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抗战之魂张自忠（上）
2016-06-27 15:18:34 来源：人民网 2010年05月19日 作者不详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军人之魂”一语，出自周恩来为悼念张自忠将军所写的文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是以上将军衔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为国捐躯的，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世界50个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在张将军战死于枣宜会战后4年——1944年，中国又一位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豫中会战中撤退受敌伏击而殉国。但因张将军牺牲在前，更因为牺牲的极为壮烈，国人仍将张自忠列为“中国抗战名将第一人”、“抗战第一英雄”。
一、出身官宦家庭 秘密加入同盟会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元村的一个官宦家庭。
张自忠6岁入私塾就读，3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张自忠也带了去。1905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张自忠14岁，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且充满正义感的少年。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生性刚烈，就把他送回了临清老家。张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
父亲病故，全家悲痛，张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张树桂故后，夫人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冯氏虽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冯氏总是拿出粮食和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深得乡民爱戴。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1907年，16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17岁的李敏慧结了婚。夫妇俩育有2子1女，次子因伤寒病夭折。
1908年，张自忠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等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次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一时间，革命浪潮激荡全国。这年冬天，张自忠考入了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校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令他兴奋。在这里，他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这些进步思想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年底，张自忠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亲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1911年，他联合各界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听到这个消息，便由天津来到济南，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山东的独立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山东的独立也被取消。随后，袁世凯指派亲信入鲁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党人软弱无力和惨遭杀戮的命运使张自忠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埋头苦读或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有取胜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后来的事实证明，投笔从戎的决定成为张自忠一生成功的起点。
二、投笔从戎 加入到冯玉祥军中
1914年秋，张自忠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下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1917年，到十六军混成旅冯玉祥军中。起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1919年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即升任模范二连连长;以后继任学兵团营长。1924年升任团长。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长。1927年4月被委任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1928年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1929年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冬原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任师长，后参加中原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任该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张自忠虽出生于官宦之家，却丝毫没有富家子弟的娇气，在军中吃苦耐劳，很快崭露头角。张自忠以带兵严格著称，训练中特别强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炎炎盛夏，他亲率部队进行赤脚行军比赛，每人负重20公斤，并限定在上午11点至下午2点烈日当空的时候往返20公里。行军路上，他全然不顾路上的荆棘和滚烫的沙土，总是第一个到达终点。寒冬腊月，平地积雪很厚，张自忠就下令部队集合，官兵一律全副武装，将棉裤卷至膝盖上，不准戴手套;脱掉鞋袜，在雪地上行军和跑步。
张自忠注重整饬军纪。平时，如果部下有人违反军纪，他就毫不留情，高声斥骂，并予严惩。张自忠身先士卒，严于律己，生活中对部下极为爱护，关心部属甚过关心自己。他坚持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大锅饭，推一样的光头，并且一样参加劳动，因而深得部属的爱戴。
1927年二次北伐后，西北军的实力得到扩张，成为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为削弱冯、阎、桂各系军队实力，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编遣会议，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军原地静候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种做法引起冯、阎、桂各派的强烈不满。遂组成反蒋联军，武力倒蒋。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30万人。此时，张自忠任第六师师长，编入南路军。 作战中，张自忠勇猛果断，指挥若定，显示了大将之才。
三、二十九军与张自忠的名字声震华夏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军事集团胜利而告结束。冯玉祥军事集团瓦解，西北军许多部队相继投蒋或脱离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做土匪。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参谋长张维藩，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
1933年1月，日军向山海关发起进攻，这是自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后进行的又一次扩张。3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喜峰口。喜峰口是河北省迁西县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大敌当前，二十九军被紧急调往喜峰口。军长宋哲元特地委任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这是张自忠第一次同日军交战。二十九军不是蒋介石嫡系，装备很差。根据西北军传统，部队给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
二十九军抵达喜峰口后，立即与敌展开激战。日军源源不断增兵，三十八师虽然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经过三天血战，几个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艰苦的拉锯战。日军装备优良，战斗力也很强。由于受到敌炮火的猛烈射击，我军伤亡很大。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不是办法，于是决定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组织大刀队对日军进行夜袭。在他的动员下，很快一支2000人自愿组成的敢死队成立了。
