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抗战之魂张自忠
2016-09-08 11:02:22 来源：国史馆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军人之魂”一语，出自周恩来为悼念张自忠将军所写的文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是以上将军衔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为国捐躯的，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世界50个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在张将军战死于枣宜会战后4年——1944年，中国又一位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豫中会战中撤退受敌伏击而殉国。但因张将军牺牲在前，更因为牺牲的极为壮烈，国人仍将张自忠列为“中国抗战名将第一人”、“抗战第一英雄”。
一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元村的一个官宦家庭。
张自忠6岁入私塾就读，3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张自忠也带了去。1905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张自忠14岁，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且充满正义感的少年。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生性刚烈，就把他送回了临清老家。张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
父亲病故，全家悲痛，张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张树桂故后，夫人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冯氏虽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冯氏总是拿出粮食和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深得乡民爱戴。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1907年，16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17岁的李敏慧结了婚。夫妇俩育有2子1女,次子因伤寒病夭折。
1908年，张自忠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等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次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一时间，革命浪潮激荡全国。这年冬天，张自忠考入了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校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令他兴奋。在这里，他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这些进步思想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年底，张自忠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亲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1911年，他联合各界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听到这个消息，便由天津来到济南，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山东的独立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山东的独立也被取消。随后，袁世凯指派亲信入鲁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党人软弱无力和惨遭杀戮的命运使张自忠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埋头苦读或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有取胜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后来的事实证明，投笔从戎的决定成为张自忠一生成功的起点。
二
1914年秋，张自忠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下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1917年，到十六军混成旅冯玉祥军中。起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1919年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即升任模范二连连长；以后继任学兵团营长。1924年升任团长。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长。1927年4月被委任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1928年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1929年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冬原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任师长，后参加中原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任该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张自忠虽出生于官宦之家，却丝毫没有富家子弟的娇气，在军中吃苦耐劳，很快崭露头角。张自忠以带兵严格著称，训练中特别强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炎炎盛夏，他亲率部队进行赤脚行军比赛，每人负重20公斤，并限定在上午11点至下午2点烈日当空的时候往返20公里。行军路上，他全然不顾路上的荆棘和滚烫的沙土，总是第一个到达终点。寒冬腊月，平地积雪很厚，张自忠就下令部队集合，官兵一律全副武装，将棉裤卷至膝盖上，不准戴手套；脱掉鞋袜，在雪地上行军和跑步。
张自忠注重整饬军纪。平时，如果部下有人违反军纪，他就毫不留情，高声斥骂，并予严惩。张自忠身先士卒，严于律己，生活中对部下极为爱护，关心部属甚过关心自己。他坚持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大锅饭，推一样的光头，并且一样参加劳动，因而深得部属的爱戴。
