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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东南亚战场上的日军慰安妇
2016-03-08 15:31:35  来源:《学术论坛》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日军在二战时期侵占了东南亚地区并推行了慰安妇制度。被强征的各国慰安妇受尽了屈辱和劫难,大部分人没有生还,而幸存者对这段耻辱的往事保持了沉默,这使东南亚战场上的慰安妇真相在战后长期地被隐瞒起来。近年来,东南亚战场上的慰安妇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东南亚地区长达四年之久。为了鼓舞官兵的士气,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前线拼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士兵强奸当地妇女引起的反抗,日本军部将慰安妇制度有计划地推广到了东南亚各军队驻地。东南亚战场上的日军慰安所又被称为“爱国食堂”、“官抚班”、“特别看护室”等。日军在战败时为了逃脱战争责任,几乎将与慰安妇相关的档案资料都销毁了,那些幸存下来的各国慰安妇们对这段耻辱的往事大多保持了沉默,从而使东南亚战场上的日军慰安妇真相在战后长期地被隐瞒起来。近几年来,各国幸存慰安妇先后发表证言谴责日军当年的野蛮行径,并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公开的道歉和赔偿。东南亚战场上的日军慰安妇问题不再是一个谜,虽然揭开这段历史的真相无疑会让人感到沉痛,但我们应当让世人知道日本侵略者曾经在东南亚各地所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而申讨日本政府企图逃避战争责任的丑恶行径。

  (一)

  有资料显示,日军在1942年5月攻占菲律宾后不久即下令开设慰安所。至今尚保存完好的一份档案是日军在班乃岛对伊洛伊洛第一慰安所慰安妇进行体检时的记录,这些慰安妇都是当地的菲律宾女子,时间是1942年5月12日,而日军登上班乃岛的时间是1942年4月16日,由此可见日军在登陆后不到一个月就设立了慰安所。1942年6月6日,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35大队在普安设立了一个慰安所,并制定了相关的“慰安”细则,有3名当地女子被强迫充作慰安妇;6月11日,该大队又在卡客仰开设了第二个慰安所,有4名慰安妇;1943年2月14日,他们的第三个慰安所也正式开张营业了。在班乃岛东北部的马斯巴特岛,驻岛守备队也于1942年8月制定了《军人俱乐部规定》,变相地建立了慰安所供官兵淫乐。

  1944年7月美军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后,日本军部增兵菲律宾,新到菲律宾的日军各部均独立地设立了慰安所,日军第126野战飞机场建设队是为建筑米达纳欧机场而到前线来的,他们到达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修建慰安所,为征集慰安妇他们买通了当地的权势者,最后得到6名当地女子从而开设了军队直接经营的慰安所。

  慰安所在军队的监督之下遍布于菲律宾的主要城市。1942年5月,日军船舶工兵第1联队奉命将200名日本“娘子军”送往马尼拉,这200人中有艺妓50人,另外的为舞女和女招待,她们都不同家,其中一家是由原来在当地很著名的莱纳乌德饭店改建而成,取名叫“浪速庄”,内部装饰十分豪华,慰安妇多是日本女子,可能是专供高级军官使用。原来的卡萨马尼夜总会也改作了慰安所。马尼拉的慰安妇除了日本女子外,还在当地广泛征集菲律宾女子和中国女子,此外,像美国和西班牙等国籍的女子也被迫充当慰安妇,也许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因,白人慰安妇的价格竟比与占领军同族的日本女子还要高。一个从战火中归来的日本兵这样说到:“在马尼拉的慰安所已经是不顾一切地泡女人,只要有钱就行,记得一晚上朝鲜人是3元5角,日本人是5元5角,西班牙人是11元,美国人13元。”[1]民间经营的慰安所,慰安妇通常是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的混血女子,价格在10~20元不等,尽管费用和军队监督下的慰安所相差很大,但民间经营的慰安所去的人少,因此很受军官们的青睐。在塔库洛班街有一家慰安所,内有菲律宾女子9人,经营者也是菲律宾女人,但由当地的日本人担任监督和翻译,并督促慰安妇们到塔库洛班以外的各日军据点对官兵进行不定期的慰安活动,亲历者的回忆录这样写到:“售票处如同电话亭大小,有十七、八名士兵排在那里。到了另一间房子只见有六、七张床,分别用布遮掩着。听说其他地方使用朝鲜人,可是这里全都是菲律宾岛的女性,我瞅了其中的一人,她把脸侧向一旁在躺着吃面条,两条大腿还分开着。士兵们真是只五、六分钟就结束,让给下一位,好一副繁忙的景象。”[2]

