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大轰炸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2018-04-25 09:13:03  来源：扶小兰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摘要：重庆大轰炸给重庆城市和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和伤痛，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空前的毁坏，必要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无法正常推进，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但“愈炸愈坚”的山城人民顶着轰炸在废墟中建设城市的巨大勇气和牺牲精神，成为战时重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力量源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战时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大轰炸影响下的城市建设及所形成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形态，无疑会对以后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产生历史影响。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反轰炸;城市建设;历史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之而来的大量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大专院校、文化团体等集中重庆，重庆由此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成为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半之久的“航空进攻作战”，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是抗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制造的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同样惨烈的血腥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空袭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

 日机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和城市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和伤痛，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而“愈炸愈坚”的山城人民顶着轰炸在废墟中建设城市的巨大勇气和牺牲精神，却加快了战时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也对战后以至今天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大轰炸严重破坏和阻碍了战时重庆的城市建设

　　战争即是灾难，战争即伴随着毁灭。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实施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和城市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和伤痛，致使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大面积的毁坏，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8年10月4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军出动飞机9513架次，实施轰炸218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余人、炸伤14100余人，炸毁房屋17608幢，

 30多所学校被炸，几乎半座城被炸毁。仅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场、新丰街一带几乎全部被炸毁，银行金融业集中的陕西街被炸得断墙残壁，下半城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成废墟;燃烧弹将朝天门、陕西街到中央公园两侧的41条街道烧成一片火海;上半城38条街道中弹被炸，都邮街等10条主要街道全毁;具有千年历史的重庆罗汉寺也毁灭在“五四”空袭中;全市37家银行，就有14家在一夜之间被烧毁。  城市供电供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据市政府工务局1941年的报告记载：“本市各干支线路灯之设施已于廿八年(1939年)大部分装置竣工。惟得此三年来敌机不断肆虐，往往随修随毁，尤以上半年被炸大火延烧后，城区各主要街道之路灯焚毁殆尽。”  市区自来水管道设备也屡被炸毁，因经费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修理和补充难以及时跟上，城市供水出现严重危机，市区人民面临水荒。1940年，日军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实施代号为“101号作战”的空袭方案，扩大轰炸规模，持续了3个多月。特别是自8月19日1时35分至20日14时，重庆连续4次遭受轰炸，使西郊商业区、郊内及江北的广大地区遭到破坏，三十八处起火，殃及房屋和商店二千余座以上，死伤数百人，巴县县城仅残留五分之一，其他全归于尽，市区的街道几乎已无法辨认。  整座城市到处是断垣残壁、废墟瓦砾，“全市精华付之一炬”。在此意义上，大轰炸“炸断”了重庆城市建设和城市化的步伐。

 

　　日机的轰炸致使必要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无法正常推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国防为中心，确立了战时经济体制，高度重视战时首都建设。随着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的提升，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齐名的城市，国民政府要求拟定建设新重庆的计划，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为了加强对重庆建设的全面开发和管理，在组织、行政、具体规划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39年，立法院公布实施《都市计划法》，规定了计划区域的划分，设计按住宅、商业、工业、行政、文化等特点发展各计划区域，发展道路系统及水陆交通，发展公用事业及上下水道，土地分区使用，确定市区内中小学及体育、卫生、防空、消防等公用地设置地点，环境生态保护等。1939年12月行政院445次会议通过了新勘定的重庆市新市区地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为形成大重庆奠下了基础。1940年10月行政院决定建立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详细规划重庆建设事宜。是年，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编制了《战时三年建设计划大纲》，提出了陪都整建计划，宣布重庆在抗战时期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后亦将为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建设以贯彻战时与平时两重性原则。