当晚，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赵登禹和副旅长何基沣挑选了500名大刀队队员，夜袭敌营。大刀队分左右两路，于3月10日深夜2时先后到达目的地。此时的日军正蒙头大睡。大刀队如同神兵天降，扑向敌营，抡起大刀，横杀竖砍。大刀队在敌营英勇拼杀了近3个小时，打死500多名日军。
日军不甘心遭此痛击，天刚亮，即组织反扑。虽然二十九军的将士们给敌人以有力回击，但因为双方力量悬殊，在敌方的强攻下，我军伤亡极大。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善策，于是决定再次组织大刀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第二次夜袭。3月11日夜组织动用了4个团的兵力，左路由赵登禹旅长率两个团从潘家口出击，右路两个团从铁门关出击。凌晨3时战斗打响，砍死200多敌人，烧毁敌军车200多辆，缴获野炮、大炮20多门，并把炮弹全部射向日军阵地，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防线被迫后撤15余公里。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固若金汤的防御，使日军士气大跌，他们见雷池不可逾越，遂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与敌对峙达3个月之久。张自忠的三十八师担任着全军防守阵地的四分之三，虽然在对敌作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大大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锐气。喜峰口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使日军遭受了侵华战争以来的首次败绩。自此，二十九军与张自忠等英雄的名字声震华夏。
四、张自忠被怀疑为“汉奸” 萌发死志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但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第十七军的3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冷口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30万大军败于5万日军之手。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取缔，不得不解散，于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4个师，全军6万多人。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
“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汉奸纠集地痞流氓，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军队，北平军分会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宋哲元在天津闻讯，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又陆续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省中部，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于到手了。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是得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默许。日本为防止蒋介石收复东北，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中国军队。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但是日本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民族气节。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长城抗战之后，日本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竭力主张“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不断地对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935年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本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这段历史，被称做“华北事变”。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就是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而爆发的。
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其中张自忠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兵力近3万人。
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长。蒋介石给二十九军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这支军队曾经浴血抗战，一直视日军为死敌。如冯治安师长，总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郁愤。在全军高级将领中，唯有张自忠不仅二十九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要人也喜欢与他打交道。张自忠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不能违抗中央的指令，还不能得罪日本人。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但是，张自忠的表现，使他的形象在外人眼里逐渐发生变化。大家只是看到，第二十九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唯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1937年4月，日方伸出橄榄枝，制造和平假象;日军华北驻屯军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于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国内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人。实际上，据有关资料披露，张自忠在访问日本期间，“言行谨慎，态度坚决，并多次对日方的不友好行为进行了抵制”。日本人为了离间，才故意放出“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的谣言。抗战结束后，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找不到任何张自忠访日期间有负职守的记载。
抗战英雄张自忠，一晃竟变成了嫌疑汉奸!张自忠很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但必须还得去做，因为总得有人去做;他忍受不了也得忍，因为事关大局，只有忍辱才能负重。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
1937年7月7日，日军寻衅滋事，炮击二十九军驻守的宛平县城，冯治安部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为时8年的全面抗战。
当时宋哲元于是年5月回山东乐陵原籍扫墓未归。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联合急电宋哲元，报告事变发生情况。后又派人赴山东请宋速返主持一切。而宋的态度是祈求“和平”的。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都比较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3万人，断然无法和10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作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等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于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至7月下旬，日军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到平津地区的部队，加上原来的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人。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日军先发制人，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局势非常不利。。
这时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在7月8日至28日间，蒋介石相继给宋哲元发出5封急电，指示他速赴保定扼守。宋哲元是边疆大吏，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若战，二十九军命运不堪设想。走还是留，这无疑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任何人都清楚，此时此刻，留在被日军占领控制的地方，进行善后维持工作，必定被全国人民骂为汉奸!