  山下奉文率领的第25集团军占领马来半岛后,立即着手设立了大量的慰安所。马来半岛上的日军慰安所主要分布在30多座城市,凡是日军大队规模的驻地周围几乎都设有慰安所,中队规模的驻地周围则或有或无。1943年10月,马来军政监部制定了《慰安设施及旅馆营业遵守规则》和《艺妓、陪酒妇雇佣契约规则》。根据1942年7月20日日军宪兵队的调查得知,马来亚和苏门答腊有日本人、朝鲜人和台湾人慰安妇共194人,其中多数是朝鲜人慰安妇。1943年在贝纳参加战场报导班的寺崎浩回忆:海军部队到达后立即接收了几幢海边的宾馆,第二天就带回一些会说英语的中国年轻姑娘开设了慰安所[1]。日军第16军进驻爪哇岛后,即命令负责兵站的军官具体承办并设立了慰安所。苏门答腊的日军慰安妇以日本人等级最高,其下依次是台湾人、朝鲜人、中国人和马来人,最低等的是当地女子。日本第二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婆罗洲以东的西里伯斯岛,这里的慰安所业务十分兴程度地充当了慰安妇。马尼拉的慰安所有5~6旺,慰安妇数量也很多,仅一个万鸦慰安所就有100多名慰安妇,为陆、海军共同使用。在棉兰设有数家民间经营的慰安所,据一名女性的证词说:日军宪兵队军官们曾将3名欧洲女性监禁在本部附近,进行奸污后强迫她们卖身。古德拉齐亚的慰安所利用荷兰人的房子建成,慰安妇除了朝鲜人外,还有6名当地妇女。在苏拉维西岛的南部有慰安所23家,其中的200多名慰安妇都是印度尼西亚人。在万隆、雅加达和泗水等地均设有慰安所,分别由军政机关和各部队独自管理使用,担任慰安妇的除了日本、朝鲜女子外,还有少量的荷兰女子和欧洲混血姑娘。后来由于美军实行潜艇战,日军的运输日益困难,从后方送来的慰安妇越来越少,于是日军就大肆征用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在巴达维亚,1943年6月,日军于甘费尼克建立了樱花俱乐部,内有不少欧洲女性,同年下半期又建立了第二个慰安所。在班顿有家由欧洲妇女组成的军官慰安所,战前这里是家旅馆,班顿近郊的卡利雅奇机场附近还有一家餐馆,拥有30名服务员,实际上也是个慰安所。布卡伦坎慰安所附属于凯甘餐馆,内有23名欧洲慰安妇,至少其中的16人是被强迫而来的。在大量日军驻扎的哈马黑拉群岛上,也有若干日军的慰安所,慰安妇有的来自新加坡和爪哇岛,有的是日军从马六甲群岛中的巴巴尔、莫阿等岛屿找来的土著女人。腊包尔的东得伯慰安所是3栋用椰子树搭的房子,每栋房子有5间,总共是15间,那里的慰安妇主要是朝鲜人。波罗岛上的日军亦用椰子树搭建了临时慰安所,慰安妇也主要是朝鲜人。在新几内亚岛上也有慰安所,慰安妇主要是巴布亚人。

  新加坡在二战时期是日军的南方战略基地,因此这里的慰安妇相当多。新加坡的慰安所大部分都是占用当地富豪或是西方人避难出逃后空下来的房子建成的,甚至连新加坡的小学校、女校和教堂等也统统被改造成了日军慰安所。除了将当地妇女和白人女性掠作慰安妇外,还从日本运来大批妇女充当慰安妇。1942年2月,近卫师团通讯队无线第2小队在驻地附近开设了慰安所。近卫师团步兵第5联队在约霍尔巴尔利用一幢两层楼房也开设了慰安所,有3名慰安妇来自日本,其余的来自中国广东。1942年3月5日,日军宣传班管辖的当地中文报纸《昭南日报》刊出了一则“征集接待妇”的广告:募集各民族的接待妇数名,年龄17~28岁,应募接待处设在拉夫尔宾馆,有娼妓经历者亦可应募,此后慰安所更是像雨后春笋般地开设了起来。第53师团联队长高见平太郎当时的日记这样写到:1942年4月16日9点半到达新加坡,“登陆后住在没收的英国人大饭店里,来到浴室让软禁在店里的一名英国少女搓背,并解决了在海上半个月的生理欲望,下午叫法国妓女陪酒并夜宿”[1]。

