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龙：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
2018-10-10 18:46:10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我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不断健全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后勤工作人员，紧紧依靠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同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日军的“扫荡”、“蚕食”和封锁，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进攻，克服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各种困难，保障了部队的供给，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积极做好出师准备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序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即进行了红军出师抗日的一系列准备工作。8 月6 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结陕西省三原、富平地区整训、改编，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接着，抗日军政大学第2 期4 个队的学员提前毕业前往洛川，以便随同参加洛川会议的部队首长一起返回部队。当时我在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任校务部副部长，随校长林彪从延安到达洛川。在办完毕业学员分配工作后，8 月19 日遇到已调红军总部工作的原抗大校务部部长杨立三同志。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周恩来副主席明天乘飞机从西安来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约我一同去机场接周副主席。8 月20 日10 点多钟，飞机在洛川机场缓缓着陆。周副主席走下飞机，同我们热情握手.并亲切地说：“你们俩又碰到一起啦!”杨立三回答说：“文龙同志是来洛川办理抗大毕业学员分配工作的。”周副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询问当前部队供应情况，杨立三作了简要汇报。周副主席听后叮嘱说：“部队即将开赴前线，后勤供应工作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影响行军和作战，部队出发前要派人下去检查，把工作做细。”随即，周副主席命随行人员把随身带来的50 万元(法币)交给了杨立三，说：“这是从西安领回的国民党政府发给我军的第l 笔军晌。你们转交给中央财经组，统一分配给前方和后方使用。”望着周副主席亲手领来的这一笔经费，杨立三和我都很激动，深知这是周副主席代表我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争取到的，确实来之不易。

　　8 月25 日，洛川会议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总部”) ，并任命了总部和总部下辖第115 、120、129 师的军政领导干部。八路军总部及各师于8 、9 月间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后勤机构也分编两套班子。延安中央军委总供给部由叶季壮任部长，赵尔陆任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由姬鹏飞任部长，饶正锡任副部长，八路军总部按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名称，设军需处(对内称供给部，赵尔陆兼任部长);军医处(对内称卫生部，姜齐贤任部长);18 兵站分监部(对内称兵站部，杨立三任部长)。各师也设有军需处、军医处(对内称供给处、卫生处，这年冬改称部)，并配齐了领导干部;115 师供给处长邝任农，卫生处长叶青山;120 师供给处长陈希云，卫生处长刘运生;129 师供给处长周玉成(兼)，卫生处长钱信忠。这些同志虽然有的任职不久工作又有变动，但大多数一直战斗在后勤战线上，他们同后来不断充实到后勤战线上的领导同志一道，团结广大后勤人员，成为八路军后勤建设中的一批骨干力量。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从我军在三原、富平地区集结之日起，各部队供给、卫生兵站等部门就紧张地行动起来，积极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供给人员冒雨组织筹粮，以保证出发时携带3 天熟食和几天的粮食。对部队的武器弹药和被服装具，经过周密的检查，按需要和条件的可能给以必要的调剂与补充.卫生部门也积极准备战地救护器材和急需药品。伺时，军需部门还为部队即将到来的改编做好了换装准备。

　　广泛开辟供给来源

　　我军挥师北上之际，华北正面临日军疯狂入侵。由于日军烧杀、抢掠，国民党溃兵流窜，加上土匪滋扰，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针对华北的时局，八路军总部及时发出“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号召，使华北人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特别是我115 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消灭了日军坂垣师团1000 多人;接着120 师的雁门关伏击战，129 师的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战斗连续获胜，更使我军声威大振，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群众称颂：“只有八路军才是保国卫民的好军队!”由于人民群众把八路军看成是白己的军队，所以我军每到一地，群众都自动出粮给我们做饭，主动腾房给我们住宿;行军作战，要向导和运输力，群众都主动帮助解决，真是如鱼得水，亲如一家。

　　正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我军才能够在敌后站住脚根，部队的供应才有了基本的来源.当时虽然规定了作战部队每人每天1 . 5 市斤粮食(后方机关每人每天125 市斤), 5 分钱菜金，但由于敌后广大群众通常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再加上我方又无统一政权，部队供应上困难仍然不少，往往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吃了今天没明天。