1927年二次北伐后，西北军的实力得到扩张，成为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为削弱冯、阎、桂各系军队实力，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编遣会议，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军原地静候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种做法引起冯、阎、桂各派的强烈不满。遂组成反蒋联军，武力倒蒋。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30万人。此时，张自忠任第六师师长，编入南路军。 作战中，张自忠勇猛果断，指挥若定，显示了大将之才。
三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军事集团胜利而告结束。冯玉祥军事集团瓦解，西北军许多部队相继投蒋或脱离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１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同年６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做土匪。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３个师，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参谋长张维藩，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
1933年1月，日军向山海关发起进攻，这是自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后进行的又一次扩张。3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喜峰口。喜峰口是河北省迁西县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大敌当前，二十九军被紧急调往喜峰口。军长宋哲元特地委任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这是张自忠第一次同日军交战。二十九军不是蒋介石嫡系，装备很差。根据西北军传统，部队给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
二十九军抵达喜峰口后，立即与敌展开激战。日军源源不断增兵，三十八师虽然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经过三天血战，几个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艰苦的拉锯战。日军装备优良，战斗力也很强。由于受到敌炮火的猛烈射击，我军伤亡很大。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不是办法，于是决定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组织大刀队对日军进行夜袭。在他的动员下，很快一支2000人自愿组成的敢死队成立了。
当晚，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赵登禹和副旅长何基沣挑选了500名大刀队队员，夜袭敌营。大刀队分左右两路，于3月10日深夜2时先后到达目的地。此时的日军正蒙头大睡。大刀队如同神兵天降，扑向敌营，抡起大刀，横杀竖砍。大刀队在敌营英勇拼杀了近3个小时，打死500多名日军。
日军不甘心遭此痛击，天刚亮，即组织反扑。虽然二十九军的将士们给敌人以有力回击，但因为双方力量悬殊，在敌方的强攻下，我军伤亡极大。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善策，于是决定再次组织大刀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第二次夜袭。3月11日夜组织动用了4个团的兵力，左路由赵登禹旅长率两个团从潘家口出击，右路两个团从铁门关出击。凌晨3时战斗打响，砍死200多敌人，烧毁敌军车200多辆，缴获野炮、大炮20多门，并把炮弹全部射向日军阵地，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防线被迫后撤15余公里。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固若金汤的防御，使日军士气大跌，他们见雷池不可逾越，遂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与敌对峙达3个月之久。张自忠的三十八师担任着全军防守阵地的四分之三，虽然在对敌作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大大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锐气。喜峰口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使日军遭受了侵华战争以来的首次败绩。自此，二十九军与张自忠等英雄的名字声震华夏。
四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但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第十七军的3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冷口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30万大军败于5万日军之手。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取缔，不得不解散，于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4个师，全军6万多人。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
“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汉奸纠集地痞流氓，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军队，北平军分会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宋哲元在天津闻讯，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又陆续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省中部，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于到手了。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是得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默许。日本为防止蒋介石收复东北，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中国军队。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但是日本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民族气节。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长城抗战之后，日本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竭力主张“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不断地对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935年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本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这段历史，被称做“华北事变”。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就是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而爆发的。
