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天皇命令行动的野兽集团”的性奴隶
2016-03-04 11:43: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复制链接

　　“慰安妇”的事实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所知的(那时人们会听说过日本军队中有“营妓”,会听说或看到过日军到处强索或掳掠“花姑娘”等等),这个名称以及它作为一个战争遗留问题被披露于我国,只是近七八年的事。人们知道了这个问题以及一些国家(以韩国为主)在这个问题上业已展开斗争,自然就想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向历史学界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于是就有人做调查研究,随之就陆续刊布了一些调研成果,这本《慰安妇研究》就是其中集大成、有代表性的一种。

　　这本著作不是专研究中国慰安妇的,它的研究范围要广泛得多。中国慰安妇之外,日本的、朝鲜的、东南亚各国以及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俄国、美国等白种妇女沦为日军慰安妇的,都在本书作者研究视野之内。作者所研究的也不只是慰安妇的某种或某些现象,而是整个慰安妇制度。按照作者的界定,所谓慰安妇制度,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期间,出于将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而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按,应为官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该书第13页,以下所引,只注页码),是“使妇女沦为军队性奴隶的获取、运送、买卖人身的制度。”(第266页)该书以大量篇幅对这个制度的历史源流做了纵向考察,对其实际运作做了横面剖析,从总体上清楚地说明了慰安妇问题的基本情况,也为进一步研究此问题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国内最全面而且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一本专著。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日军所特有、深入于其内部的一种制度,它的产生却是在中国大地上。照该书记述,这个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日本驻沪海军当局于1930年代初在虹口选择了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军妓院,这是慰安妇制度的雏形。其次,一二八事变后,这个海军开始指定或建立其专用慰安所;陆军则在“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策划下,由日本国内征召妓女到上海建立了一批慰安所。与此平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也开始在我国东北零星地设置慰安所。最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2月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命令其参谋长建立慰安所,“于是,以上海杨家宅娱乐所的建立为标志,日军开始正式推行慰安妇制度。1938年6月,寺田寿一(按,应为寺内寿一)为首的华北方面军也向部队发出设置慰安所的命令,接着,梅津美治郎的关东军于1941年7月提出招募2万朝鲜慰安妇的计划,从而将慰安妇制度推广到所有侵华日军之中”。从此在中国大陆,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几乎都有过各种形式和名称的日军慰安所。(第259页)可见慰安妇制度从萌芽到确立都是与日本侵华紧密联系着的,它完全是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

　　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很快占领了东南亚各地及太平洋许多岛屿,日军又将慰安妇制度推广到这些地方和日本国内:在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马里亚纳群岛、东加罗林群岛以及日本本土、冲绳、小笠原群岛等许多地方建立起慰安所。[1]慰安妇成为日本军旗的伴随物,日本军旗走到哪里,也就把慰安妇带到了哪里,慰安妇成为庞大的日本侵略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部件。由此,慰安妇制度也就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整个军事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书有两章分别叙述各国慰安妇的状况及生活实态,读来令人心灵震颤,又义愤填膺。慰安妇按其国籍、种族等的不同常常被分为三六九等,一般是日本慰安妇为上等,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及台湾慰安妇为中等,中国人为下等。在一些地方如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的慰安所里,中国人下边还有马来亚人,“最低等的是当地的女人”(第196页)。而白种人慰安妇则往往“被日军视作上品”(第307页)。作者的研究认定,与中国、朝鲜等慰安妇相比,日本慰安妇的待遇要好得多,她们有些人与其他被掳掠来的各国慰安妇在心理上也不一样;但既已沦为慰安妇,就也成为“地狱里的囚徒”,也“同样被侮辱、被蹂躏,被她们自己的同族兄弟迫害”(第302页)。朝鲜、中国等慰安妇就更不必说了。书中多处记述慰安妇作为性奴隶被日军官兵蹂躏、摧残、凌辱的情况:

　　在日军看来,慰安所就是个公共厕所……日军士兵们像野兽般进入慰安所发泄。慰安妇们也在这苦难中麻木了,她们常常脱下三角裤往哪里一扔,面无表情地数着数,口里机械地说着:“好了,下一个。”“好了,下一个。”最后,几十个士兵的精液四射,像浆糊一样,凝固在死鱼般的女人的大腿和小肚上;在几层已干结的精液上,再新射上温热的精液,变成滑溜溜的样子,慰安妇的大腿中间成了精液的泥潭。

　　为了充分利用慰安妇的资源,慰安妇的房间里,经常有三个士兵:这三名男性中,一名是刚刚完事的,一名是正在慰安妇身上发泄的,另一名是正在脱去衣裤准备接手的。“在士兵看来,让慰安妇获得短暂休息的时间都觉得可惜。”(第314-315页)

　　日军官兵对中国慰安妇不当人看待,视其为性的奴隶,泄欲工具,百般摧残。海南赵家园慰安所的日本老板娘每逢突击接客日,便要求慰安妇们整日赤身裸体地躺在铺板或“慰安椅”上,任由日本兵接连不断地发泄兽欲。这种“慰安椅”形制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子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只能任由日兵变换花招地站着宣淫。慰安妇稍有不满或反抗,便立即遭到严厉处罚。(第319-320页)