  当时还有许多日本人到新加坡开设料亭,实际上都成了变相的慰安所,料亭女也就是慰安妇,其中最有名的是占据新加坡南华学校后设立的东京“鹤家”料亭。由伊豆长冈温泉来的一家料亭老板与第25军军政总务部长渡边合作,设立了“图南俱乐部”和“南海旅馆”。日军将校军官的慰安所往往是最豪华的,里面的慰安妇都是从日本本土来的“大和部队”。肯西尔慰安所是日军用椰子树叶修建的简易房子,门口有宪兵持枪守卫,规定当地人不得入内,慰安妇则有朝鲜人和马来人。在新加坡岛南方5公里的布克姆岛上,曾设立了以印度尼西亚女性为主的慰安所,与该岛比邻的申特萨岛上,日本人建立了一些商店,商店的一角是用铁丝网圈起来的慰安所,里面多是朝鲜人。1942年11月,又有12~13名朝鲜姑娘被送到该岛成立了另一家慰安所。在新加坡东北部的军港塞莱塔则有海军慰安所。日军用市街的晋江会馆大楼也开设过慰安所。在加东的慰安所里有不少印度尼西亚女子,她们是被日军从印尼抓捕过来的。

  在印度支那半岛上,越南是日军最早设立慰安所的地区,尤其是海防市的慰安所最多,西贡也有不少日军慰安所。日本海军在万隆河边设立了从台湾开来的民营慰安所遥地亭,一些慰安所里则备有朝鲜、缅甸和越南等国的妇女,以便让日军可以按其所好、各迷酒色。一名军官回忆在泰国的见闻时说:“曼谷也有随同部队行进的女人们,尽管她们都是慰安妇,可当地人却认为日本军人是由妻子陪着来打战。女人们或30人、或50人以搭集团形式在战场的后方阵地巡回,随时满足士兵们的性欲,据说军官还有另外的俱乐部[2]。坂田率领的第15集团军来到缅甸后不久,缅甸各地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日军慰安所。慰安妇的民族比例大致如下:50%是朝鲜人,20%是缅甸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各占10%,还有少量的日本人和欧洲白种人妇女。1942年5月日军占领曼德勒和仰光等地后,士兵的日记中就出现了去狎慰安妇的记述:“仰光市内有基督教青年会馆,朝鲜的女子部队到达后,那里成了妓院。”[1]在仰光,久留米师团设立的高级慰安所粹香园,里面有150名从业人员。曼德勒是日军后方兵站要地,那里有许多慰安所,其中日本人慰安所1家、广东人慰安所1家、朝鲜人慰安所3家,缅甸人慰安所4家,此外还有1家规模最大的慰安所,里面的慰安妇有缅甸人、朝鲜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当地土人,被日军戏称为“多国娘子军”。这些慰安所分属于军官和士兵,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有慰安妇的名牌。曼德勒日军司令部在1943年5月制定了《驻地慰安所规则》,对慰安所的经营情况作了详细的规定。

  在缅甸中部城市梅克特拉,1942年开设的慰安所就有3家,慰安妇来自日本、朝鲜和中国。日军第15军在避暑胜地眉苗也开设了慰安所,“在眉苗镇上有日本慰安妇以及日本人经营的酒馆,这些日本女人们是15军的参谋从日本选募而来的,为高级军官们所独占专享。这些女人伺候完军官们返回的途中,都对地面驻屯的士兵们要敬而远之。那些放马频繁的连队当中,经常有女人的呼喊之声”。[3]政信在《缅甸的拼斗和十五对一》一书中写到:“战斗就要开始那天,当我巡视眉苗周围的地形时(政信大佐于昭和19年(1944年)7月1日奉命到眉苗),忽然看到绿色树林中有一群身穿各种颜色和服的少女在自由自在地走着,在当地这种服饰的人是很少看到的。森林中有一栋特别醒目的建筑物,上面挂着一块写着‘翠明庄’的牌子,这是专供将校军官们享用的慰安所。在翠明庄的附近也有专供士兵享用的慰安所,这些慰安所每天中午就处处满员。”[4]在英帕尔战役失败后,第15军司令部在缅甸中部德光郊外的赛拱村设营时,竟然置饥饿士兵们的死活于不顾,特意从眉苗叫来一些卖艺人开设了一个叫“清明庄”的慰安所,专供将校军官们享用,这里的很多用品包括女人都是从日本运来的。

