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龙：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二）
2017-02-15 14:17:15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资料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逐步健全标准制度

后勤工作标准制度是部队后勤工作的章法，没有标准制度，后勤工作就没有依据。我军的供给标准，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提出来的。1931年1月红军在江西宁都黄陂召开了1、3军团师以上军需官供给会议，毛泽东同志亲自到会讲话。他分析了当时根据地立足未稳，敌强我弱，取之于敌有一定困难，红军的供给主要靠打土豪筹款来解决的具体情况，特别强调要精打细算，讲求节俭，并对红军的供给标准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伙食方面，“每人每天要有5钱盐、4钱油、1至2斤菜的标准供应”;在办公杂支方面，晚间办公使用的植物油灯，“参谋处用3根灯草，连长、指导员、司务长用2根灯草，战士每班用1根灯草”。这说明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供给标准，只不过根据条件的不同有所差异而已。

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战之后，在供给工作上发扬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克服困难，开辟供给来源，一方面逐步健全标准制度，使供给工作有所遵循。当时总部制定供给标准，主要根据以下基本原则：一、敌后游击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考虑到根据地的开辟扩大和受敌分割缩小等因素;二、根据地的经济生产情况，能负担的实际人口数量;三、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充分体恤人民的困难;四、各根据地之间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差别，体现因地制宜的精神;五、军队内部参战部队与后方机关之间、野战军与地方部队之间。标准应有所区别根据这些原则，总部在1938年12月21日对各级干部及战士的每月津贴费标准作了统一规定：正、副师长和政治委员，正、副旅长和政治委员等5元;团长和政治委员，营长和政治教导员等4元;连长、政治指导员等3元;排长2元;上士15元;战士1元，从1939年1月起实施。1939年2月2日又对鞋袜费、马干费、出差伙食费等作了规定：连(队)长科员、股长以下干部到战士，每人每月发鞋袜费0.5元(凡津贴费满4元者不发);骡子每匹每天发马干费0.25元，驴子发0.2元，战马发0.3元(只限晋东南部队，其他地区的部队应按驻地粮价斟酌增减);因公出差人员，每人每天发伙食费0.3元。为统一全军的思想认识，提高执行标准制度的自觉性，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长叶季壮专门撰写了题为《关于八路军的供给工作与供给制度》的文章，发表在同年第11期《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在供给标准上，尽管八路军总部先后做过一些规定，但由于各个根据地之间政治环境、地理位置、经济条件、人日密度、生产发展状况等各不相同，供给标准和部队生活水平也就有高低之分，加上战争与灾情的影响，差异更为明显。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部队的供给条件就比较好些。而晋绥部队地处高寒山区，地痔民贫，部队供给就较差。表现在服装供给上，晋察冀、晋冀豫部队，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1至2年发一套棉衣;晋绥部队每人每年只发一套单衣，棉衣则要2至3年才发1一套。在给养供给七，各地部队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大不一样。对于供给生产，同年6月将总部第6科(军事工业科)扩编为军工部，划归后勤部领导，部长刘鹏(后为刘鼎)从此，八路军的后勤系统日臻统一完善，结束了供、卫等业务部门直接归总部领导的历史阶段。我在后勤部先后担任过供给部副部长、政委，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务。

1940年是八路军后勤工作前进幅度较大，各项标准制度进一步完善的一年。这年2月军委总供给部颁发了《八路军、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省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和统筹统支、反对浪费的要求，在财政经济建设上，初步确定了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在财政开支上，提出了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要求做到量人为出，反对在敌占区抓一把，并规定了军二政一的开支比例。7月下旬，左副参谋长把杨立三和我叫去，提出为加强后方建设，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要召开一次后勤工作会议，要我们抓紧准备。在经过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之后，八路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于12月22日至27日在山西省辽县桐峪镇召开。彭副总司令致开幕词，杨立三部长作后勤工作报告，我与钱信忠分别就供给和卫生工作作补充发言，左副参谋长作会议总结。参加会议的有总部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及129师旅以上军政领导和供给、卫生处长。彭总在开幕词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后指出：“1941年将是抗战中空前困难的一年。敌人对我们的‘扫荡’和各方面的摧毁，在1941年中会较以前任何一年剧烈、频繁、残酷。”“后勤工作者也许会首先感到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我们不粉饰和掩盖困难，我们是要深刻认识和研究困难，准备力量去克服困难。在我们团结努力下，这些困难是一定可以克服的。”彭总还明确指出：司令部最近提出了一个4个月的整军计划，并指出建军的三大任务：“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后方勤务建设。我们在这里虽然认为政治建设是主要的，但后勤工作既成为建军工作中三人任务之一，同志们也可以看出后勤工作在建军中的地位的重要。我们认为这三大任务是不可分离的，同时是缺一不可的，忽视后方勤务工作是不对的。”井且强调：“军队大了，必须走向正规化，必须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否则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在正规军作战中，前后方是同样重要的。”彭总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认清了形势，明确了后勤工作在建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加重视和热爱后勤工作。在彭总讲话精神指导下，会议深人研究了抗战中后勤工作的任务、特点，系统总结了杭战以来后勤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间题，研究制订了各种供给标准和规章制度，以及加强生产、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措施。会议特别强调了统一财政收支、建立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会后不久，在彭总亲自提议下，八路军总部成立了有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供给部长参加的审计委员会，部队团以上供给机关也都成立了审计机构。同时，各级还组建了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生产工作。

