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寻访慰安妇起诉索赔者仅一人存世
2015-09-09 15:26:35  来源：搜狐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五次赴日只留下痛苦记忆

　　侯东娥的去世深深地刺激了张双兵，他觉得向日索赔的工作不能再等，老人们一个个离去，就会遗憾终身。

　　从1992年到1999年，从向日本大使馆递交申诉状到前后三批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张双兵前后五次前往日本。

　　“傲慢！非常的傲慢！”从第一次向日本大使馆递交申诉状然后石沉大海两年，日本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让张双兵感到愤怒，“有受害者、有明确记录、有历史资料，就差日本政府给个交代。”在张双兵看来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硬是得不到回应。

　　1993年，张双兵认识了以大森典子律师为首的日本律师团，这个团队专门为二战时中国受害者义务打官司。“这些年为了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日本律师团前后花费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没有他们帮忙，对日索赔根本不可能。”1995年8月，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四位老人正式起诉日本政府。第二年7月9日，张双兵带着刘面换和李秀梅，去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站上了103号法庭。

　　在日本十几天，张双兵带着刘面换和李秀梅去了东京、横滨、大阪，讲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犯罪事实。然而令张双兵至今难以释怀的是：“很多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慰安妇，更不知道日本曾经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尤其是年轻人。如果我们再不发出声音，更没有人知道日本军队曾经干过什么！”

　　直到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拿到判决书那一刻，张双兵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全身虚脱，25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对那些已经逝去的老人和正在等待消息的老人如何交代？2012年，刘面换去世；2013年，万爱花去世；2014年，李秀梅去世……当年曾经起诉过日本政府的16名老人如今只剩下张先兔一人，而他拜访过的127名慰安妇受害者中，也只有12名幸存者。

　　62岁的张双兵希望用一辈子的时间办成这么一件事情，“我现在有点老了，感觉跑不动了，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办不成我也是想过的。”张双兵拢拢自己鬓边的白发沉默起来。

　　对话张双兵：

　　对那些老人我内心愧疚

　　广州日报：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件事情？

　　张双兵：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侯东娥就很好奇，后来完全是一种想帮她们打抱不平的想法。尤其是北京的人告诉我可以帮她们索赔之后，我觉得我是村里的文化人，我不帮忙，就没有别人帮忙了。

　　广州日报：听说领导还为这个事情经常批评你，包括家里人？

　　张双兵：经常被领导开会点名批评，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说我破坏中日关系。家里人也是埋怨多，我儿子尤其是，他现在在太原打工，没考上大学。我基本没怎么管过他，如果多放些精力在他身上，可能结果会不一样。

　　广州日报：后悔吗？

　　张双兵：以前不觉得，现在没有那么坚定了。这几年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反复想，自己做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我个人的力量真的太小了，但是好像我不做，也没有别的人会做。

　　广州日报：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否决了起诉后，事情好像就没有进展了，你还在努力吗？

　　张双兵：是，那以后就陷入了僵局。但是我没有放弃，很多老人的家里人来骂我，说我骗了他们，丢了人（赔款）还没有弄成。我现在主要是担心受害者陆续离去，能够走上法庭的人越来越少了，面对那些还在的老人和他们的家人，我会有些内疚，给了他们承诺，但是最终没有实现，让他们空欢喜了一场。

　　广州日报：还会坚持下去吗？

　　张双兵：会吧，今年又找到4个慰安妇，做了资料搜集，有一线希望还是要试试，即便老人们不在了，他们的家人还在，总要给他们一个说法吧！

　　最后的“慰安妇”幸存者张先兔

　　留给我的时间应该不多了

　　张先兔是当年对日索赔慰安妇起诉团目前仅存的一名受害者，日本志愿者石田米之的探访名单这些年越来越短，今年只剩下张先兔一人了。

　　新婚之夜被抓走

　　89岁的张先兔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去年，她64岁的大儿子因为肺癌去世了，如今留下她和小儿子相依为命。“我好命苦，年轻时苦，老了还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如果不是19年前被村里的一位调查员李贵明发现，张先兔的故事不会有人知道。1942年正月初二，新婚第二天，15岁的张先兔就被日本人掳走了。

　　张先兔在日军据点里待了20多天，下身流血流脓，家人东拼西凑花了100个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日本人都是禽兽，凌辱了她们还要索财，家里人不花钱人就赎不回来，有时候碰上大户好敲诈，还来回抓人。”而对于在炮楼的经历，张先兔再不愿提起，小儿子坐在床边对记者说：“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她从来不会主动说的。”1998年，张先兔和另外9名“慰安妇”代表一起，加入了对日诉讼的队伍。

　　2000年，此案开庭，张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证。2007年，日本宣布不予赔偿时，消息传到张先兔耳中，她坐在炕上曾经自言自语：“官司输了，名誉也毁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了，到底值不值呀！”

　　“我估计等不到了”

　　今年8月23日，当日本志愿者石田米之等人来探望张先兔时，她已经卧床了很多天。“她每晚都咳得厉害，肺气肿。”小儿子担心老母亲挨不过去。“她最近老跟我说等不到了、等不到了，我们很担心。”

　　张双兵每次来看她，她都是卧在土坯房的小土炕上，说不了几句就开始咳，但是张先兔总盼着张双兵来，因为他会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外面的人。

　　“每年都有日本律师团会固定来探访，也会有一些媒体来采访老人，有些甚至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比较远的地方。”面对采访，张先兔总是不厌其烦，“她知道讨回公道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现在剩下她一人，她不说就没人再说了，所以尽管身体不好，每次都尽量配合。”张双兵说。

　　石田米之每次来看张双兔，都好像回家一样。实际上，她自己也是一名81岁的老人了，从1986年第一次接触慰安妇的历史，石田米之为了帮中国慰安妇们讨回公道也奔走了近30年，如今她们都老了，历史却还是没有回应她们做出的努力。

　　“希望她不要那么快离世，毕竟只剩她最后一人了。”石田米之跟张双兵说，只要她还在，他们就还会来。

　　“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最近难受得很，双兵，如果我不在了，你要坚持呀！”伴随着张双兵的一声长叹，张先兔的眼角再次湿润。

　　坐在炕上，张先兔隔着玻璃窗和访客们道别，前几年，她还可以下炕送他们到村口，现在，她不知道自己能否等到明年约定相聚的那一天。

责任编辑：易庆文 最后更新：2015-09-09 15: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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