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大抗日武装队伍的功臣——陈元龙
2019-03-13 10:34:12 来源：搜狐 点击： 复制链接
确立革命信念 满腔热情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陈元龙原名陈刚成，1912年11月10日生于河北省深县(今深州市)马庄乡甜水井村(今属辛集市)。因家庭困难，小学毕业后，于1927年春到哈尔滨一家小商店学徒。他酷爱读书，经常不顾一天劳累，偷着看书至深夜，为此屡遭老板训斥，一年左右即愤而辞职。后来跟随其表叔夏其录学习俄文一年，考取到中东铁路局车务处工作。在那里，事务不忙，工余学习机会甚多，他便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期间，他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阅读马列主义原著，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论帝国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并订购了一些俄文和日文进步刊物，逐步确立了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树立了革命信念。不久，他又考取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后因工作调动而退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使东北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32年2月，日寇侵占了哈尔滨，消息传来，陈元龙的心象被刀刺一样剧痛，竟忍不住失声痛哭。他不甘心当“亡国奴”，满怀激情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之中。经大学一高姓同学介绍，他参加了中共哈尔滨省委领导的反日同盟工作，不顾个人危险，秘密搜集中东铁路沿线日军军运情报。1934年高姓同学被捕，关系失掉。此时他的活动受到日本宪兵队的注意和监视。为了专心从事革命工作，他把妻子和女儿送回老家，同时把手枪和书籍文件等埋在院内凉亭下，于1935年春化装转往北平，继续从事反日活动。在北平，他以小职员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逮捕，身无分文的陈元龙找同乡借了路费回到老家。革命的激情使他顾不得休息，立即买来笔墨纸张文具等，借游学为名，联系本县南部各村学校进步教师，秘密成立“读书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还常被邀请到学校讲课，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教孩子们唱《国际歌》《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松花江上》等革命歌曲，深受广大进步师生爱戴。1936年清明节，陈元龙在大蒿科村庙会上公开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又引起国民党警察局的注意。第二天，陈元龙得知警察局要抓他的消息，非常镇定从容，让父亲帮忙把所有书籍、文件、日记烧毁。当晚家人送他到县城乘汽车去了汉口。陈元龙刚走，警察局派人包围了他家，进宅强行搜查。当时警察误把父亲当成陈元龙，将其五花大绑押到警察局关押了半年，经亲友多方营救才得以释放。因白色恐怖环境恶劣，陈元龙到汉口后无法开展革命活动，只好又转回北平，由人介绍到保定女子中学教书，半年后又转到束鹿县(今辛集市)东刘庄培德中学任教。他来往于保定、束鹿之间，继续团结进步师生，秘密组织“文艺社”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这个时期，陈元龙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无暇顾及家庭，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时，才得以回村探望家人。
坚定政治立场 积极努力改编地方武装壮大抗日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烽火遍及全国，河北一带各式各样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此时，陈元龙在深县、束鹿一带已颇有名气和影响，很多青年纷纷要求他出面领导抗日。但他自感势单力薄，遂带领几十名青年几经周折到武强县加入了段海洲组织的“青年抗日义勇军”。段海洲是大地主出身，曾在阎锡山部队当过教官。“七.七”事变后，在当地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收编了一些旧军官、土匪和从北平出来的青年学生，组成“青年抗日义勇军”，约四、五千人。在段部，陈元龙初任秘书，后任政治部副主任。由于段海洲部队是杂牌武装，成分复杂，纪律松散，战斗力不强。1938年春，八路军129师主力一部开进冀南平原，陈元龙高兴万分，认为八路军的到来，给河北人民带来了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希望。于是，他积极动员段海洲投奔八路军。段海洲感到自己的势力有限，迫不得已，同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但段海洲的部下，对参加八路军态度犹豫，顾虑重重，一些人还强烈反对改编。陈元龙立场坚定，耐心细致地做了许多工作，消除了几个主要骨干军官的动摇情绪，说服了少数反对改编的人。1938年3月，段海洲派陈元龙为代表去南宫县(今南宫市)与冀南区党委负责人李菁玉和129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商洽具体改编问题。