可以说由此确定了重庆城市建设的方向和规模。1942年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又针对城建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新的具体规划：根据城市的扩大和发展，提出了重庆土地使用及分区计划，确定重庆范围和区域划分;由于重庆尚无现代下水道设备，准备进行全面设计并完成旧城区的设计工作;扩充供水线路，实施郊区供水工程;调整整个供电计划，设立新电厂;进一步发展市中心和新市区道路，开辟重庆各地区内的道路系统，加强水路交通运输;选择在两江架桥的地点和设计施工图(1939年政府部门提出在长江和嘉陵江分别建两座大桥)，以及隧道建设问题;勘探朝天门—牛角沱，朝天门—菜园坝沿江地带，修治堤路码头和港务工程。  其间，重庆市政府也根据城市发展，在国民政府指导和督率下提出了以建设战时新重庆为目标的方针和构思。1940年市政府在《重庆市实行地方自治三年计划大纲》中，提出城市建设总方针是“实行国民经济建设，奠定民生主义基础”。以发展经济来带动城市发展。同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首届二次大会通过了《重庆市建设方案》，提出了包括城市建设、市政公用事业的开发在内的发展计划，比行政院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重庆建设计划还早半年。市政府市民住宅筹建委员会对城市建设布局也提出了颇具创新理念的规划：“建设新重庆整个计划，从共向性与地区性划分，分制推进。如划重庆城市(市区)为商业区，近郊划为住宅区，沙坪坝划为文化区，南岸划为工业区，南北温泉划为风景区。”  总的构思拟根据重庆市内各地区的特点，进行有地方特色的建设开发，以期使重庆变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从上述规划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及重庆市政府对战时城市建设发展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从战略高度上对重点建设项目、城市建设方针方向等进行了具体规划，其中还折射出较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全面改变重庆市政建设面貌的重要步骤，也是重庆市政府进行城市建设的基础目标，如果这些规划都能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得以顺利推进和实现，必将大大推进重庆的城市化进程。可惜在抗战的特定环境下，人力、财力、物力本来就难以满足建设的需要，加之大轰炸的破坏和阻碍，更使上述规划难以真正实现。

 

　　日机的轰炸也使重庆的城市建设具有明显的盲目性、临时性和仓促性，从而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在大轰炸的情况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只能一切从战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来考虑，其他一切都置之于次要位置，因而带有相当大的临时性和仓促性，导致城市布局混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临时性建筑比例过大，城市环境卫生受到忽略。大轰炸毁坏了大量的房屋，而战时人、财、物力都难以应付房屋的修复和重建需求，政府只好鼓励市民自己建房，市民则多以棚房、竹木捆绑结构作为临时性建筑，它们“比屋间狭，陋房间黑暗，空气不足……无独有碍市容观瞻，且直接影响市民健康，病之犯罪火警者尤屡，不易估计”

 诚为战时城市建设的悲剧。“此种急骤空前之发展，纯由战争与动荡特殊情势所造成，与其他都市之自然成长者，大异其趣。当时久受封锁，物力维艰”。“兼以需求紧迫，时限仓促”，使得“一切公用事业之设备，住行乐育之措施，多系临时因应，倥偬急就，事前之准备，既未许充分;事后之改进，自难于周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忙于打内战，也不可能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城市建设。因此，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战时形成的这种城市格局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重庆城市的发展。  

 

　　二、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加快了城市建设进程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主观动机往往会带来臆想之外的客观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对重庆实施无差别的战略轰炸，造成中国抗战大后方经济的破坏，人民悲观厌战情绪的增长，国民政府的瓦解，进而摧垮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实现其“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但在轰炸面前，重庆人民同仇敌忾，英勇顽强地开展了反空袭斗争，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因此，大轰炸在给重庆城市带来难以弥补的灾难和损失的同时，也在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中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愈炸愈坚”的山城人民顶着轰炸在废墟中重建、再造城市的实践过程却促进了重庆走向现代都市的行列。