　　针对当时情况，1938 年1 月1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指示》 。党中央在这一指示中指出：“一、前方部队给养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国民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很大希望，也不能存在很大希望，外国捐款正在设法中，一时也不易到手;二、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依靠人民的支援来解决;三、这项捐助仍应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寇’的口号下进行。要加强统一战线，从统一战线的展开中去解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迅速扭转困难局面，前线各部队除担负作战任务外，均抽出部分人员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各地，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开展除奸反霸，打击反动会道门，建立基层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实行合理负担，征收爱国公粮，这些都得到了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我军所到之处，群众踊跃捐粮捐款，并积极帮助运送支前物资，护理伤病员。许多妇女也冲破封建世俗的束缚，走出家门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动员儿子、丈夫参军、支前等。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开明绅士们也懂得了“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竞相主动捐粮、捐款.由于我们宣传工作深入，政策正确，很快就征收、筹措了一批批粮款，对克服当时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路军英勇抗战，接连取得胜利，不仅受到根据地人民的赞誉、支持也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人士、进步团体以及港澳同胞、爱国华侨、国际友人的钦佩和赞助，他们纷纷筹款募捐，给予支援。上海爱国群众团体、各阶层人士及国际友人为支援抗战，捐赠了近500 吨药品及部分医疗器械、救护车辆等。南洋华侨筹娠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不仅积极筹款募捐支援祖国抗战，而且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也曾亲赴延安慰问边区军民.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宋庆龄，在香港邀集中外著名人士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内外广泛筹款募捐，致力于战时医药的募集工作。8 年中八路军总部收到捐款总计为881万元，慰劳款180 万元(均为“法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本应受到国民政府的公平待遇。其实不然，为了领取一点微薄的军响，却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刁难。在八路军改编之初，国民党就在编制上限制我们，只允许八路军按4.5 万人领取军响，还常常少发、迟发，甚至借故停发;随着战争的发展，八路军部队不断扩大，而所需经费却不予增加。正如当时《新华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指出的：“以50 万人巾之众，领4 . 5 万人之响，平均每人不过数角，真是杯水车薪。”1939 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l次反共高潮.事后却反诬我们进犯了他们，并以此为借口，把本来十分微薄的军晌也停发了。对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八路军将士，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了义正辞严的质问电：“重庆军政部何部长应钦勋鉴：据敝军西安办事处报告，皓日据军需局面告，‘奉何部长命令，从本日起，停发给18 集团军经费，即lO 月份未领之20 万元亦一律停发’等语贵部长果有此命令否耶?如果有此命令，则用意何在?欲使饥寒交迫之敝军立即冻死、死耶?抑别有深谋密计非德才浅陋所能窥测耶?谨电奉询，即祈赐复。”质问电在《新华日报》 公诸于世之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为此事，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还在西安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进行了严正批驳。经过我党、我军据理力争，国民政府迫不得已才同意将1939 年10 月至1940 年3 月停发的军响补发给我军。

　　恰在这个时候，我从抗口军政大学总校调到八路军总部供给部任副部长。3 月底报到，4 月6 日既接总部电话要我去受领新的任务，是后勤部长杨立三带我去见左权副参谋长的。一见面，左副参谋长就亲切地对我说：“你刚来总部几天，就要清你辛苦一趟，出次远差，去西安领取军晌。国民政府停发我军军饷已5 个多月了，经过我们多方交涉，据理力争，他们迫于舆论压力答应补发。其中1939 年印月至1940 年l 月的已发给，2 月到3 月的待领。现在朱总司令要经西安回延安开会，所以决定派你随朱总去西安，领取这笔军饷。有朱总的声威，预料去时问题不大，回来时困难可能多些，特别是通过日军和国民党军占领区，千万要提高警惕。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在豫北晋南多处围困我兵站人员和扣留我军用物资，这次路过洛阳时朱总司令要同卫立煌交涉，由你带回被困人员，运回重要的物资器材。你带上1 部电台，途中随时与总部联系，以便及时取得指示。”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于4 月10 日随朱总司令从武乡县东堡村出发了。出发前彭总又亲切叮嘱，要我在返回途中一定用电台日夜与他保持联系。去时比较顺利;返回时，我把被围困的绳池、垣曲两个兵站的人员接来，运回一部分重要物资;又用朱、彭的名义写信给驻中条山的国民党第38 军军长赵寿山(我党地一下党员)，把被扣的1 个警卫连(其中有地下党政人员)要回。虽有上千人的队伍，但战斗力不强，加上携带巨款和物资，还要辗转通过日军封锁线、国民党顽固派统治区和瘟疫区，真是困难重重，历尽艰险。有一次我们乘夜通过敌人封锁线，未能与总部联系，回来后彭总告诉我：“那晚我在电台旁守了半夜，真为你们提心吊胆啊l ”我们于7 月17 日返回总部，往返共99 天，带回军响208 万元(包括2 至6 月份的饷款及服装费、过节费等)，还有一大批军用物资。

