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叶剑英的军事统战工作
2018-03-15 11:22:44  来源：论文网，作者：谢涛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共党内，叶剑英长期在军界任职，以参谋见长。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谋略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统战工作者。全面抗战爆发前，他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国统区工作，利用其在军政界的影响力开展抗日军事统战工作。无论是国统区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还是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都成为其展现军事统战才华的重要舞台。

　　作为有名的“儒将”，抗战时期，叶剑英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大量时政及军事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来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不仅《新华日报》《救亡时报》等报纸，即使一些政治观点中立，甚至偏向于国民党的报刊杂志，都是叶剑英发表言论的阵地。比如《时事类编特辑》，叶剑英为其写下“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的题词，希望它“成为一个有力的对内宣传抗战的读物”。[1]此外，叶剑英还经常接受各界邀请，参加抗战动员会、纪念会和时事讨论会，发表独到见解。1938年5月，叶剑英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为广东各界人士做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抗日思想动员。他从广东要为抗战而准备谈起，谈到中日战争发展、国共关系现状、八路军艰苦抗战事迹。他特别强调指出，八路军也是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虽有摩擦，但绝不会重演十年来的惨痛的历史。[2]

　　叶剑英的军事评论和演讲，不仅生动活泼接地气，而且理性客观、眼光独到，很受民众喜欢。为此，新华日报馆专门将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抗战军事时论和演讲稿汇编成册，以《叶剑英抗战言论集》为名出版。这本书收集叶剑英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间发表的各类文章31篇，涉及中国抗日战场的战局特点和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及八路军游击战经验、纪念文章和演说词等诸多方面。[3]此书出版后，在当时中国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大大提升了民众抗战的信心。

　　1937年7月9日，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发出通电，提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4]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形成后，叶剑英一直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国共两军间的军事联络、协调工作。

　　南京沦陷前，叶剑英是中共驻南京代表，主要负责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虽说处于国共合作抗战的“蜜月期”，但两党间的军事合作依然存在不少障碍。比如，八路军接受改编之初，国民政府迟迟不发军饷，同时，又严控中共“打土豪”，使八路军陷入军需不继的境地。毛泽东等人专门致电叶剑英，要他“质问国民党是何道理”。[5]对此类问题，叶剑英始终秉持不卑不亢的原则，力图从正面来解决。他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问题。”[6]

　　南京沦陷后，叶剑英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工作，继续负责国共两党间的军事联络工作。这一阶段，新四军的改编和战区划分问题成为国共间军事互动焦点，除了协调解决这一问题以外，叶剑英还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其出色的参谋能力。比如，1938年3月上旬，叶剑英曾就第五战区对日作战提出：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此建议得到白崇禧的充分认可。[7]武汉、广州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双方决定进行军事技能方面的深层次合作，借助中共游击战术经验来培训国民党军事人才。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叶剑英和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合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叶剑英出任中共方面的主要负责人。[8]叶剑英通过自身魅力，在干训班中产生很大影响力。据李默庵回忆：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做主，他讲的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9]