同年4月，八路军129师确定，接受段海洲部改编，改编后番号为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委派李聚奎同志为政治委员，段海洲为司令员，徐深吉为副司令员，陈元龙为政治部副主任。5月，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和李聚奎同志到达南宫，热情接见了段海洲和陈元龙，欢迎他们参加八路军，当面传达了师部任职命令。而后，李聚奎同志随段海洲和陈元龙一同回武强县向段部进行动员教育。6月初，部队开到南宫进行整编。从此，这支地方杂牌武装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日队伍。为了更好地改造这支部队，又于8月23日，将青年纵队和一二九师的独立旅合编，番号仍为青年纵队，陈元龙继续担任政治部副主任。部队改编后不到两个月，由于环境残酷，条件艰苦，少数官兵思想发生动摇，有的开了小差，就连司令员段海洲也以探亲为名投靠了国民党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陈元龙坚定信念：为了民族解放，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抗战到底!他一方面给段海洲写信劝导，一方面对部队反复进行教育，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八路军才是唯一的出路!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稳定了官兵的情绪，从而稳定了军心，对巩固部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转战于晋冀鲁豫地区，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时任政治委员李聚奎称赞说：“陈元龙同志有本领、有远见，对改编、稳定段海洲部起了很大作用。”副司令员徐深吉赞扬陈元龙为党立了一大功。由于陈元龙在改编段海洲部队过程中立场坚定，表现突出，经李菁玉同志介绍，中共冀南区委批准，陈云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严格要求自己 以模范行动为部属做出榜样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1940年春，129师进行整编。青年抗日游击纵队被改编为129师新4旅，徐深吉同志任旅长，陈云龙仍任政治部副主任。他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已成为一名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爱戴。战士们说，陈主任经常给他们讲国内外革命斗争形势，讲得很实在，大家听了非常佩服，称他是新4旅的“理论家”。平时，他关心体贴战士胜于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官兵关系非常融洽。他无论到团、营、连哪一级检查指导工作，都和战士们吃一样饭菜，从不搞特殊。为了让战士们吃饱吃好，他还亲自到伙房同炊事员研究怎样做好饭菜。部队发了生活用品，他看到战士们谁需要就送给谁。有一次部队发鞋时，陈云龙让大家先领，到最后只剩一双小号的不能穿，而脚上的鞋烂得不像样子了。有位饲养员看着不忍心，便把自己的鞋硬塞给了陈云龙。由此可见，陈云龙与下级互相关心、亲密无间。陈云龙对家属要求也很严格，从不让接受特殊照顾。父亲去部队看他时，徐深吉旅长非常热情地要买只鸡招待，结果被他谢绝。徐旅长说，咱八路军虽穷，但为了招待老人，破费一点也不为过。陈元龙却说，一只鸡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当前我们部队生活还很艰苦，这样做影响不好，坚持不让买鸡。陈云龙对家人很“小气”，对战士们却很大方。父亲临走时，同行的还有侦察股长的岳母等三人，他只给了父亲十五元钱。因那时走路困难，过敌人据点时常被盘查耽误时间，怕钱不够用，父亲想再多拿五元，他都舍不得多给。而当得知有个战士家里遇到特殊困难时，他马上给了这位战士三百元。陈云龙同驻地群众的关系也很好，无论他住到哪家，都像自家人一样，态度和蔼，尊重老人，见活就干，同时还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所以乡亲们都很信任他。在他的影响下，当地参加抗日的人很多，有一位房东家就有兄妹三人参加了八路军。
打仗英勇顽强 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壮烈牺牲
陈元龙在带领部队与日寇战斗过程中,非常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战绩卓著。1938年9月，他率部拔除临漳县数处敌军据点，共歼敌1000余人;1939年2月，率部在巨鹿县小刘庄与日军激战，歼敌90余名，毁敌汽车3辆;6月，又伏击日军，毙敌40余人，毁敌汽车4辆;9月，再次伏击日军，歼敌60余名;12月，攻克衡水县(今衡水市)大葛村敌军据点，全歼守敌，缴获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1940年，在百团大战中，率青年纵队一团攻克日军占驻的两个火车站; 1941年10月，率部攻入隆平(今隆尧)县城。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疯狂对我解放区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南解放区处于更加艰苦困难的阶段。陈云龙预感形势日趋严峻，做好了随时牺牲的思想准备，他写信嘱咐母亲说：“打仗不能没有牺牲.不过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不必难过。”那时，陈云龙坚持忘我地工作，几乎每晚都忙至深夜。1941年，在“12.4”“12.17”反合围战斗中，陈云龙和旅指挥员一起，带领部队冲锋在前，浴血奋战，突破敌人重围，粉碎了日寇一次次的扫荡和进攻。每次战斗中，不管敌情多么紧张，陈云龙都非常镇定。部队转移时，他总是和担负掩护任务的部队一起走在最后。在“12.17”突围中，他把马让给有病的战士骑，而自己赤着脚步行了二十多里。