　　重庆城区因疏散迁建而拓展。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里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机关、工厂、学校及民众麇集重庆市区，疏散市区人口和扩大城市空间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实施对大后方城市的战略轰炸，重庆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为了减少空袭损失，1939年2月上旬，国民政府即开始对全市机关、学校、商店、住户进行疏散，并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重庆市政府随即划定江北、巴县、合川、璧山、綦江等县为疏散区。2月22日，重庆市政府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组织市民疏散工作。以后每年雾季一过，即组织市民疏散。3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市社会局发布《告公众书》，并规定市民3月10日前自动疏散，3月11日以后则强迫疏散。同时，召集交通运输机关开会，统筹运输。3月底，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机关又组成迁建委员会，决定各机关迁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将成渝、川黔公路两侧，重庆市周围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其行政权仍由当地县政府掌握。重庆卫戍区也将江北、永川、璧山、铜梁、綦江、江津、南川等县划为卫戍范围。随后各党政机关陆续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部分厂矿企业也在迁建区分设新厂，如豫丰纱厂先后在合川县和巴县蔡家场设分厂和机器厂。随着迁建区的形成，城市建成区范围逐渐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马王坪、北达溉澜溪的广大区域，“自1939年大轰炸以后，纷向四郊疏散，……市属所及，法定区城约达300(平)方公里，迁建所及，则约1940(平)方公里。”  另外，为适应战时重庆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与经济文化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也迫切需要扩大市区范围。1939年5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后，即开始重新划定新的市县界限。6月14日，蒋介石手令将原属巴县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划归重庆市政府，并设立重庆市政府沙磁临时办事处。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六区增加为十二区，到1940年11月重庆市再次扩大市区范围，市辖区增加为十七区。全市面积扩展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区面积的3.5倍。  

 

　　郊区城镇因疏散迁建而迅速发展。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及市民迁建和疏散到市郊各地，致使迁建和疏散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城镇规模逐渐扩大。而城镇规模扩大的主要标志在于城镇人口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3月以前，政府当局历次疏散的市民多达16万余人。“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政府视疏散市民为首要，在短短的三天之内疏散了25万余人

 。加上此前疏散的16万，疏散总数超过41万，而据当年重庆市的人口统计，当年疏散后的市区人口也只有41万多人  ，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口为躲避日机的轰炸而流向了郊区。而据当时居住重庆的外国友人王安娜估计，疏散人口约占市区总人口的4/5  。在此后的几年中，每当雾季一过，疏散工作便被放到最优先的地位，政府当局为避免无谓牺牲，或劝导、或强制疏散市民，1940年和1941年疏散人口均在20万左右  。各迁建区和疏散区人口因而迅速增加，如沙磁文化区1936年有人口38566人，而到1941年，全区人口增加到136719人，增加近10万人之多  ;北碚人口由1936年的32065人，增加到1940年3月的97349人，在三年多时间内，净增人口65284人  。而为满足迁建和疏散机关、工厂及市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市政府必然“力谋解决”交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诸多问题，如修通市区至郊区的公路，将市区与郊区连接起来，而“凡道路所经之地，则人口为之繁盛，地价为之增加，产业为之振兴，社会为之活动”;为方便“疏散之公务员子弟就学，在迁建区设立小学，著名者有青木关中心小学、土湾小学、状元碑小学、陈家桥小学、歌乐山小学及新桥小学等”  。这些措施必然促使郊区中小城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发展起来，经济文化事业也持续发展。由此，在两江半岛的市区周围，形成了若干卫星城镇。如北碚在1939年被划为迁建区后，一批重要的国家机关、大专院校、文化团体和社会名人陆续迁入北碚，极大地推动了其城市建设的发展。北碚至青木关公路的修通，使北碚与市区之间有了陆上联系通道，城区道路拓宽，新市街建成，旧有街市房屋改造成为新式楼房，等等。总之，其街道面貌大为改观，城市建设大大推进，成为战时重庆卫星城镇发展的典范。卫星城镇的出现和发展为重庆的城市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重庆市区街道街区因开辟火巷(太平巷)而逐渐分明。面对敌机空袭，“政府为减少损失及维护人民安全计，业于房屋稠密及街巷狭隘之区开辟火巷，以防火灾蔓延”。