  (二)

  尽管日本在全军推行慰安妇制度,但他们极端害怕外界知道慰安妇的真相,遂将慰安妇问题作为军事机密,不管是士兵、军官还是新闻记者,都严令禁止议论或报道。正是由于日军在战败时销毁了大量有关慰安妇的资料,从而使得日军在东南亚地区的慰安妇人数永远成了一个谜。再说有些日军部队在上面配备慰安妇的同时,还经常私自掳掠当地妇女设立自己的慰安所,因此不可能准确地推算出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上的慰安妇人数。但一些零星的材料显示,东南亚地区的慰安妇决非少数。据年5月,日军曾派妓业经营者到朝鲜去招集慰安妇,同年8月朝鲜慰安妇约有703人被押至缅甸仰光,后又分散到缅甸各日军驻地供官兵玩乐,战争结束时缅甸的慰安妇还有3200人左右[5]。1942年7月,大约有1300多名慰安妇被集中到上海,其中80%是朝鲜人,其余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她们被送上从大阪开来的“阿克拉斯”号轮船到达新加坡,在东南亚各地继续慰安妇的悲惨生活[1]。东南亚战场上的慰安所里有足够多的避孕套供军人使用,资料显示,仅新加坡一地的日军每天就需要避孕套5万只,爪哇岛则需7万只,按照日军每29名士兵配备1名慰安妇的惯例计算,这两地的慰安妇就在4000人以上,这还没有把有些士兵不使用避孕套的情况考虑在内。印度尼西亚也有大量妇女被迫充当军队性奴隶,近年来在印尼法律扶助协会的号召下,共有559名幸存者站出来承认有过这种悲惨的遭遇,迄今为止的调查显示,印尼全国共有22481名妇女曾担任过慰安妇,这还不包括当时在印尼的荷兰妇女[6]。另据战后一些记者的调查,说战争结束时,有数以万计的各国慰安妇穿着破衣烂裳,成群结队地从缅甸各个日军据点向泰国逃窜,其中确有一些朝鲜慰安妇历经千辛万苦、靠着坚韧的求生欲望,手脚并用地翻山越岭,最后到达泰国的清迈,而大多数慰安妇却葬身在茫茫的林海之中。

  日本陆军规定女人是不能上运输舰的,但由于日本军部强调慰安妇的特殊性,她们的运输也破例地可以和军犬、军马一样进入运输舰,这样日军就不断地从日本本土、朝鲜半岛和中国等地强征和掳掠慰安妇,并作为“军需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东南亚各地。“大和部队”堂而皇之地结队开往新加坡,“日妓的数量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的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7]。日军还在其殖民地台湾强征慰安妇运往东南亚各地,台湾报章近年来揭露了当时日本政府发给“台湾军司令部”的两份密电,一份发于昭和17年(1942年)3月12日,电文内容是:南方军为了要在东南亚各地配置慰安所,特派遣3名“经营者”到台湾去挑选50名台湾籍慰安妇赴沙劳越;另一份密电则是50名台湾籍特种慰安妇到达沙劳越后,发现人数还不够,希望能够增加20个名额。这两份写着“秘”字的电文来自日本自卫队防卫研究所,资料上写明保存年限为3年,显然这是战后日本陆军在销毁资料时的漏网之鱼,现在则成了日军罪行的铁证[8]。当时的台湾军司令官藤利吉、台湾军参谋长木通口敬七郎命令盟军战后对朝鲜慰安妇和日侨的审讯报告称,1942宪兵选定了3名负责人,征集了70名慰安妇送到婆罗洲。

