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实际上是统一战线的产物，其主要作用是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展党组织。几个月的时间里，政治部团结了一大批积极抗日的士兵，对救国军坚持抗日道路起了重要作用。不久，因形势的需要，政治部解散，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政治部解散后，一部分人下到连队里作政治宣传工作，一部分人组织了敢死队，朱云光任队长。敢死队成为救国军里最过硬的队伍。
四、考验
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以及影响的扩大，使日伪军惊恐不安。敌人开始进行“讨伐”、封锁，妄图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游击队和救国军的粮食、武器、弹药补给全部中断。朱云光和珲春县游击队，为反击敌人的加紧“讨伐”。转战榆树沟和中苏边界地带，生活十分艰苦，常常处于行军作战的紧张状态中，部队供给非常困难。朱云光虽然担任着特委、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工作，但他和战士们一样吃野菜，穿破的衣服，有时弄到一些粮食尽量分配给队员，对自己领取的最低标准口粮，还尽力节用，每当同志们口粮用完后，他就拿出自己节约下来的口粮分给队员。他常对战友说：“同志们多吃一点，吃饱了才有劲，能战斗。”朝鲜族战友非常感动，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多吃一点，好领导斗争，朱云光听后总是一笑作答。一些队员不忍心看着他们的领导吃野菜，就暗暗地将自己的粮食塞在他的粮袋里，但还是被他节约下来，在紧急时候与队员共用。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同队员同住，寒冷的冬夜，他常将自己的衣服、被子给队员盖上，自己冻得不能睡觉，就起来工作和活动。在他的领导下，革命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同心同德，战斗情绪极为高涨。而此时的王玉振则开始动摇，1933年2月投降日军。在危机关头，朱云光英勇机智，迅速将游击队安全撤退出来，坚持抗日救国的十三连连长孔宪琛等人，在朱云光等人的宣传影响下，投入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和义勇军等其他抗日武装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本策略问题。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党组织发出专门指示信，指出：要“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焦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它为东北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1933年春夏，“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开始在东北各地得到贯彻执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使抗日游击队迅速改善了和其他抗日武装的关系，并且成为其中的领导力量，从而出现了全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大联合，坚持抗战14年之久。
珲春游击队是较早开始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尽管王玉振叛变，但由于游击队员参加进去工作和影响，拉出一大批官兵，使之成为珲春游击队的基本力量，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朱云光等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从实际出发，成为正确认识和贯彻统一战线方针的先行者，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2-03 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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