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其中张自忠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兵力近3万人。
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长。蒋介石给二十九军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这支军队曾经浴血抗战，一直视日军为死敌。如冯治安师长，总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郁愤。在全军高级将领中，唯有张自忠不仅二十九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要人也喜欢与他打交道。张自忠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不能违抗中央的指令，还不能得罪日本人。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但是，张自忠的表现，使他的形象在外人眼里逐渐发生变化。大家只是看到，第二十九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唯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1937年4月，日方伸出橄榄枝，制造和平假象；日军华北驻屯军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于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国内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人。实际上，据有关资料披露，张自忠在访问日本期间，“言行谨慎，态度坚决，并多次对日方的不友好行为进行了抵制”。日本人为了离间，才故意放出“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的谣言。抗战结束后，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找不到任何张自忠访日期间有负职守的记载。
抗战英雄张自忠，一晃竟变成了嫌疑汉奸！张自忠很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但必须还得去做，因为总得有人去做；他忍受不了也得忍，因为事关大局，只有忍辱才能负重。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
1937年7月7日，日军寻衅滋事，炮击二十九军驻守的宛平县城，冯治安部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为时8年的全面抗战。
当时宋哲元于是年5月回山东乐陵原籍扫墓未归。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联合急电宋哲元，报告事变发生情况。后又派人赴山东请宋速返主持一切。而宋的态度是祈求“和平”的。7月１１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都比较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3万人，断然无法和10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作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等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于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至７月下旬，日军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到平津地区的部队，加上原来的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人。２６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２７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日军先发制人，于２８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局势非常不利。。
这时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在7月8日至28日间，蒋介石相继给宋哲元发出5封急电，指示他速赴保定扼守。宋哲元是边疆大吏，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若战，二十九军命运不堪设想。走还是留，这无疑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任何人都清楚，此时此刻，留在被日军占领控制的地方，进行善后维持工作，必定被全国人民骂为汉奸！
在宋哲元召开的高级军事紧急会议上，在座的6人一言不发，气氛悲愤、凝重。最后，张自忠站起身来。
宋哲元深知张自忠这一站意味着什么，临行时，他握住张自忠的手说：“荩忱，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我今晚就走了，让你为难了。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你设法在北平拖住日本人，为我们争取到一个礼拜的缓冲时间，待我军收缩集结之后，便可恢复有利态势。”在七七事变前后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在《我与张自忠》一文中也提到：“当卢沟桥战争经过二十余日，7月28日我军在南苑失利后，宋将军即遵蒋委员长电令，赴保定坐镇指挥。当时宋将军写了三个手令：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二、北平绥靖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一面电呈中央核备，并立即决定当晚9时由宋宅出发。临行，张将军含泪告诉我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