　　在抗战初期，我军军需供应的来源，有时还通过没收汉奸的财产、缴获日伪军的装备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等，补充供给。比如，我军出师华北抗战之初，正是日军疯狂南进，企图攻占太原之时，危及到阎锡山老窝的安全.我军北上抗日对解除他的危难有利，所以阎下令，让他的参谋长朱绶光打开太原的军械仓库，为路经太原的八路军补充一些弹药。我总部炮兵团长武亭在领到炮弹后乐哈哈地说“1年前阎锡山阻止红军东渡黄河打日本，我们缴获了他的太原造大炮，但一直没有炮弹，这回可该让大炮吃顿饱饭了!"

　　逐步健全标准制度

　　后勤工作标准制度是部队后勤工作的章法，没有标准制度，后勤工作就没有依据。我军的供给标准，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提出来的。1931 年1 月红军在江西宁都黄陂召开了l 、3 军团师以上军需官供给会议，毛泽东同志亲自到会讲话。他分析了当时根据地立足未稳，敌强我弱，取之于敌有一定困难，红军的供给主要靠打土豪筹款来解决的具体情况，特别强调要精打细算，讲求节俭，并对红军的供给标准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伙食方面，“每人每天要有5 钱盐、4 钱油、1 至2 斤菜的标准供应”;在办公杂支方面，晚间办公使用的植物油灯，“参谋处用3 根灯草，连长、指导员、司务长用2 根灯草，战士每班用1 根灯草”。这说明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供给标准，只不过根据条件的不同有所差异而已。

　　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战之后，在供给工作上发扬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克服困难，开辟供给来源，一方面逐步健全标准制度，使供给工作有所遵循。当时总部制定供给标准，主要根据以下基本原则：一、敌后游击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考虑到根据地的开辟扩大和受敌分割缩小等因素;二、根据地的经济生产情况，能负担的实际人口数量;三、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充分体恤人民的困难;四、各根据地之间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差别，体现因地制宜的精神;五、军队内部参战部队与后方机关之间、野战军与地方部队之间。标准应有所区别根据这些原则，总部在1938 年12 月21 日对各级干部及战士的每月津贴费标准作了统一规定：正、副师长和政治委员，正、副旅长和政治委员等5 元;团长和政治委员，营长和政治教导员等4 元;连长、政治指导员等3 元;排长2 元;上士15 元;战士l 元，从1939 年1月起实施。1939 年2 月2 日又对鞋袜费、马干费、出差伙食费等作了规定：连(队)长科员、股长以下干部到战士，每人每月发鞋袜费0.5 元(凡津贴费满4 元者不发);骡子每匹每天发马干费0.25 元，驴子发0.2 元，战马发0.3 元(只限晋东南部队，其他地区的部队应按驻地粮价斟酌增减);因公出差人员，每人每天发伙食费0 . 3 元。为统一全军的思想认识，提高执行标准制度的自觉性，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长叶季壮专门撰写了题为《关于八路军的供给工作与供给制度》的文章，发表在同年第11 期八《路军军政杂志》 上。