这次会议是全面研究后勤工作建设，使八路军后勤工作逐步走向正规的一次历史胜会议，对整个八路军后勤工作的指导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艰苦阶段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

抓紧建设“小后方”

毛主席于1938年5月对敌后游击战的后方建设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总部首长十分重视八路军的后方建设，左副参谋长强调指出：“世界上没有只有前方而无后方的军队。”并且根据毛主席的论述，他提出了处在没有全国性政权的大后方的情况下，要努力建设自己的“小后方”。为了把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可以依托的“小后方”，我们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配合下，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使八路军的后方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发展军工生产在后方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早在1937年11月21日，毛主席就打电报给周、朱、彭，提出争取“每年生产1万支步枪”。1938年10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报告中又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抗战初期，由于国民政府供应为数很少的武器弹药，我军的装备不仅质量十分低劣，数量也严重不足，一些新组建的莲队有些战士不得不手持大刀、长矛参战。当时枪炮弹药的主要来源是取之于敌。正如《游击队歌》中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为了适应部队武器的需要，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先后在晋冀豫、晋察冀、晋绥、山东等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在总部所在的晋冀豫地区、军工生产发展较快，成绩较为突出，不仅生产了大批步枪，还生产了迫击炮、掷弹筒以及各种炸药和枪弹、炮弹等军工产品。为了与敌人的“扫荡”和破坏作斗争，军工厂各车间的工人都进行了战斗编组和分工。遇有敌情，在很短时间内就可把机器设备搬到隐蔽地点埋藏，粉碎敌人“扫荡”后，又可立即恢复生产。各工厂还注意摸索敌人“扫荡”的规律，利用敌人“扫荡”的空隙抓紧生产。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西北深山里的黄崖洞军工部1所，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军工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日军视为心腹之患，多次调重兵企图摧毁它。为了保卫工厂的安全，总部首长将总部特务团派驻黄崖洞。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调集3000余人对黄崖洞发动进攻，特务团和广大军工团结奋战，歼敌700余人，这就是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军事斗争保卫了军工生产，军工生产保障了军事斗争各根据地的兵工厂就是这样边生产边战斗，使八路军的武器弹药供给基本实现了由初期主要取之于敌到后期主要自己生产的转变。

各根据地除办兵工厂外，还根据中央“各区要建立自己的军需工业解决自己的需要”的指示，办起了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这些军需工厂千方百计克服原料不足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需要，对我军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总部首长对军需生产十分关心朱总司令曾强调;生产的军需品要美观、耐用。他还对军需生产部门如何更好地为部队服务，及时给予指导。有一次后勤部门搞到一批棉布，准备给新扩编的一部分部队每人做一床被子。但布有好有次，究竟用哪种布料，产生争论有人主张用次布，理由是：部队新战士思想不稳定，一旦有人开小差把被子带跑了，用好布岂不是浪费?意见反映到总司令那里，总司令耐心而中肯地指出：怕战士开小差就不用好布，这是糊涂观念。防止士兵开小差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积极做好巩固部队工作，你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也应积极设法参与这项工作。你们用这种办法去消极防范，是极为错误的。再者我们的战士多为农民子弟，农民生产很苦，即便有个别人开小差，就让他们把被子带回去多盖两年也好嘛!这件事对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教育很大。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是后方建设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日军在军事上对我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的同时，还对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我们困死。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各部队除精兵简政、紧缩开支外，还开办合作社，经营商业和自给性生产，并将有一技之长的人员集中起来开办理发馆、照像馆、加工作坊等服务性行业。有的部队还抽调部分人员和牲畜，利用当地煤炭资源丰富的条件，开办小煤窑，组织运煤队，借以筹款改善部队生活。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各部队还主动配合边区政府大力开展对外、对内贸易为了沟通物资交流，繁荣市场，总部在根据地儿个集市，如阳邑、渡口、将军墓、宋家庄等地，设立了采购站、货栈，作为购卖物资的机构。各部队后勤部门，还积极支持抗日政府，按照军事斗一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输入输出的物资，分别采取奖励、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对我奇缺的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鼓励人境;对根据地出产的山货、药材、木材、皮毛以及其他多余物资，鼓励出境;对我一时不能生产的火柴、煤油、食盐、细布等生活日用品，有限制地准许入境;对敌人所需要的生铁废钢、硫磺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消耗品，以及根据地能自产自给的日用品，禁止入境。按照这样的政策，我们将根据地内的土特产，如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柿子、中草药、术材皮革等，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我地下组织和部队敌工部门在敌占城市开办商行、货栈等，对士打破敌人封锁，筹购、外运我军所需的各种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还通过日伪中的内线关系，买到一些枪支、弹药、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