当天晚上，宋哲元留下4个团维持治安，带着主力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北平，安全脱险。２９日凌晨，北平人民发现二十九军已经抛弃他们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于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段时期的特殊经历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五
二十九军大部队撤退前，张自忠给所部三十八师副师长及旅、团长们修书一封，说：“明奉命留平，暂离部队，叮嘱部下团结一致，在副师长率领下听军长指挥，坚决抗战，努力杀敌。”张自忠仅指定副官、参谋、勤务等六七人随他留在北平。
张自忠深知自己的特殊使命一时难以让局外人理解。他不想向别人解释，就是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是有口难辩！事实上，日军在进入平津后，就大张旗鼓地与汉奸勾结成立伪政权，并多次软硬兼施地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这些都被张自忠一一拒绝。日本人并不相信他，派出不少汉奸、特务跟踪他，想把他完全控制在日本的掌握之中。
张自忠一边尽量敷衍日本人的各种要求，拖延时间，一边加快了自己的行动步伐。他秘密下令开仓放粮，帮助战乱中的百姓度过饥荒；他通过过去冀察政委会中的熟人和红十字会，秘密转移未撤出的部队，掩埋阵亡将士尸体，分散隐蔽伤员，并专门接济安置留平军属……
然而国人并不明真相，在人们眼里，这是一个伪市长！“张自忠”成了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自忠“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 就连南京政府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严宽，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文中也说张自忠是汉奸。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一文，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公众影响力相当大，其连连发文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二十九军向目的地有序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8月7日，也就是宋哲元带队撤离的第十天，张自忠见延缓日军一周的计划业已完成，自己留在北平已无意义，便宣布辞去一切代理职务，躲进了一家德国医院。后他又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与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8月9日凌晨，张自忠在烟台一上岸，就被武装押解到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济南市。张自忠亲耳在门外听到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面对过去西北军老同事，张自忠不卑不亢地正色道：“我不是汉奸，我是抗日的军人！请允许我给宋哲元将军写封信告知此事。”
“行！打电报快。”韩复榘倒是答应得爽快。于是张自忠当着韩复榘的面草拟了一张电文。
驻守沧州的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收到张自忠拍来的电报，深为张自忠蒙受不白之冤忧虑。立刻急电南京总统府，向蒋介石陈述原委，又火速派人到南京请冯玉祥、张治中二人向蒋介石直谏出面保释。
张自忠被韩复榘拘押。韩叫来秦德纯，另派一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作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看见车站上围了许多学生，打着白旗，上面写的好似有“张自忠”的字样，就劝张自忠到厕所躲一躲。张自问无愧，不肯，被秦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自忠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就在张自忠南下赴宁的路上，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其撤职查办。
在济南拘押期间，张自忠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就频繁出现在他话语和笔端。
10月10日下午3时许，张自忠由秦德纯等陪同，来到南京四方城拜见蒋介石。蒋已经听过冯玉祥、张治中二人的谏言——“张自忠有勇有谋，更有将帅之威严，对部下以身示范，艰劳率先，且有谦逊之美德。这样的良将苦撑华北，忍辱负重，置个人名誉于不顾，反倒被诬做汉奸，乃是天理所不容。”
蒋介石说：“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
秦德纯问蒋介石对张如何处理，蒋介石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先在南京休养一段再说吧！”
蒋介石的表态，让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秦德纯北返后，经与宋哲元商议，立即以宋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其准张自忠归队。但不见音信。二十九军南撤后，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副之。关于五十九军军长的人选，蒋介石曾考虑秦德纯。但该军是由张自忠一手训练的，除了张自忠本人外，谁也带不了。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党军向西溃退，日军跟踪追击，直逼南京。蒋介石批准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五十九军军长。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五十九军军部。与官兵老部下见面时，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官兵听到这句话都哭了，张自忠也落泪了。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全国骂为“华北头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六
二十九军撤出平津后，军委会将其编成3个军，番号分别是五十九军、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头尾两数相加均是“十四”，意味着纪念“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奋起抗战。
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号称日寇“铁军”的坂垣师团在山东半岛登陆，一路西进，待至临沂、滕县时，同我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台儿庄战役打响。
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李宗仁电令五十九军“即日赴临沂，接庞任务，击破莒、沂方面之敌，恢复莒、沂两县而扼守之”。并致电庞炳勋，大意为：临沂为台儿庄及徐州屏障，必须坚决保卫，拒敌前进。除已令张自忠部来增援外，并派本部参谋长前往就近指挥。