 1939年3月，重庆设立疏建委员会，第一步即拟定开辟火巷办法。规定“市区毗连房屋应以八间至十五间为度，如在十五间以上应拆辟太平巷”，  拆迁费用由政府与受益业主各负担一半，并公布了政府因拆建街道收用民地，补偿地价办法等项。限期于4月14日以前由住户自行拆卸。分别先由桂花街、经由市街折至夫子池，由杨柳街经米花街折至都邮街，再由神仙口折至三牌坊，横连都邮街、大梁子、新丰街三条马路，将全市划为东西两段，对于防护方面，至为重要。并在江北刘家台，南岸弹子石、南坪场等处赶建临时草房，以供疏迁民众暂住  。逾限未拆者，由市政府派队强制拆除。市政府工务局随即拟定开辟太平巷计划，“计有八十余线，共长二十三公里，原定工人一千名，刻为加紧完工，已增至二千五百名以上，倘不遇雨天与空袭，预计6月底可依限拆卸完竣”。并计划“约每隔房屋四十间开辟一巷”，“城区房屋可划分为纵横各一百四十公尺之方块，足以减少敌机空袭延烧之损失”。之后又扩大计划，“使每隔8至15间开辟一巷，宽度十公尺，可将城内房屋密集之区，划分为纵横约三十至五十公尺之多数小方块”。以使“敌机空袭延烧时，所受损失更微”。“城内房屋密集之区及缺乏交通巷道之处，每隔十五至二十间拆卸临街房屋一间，遇敌机空袭，附近发生火警时即派消防队出动，就已拆临街房屋继续向内拆卸成巷，防止延烧，其深度视延烧情况临时决定。”  计划在实施之初，也是阻力重重，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五三”、“五四”大轰炸中死伤惨重，繁华市区只剩残壁断垣，促使市民意识到开辟火巷之重要性，转而积极支持政府决定。拆除房屋开辟太平巷，最直接的动机是为防止火灾蔓延，减少空袭损失，而这一举措的实施却在客观上为市区街道、街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重庆街市道路，陡然改换了新面貌。传统的特色虽大减，但马路拓宽，交通称便，已渐具现代化都市之条件。”  

 

　　综上可见，在日机野蛮轰炸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疏散和迁建，虽具有被动的一面，但更是重庆人民英勇反击、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积极进行城市建设的实践过程和英雄史篇，它加速了战时城市空间的扩大和郊区乡镇的发展，促使乡镇和市区的发展趋于平衡;而为防止火灾蔓延的拆卸太平巷的举措亦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街道街区的逐渐成形，在重庆城市建设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三、重庆大轰炸与今天的城市建设

　　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突变则是人类社会能动性的体现。暴日的野蛮轰炸给重庆城市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然而坚韧的山城人民冒着轰炸在废墟中进行城市建设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牺牲精神，确是战时重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力量源泉。这种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现，无人不有，仅从以下记述可见一斑：“轰炸不特不能阻碍我们的工作，反而加紧我们的工作。消磨在防空洞的时间诚然不少，但是避空袭的时间就是我们最好的宣传时间!何况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365天，早上不能工作，我们下午做，下午不能工作，我们夜里做;一天不能工作，我们第二天加倍地做。无论敌人如何狂轰滥炸，炸不了的是工作人员，炸不完的是工作时间，炸不破的是抗战精神……。更是人人所一致崇拜的，就是一般劳力的，哪一个不是精神抖擞的工作!房屋的修复，道路的修复，交通工具的修复，哪一件不是在几个钟头以内做成的?某家工厂损坏了，工友们气愤填胸地说：我们饭可以不吃，工厂却不能不出货。他们彻夜修好了厂房，果然第二天照常的开工，照量的出货。工务局工友们的工棚被炸了，他们不去抢救自己的东西，而尽先努力填好路旁的洞，他们说：‘自己算什么，公家才要紧!’”