　　1940年10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副书记，分管军政组工作。随着国民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过，两党军事互动重点日益转向预防、避免、处理摩擦事件上来。中共中央调整统战策略，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10]的政治口号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1]的策略方针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12]根据最新指示，叶剑英与周恩来一起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交涉行动。1940年3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会上，各战区参谋长纷纷为检讨战局失利为由，将矛头对准八路军、新四军，认为中共是“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听了几天后，叶剑英发表《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答辩，运用充分的数据和详实的资料对所谓的责难进行反驳。他指出：“摩擦的严重已经到了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层次政治原因，我们“应该把摩擦的事实加以研究”，找到原因，“求得解决的办法”，而不是“抹杀事实，曲解事实”，如果这样，只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13]叶剑英在会上的表现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专门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初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了广大的同情)。”[14]1940年夏季起，国共两党在华北的摩擦稍有减弱，但在华东、华南一带的摩擦日益加剧，叶剑英越来越参与到相关事件处理中。“皖南事变”爆发后，叶剑英亲自给发动事变的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打电话，痛斥其行为。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叶剑英就一直在从事针对东北军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9月，他化妆成马夫，与汪锋等人一起来到西安，住进张学良近身副官孙铭九的公馆，到一线开展工作。[15]期间，叶剑英充分展现出色协调能力，不仅与张、杨等高级将领结下深厚友谊，而且还深入军中，与各个层级的军官打交道、交朋友。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又与周恩来一起，按照中央指示，围绕事变的和平解决展开工作。得知张学良回南京被扣，东北军中的“少壮派”长跪于周恩来和叶剑英面前，要求红军与东北军一起去把张学良救出来。在此情形下，周、叶两人只能尽量安抚这些军官的情绪，将其劝退。经中共内部紧急磋商，决定由叶剑英出面，到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出席的军事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中共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巩固统一战线的意见。几番调停，东北军中“少壮派”军官的激进情绪最终得以平复，没有发展成为阻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障碍。[16]

　　全面抗战爆发后，叶剑英以中共代表身份广泛接触军界各派系爱国将领，向他们介绍中共对抗战的基本政策，推动国民党当权派政策朝着有利于全民合作抗战的方向转变。1937年10月，他和秦邦宪致电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指出他已经分别与孙科、陈铭枢、李宗仁等人见过面，并与在京各派就九国公约会议及民意机关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并取得一定共识，请中央确定，以便统一。[17]1937年12月7日，他就战争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指出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争取苏联出兵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盘算，中共应该从各方面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使国民党从亲日派中脱出来，让抗日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团结。[18]在南方局工作时期，叶剑英与军界上层人士的交往更加广泛，既有国民党内主流派系中的爱国将领，又有各地方派系的实力派将领，还包括一些虽无兵权但却资历深厚、在军界影响颇大的前辈将领。比如，叶剑英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著名将领张冲就建立起了深厚友谊。1941年8月，张冲病逝，叶剑英专门致电其家属，赞扬其“力主抗战，呼吁团结”的功绩。[19]

　　叶剑英深谙军事统战之道，他认为，抗战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军事上真正的无往不利，一定是要有最深厚的民意支持为基础才行的。在主持国统区军事统战工作期间，他的格局非常宽广，不止将统战范围局限于军界，而是将其面向社会各个阶层。

　　(一)保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知识界精英紧密联系，与坚定抗日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深厚友谊。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七君子事件”，中共迅速在全国掀起一场营救运动。1937年4月12日，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知以中央要发动救援沈钧儒、陶行知等的运动，指示他通知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准备响应。[20]“七君子事件”后，叶剑英与民主人士形成良性关系。1937年10月，沈钧儒等人就设立民意机关问题和叶剑英多次沟通。叶致电毛泽东等人，就民意机构名称、职能、权限等内容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告知，此建议已获“沈等及各方面”重视，请即考虑这问题，“以便不失时机的提出与推前”。[21]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桂林一度成为抗战大后方，大量文化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云集与此。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领导下，以李克农为首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这里密集展开针对中间力量和知识阶层的统战工作。1938年至1939年，叶剑英多次到桂林作报告，鼓舞民众抗战士气。曾亲身聆听叶剑英演讲的潘超回忆：他在讲话中不时插几句广东话，讲得有声有色，会场十分活跃，一扫过去“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思想。[22]叶剑英还应千家驹等民主人士邀请，专门去广西大学、桂林生活教育社、桂林青年座谈会、生活书店同仁自治会等社会团体，参与时事讨论活动。[23]

　　中共党内，叶剑英长期在军界任职，以参谋见长。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谋略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统战工作者。全面抗战爆发前，他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国统区工作，利用其在军政界的影响力开展抗日军事统战工作。无论是国统区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还是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都成为其展现军事统战才华的重要舞台。

