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滨海军区后勤部在上海的隐秘工作初探
2017-07-27 10:54:22  来源：新华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43年春，根据党中央战略部署，八路军115师教导五旅和教导二旅奉命合并，成立滨海军区(下辖三个军分区)，陈士榘(开国上将)任司令员，唐亮(开国上将)任政治委员，何以祥任参谋长，赖可可任政治部主任，我的父亲蔡长风任后勤部部长(彭显伦任后勤部政委，李元、李升平任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下设会计科、出纳科、军需被服科、军工军械科、生产贸易科、总兵站、卫生部等单位。

　　由于敌人对根据地连续不断蚕食、扫荡，滨海军区成立后肩负着一面作战一面建设根据地的双重任务。为建设根据地保障部队供应，军区后勤部的基本任务是：一、广开财源提供资金;二、发展军需生产达到军需物资基本自给;三、建设军工厂;四、建设医院;五、巩固兵站交通线，侧重点则是抓经济收入。先是开垦盐田，失败，立即改为在上海做买卖。经军区党委批准，由我父亲直接领导的上海海上贸易很快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解决了在根据地范围内无法解决的物资，如军工生产用品、医疗器械、药品等的来源问题。但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控制与封锁下，很多违禁军需物资在铁桶般的大上海是极难买到也极难运出去的。军区后勤部是怎样买到这些违禁物资，又是怎么运到我滨海军区根据地的军工厂和野战医院的，这些父亲在他的回忆文章及与我们的谈话中均只字未提。近年在报刊上看了一些关于战争年代我党隐蔽战线的工作回忆，也看了一些谍战电视剧。有些隐秘工作属绝密，其身份职务及所执行的任务只有其直接上级领导和极个别人才知道。出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绝密工作需要，很多从事隐秘工作的同志严格遵守党的保密原则，同时也出于自我保护，终生守口如瓶，至死都未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所从事的工作。

　　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在两条战线开展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地下斗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总结了五项地下秘密工作任务，情报工作列第四。地下党的工作并非只是搜集情报，其重要任务还包括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统战，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此外还要对我党我军提供经济支撑。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如《51号兵站》《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以及相关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述。而现在的谍战剧中似乎地下党的任务就是搜集情报，这是片面的，误导了观众。

　　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对进出吴淞口的船只严加盘查，八路军、新四军后勤部对上海的每一笔贸易都有很大风险。好在山东和苏北的“跑商”与上海的关系较多，很多上海商人老家在山东和苏北，普通货物和一般生活用品可以靠老乡解决。但急缺又事关我军生存的药品、医疗器械、通信设备，特别是枪支弹药及维修和制造武器的钢管、雷管等军火，敌人把持相当严，必须同大商人和大资本家联系，有时连大资本家都不敢做。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上海的帮会明里暗里的帮助，才能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检查下，从上海偷运出吴淞港由海路进入我根据地。多部电视剧都有上海商界由我地下党牵线为我军提供紧缺军用物资、生活必需品和盘尼西林等药品的情节，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旧上海一位王姓民族资本家，抗战时期曾和八路军、新四军做过贸易，在商务、货品和经济上帮助过共产党。但解放后这位王老爷子受到不公正待遇，先是公私合营被没收了财产，后被打成反动资本家，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全家被赶到新疆劳改，老先生还被关进了监狱。早年与他单线联系的我军后勤部贸易干部和上海地下党都找不到了，但他打听到与他做生意的共产党是蔡长风的下属。他千方百计辗转打听到我家住址，让他的儿子(原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退休教师)风尘仆仆找到父亲，申诉他的遭遇，请求父亲证明他解放前为共产党做过事。在那个动不动就被打成反革命、都怕与旧社会资本家沾边的年代，王老先生之子来找父亲几次，每次父亲都热情接待他，留他在家吃饭。父亲仔细听他反映的情况，根据记忆，认为该老师所述情节大部分属实。父亲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牵连沾边，据实亲笔出具了证明材料，连同这位王老先生的申诉材料一并转有关部门。