  1942年5月23日,田中久一陆军中将指挥第38师团攻占香港后,捕获了78名圣斯蒂芬学院的女医生和女护士,其中的18名中国女性因不甘凌辱被当场处死,在日军的集体轮奸中又有8名中国女性惨遭迫害,剩下的52名女医生和女护士被押往新加坡填补由于日本慰安妇数量不足造成的空缺。因为一个月前从日本征集的随军慰安妇刚到新加坡日军驻地才营业3天,就被日本空军误投炸弹全部炸毁,致使陆军和空军还发生了火拼。驻新加坡的第34师团官兵已有6个月没有见过慰安妇了,这里的日军平均每天发生2起强奸或轮奸当地妇女的事件,由于内心的极度空虚,有一个小队竟然做出了集体鸡奸的行为。这批从香港掳掠的52名慰安妇被迫在“自愿卖淫”的证明上捺手印,这些手印是她们被暴打后神智昏迷时捺上的。当她们到达新加坡时只剩下了50人,另外的2人早已被船上的士兵蹂躏致死。这些可怜的女子被日军编入44532号慰安营,被迫在新加坡继续忍受悲惨的生活[9]。1942年5月,南京“故乡慰安所”和“浪速楼慰安所”的全体慰安妇被日军南方派遣军司令部派往东南亚,这批慰安妇后来到达缅甸。1942年底,120名日本慰安妇被送往马里亚纳群岛,每个岛分配20名慰安妇。1943年9月,在阿部信行出任第9任朝鲜总督后,日本军部正式决定在朝鲜组织“女子挺身勤劳队”,次年8月3日,日本颁布第59号敕令即“女子挺身勤劳令”,对12~40岁的未婚女子实行强征充作慰安妇,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被驱赶到了南洋各地,这些女子大部分都没有再回朝鲜。

  日军在东南亚占领地征集慰安妇时,使用了包括绑架、劝诱、哄骗、滥用权力等强制性手段,征集工作都是在日军和政府的参与或许可下进行的。东南亚各地方的女性包括土著居民、欧洲人、欧亚混血儿和华人等,均被不同程度地掠为慰安妇。根据日本学者浦崎成子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的电文内容多数称“土人慰安妇”,使用这类种族歧视的字眼可能是指各地的原住民女性,她们被中介者欺骗说是到军中当护士或勤杂工,结果就被迫从事军中性服务工作。根据另一位日本女性学者尾崎熏的研究,日军通过中介人募集慰安妇时,常以去军中食堂、酒馆、厨房等地工作为名义,有时也以做护士或歌舞团员为幌子[10]。为了征集各国慰安妇前往东南亚战场,日军用尽了各种诱骗手段。在日本国内常以招聘打字员到南洋军部工作的方式,把一些良家妇女骗到东南亚战场,当她们被军医检查下身时才知道是让她们做慰安妇给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一名原是教师后被日军骗到仰光的朝鲜慰安妇痛苦地说:“募集时说去东京的军需工厂,谁知道上了停泊在仁川港的船后就一直往南来了,到了新加坡扔下一半人后又把我们带到缅甸,这里有八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哭着要回去。”1942年11月,12~13名朝鲜慰安妇被送到新加坡的布克姆岛上,原先说好是让她们做餐厅服务员的,每人还给了100元的补助费,结果竟是充当了日军的性奴隶。有些台湾妇女是以到南洋军部福利社做服务生为名被日本人骗去的[1]。

  当然,慰安妇最直接的来源是对各占领地妇女的“扫荡”,日军常利用这种方式强行绑架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日本前首相中曾康弘战时曾担任海军第2设营班的主计长,为了使3000名官兵能情绪激昂地在米达垴岛和波卢内奥岛上完成修筑飞机场的任务,他就为此专门负责在当地强拉妇女并设立了慰安所供官兵淫乐[1]。据1992年11月对菲律宾30名原慰安妇的调查显示,她们被胁迫时年龄最大的有26岁,最小的仅12岁,她们多是在家中或在路上、在河边洗衣服时被绑架的,有些躲在教堂里的妇女也被日军强行奸污并带往慰安所。日军在东南亚占领白人殖民者的住宅后,也将他们的妻女变成军官们的专用慰安妇。1942年1月,日军占领腊包尔后,首先凌辱了澳大利亚军队撤退时留下的一些军属和地方官员的家小,随之后勤部行动迅速地从日本运来组合式的房子建立了简易慰安所,海军则没收了澳大利亚人的别墅设立了专用慰安所。在巴达维亚的拘留所内,日军常以离开那里为条件,诱使被关押的欧洲妇女充当慰安妇。新加坡沦陷时,有64名澳大利亚军队女护士从新加坡乘船回国,她们的船不幸在苏门答腊以东的邦加岛海域被日机炸沉,其中的52人被日军俘获后转押至巴林附近的收容所,准备充当日军的慰安妇。1944年1月,日军将孟其兰拘留所的13名白人妇女带到马给兰充当慰安妇;2月,又在苏马兰强拉欧洲女性建立慰安所,并从附近7个拘留所里找来一批欧洲妇女扩大慰安所的规模;3月,日军第16军从马尼拉玛琅收容所强行带走100名荷兰妇女,并将她们押入马尼拉的4家慰安所;4月,警察和宪兵又在苏马兰捕获了大批的欧洲妇女押往佛罗列斯岛的慰安所[11]。在印度尼西亚,有些30多岁的荷兰女子在她们的丈夫让日军抓走后,也进了拘留所被迫充当慰安妇;婆罗洲的日军司政官甚至将荷兰领事的夫人(40岁)和女儿(17岁)同时占为专用慰安妇。这些异国女子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不得不违心地向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在东南亚,日军还强迫大量的华人妇女充当慰安妇,马来西亚槟城的日军就从爪拉垅宾强行带走了23名华人妇女充当慰安妇;在苏拉维西岛南部地区,也有当地华人被掠作慰安妇的情况。在缅甸密支那,日军第114联队设有3个慰安所,其中一个叫“桃花”的慰安所里全部都是中国妇女[1]。在苏拉维西岛上有不少慰安所分布在美那多、马加撒等地,慰安妇中有许多是当地的米纳阿萨族人,其外貌有点像日本人,于是慰安所的管理者就给她们穿上和服,从而大受士兵们的欢迎。

