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抗战初期在山西的八路军
2017-05-17 09:14:57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开始后，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域主要为山西和察哈尔。1937年8月，中共武装改编成八路军后，迅速在山西及晋冀交界地区形成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三个游击区域，和坚持山西抗战的国民党军一起，抵御、威胁日军在山西的控制。八路军出师后，人们耳熟能详的便是平型关战役，阎锡山档案中也可看到相关记载。总体看，这一阶段阎档对八路军的活动记载甚少，倒是蒋中正档案中可以看到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些微线索。10月9日，德国顾问史培曼报告：“数日来，敌用大部空军炮队及战车进攻，以求占领崞县及原平，我军虽极英勇反攻，但崞县终于昨日被敌军占去……十八路军之一部，现向宁武敌军之后背进攻。”此时，中日对战的焦点集中于正面攻防，八路军正在各地部署扎根，出现较少也事出有因。不过，八路军的战斗姿态并没有被正面战场的烽火完全遮蔽，11月，在山西指挥中央军作战的卫立煌致电蒋介石，建议着眼大规模的持久抗战的游击战术，同时，主动为八路军请命，提出：“朱部作战已久，伤亡日多，恳为转请准其派员分赴豫鄂皖、湘鄂赣、湘鄂西各边区继续招募补充兵若干。”
中共和八路军较多出现在阎锡山档案中，是正面战场的较量逐渐减弱，敌后游击战初显威力之时。1938年前后，由于日军进展迅速，很快越过河北、山东，进逼徐州，华北平原战事渐告平息，山西由于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的坚持，中日两军作战一直持续，但战争级别已有所下降，初期大规模的会战罕有重现。……正是由此开始，八路军的游击战开始展现威力，阎锡山档案中关于中共抗战的记载较之前一阶段明显增多。
1938年2~4月，山西战场上的中日两军激烈交战。3月3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严厉指示：“查山西得失，关系全战局至重，且全境皆山，随地可守。希严令所部在晋境，虽一兵一卒不准渡河。违者即希以军令从事。”蒋介石严令死守，阎锡山军政基础全在山西，也把保卫山西作为自己生存的根基，所谓“宁愿抗战死在山西，不愿流亡他省”;中共则从保卫华北、屏障西北战略目标出发，对山西抗战积极投入。中央政府、阎锡山和中共在山西战场形成良性合力。陈赓日记中写道：“以蒋的坚决严格的命令，在晋各部迫于法令，当必有一番积极动作。日寇以单薄之师深入，其困难更增，却为冒险行动”，道出了当时的实况。吸取初期抗战及八路军作战的经验，游击战在此一阶段作战中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对游击战不吝赞誉，谈到：“自变更战略以来，作战方面颇觉自动，反能有多数地方转移攻势，使敌人小股部队遭我扑灭。此种方略确能抗战困敌。”而蒋介石也告诉在山西作战的中央军将领李默庵：“整个游击计划，先须化整为零，再行分进合击，对敌之辎重与交通通信机关，应特别设法搜索袭击，不忘各自为战与前方补充之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山西各地国民党军对游击战也多倾心，蒋鼎文报告：“第一六九师在二三月间于武乡子洪口南关镇等曾请朱德讲话数次。其内容大意谓游击战为今日所必须之战术，不善于游击之军阀式队伍必归于消灭等语。自讲话以后，该师初级军官已有三分之一倾向八路军，关系特别密切。”
的确，阎锡山所说的能抗战困敌的游击战术，八路军使用起来最为得心应手。日军的攻击开始不久，各地就纷纷送上八路军袭击日军的报告，在一系列与日军战斗的电文中，这些报告虽然不一定那么起眼，却充分体现了中共作战的特色，即均为袭击战。
客观而言，八路军虽然连连取得战果，但离扭转战局还有距离，日军的“扫荡”，进退基本按计划进行，不过，中国军队持续的打击的确挫伤了日军的自信，加之此时中国在东线战场取得台儿庄会战胜利，日军不得不将兵力更多投向津浦方面。4月28日，蒋介石注意到：“日来各战区之敌，纷以大部向津浦线转用，余部改变方略，仅守有重要城市及交通线。”以此山西战场暂时转入平静期，日军局限于城市和铁路线的保有，中国军队不时发起反攻。5月11日，楚溪春报告：“昔阳驻敌百余，被我八路军包围。”应该就是这种变化形势的反映。
对这一段时期两军交战的结果，日本方面的战史写道：“在第一军地区，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第一军从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间，在占领地区内进行肃正讨伐，虽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对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军，未能进行讨伐。因此，为确立治安，将来必须进行积极的扫荡讨伐。”这应该是日方留下的如实记录。
