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众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日本老兵: 我一生不安！
2019-07-31 15:04:08 来源：军武次位面 点击： 复制链接
二战时期的日军，残暴程度世所罕见，从东三省到东南亚，留下了无数惨案的纪录，而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为登峰造极的一次。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平均十二秒就有一名同胞被日军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残忍手段杀害，种种罪恶罄竹难书。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每念及此，必定是无比愤恨。是的，我们不是圣人，面对如此罪恶的行径，做不到那么宽大，恨得牙根痒痒是正常人类再正常不过的正常反应。况且，时不时还有从日本传来右翼分子否认大屠杀的杂音，这无异于在中国人的伤口上洒盐。
但是，这倒给我们提了一个醒——给中国造成巨大伤害的日本，在战后究竟是怎样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的?我们除了愤怒，还能做点什么?
关于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态度，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材料。
这是日本外务省网站上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问题的回答，翻译成中文：
1. 日本政府认为，无法否认日军在进入南京(1937年)以后存在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等事实。但是，关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却有很多说法，日本政府认为很难认定哪些数据是准确的。
2.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所表示的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是战后历届内阁所一贯坚持的。这一反省和歉意在战后50周年之际发表的村山谈话中已表明，在战后60周年之际发表的小泉谈话中也被继承过来了。
3.今后也将继承这些历届内阁所表明的坚定不移的反省和歉意，在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内阁总理大臣谈话中已经明确了这一点。
这是日本的官方表态，也可视为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主流看法——承认有屠杀，受害者有多少，不确定。
在中国人的眼中，这种表态勉强及格，因为这只算是认了一半的账，另一半还遮遮掩掩，是留着打翻案伏笔的吧?但这就是目前日本社会认识南京大屠杀的最大公约数，或者说平均值。对此，我们又不免怒从心头起，甚至恶向胆边生——中文网络上每每会出现海量的喊杀之声，不是要到东京去大屠杀，就是要核平日本。
愤怒，甚至喊杀，都可以理解，但这些言论往往沦为国内的自嗨，而要真正能让日本人明白真相，真心反省侵略历史，效果最佳的可能还得是日本人自己。打个比方，抗战时经过八路军教育改造后的日军战俘组成了反战同盟，这些“日本八路”反过来对日军进行宣传战和心理战的效果，可比纯粹的老八路好多了。因为同为日本人，更为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和文化，有的放矢，拿捏得当，能够直中命门，自然效率高。
那么，真有日本人肯为中国人说话吗?当然有。尽管在我们的印象中，日本似乎是举国皆右，但敢于揭露真相的正义之士，总还是有的。
▲高兴祖教授是公认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
从历史学角度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并非从战争结束就有，而是始于六十年代。最早开展这一工作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日本史小组，他们在高兴祖教授(已于2001年去世)的带领下开展了首次系统调查，于1962年写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书稿，但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直到1979年才作为内部读物刊印。
▲日本国内最早开展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者洞富雄
(1906.11.14 – 2000.3.15)
1966年起，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首先开始了学术性的研究，是日本学界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他先是编著了《近代战史之谜》，用很大篇幅介绍了南京大屠杀，后于1972年出版了专著“《南京事件》”，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第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洞富雄在书中作了详尽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日军从1937年末到1938年，在南京至少杀害了20万以上的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接近于东京审判的成果。
1971年，《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从6月至7月前往在中国各地采访，回国后从8月至12月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了访华报道《中国之旅》，其中十次提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对战后以“受害者”自诩的日本大众产生了强烈冲击。这部报告文学在发行单行本之后，10 年内重印了26次，成为畅销书。1972 年，评论家平冈正明出版了《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什么》一书，分三个部分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并对其背景进行了分析(军纪松散、漠视后勤、军官带头)。这一类日本学者，他们看待历史比较客观公正，被称为“肯定派”。