张自忠奉调率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90公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来都是西北军将领，后庞投蒋，二人不和，积怨甚深，但张自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闻听宿仇张自忠驰援，庞炳勋又喜又忧，而且忧大于喜：毕竟从前曾对不起张自忠。但随着张自忠高大身影在自己指挥所的出现，心中高悬的石头一下落了地。他迎上前握住张自忠的手。二人相视，默然良久，数年积怨，顷刻冰释。张自忠说：“大哥你放心，我决心尽力帮你打赢这一仗!”庞炳勋也动情地说：“老弟呀，人家说你要在北平当汉奸，我才不相信呢。我了解你的为人！”张自忠则落地有声：“今天倒是要他们看看，我张自忠是不是汉奸！”
庞炳勋约定张自忠部在城外侧击围城的日军，并切断敌人退路，他从城内向城外全面出击。张自忠召集营以上军官部署战斗，指出：“自喜峰口战役以来，我军已先后和日军交战多次，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扬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根据现有条件，集中使用轻重武器，就一定能够打败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坂垣，为中华民族争光，以尽我们军人保家卫国的天职。即使战死疆场，也是虽死犹荣。”
3月14日凌晨，战斗打响。五十九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沂河，向日军发动猛烈进攻。一时间，枪炮大作，地动山摇。五十九军插入坂垣师团的右侧背，经激烈战斗，突破敌军防线。临沂城内守军备受鼓舞，士气大振，开城出战。坂垣师团受到前后夹击，首尾难顾，一夜之间被歼千余人。坂垣师团像一只受了伤的猛兽，立即放弃攻城，转对五十九军作战。双方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
张自忠下定死战的决心，与敌人一拼到底。他命令全军各级军官，一律到前沿指挥作战，师长要到团指挥所坐镇，张自忠本人也亲临师指挥所。他集中了全军大炮，向敌军阵地猛烈轰击，方圆数十里内，炮声枪声不断。激战到17日深夜2时，号称“铁军”的坂垣师团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联队被歼，遗尸千余具，溃败而去。张自忠率部衔尾急追，一日追击60公里，坂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是役在史书上被称做“临沂大捷”。
经此一役，张自忠以其卓越表现，洗刷了他抗战前期的屈辱，声誉鹊起，被提升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致电李宗仁指出：“张军坚忍抗战，毙敌累累，希传谕慰勉。”同时，国民政府以张自忠建树奇功，特颁令撤销对他的“撤职查办”处分。是年10月，张自忠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九军军长，不久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1939年8月，日军以10万之众，兵分两路大举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张自忠一面命正面部队死守，一面火速派两个师迂回到敌后方，两面夹击包抄日军。他还亲自率两个团渡过襄河向敌猛攻，粉碎了日军围歼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企图。他一以对十，击毙日军3名联队长，歼敌1.3万人，随后第五战区左右兵团全线反攻，最终挫敌溃退，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赢得“鄂北大捷”。
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所属第一三二师等部阵地进攻，双方激战七天七夜，我方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敌神经中枢的战法挫败敌人。他调一三二师的三五九团另配一个营，令其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临出发前，他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当晚潜行15公里，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正面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大为恐慌。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30公里，大获全胜，此役称做“襄东大捷”。
蒋介石得知后立刻通电嘉奖，称张部为“最优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场”。老百姓则更是欢欣鼓舞，称张自忠为“活关公”。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但是，几次大仗、恶仗下来，他都胜利了，他没有死。所以国人包括各地各报记者在内，都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
这期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到钟祥县采访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在采访中，史沫特莱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了。或许，他感到很愤怒，已经打了这么多大仗胜仗，“投降”问题却依然包围着他，“汉奸”的阴影还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他。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张自忠的沉默，认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对于张自忠来说，沉默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像史沫特莱一样，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的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只有张自忠知道——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自己从未做过汉奸！
这个机会终于让他等到了。
张自忠担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即驻防襄樊一带，成为第五战区机动部队。1940年5月1日，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10余万大军，在100多辆坦克、7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襄河东岸第五战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枣宜会战打响。