1938年5月以后，日军进攻重点放在攻取武汉、广州上，山西方面基本采取收缩防御方针。日军战史写道：“为了徐州、汉口作战，由华北调出很多兵力，兵力已显著减少，这对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完成方面军的任务相当困难。”
日军在山西兵力捉襟见肘，给八路军进一步开展游击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原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根据中共的这一方针，八路军四处出击，主动寻机打击日军。6、7月份，阎锡山档案中留下了不少八路军主动出击的记载。6月24日，朱德报告：“我刘师阎旅长率部寒晚袭击彰德西之水治镇之敌，被汉奸报告。敌以全力日伪军共二千余占领水治附近高地。因我搜索周密，与敌作战数小时将敌击溃，退守城内。”7月初，八路军在翼城主动出击，激战两日，“因敌增援六百余，致未能解决战斗。毙敌三百余人，击坏汽车三百余辆，获步枪十余支。我伤亡三百余人。内营长六，连排长三十余”。
抗战之初，中共与国内各抗战力量间的合作堪称诚恳，在山西，毛泽东针对八路军发展甚快，以致和阎锡山利益发生冲突的局面强调：“部队扩大甚快，枪、饷两缺，与阎发生严重矛盾，亟应停止扩大，收回部队驻在以外之八路工作人员，一切在统一与各部范围内工作，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武汉会战期间，中共对配合正面战场保卫武汉，态度也相当积极。这一点，张闻天、毛泽东给王明、周恩来等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10月中下旬，日军的围攻继续深入展开。19日，阎锡山向蒋介石转报朱德、彭德怀的报告：“敌二千余于元寒两日向柏兰镇五台县城东南进攻，与我赵熊两支队激战颇烈。因敌使用毒气瓦斯，我中毒者数十人，不得已于寒酉撤出该镇，敌遂占领。我又乘夜袭击，敌恐慌万状，于当晚窜至梁家寨柏兰镇，删巳继向盂县城方向溃退。我熊赵各部正追击中。查此敌确系前由禹县进攻五台者。原有四千余人，今次返盂仅残余二千二三百名，已证明伤亡半数。” 20日，朱德、彭德怀详细报告连日作战情况：“进占边道之敌，困守据点，经我不断袭击及截断其后方交通，各点均陷孤立，异常恐慌。尤以五台之敌，连日禁闭城门，不敢外出。我今昨两日战报如下：甲、台怀之敌步骑二千余，昨午向石咀进攻，遭我伏击，激战五小时，敌伤亡百余人，毙战马二十余匹。于黄昏敌向五台溃退。我军今晚即将台怀石咀之敌先后克服。缴获正清查中。此役我军伤亡官兵六十余名……”从朱德等的报告中可以见出，八路军面对日军的多路围攻，发挥了坚强的战斗精神。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天阎锡山接连向二战区所部发出两个电报，间接为八路军的报告做了背书。其一为下午发出的未电，提醒各部注意军民关系，保持战斗精神，电称：“据报近来各部队，类似驻防，敌不侵我，我不击敌，致地区附近良民，受敌摧残，时有怨言等情。查军队以保民杀敌为天职，不能杀敌卫民就是军队的耻辱。望我官兵要有有机即打之精神，实行困敌保民战法，努力杀敌为要。”其二为晚上发的酉电，向各部推荐八路军的战斗经验：“据报八路军常以小部兵力出没于曲新地区附近，该处之敌，因屡遭袭击，常受重大之牺牲，故对八路军甚为注意等情。仰转饬所属，应仿效此种办法，遇有好机予敌猛袭，使敌难于应付，以收游击之效为要。”
从1937年出师到1938年底，八路军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得到了民众的信赖。11月底，阎锡山特电朱德、彭德怀，告以：“据孝义傅县长呈称：本县驻军多驻西乡，东乡各村敌匪肆扰，县府民众均感不安。请饬一一五师、决死二纵队之新编第一总队、第四保安司令派队驻守东乡，以资卫护。”八路军已经成为民众的主心骨。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区，八路军可谓牢牢站住了脚跟，燕京大学教授乔治•但勒的调查发现，山西五台山地区“从最后结果观之，日人未见成功。惟军事状态，略有变更，盖日人已占领平汉路西之若干县城。边区政府已退阜平，士气仍振，与民间之感情亦佳。物价高涨，而食物尚不感缺乏。其游击战术成功之原因，在于曾经政治训练，而与人民感情融洽之故”。这应该是持平的观察。日军战史也承认：“五台山及其东部山岳地带，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这一地区，日军从未驻兵，因而成为中共势力的巢穴。1938年秋，第一军虽在五台山周围进行过讨伐，但未能给予决定性打击，因而中共势力日益扩大，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随着武汉陷落，日军侵华与中国的抵抗进入持久阶段，游击战争在敌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到山西，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坚持抵抗的局面还在继续。