  (三)

  为了有效地利用东南亚战场上的慰安妇,日军常常在慰安所里制定了有关的条例,使慰安所的管理日趋制度化。不同慰安所的规定可能会不一样,从现存的各种慰安所规定来看,慰安所实际上置于军队政监部的管理之中,和宪兵队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菲律宾日军政监部颁布的有关亚细亚会馆和第一慰安所的规定最为详细,它规定慰安所的监督指导由军队政监部掌管,警备队医官负责监督并指导有关的卫生事项,每星期二为慰安妇检查性病;慰安所要保持房间的清洁,完备洗涤消毒设施,慰安妇实施每日洗澡,禁止不使用避孕套者享乐,禁止患病的慰安妇接客;慰安妇严禁外出,也不能跟家里保持任何联系;慰安所必须向政监部报告每日的营业情况[1]。在营业时间安排上,不同慰安所的规定出入较大,但多数慰安所都把接待军官与接待士兵的时间分开,有些则根据军官的级别规定了不同的优待政策。军官可以在慰安所里过夜,士兵则没有这种特权,有些慰安所还禁止朝鲜和台湾籍的军务人员进入。尽管部队注意对慰安妇进行性病检查,但性病问题依然困扰着军队,因此东南亚各地的日军需要及时而有效地发放避孕套。在缅甸的日军“甚至官兵解决性欲用的避孕套都是由公家发给,由我们占领的地方俘获了大量这样的东西便可知道了,避孕套上写着‘冲锋’二字,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名称,在慰安所里巡视的卫生官的任务之一就是强调士兵们要戴避孕套,目的是为了减少士兵们传染上性病”[12]。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士兵不愿使用避孕套,据说是因为当时的制作手段较差影响士兵的兴趣,避孕套破损的情况也较多,因此慰安妇得性病或怀孕的情况很难避免。“星秘膏”是日军推广使用的另一种防止性病的药品,曾被大量地运往东南亚前线供日军官兵使用,其操作方法也比较简单,只要在事先涂上药膏,完事后洗涤干净即可。海军每次登陆前,值勤的军官就给士兵们发放“上陆卡”、“卫生套”和“慰安所利用券”等,领取这些东西时常常排起了长队,士兵返回军舰后还必须象征性地报告自己使用避孕套了[2]。

