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中国“慰安妇”受害者身份类型初析
2016-03-03 14:52:31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从现在所能查阅到的资料和所调查的事实看，中国大陆被掳掠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牵涉到各个阶层，如果较为细致地分一下类，其社会身份可以分为农村妇女、城镇家庭妇女、女学生、女职员、宗教界女性以及妓女等七种类型。本文着重考察七种受害者的类型实态，其中比较详细地考察了以往被忽视的妓女类型实态;较大类型受害者在受害面中的大致数量比重;以及日军对各种实态被害者所采取的不同制度性措施。

　　一、农村妇女受害类型

　　日军占领中国广大的农村后，大肆掳掠农村妇女充当“慰安妇”，这类事例俯拾皆是。

　　一位日本老兵回忆说:“我曾见过一些在日本军队的扫荡中因逃不掉而被日军强行抓来的妇女，她们在遭到强暴后，就作了日军的‘慰安妇’。”在山西交城，城内敌军向附近村庄征发13岁至17岁之幼女巧人，分为两班，轮流调换，供其发泄兽欲。【1】蔚县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南部，1938年1月4日，在这个县城里，中国少女约《用人被汽车运往张家日，此外，日军还要求当地侮个村庄交出15-25岁的处女10名。【2】从北到南，暴行到处都是据当时的日本随军记者小误行男记载:部队在向南京挺进途中.随意抓捕中国女子，设立临时慰安所到三仓河小镇时，小仓队长即向维持会提出“需要姑娘”。维持会的代表只得表示:“这个镇没有妓女，可以从附近的村庄中找些良家姑娘”于是，儿天后，十多名良家少女被押到日军驻地，在较大的民房里，慰安所就这样设立了【3】

　　农村女性被肆无忌惮地掳掠为“慰安妇”，应该是日本军队“慰安妇”主要的来源，也是20万受害者中的主体部分。

　　战时日军占领了中国东部，他们在东部农村建立了大量的慰安所10年来我们调查了从黑龙江到海南的数以千计的日军慰安所、证实从空间分布来看，估计农村的日军慰安所至少占总数的60%以上;从慰安妇人员构成来看，无论是农村慰安所还是城市慰安所，也以农村妇女为多。一般说来，农村的慰安所，特别是在短时期设立的慰安所中，被害者多为农村的妇女。

　　二、城镇家庭妇女受害类型

　　城镇家庭妇女的受害状况在调查中也较为普遍。在这里，我们仅举受害者本人愿意公开举证的L海崇明事例加以说明:

　　抗战时期，日本军队在上海崇明驻扎，并在庙镇地区建造了炮楼，设立慰安所。镇子有7位家庭妇女被强迫住家“慰安’旧本军官。其中的周大娘叙述如下:

　　1938年春天，日本人在崇明庙镇建造了炮楼，驻扎很多兵。有一天，几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兵手拿长枪冲了进来，他们把人全部赶走，把我关进房间做了坏事。我当时已怀孕二三个月。

　　日军的中队(大约六七十个日本兵)，好像名叫“松井中队”，住在一个二三层的楼房里(这间楼房已被拆毁，地址在今庙镇镇政府)。我还记得中队长叫“森格”(音译)，小队长叫“黑联”(音译)，还有一名日军专职翻译黄春生(音译)。日军和翻译威逼镇上7名女子组成“慰安组”，这“七个姐”是周海梅姐(梅姐)、陆凤郎(凤姐)、杨七姐(七姐)、周大郎(大姐)、金玉〔玉姐)、郭亚英(英姐)和我(人家叫我巧姐)。我们都是被日本军官凌辱的，他们不许一般的日本兵碰我们，他们还要糟蹋镇上其他的女孩。

　　我们七人平时在家，由金翻译官临时指派，或被叫去据点，或由日军官闯入家中施暴。如果我们稍有不从，日本兵立即砸家砸店，拔出刺刀威胁:“死拉，死拉。”我们真是苦透了。记得每周要去好几次，有时被抓进去后要关上一天一夜，才被放回来。

　　上海崇明的这一事例是非常典型的。在有日军较长期驻扎的地区，除了军营中设慰安所外，日军还常固定对某些家庭的女性施暴，山西、海南等地都有这样的实例。

　　三、抗日人员受害类型

　　在与口军的作战中，一些中国抗日女战士不幸被日军俘虏，落到了暴虐的日军手中，她们的命运是极为痛苦的。日军老兵回忆说:

　　日军在作战中，一抓到这些人(中国抗日女军人)后，立即就送到后方的大队本部去。在大队本邵里，如果她们受了伤，就由医务室先给她们治伤。如果没有受伤，则由担任情报工作的军官付她们进行审讯，这是通例。但是，完了之后，这些中国女性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当时，都送到华北、华中一带最前线地区的两三千个分遣队据点里去了。这些妇女被送到据点里之后，一般不让她们住在据点里面。怕有危险。多是在据点外面用土坯盖的仓库里开辟一个角落改造成慰安室…分遣队一般都没有配给卫生套，因此有很多妇女怀了孕，但是，只要还能受得住，怀了孕也还得被使用，实在使不了了，便拉到壕沟外面去，绑在木桩上，作新兵练习突刺用的靶子在长达巧年的战争中，这两三千个据.点里被暗中杀掉埋掉的中国妇女是数也数不清的，恐怕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人。【4】

　　根据1938年日本方面的调查报告，在徐州战役中，口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独立混成旅第二旅团第六联队长小男一雄，曾将23名中国女军人从俘虏营中强行押至森林地带(今江苏丰县的昭阳湖)，在那里建立了慰安所。【5】

　　四、教界女性受害类型

　　战争时期，中国的尼姑、修女、道姑等也惨遭日军蹂确。据史料记载，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占安徽凤阳县城，在疯狂屠杀的同时，还掳掠大量当地妇女，强迫她们留在口军的慰安所里为其提供性服务，建立慰安所的工作由维持会负责，日伪不放过任何一个中国妇女，连修道院的一名中国修女也被抓进慰安所。【6】

　　在云南保山的龙陵地区，日军把龙华寺的尼姑和三圣庙的道姑也搜索来，充当他们的性奴隶，道姑反抗，被当场刺死【7】。

　　此外，香港等地也发生过修道院修女被强逼的类似情况。与此同时，大量的庙宇寺院被日军占为慰安所，限于篇幅，这方面的记载不再引述。

　　五、学生受害类型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海南的石碌铁矿开办了一间“慰安所”。他们以香港“合记公司”为名，在香港、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后共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骗来石碌矿山。她们年纪最小的仅有17岁，最大的不满30岁，这些青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到矿山后不久，就被强迫进了“慰安所”，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被毒打、奸淫、折磨，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个人【8】。2001年，我们曾去海南石碌实地调查，查访到当年从台湾抓来的劳工、现已退休的李邦、白川和向全。根据他们的证言，确有那么一批女学生被害。

　　在上海等地，都有日军指使下的“公司”招收女青年、女学生“做工”而使之误人虎口的史料记载。以上所引，只是我们经实地调查证实的一例。

　　六、职员受害类型

　　香港地区:

　　日军占领香港后，日军甚至强奸圣斯蒂芬学院女医生和女护士并迫使其充当“慰安妇”。据原38师团23012大队34小队的宫本见二口述，1941年12月，38,18,51,104师团占领了香港。第230联队的十兵冲进了圣斯蒂芬尼学院……平均每个中国女人遭到6个士兵的轮奸。但是，这些刚烈女子仍进行了反抗，最后，日军打死了14名中国女人，把64名中国女人拉到郊外的一个别墅里，建立了慰安所而担任守卫的就是回忆者宫本见二所在的小队。后来，这些女子还被日军运至新加坡，被编人第44532号慰安营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9月2日，正当她们即将熬到解放时，却被34师团用毒气弹和炸弹杀人灭口。

　　七、妓女受害类型

　　根据实地的调查、中日档案史料和报刊杂志刊载，可知这一受害类型具体情形。

　　香港地区:

　　据当时的日军香港副总督平野茂记载，1942年8月，他通知防卫司令部冈田梅吉，命令部下在香港迅速建立500家慰安所，【9】冈田梅吉命令第68大队长中川金光负责执行。于是，日军将西自军器厂街口，东至勋宁道的地段宣布为军队征用区域，域内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共计160多间房屋。为了有效建立慰安所，日军还指令久宫傅一中尉联络黑社会势力协助。根据一名曾是黑道中坚人物的人透露:当年被迫协助日军的有“单义”、“福义兴”、“同新和”、“和安乐”、“和联胜”等黑道组织，而得到的好处是每人50斤大米和30元军票。当时“慰安妇”人数达1000多人。【10】萨空了在他的《香港沦陷日记》中记载曾亲眼目睹日军的“慰安妇招贴”:“上面写着旧本军慰安所’招用军妓，并有‘名额有限，报名从速’的字样。”【11】