在敌我经济斗争中粮食斗争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粮食是边区军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正如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1943年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的：“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在根据地，粮食还是带有半货币性质的商品。由于物价不稳定，货币贬值，为了保证部队的生活不受影响，我们以每斤小米的时价作为部队财务预算的计量单位。比如，总部所在的晋冀豫根据地，养1个兵平均每年要900公斤至1200公斤小来，生产1发炮弹需400公斤小米等。粮食斗争在各根据地有各自的特点，太行山区表现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历史上，太行山区的粮食就是由西向东流动。抗战以来，人口稠密的冀南平原，由于敌人残酷掠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山西西部地区人口少，粮食产量多，交通不便，粮食不易运出，粮价较低。我们就利用粮食的地区差价，配合政府从西线用冀南币以平价购粮，然后运到东线敌占区出售，用冀南币买按平价，用伪钞买按高价。这样既可控制粮食，制止粮食走私，保障部队和贫苦群众的粮食供应;又可有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输出，有意识地多收伪钞，再从敌占区购回我奇缺的军需物资。每当敌人出动重兵对我根据地进行掠夺时，我们就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人进行夺粮斗争。同时，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抢粮，并动员群众向抗日政府交粮。粮食斗争的尖锐和残酷，还表现在运粮与护粮中。晋察冀边区儿次从冀中平原向冀西山区抢运粮食，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先后牺牲160多人，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付出了很大代价。人民群众为了保护坚壁的粮食，宁死不屈。在太行区反“扫荡”中，辽县后柴城村的财粮委员吕振芳被捕后，敌人在审间中用开水烫他全身，他始终未说出藏粮地点，被敌人杀害。彭总在1943年总结华北6年抗战的大会上表彰了他的英雄事迹。

在敌我经济斗争中，货币斗争也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斗争的发展，党中央及时指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浩大军费开支的主要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斗争。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保障部队供给，打击敌人掠夺，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

1939年4月，彭副总司令根据党中央指示，责成总部后勤部筹办冀南银行，发行冀南票为本币，并任命高捷成为行长，杨立三兼任董事长，我兼任副董事长。经过半年多筹备，于当年12月正式印发了冀南币二冀南银行将发行的本币，一半交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生产和贸易，一半给军队购买粮食和发展军工生产。当时为统一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冀南币可作为单一本币在各区使用。这对巩固解放区经济基础，保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金融斗一争，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在供给工作中，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逐步用冀南币来充实市场，收回上党票、山西票、河北票，取消各地的杂票和兑换券，禁止银元流通，不许伪钞进入根据地。为了挤掉伪钞，银行专门设立了票币交易所，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把群众手中的敌伪钞按一定比例兑换本币。用这种方法把敌伪钞收集起来，由贸易部门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统一使用。抗战期间，物价上涨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根据地物价也有上涨，但比敌占区与国统区要平稳得多。这说明货币斗争对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后方建设的发展，后勤干部的培训成为急待解决的间题。根据形势的需要，总部及各根据地都相继开办了供给、卫生以及军工干部训练班、队，晋察冀军区还创办了白求恩卫生学校。这些训练机构，虽然学习条件简陋，但训练要求严格，学制和内容适合实际急需，因而培训出一批批后勤干部。总部与129师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共培训供给干部1000余人，卫生干部工100余;晋察冀军区8年中共培训供给干部300多名，卫生干部1 000多名。总部后勤部军工部直属的太行工业学校办校两年，共培训各种专业技术干部400余人。这为加强后勤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地注人了新鲜血液。（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2-15 14: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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