  慰安妇在战场上经常是每隔几个月就换一个地方,有些慰安妇则由专门的人带着到各战地慰安士兵。在南太平洋上驻军太少的岛屿没有配备专门的慰安妇,因此一些慰安妇就漂流在各岛之间供军人玩乐,帕劳岛周围的塞班岛和安哥鲁岛上都没有慰安妇,来自朝鲜的10名慰安妇兼任了这一带的慰安工作,她们经常轮流着坐船去岛上为士兵服务,慰安妇们在岛上找几棵树挂起帘子略作遮掩就得接待军人[13]。流动慰安妇的命运往往更加悲惨,有些战地上的士兵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慰安妇了,忍受了长期禁欲生活的士兵排成了几里长的队伍等待慰安。在腊包尔就发生过10名流动慰安妇“慰安”3000名士兵的事情,由于僧多粥少,每个慰安妇要在一天内接待300多名士兵,慰安妇们赤身裸体地躺在席子上,大张开腿忍受着一个又一个士兵的蹂躏。就算每个士兵都不超过三分钟时间,要接待完300名士兵也需要连续不断地工作17小时以上,慰安妇们根本没有时间吃饭,管理人员只好做成饭团让慰安妇边吃边服务。虽然她们被迫操皮肉生涯已有几载,但如此繁重的慰安任务远远超出了她们身体的承受能力,有些人当场昏死过去[14]。有时士兵太多而慰安妇过少,只能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接受慰安的顺序,士兵之间或和军官为争夺慰安妇经常闹事。有些下级士兵把多年受压制的愤怒也转移到慰安妇身上,虐待和残杀慰安妇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妇女因拒绝慰安士兵被割去了乳房,有的慰安妇甚至连子宫也被日军掏了出来,撑大后再套到她们头上,这种残忍的做法被其称之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菲律宾日军就经常这么干[8]。

  慰安妇是日军侵略战争的产物,其命运是最为悲惨的。在运输中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川口支队的一艘运输船从金花湾驶向婆罗洲,船上除了川口支队长等官兵外还有7名朝鲜慰安妇。运输船在途中遭到英军飞机的轰炸而沉没,川口等官兵被驱逐舰救起,而慰战争后期,日军的军心已经动摇,许多在东南亚的日军因为自知战况不妙,成日地对慰安妇进行残虐的性行为。1943年5月,阿图岛的2000名守备队员被盟军全歼后,腊包尔到处弥漫着“最后一夜”的说法。士兵们拼命地找慰安妇发泄他们的性欲,慰安所的门前如同银座,连盟军空袭时士兵也不放开慰安妇。即使在防空战壕里慰安妇也得继续工作,在拥挤着的人群面前,士兵与慰安妇的性行为照常进行,因为在士兵们看来反正是要死了,不如干了“好事”再死吧!

  在战争末期,日军的死伤愈加严重,部队就让慰安妇白天充当护士,晚上再让她们继续接待军人。而对于那些溃败后疲于奔命的日军官兵来说,大部分慰安妇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被看成是吃闲饭的碍脚货,许多慰安妇跟不上行军的速度而被杀死或抛弃,有的则死于炮火,当慰安妇不够用时又就地强抓几个妇女代替。南太平洋帕劳岛上的日军残忍地强迫慰安妇们操枪参加战斗,结果很多慰安妇都被炸死了。西太平洋确客岛上的朝鲜慰安妇全部被关进了山洞,再用机枪扫射残尽。特拉克岛被称为“日本的珍珠港”,慰安妇的总人数达300人,其中至少有100多名朝鲜慰安妇被残杀,一些日本慰安妇原来与军队签订了一年的合同,结果也与士兵一起死在了岛上。在菲律宾,最后死在战场上的慰安妇达千余人,美军登陆后日军竟将30多名随军朝鲜慰安妇像穿过的破鞋一样丢弃了。慰安妇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最后被美军收容时只剩下十来个人了[5]。1945年8月,密支那守备队将充作慰安妇的12名中国远征军女战俘全部用汽油烧死。新加坡44532号慰安营的40多名中国妇女被赶进一座山洞,全部用毒气弹炸死,为了毁灭尸体又让工兵将洞内装上残余的炸药,把整座山峰都炸平了[9]。