1942年4月下旬，冀南军区 、区党委、行署等二十多个机关和部队，转移到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西南兀兰屯附近，因该地区距敌据点太近，容易暴露目标，故于28日晚又转移到山东武城县武官寨地区(今属河北故城)。各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状态。
当时，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和副司令员王宏坤均不在机关。只有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坐镇，消息不慎被泄露。
日军吸取了以往历次“扫荡”失败的教训，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严密封锁消息，通信一律不用电台，口令全部靠口头传达。将以往的“分进合击”战法改为“铁壁合围”。在远离根据地的地方秘密集结兵力，实施远程奔袭，在一夜之间即可抵达预订合围位置。以往反“扫荡”，八路军能够及时获得情报，并作出相应部署。然而，这一次敌人的大“扫荡”，既来得突然，有出乎我方预料。
4月29日凌晨，3万多日伪军在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骑兵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冀南区党、政、军和直属部队进行合围“扫荡”。这次大合围敌人搞了两个合围圈，一个合围圈是合围邢济南的临西、邱县、威县一带，以临西县贺伍庄为中心，重点合围四分区和新4旅;另一个合围圈是以一武城县霍庄为中心，从几十里外，撒下大网横队搜索前进，分兵多层合围冀南党政军机关和部队。
拂晓时分，邱县方向想起了枪声，我军首先从临西与敌人交火，边打边撤。在临西县摇鞍镇，新4旅一部先后被围，旅长徐深吉命令随旅直行动的10旅2团向东打破敌人的包围，掩护旅直属队向东突围。经过反复拼杀，杀开了一条血路，旅参谋长陈明义率直属队一部和通讯队冲出去了，转向白地村方向。敌人很快集中兵力，封锁了突破口，后续部队未能过去。于是，向东南方向组织第二次突围，刚冲出一部分，又被敌人密集火力封锁。徐旅长指挥警卫连，全力压制住敌人火力，掩护突围人员，向贺伍庄以东之柴庄、李庄、党而寨方向冲杀。经过无数次勇猛冲杀、肉搏，终于突出了重围，又一次粉辟了日寇企图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在这次战斗中，陈云龙为了掩护旅机关人员突围，亲率90名骑兵冒着枪林弹雨杀入敌阵。途中他看到一位同志走不动了，立即命令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走;又遇到背两个公文包的旅政治部秘书徐化民跑不动了，就让她轻装突围。等同志们都安全脱险了，他自己却在敌人猛烈火力阻击下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在这次突围战斗中，新四旅虽然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但是自身伤亡却达300人以上。“四.二九铁壁合围”是冀南抗战史上日军规模最大、我方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大“扫荡”。有资料称，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共有2300余名抗日军民壮烈牺牲。4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4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斌、政委桂承志壮烈殉国。全旅上下得知陈云龙牺牲的消息后，人人悲痛不已，热泪盈眶。徐深吉旅长听到噩耗，如晴天霹雳，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元龙!”顿时泪如雨下，悲痛欲绝。战士们一个个呼喊着他的名字，发誓要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为烈士报仇!
陈云龙牺牲时年仅30岁，他一生虽然短暂，但却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他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无私地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祖国伟大的解放事业，他的英雄事迹永远彪炳史册。陈元龙烈士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129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在回忆录中写道：“元龙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我们至今仍感到十分悲痛。他是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的死正如毛主席说的重于泰山，他是为国家民族、为人民、为共产主义牺牲了他的宝贵生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冀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包括陈元龙同志在内。”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3-13 10: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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