张自忠一面下令襄河东岸部队分头迎敌，一面指示西岸部队做好出击准备。他亲笔写信，告谕五十九军各师、团主官：“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5月6日晚致书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
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战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六月于快活店。
5月7日拂晓前，张自忠带领手枪营和七十四师，从宜城窑湾渡口渡过襄河，奔赴河东战场。这已是他第4次过河督战了。渡河后，张自忠陆续与各部取得联系。河东将士得知张总司令亲临前线，士气大振，战斗更加有力，几乎将日军后路完全切断。5月11日，张自忠率部冒雨向东追歼逃敌，次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拦腰切断，使敌重创。14日，张自忠率部与南窜之敌激战于方家集，击退日军多次进攻。然而，狡猾的敌人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大量增兵。15日拂晓，张自忠仅率2000余人截击由襄阳沿汉水南下的日军，下令猛烈拦击行进之敌。向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十余次。日军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军队何以这样能战，遂调集重兵5000余人南北夹击方家集，企图消灭这支劲敌，以绝后患。是日夜，张自忠率七十四师两团及特务营突出重围，向钟祥开进，率总部转移到南瓜店，以阻止日军大部队渡河西进之企图。
16日拂晓，敌人突然集中上万名士兵、30余门大炮、数十架飞机，向南瓜店及其两侧发起猛攻。张自忠所部虽英勇善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陷入重围之中。当天上午，敌人集中多数兵力，从东、南、西三面向张自忠的总部猛扑。苏联顾问提出撤退，手下的参谋建议他转移，避免与敌决战。张自忠火了，大声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当总司令遇到危险就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就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土坷垃？什么包围不包围，今天的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鏖战午时，张自忠身边仅余不到千人，但官兵士气旺盛，视死如归，与敌人展开白刃战，附近山头得而复失4次。
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张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将南瓜店轰成一片火海。这时西渡汉水，或东撤大洪山，均可脱离险境。为保护总司令安全，部下多次劝他退走。张自忠厉声拒绝，说：“我奉命截击，岂有自行退却之理？”
16日，援兵仍未赶到，而日军的三面包围圈已经合拢，开始对张自忠发起猛攻。张自忠一直疾呼督战，直至午时，他左臂中弹，但仍坚持督战。张自忠身高一米八，高大魁梧，而且身着黄色军服，目标明显，日军从3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射击。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今日是我报国时矣。”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副官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杀敌报国！”
此时，日军发现，对方有个电台不停地在向四处发报，他们断定有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到了前线，于是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电台的位置，迅速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从3个方面进行包围。
刚刚由排长提升为连长的王金彪指挥本连剩下的几十个弟兄堵击来犯之敌。见总司令不肯撤退，便回身跑过来用脑袋顶住张自忠的胸脯，一边往后顶，一边噙着泪说：“总司令，我们不怕死，请您先走一步，我们不打退当面敌人，死在这里也不走！”接着，他示意弟兄们将冲上来的一股日军消灭了。望着王金彪雄壮勇猛的身影，张自忠大吼：“好样的，不愧是我张自忠的部下！”
此时，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唯张自忠不可以，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战至下午3时许，天空下起了沥沥细雨。东山口守军大部战死，余部溃散。张自忠派出的手枪营士兵回撤至杏仁山脚下，做最后的抵抗。面对步步逼来的大批日军，这些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用血肉之躯将绝对优势之敌阻于山脚下。
战至下午4时，部队伤亡殆尽，身边只余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几人。张自忠腰部被机枪子弹击中，卧倒在地，浴血奋战。日军步兵已冲至跟前，多处负伤的张敬高参举枪击毙数名日军，被蜂拥而上的日军用刺刀捅死。张自忠身中8创，仍高喊杀敌。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一代抗日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时年49岁。随张自忠东渡作战的2000官兵亦全部战死。
在日军战史资料《二三一联队史》中，记录了张自忠将军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岗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目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曹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岗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这一刻，张自忠将军知道，他绝对不再是汉奸了，他将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七
枣宜会战，我军伤亡惨重，但日军损失也不轻，在局部甚至超过我军。从5月1日至16日之战果，计伤毙敌4.5万人以上，缴获大炮60多门，战马2000余匹，战车70多辆，汽车400余辆。但日军对让他们付出巨大代价的张自忠将军，却表现异乎寻常的意味深长的尊重。