  日军在缅甸撤退时,被遗弃的慰安妇们只能挽臂在丛林中挣扎,有些被山蛭咬死,或者饿死,甚至发疯。即使与日军一起行动的慰安妇们有些也已身患疾病,行动困难成了军队的累赘,她们和那些无法行动的伤病员一起被日军用氰化钾毒死[2]。有些仓皇逃跑的日军干脆将慰安妇丢弃,任其流浪或死去,第56师团的幸存者在《缅甸的晚霞》一书中写到:“桥边有个年轻日本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因为过不了桥,她搭了个帐篷好像已经住了一两天了……有一天到野外见到了一个日本女子,她手里拿着一个饭盒,样子十分疲倦,她主动打招呼要求用自己的肉体换一盒米。”第28军残留在缅安妇除了1名被侥幸救起外,其余全部葬身海底。甸勃固山区的三、四千名官兵,为了自己活命只顾以竹筏横渡锡塘河,而“那些抱着军部扔下的军票的慰安妇,由于疲劳和营养不良被卷入水中”[4]。战争结束时,在缅甸丛林中的慰安妇们只能自逃生路,她们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到了盟军的收容地,可是那些已被收容的日本军官们却反对慰安妇进入收容所,他们为了自己竟恬不知耻地说:“让人家知道皇军带这种女人到战场上来,皇军的面子都要丢尽了,给他们一点粮食逐出去,让她们死到缅甸的野人山里也没有关系,反正是慰安妇。”[1]结果还是在医生的劝说下,慰安妇才以随军护士的身份留了下来。盟军将俘获的各国慰安妇集中运送到收容所,驻印缅战场的美军和中国远征军就曾将俘获的11名慰安妇押上飞机,从印度的迪布罗卡机场飞越驼峰航线到达昆明,这些慰安妇中有3人来自朝鲜,2人来自菲律宾,其余的是日本人慰安妇,最后她们被安顿在昆明威远街的中国红十字会等待回国[15]。

  在东南亚战场上,日军强征的各国妇女受尽了屈辱和劫难,大部分慰安妇永远躺在了那块被日军蹂躏过的土地上,很多人没有生还。对少部分幸存者来说,即使是战后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的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这场战争而有任何得益。在东南亚战场上被盟军收容的各国慰安妇们,有些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有些则隐姓埋名留了下来,她们战后的生活依然很悲惨。1947年夏,被收容的日本慰安妇回到了故土,她们刚从广岛上岸就发现战时的军票已经作废,慰安妇们身心皮肉多年煎熬积攒下来的竟是一堆废纸,幸存者又再次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她们中的大部分就一个人独自孤凄地生活着;有的慰安妇后来也结了婚,但她们的家庭生活多数是不幸福的,有的甚至结婚后不久就分开了;有些人只能重操旧业在歌舞厅和酒吧里谋生。这些人年老后忍受不了孤独窘迫的生活,很多人选择了自杀以解脱痛苦的灵魂,甚至还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撒到那块她们遭受过屈辱的土地上去[1]。被日军抛弃在热带丛林和农村的朝鲜慰安妇,有很多人不愿再回故乡,她们留在了东南亚各地,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中被迫忍受着当地人的歧视和侮辱,艰难地在日本人开的料理店里耗磨着自己的余生;即使是那些回到故乡的慰安妇,多数也只能把这段痛苦的经历埋藏在内心的深处,她们不敢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遭遇,家里人也只是认为她们出了一次国;有些妇女被知道当过慰安妇后,家人和亲友不但不给予同情,反而与她们断绝了联系,少数穷困潦倒的慰安妇们被迫给美军提供性服务以谋生,陪伴她们晚年的只有孤寂的灵魂[13]。东南亚各国幸存下来的慰安妇掳们,对于这段痛彻心骨的往事大多保持了沉默,被掳掠的白人慰安妇们也只能在耻辱的大背景下艰难地生活着。近年来,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以及荷兰等国的幸存慰安妇们纷纷发表证言,强烈谴责日本军队当年对她们施行的性暴行,并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公开的道歉与赔偿,东南亚的慰安妇遗留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苏志良.慰安妇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89、192、199、193、285、194-203、285、202、216-218、356、358.

  [2][日]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中译本)[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115、147、205.

  [3][日]菊池著,王延峰译.狂风英帕尔最前线[J].研究集刊,1988,(2).

  [4][日]品野实.异国的鬼:中日拉孟决战揭秘(中译本)[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111-112.

  [5]崔纪敏,张锡杰.遗孤残妇大寻亲[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29.

  [6]苏志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63.

  [7]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312.

  [8]费利祥.中国台湾慰安妇事件暴光世人关注[J].侨园,1992,(4).

  [9]江浩.昭示:中国慰安妇[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24-125、156.

  [10]洪金珠.活着,是为了控诉[J].编译参考,1995,(5).

  [11]管宁.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国际化[J].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9).

  [12]萧亮.缅北我军是怎样打胜战的[N].扫荡报,1944-01-18.

  [13][韩]韩国挺身队研究会.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中译本)[M].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2001.285、342、366.

  [14]王彦俊.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929-930.

  [15]刘学植.遣送慰安妇飞越驼峰航线[J].文史集粹,1996,(4).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8 15: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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