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诉讼案的意义与启示
2016-01-31 11:15:25  来源：《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　细菌战诉讼案大致经历了准备阶段、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三审阶段,其结果以败诉告终。这场诉讼虽然败诉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锁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推动了人们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学术研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扩大了社会影响,引起了世界关注。细菌战诉讼案告诉人们: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战争罪行终究逃不过历史的惩罚;对日索赔与中、日友好并不矛盾;抢救历史刻不容缓;把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Significance and Revelation of BW Suit

　　YANG Wan-zhu1,CHEN Yu-fang2,LIUYa-lin3

　　(1.Hunan Universities of Arts and Science,Changde,415000,China;2.Foreign Affairs Office,Changde People’s Government,Changde,415000,China;3.Changde of the Newspaper,Changde,415000,China)

　　Abstract:　BW suit experienced generally preparation stage, prosecuting stage,first instance stage,second instance

　　and third instance.Finally,it ended upwith failure.However,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onfirming

　　the Japan BW crime;promot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academic study of BW crime;stimulating Chinese people’s patriotic

　　passion; enlarge social influence and arous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Wsuit showpeople all over theworld that peace is

　　the common aim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ar crime can not escape the punishment of history. There is no contra-

　　diction between claiming damages from Japan and the friendl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 is urgent to save

　　historical records. It is necessary to convert patriotic passion into action and build China into a more powerful country.

　　Key words:　BW suit;BW crime study;peace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违反国际法,在中国建立秘密试验基地,悍然利用中国人体进行活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进而惨无人道地将细菌武器运用于实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1940年至1943年间,日军在浙江多次实施细菌战,造成20余个市(县)数千人染疫而亡。1941年11月4日,厄运降临常德,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上空投下36公斤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造成常德城乡鼠疫大流行,成千上万和平居民死于非命。50多年后,浙江、常德两地的受害者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谢罪并赔偿。这就是历时11年,轰动中外的细菌战诉讼案。

　　一　细菌战诉讼案简要过程

　　这场历时11年的细菌战诉讼案,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

　　客观地说,细菌战受害者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的推动者是森正孝和他的“日本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森正孝原是日本静冈的一名中学历史教师。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材把侵略中国改为“武装进入中国”,强迫劳工成了“劳务输出”,对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残酷行经只字不提。具有严谨治学精神的森正孝为了弄清历史真相,开始调查,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自费拍摄了纪录片《侵略》,并在日本各地放映。

　　森正孝在调查南京大屠杀时发现了一个代号为“荣字1644”的细菌战部队,便于1991年和1994年两次到受细菌战危害严重的宁波、金华、衢州等地调查,终于掌握了日军在浙江多次实施细菌战的确凿证据。1995年6月,森正孝发起成立“日本细菌战调查委员会”,全国有600多正义之士参加了这个调查委员会,其中包括一批律师。

　　1995年7月森正孝在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时,听说当地村民们1994年就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递交了联合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并进行经济赔偿。这一举动启发了与森正孝同行的一濑敬一郎等律师,他们尊重村民的意愿,开始酝酿如何帮助细菌战受害者运用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1996年11月13日,一濑敬一郎、西村正治、鬼束忠则等律师和几位日本学者来常德调查,进一步了解了常德遭受细菌战的危害。一濑等律师决定组成辩护团义务为浙江、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

　　(二)起诉阶段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108位受害者于1997年8月11日,以日本政府为被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被告必须向每个原告提交由原告认可的谢罪文,并将谢罪文登载在公报上。(2)被告向每个原告赔偿1 000万日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东京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为了适应诉讼的需要,原告组成了原告团,并推举王选担任原告团团长,陈玉芳担任秘书长。日本一批律师自愿组成律师团,为中国受害者辩护,并请出了德高望重的土屋公献担任团长,一濑敬一郎律师担任事务局长。被誉为“日本司法改革旗手”的土屋刚刚卸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就与同道者们共同出资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其义举震动了日本司法界。随即律师团的队伍迅速扩大,1997年8月的诉状上只有48位律师的名字,第一次开庭时已发展到212名。

　　随着官司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要求加入原告队伍,经过原告团和辩护团商议,第二批72名细菌战受害者于1999年12月9日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至此,原告团壮大为180人。

　　(三)一审阶段

　　日本的审判制度与我国类似。地方法院负责一审,高等法院负责二审,不服二审判决的还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诉。