张自忠将军阵亡殉国后，日军军曹堂野从他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中，翻出了“第1号伤员证章”，藤冈也从将军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上面刻着“张自忠”3个字。日军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靠上前来，仔细端详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身穿将军戎装、佩戴中将领章的血迹斑斑的“大个子支那人”。随即，前线日军向上级二三一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报告。横山下令将张自忠的遗体用担架抬到战场以北10余公里的陈家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部，请师团参谋长、与张自忠有过数面之交的专田盛寿核验。至时天色已黑。专田盛寿手举蜡烛，目不转睛地久久注视着张自忠的面颊，突然悲戚地说道：“没有错，确实是张自忠！”
在场者一齐发出庆祝胜利的欢呼声，接下来则是一阵鸦雀无声的肃穆。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的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武汉日军广播电台随后发布的报道也钦佩地说：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敛入棺。
事隔16载，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奇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编者注)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唯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
当日军像护送自己将军的尸体一样护送张自忠的遗体离开战场，从一个市镇通过，百姓们得知那具蒙着白布的尸体就是张自忠时，不约而同地拥到街道上，跪倒失声痛哭。对此，日军没有进行干预，只是肃穆前行。
5月16日下午，张自忠战死沙场，当天深夜，奉命驰援的国军第三十八师赶到南瓜店。师长黄维纲得此噩耗，悲痛万分。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任第五十九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200多人的伤亡，终于在陈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抢回。
18日上午，将军的遗骸在第三十三集团军将士的痛哭声中运抵快活铺，冯治安和两名苏联顾问含泪察看了张自忠的伤势，发现全身共伤8处：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难以辨认，唯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冯治安命前方医疗队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给张自忠着马裤、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楠木棺材。
5月21日晨，李致远参军、徐惟烈顾问奉冯治安将军之命，率手枪队乘6辆卡车从快活铺启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沿途数万群众，挥泪祭奠。在濛濛细雨中，张自忠的遗体从宜城运到宜昌，停灵东山寺，10万民众自发前来送殡。当日，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目睹此万人同悲的庄严肃穆之景，入侵日机居然一反常态，未投一弹，未开一枪。
张自忠将军灵柩在宜昌换船，溯江而上直奔战时首都重庆。从宜昌到重庆数百里，两岸处处是祭奠，时时闻哭声，白日缕缕青烟，夜间点点纸火，人们哪怕是借，也要做得摆上一盘饺子一碗面，对江中那艘灵船叩头失声。
5月28日晨，船到重庆，10万人在储奇门下设奠等候。蒋介石率冯玉祥、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于右任、张群等军政大员，臂缀黑纱，肃立迎灵，并登灵船吊祭，市民前往者更络绎不绝。蒋介石这位一向不甚动感情的最高统帅，此刻悲从中来，抚棺大恸，将自己的哭声汇入千万民众震天的哭声中……据史沫特莱报道，蒋先生的办公桌上从此摆着张将军的遗像。
28日下午，蒋介石亲自主祭，军政百官及各界代表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当天，蒋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将军的勋绩。
为了不影响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张自忠殉国的消息当时没有公布。一个多月后，七七事变三周年纪念日，《中央日报》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同时国民政府颁布褒恤令及追晋张自忠为陆军上将令：“故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张自忠追晋为陆军上将，此令。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七日”。
各地军政当局及各界群众纷纷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纷纷赋诗题词，以志哀思。沦陷区人民也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抗日名将。
中国共产党对张自忠的牺牲也深为震惊！然而，由于路途遥远，交通阻隔，延安军民直到8月6日才获悉张自忠殉国的消息。当天《新华日报》就发表了《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称赞张自忠“抗战之功极大，今并以身殉国，将其最后一滴血献给了抗战，既成功又成仁，的确配称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
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齐聚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巨幅张自忠遗像。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朱德、彭德怀题词：“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责在朝野团结图存。”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献花圈，并庄严宣读祭文。追悼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专门给张自忠家人发了唁电。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血洒疆场的抗日英雄。党中央拨出专款对张自忠在四川、湖北的衣冠冢重新修缮，并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等大城市设立了张自忠路。1982年4月16日，为缅怀英烈、表彰张自忠的抗日业绩，国务院民政部特意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颁发证书给他的后人。