肯定派的著作让那些拒不认账，拒绝反省的右翼分子惶恐不安。首先跳出来的右翼分子是被称为“超保守派”的作家铃木明，他在《诸君》杂志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等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攻击洞富雄和本多胜一“捏造事实”。另一个死硬右翼山本七平也编了本书《我所在的日本军》，百般狡辩，称南京大屠杀为“无稽之谈”。通常，这些人被称为“虚构派”。
为了反击这些无耻谎言，洞富雄于1973年完成并出版了《日中战争史史料第8卷·南京事件1》和《日中战争史史料第9卷·南京事件2》，1975年又推出《对南京大屠杀“虚构化”行为之批判》。本多胜一则分别于1983年、1984年和1987年三次来到中国，沿当年日军的侵略路线实地调查、采访、取证，写出了《屠杀与报道》、《笔下的阴谋――驳山本七平的诈骗术》、《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现场》和《去往南京之路》等文章和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史料基础很牢固，“虚构派”难以反驳，败下阵来。
▲在中国享有众多粉丝的作家村上春树
对历史有正确认识，是承认历史的人
进入80年代，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经济的增长，中曾根内阁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开始向所谓的“正常国家”迈进。在此背景下，“虚构派”借助政治风候，又开始得势，并增加了田中正明、渡部升一(上智大学教授)、村上兵卫(原近卫师团中尉，《再检证·何为大东亚战争》作者)等人。田中正明当过松井石根的秘书，战后还是丙级战犯，所以不难想象这货的立场。此人于1984 年抛出《南京事件之虚构》一书，由渡部升一和村上兵卫作序，开始了又一轮论战。
▲这本右翼书籍在八十年代被翻译成中文
当然，这是为了批判所用
田中正明的主要论据是松井石根的日记，对日军进行不遗余力的美化，比如日军“军纪严明”，因此“不会发生大屠杀”;中国的军事报告“根本未提及大屠杀之事”;“如果有传言中的那种几万几十万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沉默的”等论调，还攻击洞富雄的材料是“伪证”，“编造的谎言”。田中正明在三年内抛出了好几篇右翼文章和书籍，一时成为虚构派的主将。但就在田中得意之时，他在1985年编成的《战中日记》(“松井石根大将の阵中日记”)被发现了有几百处篡改原始材料的痕迹，曝出了一个大大的丑闻，虚构派的可信度由此饱受质疑。
▲“少数派”的代表人物秦郁彦
肯定派和虚构派论战之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少数派”。这一派认为日军有屠杀行为，但受害者的数量却只有数千或数万，代表人物是拓植大学的教授秦郁彦和战史学者板仓由明。在许多铁的事实面前，“少数派”不能也不敢否认日军的暴行，但他们会找各种理由，在“受害者”的标准上进行模糊处理，从而压低受害者的数目。比如，把在撤退中溃散，换上便装的中国士兵称为“便衣队”，认为日军“处置”他们是正常军事行动，不违反国际法，所以就不是犯罪行为。
这一派也不大看得上嗷嗷乱叫的虚构派，比如，上面那个田中正明，在批驳他的人当中，就有秦郁彦和板仓由明。但这一派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想通过在数字上做文章，从而曲线翻案，有的则是比较单纯的学术讨论。
▲笠原十九司是洞富雄之后的肯定派主力、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肯定派发起了反击。1984年，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会同藤原彰、笠原十九司、吉田裕、井上久士等坚持正义的学者，组织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集体对抗右翼的谬论。藤原彰曾在他的《南京大屠杀》(1985 年)一书中特别强调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这些被屠杀的俘虏人数理应计入被害者的统计。
洞富雄在1986年3月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一书，用史实对田中正明等否定派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说”进行了逐一批驳。笠原十九司则写出了《东亚中的日军》、《中日全面战争与海军》、《南京事件与日本人》、《体验者讲述的南京事件》、《南京难民区的一百天》、《南京事件》、《南京事件争论史》、《“百人斩竞赛”与南京大屠杀》等书籍，向虚构派做出了有力的回击。
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另一个途径，是污蔑幸存者是“假证人”，面对右翼势力的反扑，中日正义人士进行了有力的回击。1999年9月17日，日本进步律师和学者代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以“损害名誉”的名义，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作者松村俊夫、发行人相泽宏明和相关出版社的诉讼。
2002年5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中的记载损害了原告名誉，被告应向原告赔偿150万日元。被告上诉，东京高等法院在一年之后维持了原判。2005年1月20日，东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李秀英名誉侵权案胜诉，可惜李秀英老人在胜诉前一个月不幸去世。
另一名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于2000年将松村俊夫和《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作者东中野修道和出版社告上法庭，经过七年的审理，东京地方法院于2007年11月一审判决被告对夏淑琴构成了名誉侵权，支付损害赔偿金400万日元。“百人斩”杀人竞赛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遗属向井千惠子等三人以“名誉损害”为由起诉本多胜一、朝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也以败诉告终。
▲《南京大屠杀档案》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记忆
这些诉讼案的意义不在于赔偿了多少，而是在于即使是日本的法院，也得认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这是不容抹煞的历史，如果拿到桌面上来实打实的讨论，是难以狡辩的。总的来讲，彻底的虚构派即使在日本也并不为史学界普遍接受，因为证据实在太多，要把这个地要洗得一点血迹也没有，是绝不可能的。