　　另一处引述一个台北原慰安妇的控诉:

　　到了海南岛……每天会客10至20人,多时20至30人。规定每次15分钟,要排队等候。但这些日本兵连等10分钟的耐性都没有,一个劲地催:“快!快!”他们总是成群结队而来。比较漂亮的就惨了,门口总是一长排人,起床后都无法走路。(第288-289页引)

　　一位朝鲜原慰安妇自述亲身的经历:

　　我被从朝鲜抓来时,还不满13岁,来到菲律宾,由于女子少,士兵多,有时慰安所旁边排的队伍老长老长,有时长达一公里。

　　每天接待20人,多时上百人,饿狼似的日军士兵一个接一个扑上来,有时连午饭也没空吃,由日本兵把饭团送来,我们一边嚼着饭团,一边还要继续让日本兵泄欲,有时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美军登陆后,日军狼狈败逃,把我们30多名随军朝鲜女子,像穿过的鞋子一样丢弃了。(第354页引。慰安妇一边嚼着饭团,一边让日本兵泄欲的事,在腊包尔也有记载。参阅第316页。这种情况显然不少。)

　　这就是慰安妇的苦难,这就是日本军队的罪行。读该书关于这种苦难、这种罪行的记述(这些记述绝不可能是全部,恐怕只能是实际情况的一鳞半爪),对前者的同情与对后者的憎恶不能不同时涌上心头。一位原日本航空兵在回忆第一次接受“慰安”的情景后说道:“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我们这种存在实在十分可怜,并且十分可耻,跟畜生没有两样。门外士兵都在不耐烦地跺脚,蹬墙壁,我觉得他们可恨极了,跟一群发情的骡子差不多。”(第305-306页)一位日本“志愿兵”回忆说:“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所谓的‘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我们登陆后,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支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第254页)另一位当年的老兵在醒悟后说道:“战争时期的日本军队不是有纪律的军队,而是始终根据天皇命令行动的野兽集团。”(第367页)这本《慰安妇研究》中举出的许许多多有关事实充分暴露了这个“杀人部队”、“野兽集团”的品质和本质。

　　那么,慰安妇制度的实质又是什么呢?该书概括为两条:一、这是日本国家的犯罪;二、这是一种人权侵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调查报告判定,“把女性及少女诱拐为慰安妇,并对她们进行有组织的强奸,显然是施于一般市民的非人道行为,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行为。”(第381页引)报告书认为,日本帝国陆军创立的慰安所制度违反国际法,政府应承认其法律上的责任;日本应对被抓去充当性奴隶的受害者进行个人赔偿,对每位受害的妇女进行书面谢罪。这反映了全人类的正义呼声。

　　慰安妇问题是二战遗留问题之一。为了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要求其承认慰安妇制度的罪行,向当年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巨大伤害,如今都已年迈过着凄凉生活的姐妹们谢罪、赔偿,各国原慰安妇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韩国原慰安妇冲锋在前,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原慰安妇接续于后,其中也包括少数勇敢的中国女性。这个斗争在我国传媒中曾有过若干报道;该书也提到一些,如开篇“金学顺的血泪控诉”叙述斗争第一声号角的吹响,末章“战争还没有结束”中谈到曾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妇女1996年到东京进行索赔诉讼,中间偶而片断地涉及某些相关的事实。这个斗争应当是慰安妇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本书却没有专章专节全面系统地加以总结,实在是一个缺憾。现在这个斗争在有些国家还在进行着,据报道,今年3月1日一部分韩国原慰安妇在汉城日本大使馆前集会,要求惩罚战争期间犯有这方面罪行的人。[2]这种斗争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对比之下,近年来好像没有看到过中国原慰安妇继续斗争的消息。真希望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者对此能有所推动。

　　“战争还没有结束”一章结尾部分总结说:“慰安妇问题提醒人们,日本人发动的那场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没有成为历史。”(第383页)这个意思如果是说日本政府迄今还没有在慰安妇问题上承担责任,还没有向那约40万(这个数字是该书作者估算出来的)受害的各国原慰安妇还以公道,因此还有斗争,那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能以全书这最后一章集中叙述一下各国各地这个斗争的状况,那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一章却主要是追述战后50年来慰安妇问题的揭露和研究情况,其内容虽然很充实,给人很多知识和启示,但写在这里和这个标题之下,似觉不甚切当。该书作为一本学术专著,是广泛吸收了国内外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大量成果写出来的;书中应当评介各种有关文献,而从各方面来说,这种评介放在全书正文之首可能更为合适。另外,书内有些行文叙事前后一再出现,多有重复,有的甚至大段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如第7-8页与第374页一段),似与全书布局不尽得当有关。由此看来,该书在结构安排上是颇有改进余地的。