张将军夫人李敏慧得张自忠壮烈捐躯的噩耗后，平静地说：“自忠为国家战死疆场，我不难过。我虽是一个妇女，也应当有份。”不久，她将家事交给张自忠的弟弟张自明，自己绝食而死，时距张自忠牺牲仅3个月。时年6岁的将军之子张卫国，原由将军委托给二十九军总参议萧振瀛中将抚养，后辗转由周恩来送往苏联，与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朱德女儿及刘少奇子女、张闻天之子等同窗学习，19岁时回国，现已离休。将军之女张廉云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40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权厝下葬仪式”（即暂时浅葬，以待抗战结束后移灵南京国葬），在蒋介石、冯玉祥等军政官员及将军亲属注视下，第三十三集团军将领冯治安、黄维纲、刘振三挥土封棺，蒋介石亲题“英烈千秋”及冯玉祥手书“张上将自忠之墓” 刻石碑立于墓前，冯玉祥并题“荩忱不死”4个大字。
1942年，冯玉祥仿效明史可法墓葬扬州梅花岭之意，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并用薪金购梅花树植于将军墓侧。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官兵在士兵手册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是谁杀死了总司令？此仇不报不是人！5月21日凌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偷渡白河时遭西岸国军猛烈伏击，击毙联队长神崎哲次郎等300余名日军。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悲痛之余，仰天长叹：如果何基沣（国军第一七九师师长）在，不会有襄河之败，张自忠不会阵亡。何基沣闻言如刀刺心，决心在战场上找到杀害张自忠的日酋，血祭兄长在天之灵。1943年3月18日，何基沣在湖北当阳设伏，击毙了率部主攻张自忠将军指挥部的日军原二三一联队长、时任第十八旅团少将副旅团长的横山武彦。
194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瓜店将军殉难处的山头建“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并在山下修建十里长山阵亡官兵公墓。1945年，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湖北宜城县改为“自忠县”（1949年5月恢复宜城县建制）。
当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重又被任命为代五十九军军长、终于有机会杀敌报国后，他便处处显露出“以死洗冤”的心态来。在徐州会战前的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他说：“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不能打败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每逢战事，他都“亲赴第一线督战”；“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阵地，给官兵打气，与官兵们一起战斗。”他给胞弟张自明的信也说：“吾自南下参加作战，濒死者屡矣。”甚至他升任为集团军总司令和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后，仍然在“找死路”。
张自忠生性俭朴，平日衣着十分简便，与下级军官无异。但在枣宜会战渡河迎敌时，他却穿上黄呢将军军服，戴上中将领章，一反平日所为。事后人们才知道，他出发时已未打算回来，身为国家高级将领，死也不能随便，所以衣着整齐。
张自忠阵亡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大为震惊，也极为气恨——这仗是怎么打的？何以副总司令、军长、师长等等均未阵亡，集团军总司令却战死了，而且死得如此惨烈？ 当然，蒋介石后来明白了，张自忠的烈死，正如他自己生前所言： “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蒋介石在为张自忠发出的悼电里还特意就他在七七事变前后的这段历史感言：
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诟，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悼电里说他“未尝以一语自明”，是不确的。事实上，张自忠一直不停地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不是“汉奸”，可惜的是，当时的舆论不能认同他的做法。他的辩解，一说出来就会淹没在滚滚的舆论里。比如，他在天津说：“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但“为全国人士所不谅”，报纸讽刺他说：“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是在做给人看。”
面对如此舆论，如此民意；如此压力，如此痛苦，纵然有最高当局“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纵然有累累战功和阵阵赞誉，对一个具有强烈自尊心和荣誉感的大丈夫来说，也不能宽释其胸，痊愈其痛。换句话，张自忠不这样烈死，就不是张自忠了。性格决定命运，张自忠的烈死，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和中国抗战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也为中华民族的性格气质和人文精神书写了奇丽的篇章。
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张自忠不会不知道，他的职责是运筹帷幄，指挥前线的将士战斗，而不是凭着血气之勇冲锋陷阵。事实上，他死之后才半个月，他守了两年的襄河防线就在5月31日被日军突破，接替他指挥右翼兵团的陈诚中途上阵，无力回天，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重镇宜昌失守。张自忠的死，给中国抗战大业造成了极大损失。
在南瓜坡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身经百战的张自忠不会不明白当时的战场局势意味着什么。当他的参谋长李文田一再劝说他转移未果后，无奈之下说：“你实在不走，我可要走了。”按以往的张自忠的脾气，不枪毙了李文田，也要大骂一顿，但张自忠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温和地对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然后又命令他的参谋转移。显然，他在这时已下定了死的决心，因为他已经判断出形势不可挽回，不再要求别人陪同在一起牺牲。到下午4时，日军已经近在咫尺，他亲自上阵冲杀，被日军机枪打中。随从忙给他包扎，他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他拔出腰间短剑要自杀，被随从拦住。敌人已经冲了上来，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他的良心，终于可以得到平安了，没有人再骂他是或曾经是“汉奸”了！他实现了自己说过的话：“一死报国，以示清白。”
斯人远逝，音容宛在；回首当年，直令人感慨万千！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8 11: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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