▲多数日本教科书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所以，在日本史学界，基本没人会或者敢于公然否定日军暴行，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已经是中日史学界的共识(起码是大多数)。笠原十九司评论道：“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南京事件的争论已经结束了。”他在2016年11月前来中国访问时曾表示，在日本史学界中，很少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像石原之类的政客和小说家。有右翼色彩的教科书，预计数只有五百多本，采用率仅为0.004%，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数字。
即使是属于“少数派”的秦郁彦，也有这样的表态：
“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十几年间侵略中国，包括南京事件，给中国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是绝对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中国在二战结束后，没有对上百万的战败日本兵和在华居留的国人实施报复，允许他们撤退回到祖国。1972 年日中邦交恢复之时，对日本也没有要求预期的赔偿。如果是了解当时情况的日本人，应该不会忘记这两个亏欠的。
有些人是否出于失神遗忘，甚至篡改一手史料，硬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挑剔中国政府坚持的“三十万人”或“四十万人”这些象征性的数字，如果美国的反日团体大肆宣传日本教科书中出现的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的人数(实际数字至今不明确)“过多”或者是“虚构”的话，被害者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虽说对数字的范围有着各种说法，但是在南京发生的日军进行的大量的“屠杀”和各种犯罪行为是不可动摇的事实，笔者同样身为日本人，从内心想向中国国民道歉，而且确信没有这种认识，不可能有今后的日中友好。”
▲(左)敢于现身说法的老兵东史郎(已故)，(右)坚持调查南京暴行20年的退休教师松冈环
都曾遭到过右翼分子的威胁
实际上，日本右翼势力屡次大放厥词，反而促使肯定派一再深入调查，各种证据反而是越找越多，客观上让事实更加清楚了——挑战事实，挑战公理的结果，注定是失败!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右翼的否定企图，是不会消失的，在现实中，除了狡辩以外，还会采取人身威胁的歪招来让正义人士闭嘴。
不过，这也显示了其心虚的本质——气急败坏的，往往是讲理讲不通的一方。但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集中于政治和文学两界，有话语权，会编故事，往往比严肃的历史学家更会忽悠和吸眼球，更容易吸引缺乏常识的普通日本人，实际影响力并不小，从而形成了左翼有理声音小，右翼无理嗓门大，普通大众既漠不关心，又难辨真假的现实局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南京暴行的一页庭审纪录，注意右上角的页码数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日之间那段历史的正确回顾以及对史实的考证就愈发显得重要。在我们看来，鬼子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坏事干尽，这还TMD的还需要证明吗?是的，需要，为了让子孙万世都知道，都清楚这些历史，需要。即使是在抗战结束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们也不是凭着胜利者的威势，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在南京和东京法庭的审判中，日本战犯都有辩护律师，犯罪事实都经过了严格法律程序的审定，证据充分有力，事实和结论难以否认，不容撼动，绝对经得起千秋万代的考验。
到了今天，可以说这场战争仍在继续，只是换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翼甚嚣尘上的日本右翼，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斗士出马，中国有优秀的历史学家，日本也有坚持正义的各界人士，他们都是反击日本右翼的当代战士，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恐怕连日本外务省那个勉强及格的表态都不会有。
▲笠原十九司在维基百科上只有日文和英文页面
许多军迷都熟悉二战中的各色装备，战史也能张嘴就来，但中日两国那些为真相和正义而战斗的历史学家、记者、民间学者和律师，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也没几个人读过他们的作品。上面提到的几个日本学者，有百度词条的寥寥无几，维基百科上也少有中文介绍，即使是日文和英文页面也内容很少，更不消说他们著作的知名度了。其实，别说是日本学者，就是咱们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学者和机构(中国在这方面的知名学者，见下方参考资料中的作者和研究机构网站介绍，他们在网上的资料也很少)，谁能说得上来几个?
这些和平时期的战士，为了不让他们孤军奋战，也需要我们的支持。最为有力的，是直接支援这些学者，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经济或其它方面的帮助，如果无此能力，可以留意身边(国内或国外)有无具备历史价值的证人、证言、证物，如果有，提供给他们，也是莫大的支持。如果不具备以上能力或可能，那么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该上学的好好学，该上班的好好上，该造车的造好车，该造船的造好船，创财富，讲诚信，别内耗，哪怕是把一条街扫干净，哪怕是每天坚持跑三公里，也比在网络上飙口号、打鸡血、当键盘侠、宣扬无差别仇恨，或者用U形锁砸穿同胞的头，要强得多!这样，我们才能积少成多，攒足国力来防止历史重演——谁要是再想来侵略搞屠杀，枪炮管够，打他丫的!
一句话，中国人一定是要牢记血泪历史的，而不是在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落后就要挨打，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只有国家强大才不会让悲剧重演。
责任编辑：徐永帅 最后更新：2019-07-31 15: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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