　　该书整体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但具体问题上不准确、有漏洞的地方还不少。一是史实叙述上,如说“日军占领区”包括澳门(第12页)、“20年代”日本发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第22页)、日军第十军中包括第十六师团(第43页)、1944年底“日本慰安妇也随军进入了……四川”(第155页)等,都有错误。关于日军“曾进占四川南部的高县,就有慰安妇坐着卡车跟随”云云(第156页),该书有旁注说“此条史料当须进一步证实”(其实此史料肯定不准),但紧接着又写道:“1945年,日军投降后,四川各地的日本、朝鲜籍慰安妇被集中到重庆,送入收容所。是年底,成立不久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派出干部来中国接回朝鲜慰安妇。”以常识判断,这段叙述应都是错的,一则日军从未进入四川,“四川各地”怎能有日本、朝鲜籍慰安妇?再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二字不可丢掉)成立于1948年,此前3年怎能“派出干部来中国”办事?二是地理方面的错误(包括外国地名译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前文注释中已提到一些,另外还有如“法属印尼”(第12页),把“澳”(大利亚)说成“欧美国家”之一(第13页),“荷属(东)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并列为两地(第196页),“雅加达”与“巴达维亚”似也并列为两地(第196、197页),“波卢内尔”(第12页)、“婆罗洲”(第195页、196页)、“波卢内奥”(第202页)三名并用,“米达纳欧岛”(第189页)与“米达垴岛”(第202页)两名并用,“瓜拉垅宾”(第285页)似应为吉隆坡(KualaLumpur),メルボルン(第370页)应为墨尔本(Melbourne),等等,等等;中国地理如说“山东的……沧州”、“东北的……秦皇岛”、“陕西的榆次”(第83页),全县归入湖南(第134页)、当涂归入湖北(第137页)、邯郸归入山东(第172页),等等。即使有的可能是笔误或印刷错误,这方面的硬伤也还是太多了,值得作者认真检查医治。三是译名问题,日文汉字“将校”、“军属”的含义与中文“将校”、“军属”是不同的,照《广辞苑》的释义,“将校”是“军队中少尉以上的武官”,即中文的“军官”;“军属”是“不是军人而附属于军队中的文官、文官待遇者等”。使用日文资料遇到这两个词时,应当照其本义译为适当的中文。但本书中充满了“将校”、“将校军官”、“将校级军官”等词,显然不妥。关于“军属”,本书虽然有两处(第64页、223页)指出即“军方聘用人员”,“其义是军队的从属人员,包括商人、炊事员等”,但许多地方仍使用这个日文汉字原词,有的地方即使加了引号,恐怕也还是难免引起误解。此外,书中还有其他译文问题,如有一段引文只从其中一句“刀砍在她脖子的绳索上”就应对译文产生怀疑,该书毫无怀疑地引用了[3],似觉不够谨慎。

　　关于中国慰安妇问题的论述,在该书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个问题过去在国外学者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中长期被忽略,该书在总结一些中国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此项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从另一方面看,此一研究仍觉不足,至少比不上关于朝鲜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例如书中有一处说到“战争结束时,有大量的朝鲜慰安妇被日军抛弃在丛林和农村。战后50多年来,人们在东南亚各地经常发现能讲日语的朝鲜老妇”,直到1996年还有人在柬埔寨发现当年被日军遗弃的原朝鲜慰安妇(第201页)。另一处说中国妇女被掳掠为慰安妇的也“有不少被押送到国外……在东南亚各地继续慰安妇的悲惨生活。”(第285页)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下落如何、遭遇如何?书中再没有提到,大概还缺少调查研究吧。照该书所说,日军先后在中国大陆设立的慰安所“达数千上万”(第284页),“最保守的估计,中国慰安妇之总人数在20万以上”(第285页),这里边还有许多情况不清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为了进一步做研究,需要广泛地实地调查及发掘更多的文字资料。这一点,该书作者一定比任何人感受都深,所以他在完成这部著作后就此发出呼吁:“恳切希望各省、各市、各县的政府、政协、地方志办公室、妇联组织与史学工作者等携手进行联合调查,抢救资料”;“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开放所有慰安妇的资料”;呼吁国内有关部门尽快开放各档案馆等处“至今尚沉睡在库房里”的有关慰安妇的资料(第413-414页)。这是应该得到政府及社会各方支持的。

　　(作者张振醌,192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 第202页所说在太平洋上有慰安所的地方还列有“布干维尔岛”,“其中心是腊包尔”。查腊包尔在新不列颠岛,不在布干维尔岛。“东加罗林群岛”内所说的“提尼岛”,似应为“提尼安岛”,属马里亚纳群岛,不属加罗林群岛;“米达垴岛”应在菲律宾,“波罗内奥岛”应为婆罗洲,也都不在加罗林群岛。

　　[2] 《ChinaDaily》2000年3月2日,第11版图片报道。

　　[3] 第46页注2那一段引自《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明玉文章中的资料,除这一句外,译文还有一些错误。事实上,那篇文章中的译文几乎到处是问题。“刀砍在她脖子的绳索上”中的“绳索”原文是spinalcord,应为“脊髓”,明玉撇开spinal,把cord译为“绳索”,弄成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稍加留心就应看出破绽。但明玉的文章并没有说所译资料出自“美国医生赫维·W·克里斯琴”的日记,这样说乃是该书作者弄错了。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4 11:44:1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南京慰安妇悲恨往事实录

下一篇：中国慰安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