　　王老师因为有这么一位“反动资本家”的父亲，一直找不到对象。可能是我父亲的证明材料起了作用，这位战争年代为抗战作出特殊贡献的上海大资本家被“落实政策”，老大不小的王老师终于找到了心上人，特意带新娘来我家致谢，送上喜糖，父亲依然留这对新人在家吃饭。

　　利用资本家和上海帮为我党我军办事，给我党我军以经济支撑，是我隐蔽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可能是出于绝密工作的需要，也可能是从事此项绝密工作的同志认为自己仅仅为党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不值一提，我军后勤贸易干部在上海隐蔽战线的具体工作情况，父亲及其战友等人均只字未提，我一无所知。现在想来很是后悔，当年怎么没问一问?否则他们出生入死险恶卓绝的传奇经历，能出多少部类似《51号兵站》的优秀影视剧!但我想，他们一定如近年热播的谍战剧《暗算》《黎明之前》《潜伏》《青盲》《风声》《听风者》《借枪》《北平无战事》等影视剧中的地下党一样，英勇顽强、临危不惧、大智大勇，在险恶的环境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实现心中理想与信仰九死一生。

　　我军后勤部能从上海日伪眼皮底下搞到紧缺物资，并能闯出敌人严密封锁的吴淞口驶向我革命根据地，是同我军后勤部严格执行我地下工作准则以及上海地下党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当前一些谍战剧中种种吸引和刺激观众眼球的情节大多都是胡编乱导，演员瞎演。这些情节违背历史事实，甚至把凶险的地下斗争拍成搞笑喜剧，严重歪曲我地下工作者的革命形象，简直是对我艰苦卓绝伟大抗战的污蔑!

　　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就是要求地下工作者“普通化”“大众化”，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同志早在1928年就规定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准则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其着装、行为都须同社会普通民众一致，混在人堆中找不到，见过面后没印象的人，才适合做地下工作。我党我军的经济供给十分困难，党的地下活动经费极其有限。周恩来等同志规定的地下工作原则，特别强调不许用美色引诱和手枪恐吓来开展工作和发展地下人员，地下工作者都严禁携带武器。当时后勤部对上海的贸易根本没有一个女同志。时下众多谍战影视剧中我地下党个个俊男靓女，男士西装革履、礼帽风衣，女士穿金戴银、衣着华丽，接头地点不是咖啡馆就是西餐厅，活动于上流社会宾馆舞厅，居住在洋房、别墅，个个出手阔绰，密藏武器，动不动拔枪枪战，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父亲生前多次提到后勤部搞贸易的邵酿泉、董金梁、汪滔三人(该三人曾被父亲派往上海为我军秘密采购紧缺物资，是电影《51号兵站》主角原型之一)，尤其提到邵酿泉，语气沉缓，充满深情，有时闭目沉思，似乎在回忆我潜伏在上海的后勤贸易干部怎样在险恶的困境中出生入死英勇斗争。从父亲的神情和不多的话语之中，我能明显感觉父亲对他们深深的怀念。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初，他们有时也来我家看望父亲，以后就失去联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抗战时期潜伏在上海日伪敌特身边的我军后勤部外贸干部有的受到很大冲击，现在真的希望他们一切平安!

　　2008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51号兵站》，虽然比电影增加了很多虚构情节，但看到最后满载军火的帆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往我根据地行驶时，我仍不禁流下热泪，这里凝聚着多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以及在隐蔽战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无名英雄们的心血啊!这一满船的军需物资是多少八路军、新四军贸易干部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滨海军区后勤部在上海的公开和隐蔽的贸易(公开为主)，为根据地军民广开了财源，提供了生活和武装斗争的物资供应，成为军民生存、立足、战胜敌人的有力经济支撑，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贡献。

　　今天，每当在谍战剧中看到为我军联络、采购、运输紧缺物资的剧情，我就会想到滨海军区后勤部在上海的隐秘工作。剧中那一个个出生入死、英勇战斗的我后勤部地下贸易干部，就像是邵叔叔他们的化身!英勇的为我党隐蔽战线献身的无名英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商务部离退休干部局十四号院党支部 蔡玲)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7-27 10: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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