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慰安妇自述史，告诉你《二十二》没说的真相
2017-08-21 10:49:44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也于当日公映，这不是国内第一部慰安妇题材的影视作品，但无疑是引起公众反思最强烈也是最克制的作品。
就在公映的前两天，黄有良老人去世，中国公开资料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8位。这部电影也许是这些老人们最后的影像。如果你恰好有时间，不妨去看上一看，导演郭柯说，电影所得票房收入将捐给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所，贡献一张票很有意义。
在这部纪录片里，你不会看到残酷的真相或是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它展现的仅仅是这些老人们目前年迈而沧桑的生活日常。但每个老人在陷入回忆时捂住双眼“不说了，不想说了”的样子，却能瞬间勒住你的喉咙。
我们从不缺乏对英雄的崇拜，可很少有人佩服平凡人承受苦难的那种了不起。她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伟大的可怜的母亲，有的遭受迫害以致终生未育，有的一身病痛拖到逝世，有的虽然幸存却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甚至辱骂……
这段历史是血淋淋的伤疤，有人不愿提起，但我们不能忘记。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总是由今人来照。本期咪咕悦读汇，为你解读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书籍《“慰安妇”调查实录》，出自一位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的山村小教师张双兵。
30年来，为了给这些老人们争取应得的尊严和必要的生活保障，张双兵四处奔波、控诉日本政府，先后走访了123位老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纪实材料。
“慰安妇”调查实录(部分引用)
什么是慰安妇：“慰安妇”是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女性。二战期间全世界被强征做“慰安妇”的40万女性中，中国女性占一半。她们被劫掠进慰安所，像军需品一样按比例配给部队，根据一份档案，镇江的109名“慰安妇”曾被“配给”15000名士兵。“这甚至成为日军制度的一部分，在人类文明史中是第一次。”
受害人：陈亚扁
那是一个中午，我正在家里织桶裙。当时，嫂子也在家，刚过门的;还有姐姐，当时她还没有出嫁。嫂子和姐姐在舂米，就在我的边上。我们三个人边干活边说着话。
日本兵一头闯了进来，端着枪。我们姑嫂三人被吓得一下子扔了手中的活，不知怎么办好。他们先把屋里翻了一遍，然后叽哩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话，眼睛就这样在我们姑嫂三人身上来回扫。
我们三人挨在一起，浑身发抖。
最后日本兵就把眼睛停在了我身上，有两个就过来把我和姐姐、嫂子分开，把她俩先赶到了屋外。他们用刺刀把我身上系的连着纺车的缠带割了，然后把我拖过来调戏，拼命在我身上乱抓乱捏……最后我的衣服、裙子都被剥光了，他们把我按在地上……
从那以后，日本兵就经常来我家，有时候抓我去营房，有时候拖到寨子外，有时候就在马背上。
有一天，他们把我带到营房，到营房把我糟蹋完，这次就干脆把我关在了营房，不让我回家。当时被关在营房的不止我一个，还有陈亚妹，她和我同村，17岁，是个很漂亮的姑娘。
我们被关在两间木房子里，日本兵日夜看守着，不准我们走出营房一步。一到晚上，他们就往我们屋里跑，我和陈亚妹每晚一个人至少要陪两个日本兵，有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七八个也有。
陈亚扁是海南最早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之一
她曾三次赴日出庭
那时候，还不断有其他姑娘被抓进来，一共大约有20多个人。白天，这些姑娘给日本兵洗衣、煮饭、种菜、砍柴;晚上，她们就要给日本兵唱歌跳舞，为他们挑水洗澡擦身子，最后还要陪他们睡觉。我和陈亚妹，日本兵不要我俩干粗活，白天我俩在院子里为他们从大米里挑挑砂子、收拾收拾房子，夜里给他们玩，有时白天也逃不掉。
在藤桥慰安所，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木楼上，房间像个木头盒子。我的楼下还关着另外的姑娘，白天晚上，我都能听到她们的哭叫声，也听到日本兵的笑声。我和这些姑娘一样，时时受日本兵欺负，晚上，人来人往整夜不断。
在藤桥慰安所的日子，我整天哭，求他们放我回家。
后来，父亲通过在砧板营当日伪自警团长的亲戚陈仕连担保，我才从藤桥慰安所又被押回到离家近些的砧板营兵营。
本来以为从藤桥慰安所回到了砧板营，这下就能经常看到家里人，没有想到到了砧板营，他们又把我关进了营区的一间房子里，我还是见不到家里人。春去冬来，衣裙破了要添换，家人给我送衣服来，也不许见面，只能通过看守递进来。砧板营军营离鸟牙峒仅一里远，村里鸡啼狗叫我都能听见……