　　作为有名的“儒将”，抗战时期，叶剑英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大量时政及军事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来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不仅《新华日报》《救亡时报》等报纸，即使一些政治观点中立，甚至偏向于国民党的报刊杂志，都是叶剑英发表言论的阵地。比如《时事类编特辑》，叶剑英为其写下“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的题词，希望它“成为一个有力的对内宣传抗战的读物”。[1]此外，叶剑英还经常接受各界邀请，参加抗战动员会、纪念会和时事讨论会，发表独到见解。1938年5月，叶剑英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为广东各界人士做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抗日思想动员。他从广东要为抗战而准备谈起，谈到中日战争发展、国共关系现状、八路军艰苦抗战事迹。他特别强调指出，八路军也是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虽有摩擦，但绝不会重演十年来的惨痛的历史。[2]

　　叶剑英的军事评论和演讲，不仅生动活泼接地气，而且理性客观、眼光独到，很受民众喜欢。为此，新华日报馆专门将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抗战军事时论和演讲稿汇编成册，以《叶剑英抗战言论集》为名出版。这本书收集叶剑英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间发表的各类文章31篇，涉及中国抗日战场的战局特点和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及八路军游击战经验、纪念文章和演说词等诸多方面。[3]此书出版后，在当时中国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大大提升了民众抗战的信心。

　　1937年7月9日，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发出通电，提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4]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形成后，叶剑英一直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国共两军间的军事联络、协调工作。

　　南京沦陷前，叶剑英是中共驻南京代表，主要负责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虽说处于国共合作抗战的“蜜月期”，但两党间的军事合作依然存在不少障碍。比如，八路军接受改编之初，国民政府迟迟不发军饷，同时，又严控中共“打土豪”，使八路军陷入军需不继的境地。毛泽东等人专门致电叶剑英，要他“质问国民党是何道理”。[5]对此类问题，叶剑英始终秉持不卑不亢的原则，力图从正面来解决。他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问题。”[6]

　　南京沦陷后，叶剑英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工作，继续负责国共两党间的军事联络工作。这一阶段，新四军的改编和战区划分问题成为国共间军事互动焦点，除了协调解决这一问题以外，叶剑英还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其出色的参谋能力。比如，1938年3月上旬，叶剑英曾就第五战区对日作战提出：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此建议得到白崇禧的充分认可。[7]武汉、广州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双方决定进行军事技能方面的深层次合作，借助中共游击战术经验来培训国民党军事人才。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叶剑英和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合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叶剑英出任中共方面的主要负责人。[8]叶剑英通过自身魅力，在干训班中产生很大影响力。据李默庵回忆：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做主，他讲的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9]

　　1940年10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副书记，分管军政组工作。随着国民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过，两党军事互动重点日益转向预防、避免、处理摩擦事件上来。中共中央调整统战策略，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10]的政治口号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1]的策略方针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12]根据最新指示，叶剑英与周恩来一起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交涉行动。1940年3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会上，各战区参谋长纷纷为检讨战局失利为由，将矛头对准八路军、新四军，认为中共是“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听了几天后，叶剑英发表《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答辩，运用充分的数据和详实的资料对所谓的责难进行反驳。他指出：“摩擦的严重已经到了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层次政治原因，我们“应该把摩擦的事实加以研究”，找到原因，“求得解决的办法”，而不是“抹杀事实，曲解事实”，如果这样，只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13]叶剑英在会上的表现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专门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初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了广大的同情)。”[14]1940年夏季起，国共两党在华北的摩擦稍有减弱，但在华东、华南一带的摩擦日益加剧，叶剑英越来越参与到相关事件处理中。“皖南事变”爆发后，叶剑英亲自给发动事变的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打电话，痛斥其行为。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叶剑英就一直在从事针对东北军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9月，他化妆成马夫，与汪锋等人一起来到西安，住进张学良近身副官孙铭九的公馆，到一线开展工作。[15]期间，叶剑英充分展现出色协调能力，不仅与张、杨等高级将领结下深厚友谊，而且还深入军中，与各个层级的军官打交道、交朋友。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又与周恩来一起，按照中央指示，围绕事变的和平解决展开工作。得知张学良回南京被扣，东北军中的“少壮派”长跪于周恩来和叶剑英面前，要求红军与东北军一起去把张学良救出来。在此情形下，周、叶两人只能尽量安抚这些军官的情绪，将其劝退。经中共内部紧急磋商，决定由叶剑英出面，到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出席的军事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中共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巩固统一战线的意见。几番调停，东北军中“少壮派”军官的激进情绪最终得以平复，没有发展成为阻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障碍。[16]