　　在供给标准上，尽管八路军总部先后做过一些规定，但由于各个根据地之间政治环境、地理位置、经济条件、人日密度、生产发展状况等各不相同，供给标准和部队生活水平也就有高低之分，加上战争与灾情的影响，差异更为明显。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部队的供给条件就比较好些。而晋绥部队地处高寒山区，地痔民贫，部队供给就较差。表现在服装供给上，晋察冀、晋冀豫部队，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1 至2 年发l 套棉衣;晋绥部队每人每年只发l 套单衣，棉衣则要2 至3 年才发1 套。在给养供给七，各地部队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大不一样。对于供给生产，同年6 月将总部第6 科(军事工业科)扩编为军工部，划归后勤部领导，部长刘鹏(后为刘鼎)从此，八路军的后勤系统日臻统一完善，结束了供、卫等业务部门直接归总部领导的历史阶段。我在后勤部先后担任过供给部副部长、政委，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务

　　1940 年是八路军后勤工作前进幅度较大，各项标准制度进一步完善的一年。这年2 月军委总供给部颁发了《八路军、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 。4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省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和统筹统支、反对浪费的要求，在财政经济建设上，初步确定了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在财政开支上，提出了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要求做到量人为出，反对在敌占区抓一把，并规定了军二政一的开支比例。7 月下旬，左副参谋长把杨立三和我叫去，提出为加强后方建设，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要召开一次后勤工作会议，要我们抓紧准备。在经过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之后，八路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于12 月22 日至27 日在山西省辽县桐峪镇召开。彭副总司令致开幕词，杨立三部长作后勤工作报告，我与钱信忠分别就供给和卫生工作作补充发言，左副参谋长作会议总结。参加会议的有总部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及129 师旅以上军政领导和供给、卫生处长。彭总在开幕词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后指出：“1941 年将是抗战中空前困难的一年。敌人对我们的‘扫荡’和各方面的摧毁，在1941 年中会较以前任何一年剧烈、频繁、残酷。”“后勤工作者也许会首先感到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我们不粉饰和掩盖困难，我们是要深刻认识和研究困难，准备力量去克服困难。… … 在我们团结努力下，这些困难是一定可以克服的。”彭总还明确指出：司令部最近提出了一个4 个月的整军计划，并指出建军的三大任务：“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后方勤务建设。我们在这里虽然认为政治建设是主要的，但后勤工作既成为建军工作中三人任务之一，同志们也可以看出后勤工作在建军中的地位的重要。我们认为这三大任务是不可分离的，同时是缺一不可的，忽视后方勤务工作是不对的。”井且强调：“军队大了，必须走向正规化，必须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否则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在正规军作战中，前后方是同样重要的。”彭总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认清了形势，明确了后勤工作在建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加重视和热爱后勤工作。在彭总讲话精神指导下，会议深人研究了抗战中后勤工作的任务、特点，系统总结了杭战以来后勤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间题，研究制订了各种供给标准和规章制度，以及加强生产、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措施。会议特别强调了统一财政收支、建立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会后不久，在彭总亲自提议下，八路军总部成立了有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供给部长参加的审计委员会，部队团以上供给机关也都成立了审计机构。同时，各级还组建了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生产工作。

　　这次会议是全面研究后勤工作建设，使八路军后勤工作逐步走向正规的一次历史胜会议，对整个八路军后勤工作的指导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艰苦阶段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

　　抓紧建设“小后方”