从不满15岁开始，到18岁，我被他们关在藤桥慰安所和砧板营军营3年多时间。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才能出来，回到家里。
陈亚扁、黄有良在日本用自己绣的织品
向日本政府示威
回到村里，村里人都叫我“日本婆”“日本妓”，他们像恨日本人一样恨我、骂我，我只好到山里，躲起来。在山里的那段日子，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我从山里找回来，还分给了我土地。
作者按：陈亚扁前后曾经怀过9个孩子，但因身体在慰安所时遭到的伤害，前8个孩子有的死在腹中，有的流产，有的早产，一个没能活下来。为了能有一个孩子，陈亚扁和丈夫当时四处寻医求药，几乎跑遍了整个海南岛，后来经过多年治疗，1964年终于生下一个女儿。
受害人：蒲阿白
日本兵过来时，我在村口的池塘边洗衣服。
日本兵把我洗的衣服扔到了水塘里，就要我跟他们走。我怎么会愿意跟他们走?我不愿意跟他们走的。
当时，同村还有一位姐妹和我一起被带去了，她叫江娜日(音)。去的是一个有许多人干活的地方，先进了日本人住的房子里。当天就给日本兵糟蹋了，三四个日本兵一起。完了就被关了起来。
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每天晚上有日本兵来。就是在这里，我怀上孩子了。
日本人投降后四个月，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她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生下时，我一开始想把她按在尿桶里溺死，又一想，也是一条命啊，有错也是日本人的错，我的错，她没有错啊。
因为我当过“日本娼”，女儿又是日本人的种，就一直遭了不少委屈。小时候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就拿她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看待，我也不告诉她，怎么告诉她?告诉她什么?告诉她你妈是个日本娼?你是日本人的种?
她常常被同龄的孩子打，他们骂她是日本鬼子的种，日本鬼子是坏人，日本鬼子的种也是坏种。有时什么地方被打破了，她自己也问我，哭着问怎么回事情?我能告诉她什么呢?长到13岁时，有一次又被一群孩子打了，那些孩子追着她打，伤得很厉害了，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一拐一拐的，有时会突然倒在地下抽，吐沫子。
后来，有一次她去井边打水，病就发作了，掉到了井里。
就埋在这，孩子。
蒲阿白在女儿坟前
下面两位老人在纪录片《二十二》中均有出现(已在今年先后逝世)，因此小巴不再详述，也不忍详述，愿天堂再无苦难。
受害人：毛银梅
“从朝鲜到了中国的北方，又坐车到了南京，再坐船往武汉，当时江上有轰炸，就下了船上岸，坐火车到了汉口火车站。最后到武昌，当然不是进工厂，而是进了慰安所。”
毛银梅，1922年生。原籍朝鲜平安东，18岁起在武昌一日军慰安所当慰安妇。
毛银梅5岁时父母双亡，7岁当童养媳。1941年，18岁那年被骗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汉口开的一个大纱厂，“你到那里能赚很多钱。”从此，被押送到日军在汉口的慰安所，成了日本兵的性奴隶。
两年前接受采访的毛银梅
吃过晚饭后会在这里静坐数小时
日本投降后被遗弃，后逃亡、流浪到湖北孝感的农村，被中国农民收留并结婚。因感激上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对外侨的照顾政策改姓毛泽东的“毛”，感激丈夫，取名丈夫喜爱的白色梅花而为“银梅”。
2017年1月，毛银梅老人逝世。
受害人：黄有良
“看到自己的手上流出了血，被咬的日本兵就拔出军刀，举起来朝着我的头就要往下劈。”
黄有良，1927年生，海南陵水县田仔乡人。
1942年被日军抓进藤桥兵营，被迫充当慰安妇4年之久。
14岁遭日军强暴，15岁被抓去慰安所，17岁以父亲去世名义回家后逃亡。抗战胜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议论，丈夫打骂，孩子不理解……“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她这样控诉。
这些含恨而终的老人
谁能替代她们原谅
从2001年开始，黄有良老人一直以原告代表的身份向日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
然而，苦盼十余年，她终究没等到一声道歉。2017年8月12日，第5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老人去世。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8-21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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