　　全面抗战爆发后，叶剑英以中共代表身份广泛接触军界各派系爱国将领，向他们介绍中共对抗战的基本政策，推动国民党当权派政策朝着有利于全民合作抗战的方向转变。1937年10月，他和秦邦宪致电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指出他已经分别与孙科、陈铭枢、李宗仁等人见过面，并与在京各派就九国公约会议及民意机关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并取得一定共识，请中央确定，以便统一。[17]1937年12月7日，他就战争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指出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争取苏联出兵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盘算，中共应该从各方面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使国民党从亲日派中脱出来，让抗日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团结。[18]在南方局工作时期，叶剑英与军界上层人士的交往更加广泛，既有国民党内主流派系中的爱国将领，又有各地方派系的实力派将领，还包括一些虽无兵权但却资历深厚、在军界影响颇大的前辈将领。比如，叶剑英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著名将领张冲就建立起了深厚友谊。1941年8月，张冲病逝，叶剑英专门致电其家属，赞扬其“力主抗战，呼吁团结”的功绩。[19]

　　叶剑英深谙军事统战之道，他认为，抗战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军事上真正的无往不利，一定是要有最深厚的民意支持为基础才行的。在主持国统区军事统战工作期间，他的格局非常宽广，不止将统战范围局限于军界，而是将其面向社会各个阶层。

　　(一)保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知识界精英紧密联系，与坚定抗日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深厚友谊。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七君子事件”，中共迅速在全国掀起一场营救运动。1937年4月12日，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知以中央要发动救援沈钧儒、陶行知等的运动，指示他通知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准备响应。[20]“七君子事件”后，叶剑英与民主人士形成良性关系。1937年10月，沈钧儒等人就设立民意机关问题和叶剑英多次沟通。叶致电毛泽东等人，就民意机构名称、职能、权限等内容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告知，此建议已获“沈等及各方面”重视，请即考虑这问题，“以便不失时机的提出与推前”。[21]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桂林一度成为抗战大后方，大量文化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云集与此。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领导下，以李克农为首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这里密集展开针对中间力量和知识阶层的统战工作。1938年至1939年，叶剑英多次到桂林作报告，鼓舞民众抗战士气。曾亲身聆听叶剑英演讲的潘超回忆：他在讲话中不时插几句广东话，讲得有声有色，会场十分活跃，一扫过去“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思想。[22]叶剑英还应千家驹等民主人士邀请，专门去广西大学、桂林生活教育社、桂林青年座谈会、生活书店同仁自治会等社会团体，参与时事讨论活动。[23]

　　1940年10月，国共在苏北发生摩擦事件，为消除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力量疑惑，毛泽东专门向周恩来和叶剑英发电报，要他们对黄炎培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24]1941年1月中旬，八路军驻贵阳、桂林等地办事处交通站接连遭破坏，叶剑英遵照中央指示，主动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等民主人士交谈，向他们揭露真相。[25]中共就抗日军事摩擦问题开展的统战活动在民主人士间产生明显效应。据叶剑英等致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后的电文显示：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很失望，章伯钧、左舜生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和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合作，进行民主及反内战运动。[26]叶剑英等人1941年1月至中共中央电文也显示：“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提出以联苏联共为中心，主张与我党更密切合作，派出章伯钧等同我们谈判，表示合作诚意，盼我们给予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赞同。”[27]