　　毛主席于1938 年5 月对敌后游击战的后方建设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总部首长十分重视八路军的后方建设，左副参谋长强调指出：“世界上没有只有前方而无后方的军队。”并且根据毛主席的论述，他提出了处在没有全国性政权的大后方的情况下，要努力建设自己的“小后方”。为了把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可以依托的“小后方”，我们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配合下，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使八路军的后方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发展军工生产在后方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早在1937 年11月21 日，毛主席就打电报给周、朱、彭，提出争取“每年生产1 万支步枪”。1938 年10 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报告中又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抗战初期，由于国民政府供应为数很少的武器弹药，我军的装备不仅质量十分低劣，数量也严重不足，一些新组建的莲队有些战士不得不手持大刀、长矛参战。当时枪炮弹药的主要来源是取之于敌。正如《游击队歌》中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为了适应部队武器的需要，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先后在晋冀豫、晋察冀、晋绥、山东等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在总部所在的晋冀豫地区、军工生产发展较快，成绩较为突出，不仅生产了大批步枪，还生产了迫击炮、掷弹筒以及各种炸药和枪弹、炮弹等军工产品。为了与敌人的“扫荡”和破坏作斗争，军工厂各车间的工人都进行了战斗编组和分工。遇有敌情，在很短时间内就可把机器设备搬到隐蔽地点埋藏，粉碎敌人“扫荡”后，又可立即恢复生产。各工厂还注意摸索敌人“扫荡”的规律，利用敌人“扫荡”的空隙抓紧生产。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西北深山里的黄崖洞军工部1 所，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军工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日军视为心腹之患，多次调重兵企图摧毁它。为了保卫工厂的安全，总部首长将总部特务团派驻黄崖洞。1941 年11 月，日军第36 师团调集3000 余人对黄崖洞发动进攻，特务团和广大军工团结奋战，歼敌700 余人，这就是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军事斗争保卫了军工生产，军工生产保障了军事斗争各根据地的兵工厂就是这样边生产边战斗，使八路军的武器弹药供给基本实现了由初期主要取之于敌到后期主要自己生产的转变。

　　各根据地除办兵工厂外，还根据中央“各区要建立自己的军需工业解决自己的需要”的指示，办起了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这些军需工厂千方百计克服原料不足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需要，对我军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总部首长对军需生产十分关心朱总司令曾强调;生产的军需品要美观、耐用。他还对军需生产部门如何更好地为部队服务，及时给予指导。有一次后勤部门搞到一批棉布，准备给新扩编的一部分部队每人做一床被子。但布有好有次，究竟用哪种布料，产生争论有人主张用次布，理由是：部队新战士思想不稳定，一旦有人开小差把被子带跑了，用好布岂不是浪费?意见反映到总司令那里，总司令耐心而中肯地指出：怕战士开小差就不用好布，这是糊涂观念。防止士兵开小差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积极做好巩固部队工作，你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也应积极设法参与这项工作。你们用这种办法去消极防范，是极为错误的。再者我们的战士多为农民子弟，农民生产很苦，即便有个别人开小差，就让他们把被子带回去多盖两年也好嘛!这件事对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教育很大。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是后方建设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日军在军事上对我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的同时，还对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我们困死。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各部队除精兵简政、紧缩开支外，还开办合作社，经营商业和自给性生产，并将有一技之长的人员集中起来开办理发馆、照像馆、加工作坊等服务性行业。有的部队还抽调部分人员和牲畜，利用当地煤炭资源丰富的条件，开办小煤窑，组织运煤队，借以筹款改善部队生活。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各部队还主动配合边区政府大力开展对外、对内贸易为了沟通物资交流，繁荣市场，总部在根据地儿个集市，如阳邑、渡口、将军墓、宋家庄等地，设立了采购站、货栈，作为购卖物资的机构。各部队后勤部门，还积极支持抗日政府，按照军事斗一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输入输出的物资，分别采取奖励、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对我奇缺的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鼓励人境;对根据地出产的山货、药材、木材、皮毛以及其他多余物资，鼓励出境;对我一时不能生产的火柴、煤油、食盐、细布等生活日用品，有限制地准许入境;对敌人所需要的生铁废钢、硫磺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消耗品，以及根据地能自产自给的日用品，禁止入境。按照这样的政策，我们将根据地内的土特产，如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柿子、中草药、术材皮革等，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我地下组织和部队敌工部门在敌占城市开办商行、货栈等，对士打破敌人封锁，筹购、外运我军所需的各种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还通过日伪中的内线关系，买到一些枪支、弹药、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