11月底，蒋介石致电卫立煌，指示：“此时敌必急清晋省，以为掌握华北之根据，我能坚忍周旋，则过一时，敌必气馁力疲，无如我何……中央部队决不能向南撤退，至万不得已时，只可向北或向东暂避，以为恢复华北之根基。”和中央军一样，阎锡山在晋西南地区扎下脚，继续与日军周旋。相比之下，八路军更加积极，不仅秉持党政军一体化原则大量发展武装，建设、巩固根据地，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对手，发展自身。面对中国顽强抵抗的局面，日军则调整其战略战术，加强对敌后军队尤其是八路军的“清剿”，其控制政策也不断完善。
回顾抗战初期中日在华北尤其是山西对峙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共军队最初虽以偏师面目出现，却通过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对日抵抗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当年历史记载留下的难以动摇的事实。当然，在充分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由于民族战争的特殊背景以及宣传的需要，相关的档案文献记载也存在夸大之处，在肯定总体脉络成立的背景下，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一些具体数据的辨析必要而且有益。举一个例子：1938年6月底，朱德、彭德怀等曾向八路军将领通报抗战一年来八路军(包括115师、120师、129师及晋察冀军区)人员伤亡情况，报告伤亡总数25896名，其中120师伤亡数最高，为7789名。通报中特别强调：“对外宣传统照此数目字”。8月，八路军120师编制了一份截至1938年6月的抗战一周年伤亡统计表，统计一年中120师的伤亡数为4027人，只及前表的一半有余。这份表格的说明中强调“整个的伤亡数目是比较精准”，和前表所言用于宣传比，有理由相信，这一数据应比较可靠。
实际上，即便按照120师所制表格提供的数据：伤亡4027人，其中阵亡1295人，也是一个很高的伤亡比例。伤亡数几乎达到编制数的1/3，而这时的伤亡完全是在对日抵抗中发生，已经足以证明这一阶段中共在对日作战中的积极态度。
不过，两个数据的出现也提醒我们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这样一场民族战争中，出于宣传和鼓舞人心等考虑，有些数据不免夸大，使用时需要审慎。比如，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公布日军1938年后战死、战伤的统计数据，其中，1938年华北日军战死11439人，战病死376人，战伤37235人，由于这一数据来自专业部门，其死伤数据尤其是受伤数据应具相当可信性。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尽管1938年中日两军在华北已经没有大规模会战，但日军伤亡数还是达到将近5万人，其中2~5月由于日军在山西主动发起攻势作战，死伤人数占到全年2/3以上，分别为8321人和26765人，日军在华北付出的这些代价，和八路军包括长乐村、神头村等作战自然不能分开。当然，拿日军军医部数据和中方公布的数据对照，还是可以看到双方不尽一致之处。该数据显示，7月份，日军共战死646人，而据朱德、彭德怀报告：“本路军自7月1日至15日半月间游击苦战之结果，共毙敌1005，俘敌740，获步枪750支，炮2门，轻机枪5挺，子弹两万余，马50匹。烧毁汽车55辆。我共伤亡官兵606员。”八路军公布的半个月毙敌数超过日军统计的全月战死总数，虽然八路军毙敌数应该包括伪军和自卫队等武装，但考虑到当时伪军人数有限，而当时八路军更多是起战场的配合作用，两个数据显示的冲突可能更多指向的还是八路军数据中的宣传成分。指出这样的事实，丝毫不意味着降低八路军在华北坚持抗战的意义，而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让八路军的艰苦奋战不仅在档案里得到呈现，更经得起严格的数字推敲。信史固然没有夸大的宣传那么耸人听闻，却以其踏实可靠更能让人真正信服，这是了解八路军山西抗战不能不提出的另一面。当然，由于战争状态等原因，双方的统计数字均有不确之处。
本文出自《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作者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5-17 09: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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