　　(二)加强与爱国华侨交往，促成中共海外抗日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叶剑英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公开信，向广大华侨宣扬八路军抗战事迹，动员他们为国效力。1938年11月，他和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致信《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解放区的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28]1939年3月，他和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发表《第八路军致华侨社团的公开信》，向广大华侨介绍八路军抗战事迹，敬希“诸公领袖同侨”，“迅速动员当地全体侨民，予以有效之援助，我八路军健儿，誓与日寇不共戴天”。[29]他还曾多次代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华侨代表，接受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30]1940年4月和7月，他多次在重庆会见南洋侨领陈嘉庚，希望陈能将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广大侨胞，继续巩固国共合作抗日中发挥重要作用。[31]

　　(三)结交宗教界爱国人士，动员宗教界开展爱国救亡运动。叶剑英在担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期间，广泛与南岳当地佛道宗教人士接触，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合适的方式来参加抗日救国。在与宗教人士交往过程中，叶剑英在充分尊重宗教教义的基础上，将佛道理念与抗日救国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以此来感染僧道，激发其爱国热情。由于方法得当，加上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叶剑英很快在南岳结交了一批宗教界爱国人士，他们不仅开始认同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思想，而且一部分人还发起组织一个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的团体，用以团结南岳宗教界的抗日力量。叶剑英得知后，主动提出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为“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这一改动，虽只两字之差，却令佛教宽容博大的教义得以更加彰显。[32]协会成立时，叶剑英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号召佛教人士要为保卫自己道场而奋斗，要像佛一样去普度众生挽救民族。[33]

　　(一)叶剑英军事统战工作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中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作为中共派驻国统区的重要军事将领和主要代表，在军事领域从事统战工作，自然是党赋予叶剑英的一项主要职责。因此可以说，叶剑英在军事领域所开展的一系列统战实践，从属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一中心任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叶剑英军事统战工作在国统区取得显著成效。抗日战争也并非只是中日两军间的战争，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间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讲，决定这场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于军事之外的民众动员。叶剑英虽然主要在军事领域开展统战工作，但却在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通过叶剑英在国统区所开展的军事统战工作，中共提出并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更加巩固，中共的抗战也获得了更加深厚的民众基础。比如，通过叶剑英的宣传，中共抗战及施政理念日益为国统区民众所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汇集到中共周围，成为推动“支持团结，反对分裂”和战后民主势力联合建国的重要力量。通过叶剑英的宣传，大批青年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形成一股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洪流，不断充实着中共军队的干部队伍。通过叶剑英的争取，国民党完全垄断抗战经济资源的企图被打破，中共军队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了有限但却弥足珍贵的抗战资源。

　　(三)叶剑英军事统战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和丰富的理论意蕴。叶剑英在军事统战工作中展示出来的一些出色而独特的技巧和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和丰富的理论意蕴。统战工作，所面对的统战对象，不少都是与自己有着不同文化背景、身份地位，甚至政治思想信仰完全迥异的人。在与这些人进行交往的时候，叶剑英一直秉承着两个原则：一是求同存异。在抗战时期，中国人最大的“同”，就是抗日，如果有着真诚抗日的思想和动机，那就有了交往的基础，其他不同的立场和目标，都可以暂时放下。比如，他在西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开展统战工作时，特别注意用情感来打动人，无论是面对上层军官，还是下层军官、普通士兵，他都能够做到以诚相待，结下深厚友谊。二是民主协商。无论是面对普通民众、民族资本家，还是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将领，甚至是蒋介石、陈诚等炙手可热的当权派，叶剑英在交往过程中都能保持平和、对等的心态，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来沟通。既不靠气势来压人，也不用谄媚去取悦于人，始终不卑不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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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涛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处副处长、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竞风系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5 11: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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