　　在敌我经济斗争中粮食斗争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粮食是边区军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正如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1943 年7 月2 日《解放日报》发表的《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一文中指出的：“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在根据地，粮食还是带有半货币性质的商品。由于物价不稳定，货币贬值，为了保证部队的生活不受影响，我们以每斤小米的时价作为部队财务预算的计量单位。比如，总部所在的晋冀豫根据地，养1个兵平均每年要900 公斤至1200 公斤小来，生产1 发炮弹需400 公斤小米等。粮食斗争在各根据地有各自的特点，太行山区表现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历史上，太行山区的粮食就是由西向东流动。抗战以来，人口稠密的冀南平原，由于敌人残酷掠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山西西部地区人口少，粮食产量多，交通不便，粮食不易运出，粮价较低。我们就利用粮食的地区差价，配合政府从西线用冀南币以平价购粮，然后运到东线敌占区出售，用冀南币买按平价，用伪钞买按高价。这样既可控制粮食，制止粮食走私，保障部队和贫苦群众的粮食供应;又可有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输出，有意识地多收伪钞，再从敌占区购回我奇缺的军需物资。每当敌人出动重兵对我根据地进行掠夺时，我们就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人进行夺粮斗争。同时，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抢粮，并动员群众向抗日政府交粮。粮食斗争的尖锐和残酷，还表现在运粮与护粮中。晋察冀边区儿次从冀中平原向冀西山区抢运粮食，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先后牺牲160 多人，损失马车300 多辆.牲畜200 多头，付出了很大代价。人民群众为了保护坚壁的粮食，宁死不屈。在太行区反“扫荡”中，辽县后柴城村的财粮委员吕振芳被捕后，敌人在审间中用开水烫他全身，他始终未说出藏粮地点，被敌人杀害。彭总在1943 年总结华北6 年抗战的大会上表彰了他的英雄事迹。

　　在敌我经济斗争中，货币斗争也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斗争的发展，党中央及时指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浩大军费开支的主要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斗争。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保障部队供给，打击敌人掠夺，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1939 年4 月，彭副总司令根据党中央指示，责成总部后勤部筹办冀南银行，发行冀南票为本币，并任命高捷成为行长，杨立三兼任董事长，我兼任副董事长。经过半年多筹备，于当年12 月正式印发了冀南币二冀南银行将发行的本币，一半交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生产和贸易，一半给军队购买粮食和发展军工生产。当时为统一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冀南币可作为单一本币在各区使用。这对巩固解放区经济基础，保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金融斗一争，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在供给工作中，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逐步用冀南币来充实市场，收回上党票、山西票、河北票，取消各地的杂票和兑换券，禁止银元流通，不许伪钞进入根据地。为了挤掉伪钞，银行专门设立了票币交易所，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把群众手中的敌伪钞按一定比例兑换本币。用这种方法把敌伪钞收集起来，由贸易部门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统一使用。抗战期间，物价上涨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根据地物价也有上涨，但比敌占区与国统区要平稳得多。这说明货币斗争对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后方建设的发展，后勤干部的培训成为急待解决的间题。根据形势的需要，总部及各根据地都相继开办了供给、卫生以及军工干部训练班、队，晋察冀军区还创办了白求恩卫生学校。这些训练机构，虽然学习条件简陋，但训练要求严格，学制和内容适合实际急需，因而培训出一批批后勤干部。总部与129 师在1938 年至1940 年期间共培训供给干部1000 余人，卫生干部工100余;晋察冀军区8 年中共培训供给干部300 多名，卫生干部1 000 多名。总部后勤部军工部直属的太行工业学校办校两年，共培训各种专业技术干部400 余人。这为加强后勤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地注人了新鲜血液。

　　艰苦岁月与生产节约运动

　　1941 年至1942 年，敌后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日军为巩固扩大其占领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并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同时，一些原来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打着所谓“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敌人，配合日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因此，根据地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面积大为缩小，有些地区还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如太行区只剩下3 个完整县(平顺、黎城、涉县)。农村经济萧条，物价进一步上涨，粮食和物资奇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严重影响部队生活。当时在冀中，部队每人每天0 . 13 元的菜金，只能买半斤土豆;在晋冀豫，战士每月1 . 5 元的津贴买不到10 支香烟;在晋绥，标准规定5 钱油、5 钱盐，只能吃到各2 钱;连原来物质条件较好的山东，在最困难的时候，指战员也常常以来糠、地瓜蔓树叶、草籽充饥部队后勤供给工作面临十分艰难的局面。1941 年8 月，总部还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要求华北各根据地为中央和军委提供一部分经费。电文内容称：“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贫困，党政军脱离生产者恐有8 万人，占全区人口6 %以上，人民负担很大，边币跌价，中央和部队物质保障困难，每年要开支1000 多万元法币。希望华北每年给600 万元，山东每年给200 万元。”这说明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当时的处境也极为困难。此时此刻，我们深感责无旁贷，即使我们再困难也要千方百计设法优先保障中央的需要。此后，我们不仅每年按数上送法币，而且还送了银元与黄金。