　　细菌战诉讼案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审判。一审从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经过27次开庭,到2002年8月27日才宣判。一审期间,法庭听取了原告和辩护律师关于受害事实的陈述,原告的陈述义正辞严,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打动了法庭的旁听者,严禁鼓掌的法庭内多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律师的陈述慷慨激昂,证据充分。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唇枪舌剑。最后法庭分六次开庭听取了包括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老兵、中国受害见证者以及中、日两国学者在内的18名证人的证言。这样大量地采用证人出庭,在对日索赔案中尚属首次。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细菌战诉讼案最后一次开庭宣判,判决书以长达七页的篇幅认定了侵华日军731部队、1644部队在日本陆军中央的命令下,在中国实施细菌战,导致浙江、常德等地10 000人以上无辜平民痛苦死亡的事实,“确实造成了悲惨的结果及特大的损害,不得不说旧日本军实施的该战争行为是不人道的”,“既违反了日内瓦协议,也违反了海牙陆战条例并产生了相应的国家责任”。但判决书以七条理由驳回了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这七条理由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无答责”,即国家即使违法,也不承担责任。这是日本战前的陈旧法理,实际上日本在战后废除了这条法理,制定和实施了《国家赔偿法》。二是中国政府已经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这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联合声明”的曲解。在这份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的是政府间的赔偿,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是公民个人的权利,中国政府并没有弃。三是根据海牙条约,不能认定被害者个人对加害者所属的国家有直接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是日本政府对国际法的错误解释。在国际法的代表性讲解书《Oppemheim Internaational Law9》等文献上明确规定了个人的请求权。《海牙条约》第3条也承认个人赔偿请求权。四是本案只适用日本法,不适用中国法。原告团和律师团认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发生在中国,应该适用中国法。

　　对于这一判决,舆论哗然。8月29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对于并不遥远的过去的重大历史问题,国家置之不理是不能允许的。不澄清事实,是对国民不负责的表现。这样的话,不仅周边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对日本不信任。”同日,日本《琉球新闻》发表社论说:“‘该谢罪的就要谢罪,该赔偿的就要赔偿’,这才是承担战争责任的正确方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大量实验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残害中国人民,这是铁的事实。日方应采取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对于这一判决,原告也不服。法庭宣判后,原告团、律师团、声援团与日本和平团体一起在东京街头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报告会,还到国会表示抗议。

　　(四)二审阶段

　　2002年8月30日,原告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经过两年多时间,东京高等法院11次开庭,于2005年7月19日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五)三审阶段

　　对于二审判决,原告仍然不服,又向日本最高法院申诉。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日本最高法院没有开庭审理。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突然宣布驳回申诉。至此,细菌战诉讼案法律程序全部结束。

　　二　细菌战诉讼案的意义

　　细菌战诉讼案历时10年,影响深远,最后以败诉告终,这对中国人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社会上出现了各种议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究竟有没有意义?有何意义?在对这场诉讼如何评价上,很多有识之士曾指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场诉讼本身就表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法制意识、维权意识的增强。一群普通老百姓,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这标志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原告所看重的并不是赔偿,常德原告何英珍老人在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时曾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经济赔偿,即使日本政府真的赔了,我也不要它的臭钱,我将全部捐献给我们的国家。我们要的是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为死去的亲人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诉讼虽然败诉了,但虽败犹荣,虽败犹壮,它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锁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日本政府和侵华日军深知实施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的犯罪行为。因此他们实施细菌战是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现在已知侵华日军有“731部队”、“荣字1644部队”等六支细菌战部队,但他们对外都称细菌战部队是防疫给水部队,行为异常诡秘。日军投降时对其基地及设施进行了彻底破坏,销毁了各种罪证,对其部队官兵严加训诫,令其严守秘密。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了一场肮脏的交易。美国以获取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日军细菌武器研究成果为条件,放弃了对日军细菌战战犯的审判。这不仅使罪大恶极的战犯逃脱了惩罚,也使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被掩盖了下来。日本政府对这一罪行更是讳莫如深,不仅不承认实施过细菌战,也矢口否认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存在。在细菌战诉讼案中,经过原告团和辩护团的艰苦努力,原告团向法庭提交了500项书面证据,有31名原告到庭陈述,11名证人出庭为原告作证。大量确凿的证据迫使日本法庭不得不承认侵华日军曾实施过细菌战的事实,并第一次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认定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第一次认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是违反了国际法的严重犯罪行为;第一次认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是受天皇指令进行的,即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是国家行为,日本政府应该负责。这一判决对日本右翼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日本政府今后再想掩盖、抹杀细菌战罪行就不可能了。2002年9月11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在否认几十年后,日本终于开始承认731部队犯下的暴行。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岩田针对1940年至1942年细菌战中,180名中国受害者提交的诉讼,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结果。”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场诉讼从诉求上讲,原告失败了;但从政治上讲,中国人民胜利了。