 正是这种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支撑了重庆人民在轰炸中排除空前困难，及时修复城市，倾力重建城市，从而促使战时重庆城市建设取得了较高的综合发展速度，保证了战时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及时需要。而这种精神不断的继承和发展，必然内化为重庆人民的精神内涵，成为重庆城市精神的重要元素，仍是我们今天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不竭力量源泉。

 

　　其次，大轰炸留给重庆人民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文化遗迹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城市建设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记忆是城市的“生命印记”。每个时代都会在城市中创造和留下自己的痕迹。而任何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化，都不是凭空创造的，其繁荣与发展，都是以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为出发点和依据，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城市历史是城市现代化的根基和动力，更是城市的气质和特色，它们在传承着历史，印证着城市固有的文化。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的城市建设要加快，我们的城市记忆更须挖掘，我们的城市才会更具生命力、更具魅力、更加和谐。重庆大轰炸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保护好这份记忆，并充分利用和挖掘这份记忆，尤其要保护好、利用好承载这份记忆的大轰炸历史遗迹、文物等历史文化资源，使之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

　　再次，战时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即使是为应对大轰炸而进行的一些战时性、临时性城市规划和建设，也无疑会对重庆以后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产生影响，提供经验与借镜。如从物质建设层面上可以获得认识的是，战时城市建设过程中诸如拓修马路、开拓新市区、修建新型城市建筑、发展卫星城等举措与今日城市不无相似之处，虽然具体的规模不同，历史的经验却是如此之相似。再譬如，大轰炸影响下的城市建设和所形成的城市发展状态，为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制定提供了经验和依据，而《草案》作为抗战结束后国家致力于城市建设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总体规划文本——“中国第一个城市建设十年规划”

 ，作为近现代重庆的第一个系统城市规划，对于近现代重庆城市建设的指导意义和历史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演变和城市建设历史进程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草案》1946年4月由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编制完成。规划提出了疏散市区人口，降低人口密度，发展卫星城镇的设想。在渝中半岛以外规划了弹子石、沙坪坝、铜元局等12个卫星市，香国寺、杨家坪、新桥等18个卫星镇和五里店、歇台子、九龙坡等12个预备卫星市镇。  而这些设想与大轰炸影响下的疏散迁建的实践和经验，不能说是毫无关系的。正是疏散迁建促进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以及郊区城镇的发展，促进了西方“卫星城”思想在重庆的实践过程，同时也催生了种种城市问题，这就为《草案》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需求。虽然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共的内战独裁政策，《草案》所规划的大多数项目都成为一纸空文，但《草案》的提出却折射出重庆乃至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建设走向近现代的演变历程和实践轨迹，这不能不对其后以至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产生影响和提供借鉴。

 

　　另外，战时防空工事的建设也必然会影响其后的城市建设。为了对付日机的狂轰滥炸，兼具国防和市政建设双重性质的防空工事的构建成为战时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大量战时防空洞壕、隧道等的建成，有力地抗击了日机的肆虐，大大减少了空袭伤亡和损失。而在以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却不得不考虑这些防空工事是否可以利用，是否会给建设造成危险而需要避开或者必须采取某种措施，等等。也就是说，战时修筑的这些防空工事对其后以至今天的城市建设存在有利和不利两方面的影响。有利的是可以继续利用这些防空洞壕、隧道等，为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不利的是有些防空洞壕、隧道会妨碍某些城市建设项目的实施，甚至危及地面建筑物和交通安全。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在城建中开发利用部分防空工事，如用作地下生产车间、地下医院、地下休闲场所等，形成独具特色的地下“城市”。再如东起朝天门，西止菜园坝火车站，纵贯市区繁华街道的重庆市地下通道工程的前身就是抗战时期修建的防空隧道。50年代中期，由市中区交通局负责，经市公安局防空处同意，对抗战期间修建的防空隧道进行清理、改造，拟建地下轻轨铁道。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共开挖出毛洞3.3公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系利用旧防空隧道)。

 同时，由于战时构筑的防空工事具有临时性，所以大量未被利用，质量差的工事还严重制约地面建设。1980年，重庆市人防办公室组织力量对全市已建人防工程进行分类普查，普查结果表明：抗战期间修建的20万平方米的防空工事长期积水，垮塌严重，甚至危及地面建筑和交通安全。  80年代以来，市中区地面不断修建高层建筑，许多建筑物直接压在毛洞顶上，加上地面车辆大量增加，使地面荷载增大数倍，而通道洞体主要由沙岩、泥质页岩构成，由于岩石长期裸露，已经大面积风化，垮塌此起彼伏，一年比一年严重……  战时防空工事对其后以至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原载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5 09: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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