　　在敌人“扫荡”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各根据地还遭到不同程度的旱、涝、蝗、瘟等灾害。1939 年7 月至1940 年间，日本侵略军先后两次掘开滏阳河、运河、沱沱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30 多个县100多万亩良田受淹。从1941 年到1943 年，延续达3 年之久的旱灾，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危害最大，其中晋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区尤为严重，接连八九个月滴雨未下，河流水井干枯，地皮龟裂，赤地千里，禾苗不生。仅冀南地区粮食减产就达石50 余万公斤。连年的水早灾害，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许多群众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仅太行区灾民就达35 万多人，加上敌占区逃来的10 多万灾民，多达50 余万。部队也普遍以菜代粮，采树叶、挖野菜，掺和些鼓糠、豆饼、玉米面等做成饼子或团子，这就是当时经常吃到的主要食品。每当部队开饭时，饿得面黄饥瘦的灾民便围过来，指战员们不忍心看着群众挨饿，自动把分得的糠菜饼子和稀粥，再匀出一些给灾民吃。除了水早灾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蝗灾。漫天遍野的蝗虫拥向田间老乡们眼看自己的劳动成果被蝗虫吃光，整日惶惶不安当地的党政群机关、部队、学校等，便同人民群众一道，组成灭蝗大军，日夜奋战，终于取得了灭蝗战斗的胜利。同时由于连年灾荒，致使伤寒、霍乱、鼠疫、疟疾等疫病也流行起来。瘟疫最早发生在豫西、豫北及晋南国民党和日伪统治地仄，疫情严重的地方一(中条山地区)已出现了“无人区”。冀南清河县王世公村l天内死于霍乱的就达400 余人。因此，我八路军部队，一面在根据地内组织群众灭害防病，一面开进“无人区”，掩埋死者尸体，抢救奄奄一息的病人。

　　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经历着古今中外罕见的艰苦岁月。针一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指出：当前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各根据地军民增强团结，咬紧牙关，积蓄力量，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阶段，准备将来之反攻，夺取最后胜利。根据党中央指示，我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根据地人民一道，与敌人、与灾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部队生活极度困难，人员体质下降的情况下，日军的“扫荡’更加频繁，我军反“扫荡”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1942 年5 月中旬，敌人从正太、同蒲、平汉等线纠集了2 . 5 万余兵力，直奔我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 辽县武军寺、麻田镇一带，妄图一举摧毁我华北抗日指挥中枢。5 月24 日，总部与北方局机关转移到辽县南艾铺地区，将近11 时许，杨立三部长急切地告诉我：“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率一部分人员经庄子岭向外转移，你带一部分人员向东北方向突围，跳出去就是胜利。”我立即集合供给部出纳科、会计科及随我们行动的后勤政治部一些同志，向东北方向突围。这时，只见西、南、北3 个方向的路上，卷起阵阵黄尘，敌人的炮弹在山坡、路旁腾起团团浓烟，飞机低空盘旋扫射，投炸弹。沿着山地走出不到l 公里，忽然发现一群日伪军出现在我们右翼。我当即指挥大家避开敌人从左翼爬上一座山头，进人一条山沟。这时，驮着几十万元冀南币的骡子被炸死，我命大家卸下驮子，把冀南币分散隐藏在山沟里，用石头遮盖好，留下l 名同志就近隐蔽看守。其他同志则白天隐蔽，晚上转移，在山上与敌人周旋了10 余天，终于跳出包围圈，保护了票币和物资的安全.这次反“扫荡”，总部直属队和后方机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及机关干部多人不幸遇难。恃别是左权副参谋长英勇捐躯的消息传来，人们泪如泉涌，悲痛不已。