　　山西地区:

　　1938年7月18日，在日军的指使下，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曾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妓女，其全文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留四名，实不敷应付_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

　　天津地区:

　　1995年的《北京档案史料》第二期，刊载了一份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全宗中1946年民国政府立案调查天津妓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材料一份，从这份材料中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了解天津方面的情况。其第一部分内容是:

　　余谨将……三十三年四五月间敌寇强征妓女至河南省慰劳前方敌军之经过，详述于左:

　　窃职会于三十三年四五月间，不记日期，忽奉伪警察局电传训话、。…经科长(保安科)谕日: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着征集妓女150名前往河南慰劳军士，限次日交齐，开具名单呈局。……令于次日上午献纳妓女，送至警察医院点检。等因。妓女闻耗避匿，乐户只得闭门，全市乐户顿成罢业状态……防卫司令部日人，又向科长严催，科长即派警员至乐户，强征52人，因人数不到半数，又在私婚抓去28人。去后约两月之时期……妓女平安返津，仍在警察医院集中，通知家属领回。

　　是年7月，日军义命令天津选送“慰安妇”25人，经体检后立即被送到山东省吕县的日军第1437部队，“慰安”的时间是8月t日到10月底，共计3个月。

　　1945年5月，日方的德本文官和警察将20名天津妓女押至天津第二区槐荫里1号的军人俱乐部，开始她们的“慰安妇”生涯。

　　辽宁地区:

　　“九一八”事变后，抚顺妓女达3000多人，北票的花柳巷在日军占领时期极为活跃。1933年2月22日，日军侵占北票，而后派出一名大佐，介入地方“靖安肃政”，人们又叫他“靖安大佐”。他和旗长沁布多尔济密谋之后，在大柳树北街兴办起一个“靖安公司”，招集分散在北票城内各妓院的娟鸭，组建起北票花界会。把分散在岳家沟、大烟筒后巧间房的妓女全部集中到“新德里”，建立了由日军大佐筹划的“靖安妓院”。“靖安大佐”还迫使妓女们参加一些活动。一是强迫妓女们定期到煤矿去“慰安”，去奉侍那些表现突出的催头、查头旧军管理者);二是每个妓女都得在固定的时间内，肩上斜挎白底黑字的标语带，头系标语箍，手捧油漆藤钵，见人行90度鞠躬礼，同时口中反复赘述:“请您接纳，支持圣战早日完遂。”【12】

　　江西地区:

　　在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编的《从军慰安妇资料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江西省南昌市有所谓的“特务班”，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公娟事务。【13】为维持风纪卫生和公安，“特务班”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它规定南昌地区的娟妓业由日本占领军直接统辖。娟妓的人身自由限制很严，特别是对“出局”时的控制，有姓名、时间、场合以及价格上的条文规定，尤其是有卫生上的要求;而“出局”的票，是由特务班的卫生科发给

　　仁海地区:

　　1940年2月，上海虹la闸北区慰安组合会成立【14】，此会的成立，是由伪闸北区公署日指导官嘉野正孝将成立报告递给伪市警察局日指导官秋山健次核准的该会设组合长一人，由与日人关系密切的原妓院老板何干赓为组合长，并配有为妓女体检的医生和进行有关事务调查的调查员若干名:该会会址设在虫L江路95弄2号，并订有13条慰安所临时规约例如第5条:妓女每月须经本会指定医师检验3次，确定无花柳病者，始准营朴;第6条:慰安所内设备必须清洁卫生，置备消毒用品，等等。从该项档案的《上海市虹川坷北区慰安所组合会办理慰安所登记户数报告表》中，我们可以知道该会所属的慰安所有20家，妓女91人。

　　济南地区:

　　1942年4月到1945年3月.在59师团53旅团担任情报主任的广懒三郎曾在济南负责监督军用后方设施中的“军人会馆”、“星俱乐部”、“樱花饭店”等设施的经营业务。他回忆说:

　　“星俱乐部”实际上是日军官兵专用的中国人妓院。妓院的经营者是济南市中国妓院同业总会的会长。妓院的粮食、烟酒、日用品都是由日军供应的，医疗也是由日军的医院负责的。这里的中国妓女有30多人，都是l7岁到20岁的年轻妇女，每名妓女一天要接客20-30人，无论心灵还是身体都遭到严重的摧残，有的由于疾病缠身而悲惨地死去。【15】

　　当然，在妓女类型的“慰安妇”中，应该有“非自由人身份”(如天津妓女、上海妓女等)与自由人身份(如上海的暗娟、海南的山地女以及山西的情况)的区别。所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被迫的，但也有谋生的因素，因谋生而为日军进行性服务的，当不在“慰安妇”之例。

　　从以上几个地区记载的史料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下列数条结论:

　　第一，凡日军人驻时间较长之小(县级)、中(市级)、大(省级)城市，一般情况下，均有可能征集中国妓女，为其提供性的服务。

　　第二，征集的一般途径为通过建立伪政权，并经过伪政权中的警察署，与城市中的同业公会(或者是个人投敌的大妓院老板)联合起来，提供名单与人员以及代为经营;或者由驻地的日本军方直接依靠地方非公开的汉奸、黑社会势力，建立军队慰安所或可供军用的红灯区。

　　第三，凡由日本军方统筹建立的妓院，军方予以收费。

　　第四，与一般“慰安妇”不同的是，妓女们除了必须为当地日本驻军提供性的服务以外，还必须集体受日军指派，被送到战区，轮流去前线“慰安”。在这样的情形下，妓女们的行为完全是被强制的，如果抗命，将有生命危险。

　　第五，对于从命随军的妓女，一般给予微薄的报酬，但相当的情况下，报酬转移到伪政权或同业工会处，由中国人给予。

　　第六，为了日本军队的性安全，妓女必须进行卫生检查，并由日方控制其人身的自由。

　　第七，整个建立妓院(包括慰安所)的过程，自始至终由日本军方指导与监督。

　　我们从30年代至40年代一些大城市的妓女数量的记载上，对妓女可能的受害数有一个大致的推断。以上海、天津、南京为例。1920年，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曾作过一个业界调查，调查显示，上海的妓女有60141人。【16】到了30年代，由于战争等原因，妓女人数大增，各类公、私娟已达12万人。【17】当然，这里还应包括白俄娟妓。即使是到了1949年，上海的妓业已经零落，据不完全统计，妓女仍然有3万之多。【18】我们取一个中间数—8万，如果被害者以1/10算，那么，日军受害者也有8000人之数。而天津，到1949年前，妓女数尚有2万左右【19】，天津妓女的受害，前述情况，仅“劳军”即可见一斑。在南京，虽然没有妓女的数字，但据调查统计，仅由汉奸和鸭母经营向日军官兵开放的妓院，可以确认的就有25家之多，慰安所的总数估计在60个以上，有学者估计南京的“慰安妇”超过1万，妓女受害数当不少于数千【20】。

　　城镇妇女中，妓女虽然是小部分，但大城市中妓女的比例却很高，加之东部大城市集中，所以妓女的被害数，可能仅次于城镇家庭妇女。东部日占区的城市有千座，平均以千人计，也就是说，余下的10万被害者中，妓女应该有3万至4万以上。

　　因此，中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中，受害阶层人数的比重依次应为:农村妇女、城镇家庭妇女、妓女，以及女学生、女职员等各阶层女性。

　　参考文献：

　　【1】《抗战第一期之日寇暴行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1940年，第19页。

　　【2】《抗敌报》1938年1月13日

　　【3】小候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4】日朝协会琦玉县联合会编:《随军慰安妇--日本旧军人的证言》，何吉:《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5】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军浸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页

　　【6】李秉新等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734页。

　　【7】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党史地方志委员会编:《血肉丰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

　　【8】何十里文，载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下册，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9】叶德佛等编著:《香港沦陷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10】同上。

　　【11】萨牢了:《香港沦陷日记》，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0页。

　　【12】(伪满社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吉见义明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40-247页苏智良译。

　　【1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R 36一1号日录转引自陈正卿、庄志龄:《档案中发现的有关上海日军“慰安妇”问题》

　　【15】广獭二郎文，袁秋白、杨瑰珍编译:《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罪恶的自供状》，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3 14: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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