　　(二)推动了人们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学术研究

　　如前所述,由于日本政府的百般掩盖,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一直鲜为人知,甚至连当时的受害者也不知道自己是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中国人民这段悲惨、屈辱的历史被尘封近半个世纪之久。细菌战诉讼案展开以来,为获取证据,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在常德,一批离退休的老同志自发地组成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他们当中有原告,也有和本案毫无关系的老同志。他们没有工作经费,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任何报酬。但这批老年志愿者却义无反顾,他们背着干粮,骑着单车,足迹遍布常德城乡。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志愿者们调查座谈了30余万人次,整理控诉材料15 000多份,终于查明1941年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后,鼠疫流行波及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经过反复核实,整理出了一份有确切姓名、住址、感染途径、症状的共7 643人的死亡者名单。这份名单以无可挑剔的真实性被日本法庭作为证据采信。10年诉讼期间,常德调查委员会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达262件,这对法庭认定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民间调查的同时,学术界也及时介入,一批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开始进行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1999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细菌战诉讼案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1999年11月11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细菌战问题研讨会”。1999年12月10日,东京召开“日本战争犯罪与战争责任”国际市民研讨会。2000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研讨细菌战问题设了专题。2002年1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举行“战争引起民间赔偿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学者们结合近年的诉讼实践,交流新的研究成果,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民间索赔进行了理性思考,为民间对日索赔寻找理论依据,推动了民间对日索赔行动的健康发展。2001年9月18日,在纪念“9.18”事变70周年之际,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这是迄今为止全国惟一一所专门从事细菌战罪行研究的学术机构。研究所成立以来,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制作了一部分口述历史,召开了两次细菌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美的专家学者齐集一堂交流研究成果,促进了细菌战罪行的研究。研究所与湖南经视台联合拍摄了大型纪录片《常德细菌战》,拍摄了以存史为目的的《常德细菌战纪实》。2007年,研究所申报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史”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立项基金项目,成为国家级科学研究课题,使细菌战罪行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细菌战诉讼案像一把火,点燃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常德人民的爱国激情;细菌战诉讼案像一根无形的链条,把广大群众紧紧地联系起来。社会各界群众或积极参与、或默默支持对日诉讼,常德民众的参与度是全国对日索赔案件中最高的,先后有130万人签名声援诉讼。其间,发生过很多感人的故事。现略举几例。

　　1、陈瑞生大骂近藤昭二。1996年,曾拍摄过多部揭露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纪录片的日本电视台记者近藤昭二到常德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在鸡鹅巷与退休工人陈瑞生不期而遇。陈师傅听说他是日本人,怒从心起,指着近藤的鼻子一顿痛骂,历数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这让近藤既难过又难堪。后陪同近藤的常德市外事办同志告诉陈师傅,近藤是来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帮助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陈师傅才转怒为笑,一把握住近藤的手,连声叫好。这件事对近藤的影响很大,让他看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

　　痛恨以及日本政府应该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责任、争取中国人民谅解的重要性。从此近藤坚持从事细菌战罪行调查。事隔六年后,在一审宣判后的第二天,他在日本国会演讲时,当着国会议员的面讲了这个故事,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2、常德30万人对日索赔签名簿速递日本。2001年9月18日,为了纪念“9.18”事变70周年,声援细菌战诉讼,常德万名大中学生在湖南文理学院隆重集会,在百米长卷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对细菌战诉讼的支持。后来这幅长卷被带到日本,展示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外,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关注。2002年5月,一审判决在即,一濑敬一郎律师来常德与原告团商量对策,希望组织大规模的签名活动,在法官起草判决书之前将签名簿送到法庭,让法官充分了解中国的民意。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在常德市教委、市团委等部门的精心组织下,30多万人