在宋哲元召开的高级军事紧急会议上，在座的6人一言不发，气氛悲愤、凝重。最后，张自忠站起身来。
宋哲元深知张自忠这一站意味着什么，临行时，他握住张自忠的手说：“荩忱，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我今晚就走了，让你为难了。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你设法在北平拖住日本人，为我们争取到一个礼拜的缓冲时间，待我军收缩集结之后，便可恢复有利态势。”在七七事变前后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在《我与张自忠》一文中也提到：“当卢沟桥战争经过二十余日，7月28日我军在南苑失利后，宋将军即遵蒋委员长电令，赴保定坐镇指挥。当时宋将军写了三个手令：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二、北平绥靖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一面电呈中央核备，并立即决定当晚9时由宋宅出发。临行，张将军含泪告诉我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
当天晚上，宋哲元留下4个团维持治安，带着主力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北平，安全脱险。29日凌晨，北平人民发现二十九军已经抛弃他们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于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段时期的特殊经历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五、张自忠被韩复榘拘押 送往南京候审
二十九军大部队撤退前，张自忠给所部三十八师副师长及旅、团长们修书一封，说：“明奉命留平，暂离部队，叮嘱部下团结一致，在副师长率领下听军长指挥，坚决抗战，努力杀敌。”张自忠仅指定副官、参谋、勤务等六七人随他留在北平。
张自忠深知自己的特殊使命一时难以让局外人理解。他不想向别人解释，就是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是有口难辩!事实上，日军在进入平津后，就大张旗鼓地与汉奸勾结成立伪政权，并多次软硬兼施地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这些都被张自忠一一拒绝。日本人并不相信他，派出不少汉奸、特务跟踪他，想把他完全控制在日本的掌握之中。
张自忠一边尽量敷衍日本人的各种要求，拖延时间，一边加快了自己的行动步伐。他秘密下令开仓放粮，帮助战乱中的百姓度过饥荒;他通过过去冀察政委会中的熟人和红十字会，秘密转移未撤出的部队，掩埋阵亡将士尸体，分散隐蔽伤员，并专门接济安置留平军属……
然而国人并不明真相，在人们眼里，这是一个伪市长!“张自忠”成了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自忠“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 就连南京政府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严宽，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文中也说张自忠是汉奸。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一文，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公众影响力相当大，其连连发文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二十九军向目的地有序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8月7日，也就是宋哲元带队撤离的第十天，张自忠见延缓日军一周的计划业已完成，自己留在北平已无意义，便宣布辞去一切代理职务，躲进了一家德国医院。后他又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与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8月9日凌晨，张自忠在烟台一上岸，就被武装押解到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济南市。张自忠亲耳在门外听到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面对过去西北军老同事，张自忠不卑不亢地正色道：“我不是汉奸，我是抗日的军人!请允许我给宋哲元将军写封信告知此事。”
“行!打电报快。”韩复榘倒是答应得爽快。于是张自忠当着韩复榘的面草拟了一张电文。
驻守沧州的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收到张自忠拍来的电报，深为张自忠蒙受不白之冤忧虑。立刻急电南京总统府，向蒋介石陈述原委，又火速派人到南京请冯玉祥、张治中二人向蒋介石直谏出面保释。
张自忠被韩复榘拘押。韩叫来秦德纯，另派一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作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看见车站上围了许多学生，打着白旗，上面写的好似有“张自忠”的字样，就劝张自忠到厕所躲一躲。张自问无愧，不肯，被秦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自忠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就在张自忠南下赴宁的路上，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其撤职查办。
在济南拘押期间，张自忠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就频繁出现在他话语和笔端。
10月10日下午3时许，张自忠由秦德纯等陪同，来到南京四方城拜见蒋介石。蒋已经听过冯玉祥、张治中二人的谏言——“张自忠有勇有谋，更有将帅之威严，对部下以身示范，艰劳率先，且有谦逊之美德。这样的良将苦撑华北，忍辱负重，置个人名誉于不顾，反倒被诬做汉奸，乃是天理所不容。”
蒋介石说：“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
秦德纯问蒋介石对张如何处理，蒋介石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先在南京休养一段再说吧!”
蒋介石的表态，让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秦德纯北返后，经与宋哲元商议，立即以宋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其准张自忠归队。但不见音信。二十九军南撤后，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副之。关于五十九军军长的人选，蒋介石曾考虑秦德纯。但该军是由张自忠一手训练的，除了张自忠本人外，谁也带不了。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党军向西溃退，日军跟踪追击，直逼南京。蒋介石批准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五十九军军长。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五十九军军部。与官兵老部下见面时，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官兵听到这句话都哭了，张自忠也落泪了。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全国骂为“华北头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6-27 15: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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