　　参加了签名活动。这次用的不是长卷,而是设计精良的签名簿,共7大箱。签名簿收齐时已到了7月17日,按照与律师团的约定,必须在8月1日前把签名簿送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因原告团没有经费,负责寄送的陈玉芳与邮局同志反复磋商,最后决定走海运。她们在每个纸箱上面写了一行字:“沿途邮局、海关同志,这是常德30万人的对日索赔签名册,请快速放行,务必赶在8月1日前寄到日本法官手中。”结果到7月28日,日本负责同志打来电话说签名簿收到了。短短10来天的时间就走完了一个多月的邮程,这是一个奇迹,我们有很多同志为创造这个奇迹做出了许多努力。

　　3、声援团巧遇各方帮助。为了声援细菌战诉讼案,常德先后组织了五届声援团,近200人参加。声援团所有成员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共同声讨侵华日军的罪行,敦促日本法庭公正审判。声援团处处得到帮助,令人记忆犹新。由46人组成的第一届声援团计划从常德乘火车到上海,然后飞赴日本,而当时常德火车站每天的卧铺票只有6张,车票无着落。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广州铁路局一位领导来常德火车站检查工作。火车站的同志立即通知声援团前去汇报。这位领导听完事情原委后,沉思片刻,说:“立即通知调车,加挂一节车厢,让声援团按时出发!”声

　　援团这才顺利地乘上火车。

　　4、企业家情系对日索赔诉讼。对日索赔诉讼是民间行为,得到了民众特别是企业家的支持。常德市政协常委王一心是一位热心的民营企业家。他原来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诉讼知之不多。2002年8月,他参加了第一届声援团后,声援团激起了他满腔爱国之情,使他积极参与对日索赔事务,并慷慨解囊,支持原告团和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工作。2002年底,他资助湖南文理学院召开了第一次细菌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他又出资支持常德市博物馆举办了“常德细菌战展览”,为常德增建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7年他又主动提出,每年资助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科研经费两万元。王一新的举动为企业家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四)扩大了社会影响,引起了世界关注

　　细菌战诉讼案是全国对日索赔案中最大的一起,不仅原告人数众多,案由也格外引人注目。诉讼一经提起,立即受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浪网、东方卫视、湖南日报、湖南卫视、常德电视台等几十家国内媒体对这一诉讼做了多次报道或专题访谈,湖南经视、常德日报坚持了十多年的跟踪报道。仅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就先后接待海内外记者319人次。国外主流媒体也对此案做过详尽报道。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美国有线电视网、英国BBC、日本CNN、朝日新闻、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世界强势媒体在内的共400多家媒体的记者云集东京,将一审判决结果以及原告团、律师团、声援团的态度传遍世界。

　　由于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介入,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大白于天下,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严厉谴责;日本政府掩盖历史、抵赖战争罪行的行为受到了世界舆论的严肃批评;中国人民不畏强权,拿起法律武器奋勇抗争的勇气和毅力也得到赞扬。

　　三　关于细菌战诉讼案的几点启示

　　细菌战诉讼已经结束,但此次诉讼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值得我们深思。

　　(一)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战争罪行逃不过历史的惩罚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自己的战争罪行一直采取掩盖、抹杀的态度,而且随着其经济的发展,着力谋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国内右翼势力猖獗,军国主义思想盛行。日本政府对这次诉讼案之所以做出认定事实、驳回诉求的判决,实际上是其国内政治在司法界的反映。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受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坚决反对。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正义之士就开始与其政府篡改历史、美化战争的行为进行斗争。家永教科书案最为典型。后来,很多有良知的日本老兵纷纷写回忆录,发表战地日记,抨击右翼势力否定历史事实、推卸战争责任的行径。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东史郎日记》堪称代表。80年代以来,侵华日

　　军细菌战罪行逐渐被揭露出来。1981年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发表论文《历史中被掩盖的一章》,揭露了为换取人体实验的研究数据,美国免除日本细菌战战犯罪行的真相。同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常石敬一分别出版根据731部队老兵的证言写成的专著《恶魔的饱食》、《消失的细菌部队》,轰动了日本社会。1983年日本学者成立“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出版了《731部队作战资料》。1991年出版了《活体解剖———旧日本军的战争犯罪》、《人体实验———731部队及其周围》。

　　在诉讼期间,731部队老兵筱良雄、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松本正一、发现《井本日记》并公布于众的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在崇山村进行过被害调查的日本立教大学历史学者上田信、多次到常德进行过被害调查的东京女子大学人类学学者聂莉莉、研究731部队的日本应庆大学教授松村高夫、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细菌学者中村明子、常年持续对731部队队员进行采访的电视编导近藤昭二等不顾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恐吓,毅然为原告出庭作证。日本一批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为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做了大量工作。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的第二天,国会议员川田悦子在国会召见、咨询外务省、厚生省、防务厅等部门的官员。在整个诉讼期间,日本参议员阿部知子、大助雅子、今川正义等数十名议员会见了原告团、声援团,很多议员还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日本还有很多社团为诉讼案组织了大量的市民运动,向政府施压。特别是遍布全球的华人社会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及对日索赔案极为关注。全球华人社团“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对于此次诉讼给予了全力支持。1998年6月23日至7月7日,该会邀请以细菌战诉讼案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为首的“日本暴行见证报告团”前往多伦多、温哥华、纽约、华盛顿、旧金山做报告,掀起了北美华侨声援细菌战诉讼案的高潮。同年7月5日史维会在旧金山举办了《被遗忘的浩劫》的图片展,800多张日军侵华期间实行毒气战、731部队活体解剖等历史照片令人触目惊心。美国国会议员、国会人权小组主席Nancy Pelosy参观后说“日军的战争犯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罪行”。在此后的几年里,该会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多次声援诉讼活动。

　　事实充分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随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日本侵略军的战争罪行必将得到清算。

　　(二)对日索赔与中、日友好并不矛盾

　　很多同志担心,对日索赔诉讼会不会影响中、日友好?的确,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日友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这种友好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两个民族、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相互信任。对日索赔的目的不是挑起民族矛盾,恰恰相反,是要通过诉讼迫使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道歉,求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实现两国人民真正的世世代代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同时,我们要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要求日本政府为自己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事实证明,对日索赔不仅没有影响中、日友好,反而会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还有一个问题:日本律师出钱出力,无偿地帮助中国受害者与自己的政府打官司,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卖国。的确,日本有200多位优秀律师为细菌战诉讼案辛勤工作了10多年,特别是律师团的事务局长、首席律师一濑敬一郎先生,自从接手细菌战诉讼案后,他的律师楼业务大大减少,收入大大降低,而细菌战诉讼案又花费了他大量费用,为了减少开支,他把夫人也动员起来了,帮助处理细菌战诉讼案的有关事务。他们这种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和由衷敬佩。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的两段话是最好的说明。土屋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慷慨陈词:“舆论认为,在日本司法中‘国家利益’优先于人权的倾向十分严重”,“但是,爽快地承认以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明确承担责任,向受害者谢罪,决不违反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与亚洲邻国和世界建立信赖关系不可或缺的条件,是用金钱换取不到的巨大‘国家利益’,所以,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不应回避对是否使用过细菌武器作出回答。”当常德原告问他为什么帮助受害者打官司时,他回答得更直接:“你们错了,我不是在帮你们,我是在帮大和民族。日军在中国所犯的罪行得不到清算,中国人民心灵的创伤得不到抚慰,这种仇恨不消除,将来中国强大了,想找人复仇的话,第一个就会找我们大和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遭殃。两个国家的友好不是两国领导人握握手这么简单。这个道理日本政府没搞明白,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搞明白。”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政府奉行的是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一贯主张睦邻友好,今后中国强大了,也决不会主动对别国动武。土屋的话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

　　(三)抢救历史刻不容缓

　　细菌战诉讼案已经结束了,但是揭露、清算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任务还远未完成。由于当时日军

　　的严格保密,留下的史料极少,战后日本政府又严密封锁战争事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这一历史仍如一团迷雾。时间已过去60多年,健在的受害者、见证者越来越少,这就给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因为难度大,国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相对落后。现在已经知道,日军细菌战涉及到全国十多个省区,除常德和浙江一部分地方外,细菌战受害调查做得不够充分。如果我们这代人还不能理清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动员学术界的力量,靠全社会的支持,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抢救历史,保存罪证。

　　(四)把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屈辱的历史说明,落后就要挨打。对日索赔败诉的事实说明,我们国家还不够强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发奋图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只有国家真正强大了,人民群众才有真正的权利。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1-31 1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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