　　为了克服困难，华北各根据地的军民，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亲自带领下，掀起了生产自救运动。邓小平同志亲自组织大批党政军干部，深人灾区帮助群众生产自救。八路军总部首长亲自带领广大指战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节约运动。1944年4 月的一天，我到总部所在地去请示工作，正遇上北方局和总部领导人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等带领机关各部部长们在锄地。当时已任总部副参谋长的杨立三看到我走近地边，指指地上的一把锄头说：“老周，来得好，先锄一趟再办公!”我高兴地拿起锄头，锄了一会儿地，才同杨立三在田坎上坐下，把图表、材料摊在膝盖上办起公来。

　　针对根据地已经缩小的新情况，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渡过难关，党中央还提出“精兵简政”的政策.各根据地都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总部后勤机关为了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早在1940 年底就将129 师供给部与总部供给部合并，纠正了在一个战略区存在两个重叠后勤机构的现象：在1941 年又将供给部粮处撤销.合并于边区政府粮食厅，将供给部政治部撤销，合并于后勤部政治部。中央发出精兵简政指示后，后勤机关又作了精简，卫生部原有110 人，精简后压缩为11 人，部长直接领导几个部员。129 师师直原有41 个伙食单位，精简后只剩下19 个。精兵简政的结果，不仅使机构更灵活，而且对克服面临的物质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厉行节约运动的指示，八路军总部滕代远参谋长和杨立三副参谋长于1944 年4 月1 日共同制订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 (后来大家简称《 滕杨方案》 )。这个方案在总结敌后生产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一切归公”、“反对私有”、“个人积累劳动所得是富农思想”等错误观点，提出了“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将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的原则，具体规定为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的奖励分红办法;号召人人动手种菜种粮，机关力争做到l 年或半年粮食自给，部队做到3 个月粮食自给，停发或少发公杂费。《 滕杨方案》不仅在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得到了贯彻，对各根据地也起到了示范作用。在农业生产方面，1944年仅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就开荒l.2 万亩，取得了粮食和蔬菜大丰收。太行区部队平均每人开荒3 亩多，共达到10 . 24 万亩，增产粮食4500 万公斤。晋察冀军区开荒种地6 . 1 万亩，产粮2000 多万公斤。山东军区在平原和山区开荒1.1 万亩，在海滨开盐田200 多亩。120 师生产粮食、蔬菜各80 万公斤，上豆185 万公斤，棉麻2 万余公斤，全年经费自给率为30 %。这就是农业生产取得的丰硕成果，它充分证明了朱总司令关于“在有战争的地区，部队自己生产，也可以做到部分自给或半自给”这一指示的正确。在工业生产方面，同样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到抗日战争后期，晋冀豫区和总部所辖乙厂基本做到了主要必需品半自给，如军队纺织厂供给部队所需毛巾的70 % ;纸厂解决了印书印报所需的全部纸张问题;其他如被服‘印刷、工具、化学、制药等厂，也能部分或全部满足边区军民的日常需要。

　　为了厉行节约，彭总对开支预算的审查非常严格，除作战经费和涉及群众利益的赔偿费可以宽打一些外，其他经费都抠得很细，特别是对特支费、招待费要求更为严格。他曾经多次告诫所属部队，领导同志下去碰上什么吃什么，一律不准搞招待，并以自己的行动为全军指战员树立了楷模。有一天，彭总到供给部驻地正赶上吃午饭，同志们想给他做几个菜，彭总知道后，立即制止了。他走进伙房，掀开锅盖，顺手抓起两个山药蛋和几片南瓜，边吃边说：“真香啊!”大家觉得过意不去，便又商量：“只炒1盘鸡蛋，行吗?”彭总听了，先摆摆手，后又拍着肚子说：“不用了，这南瓜就蛮好，你们看我都吃饱了。”在彭总的影响下，各级干部都十分注意节俭，到部队后都不让下面招待，坚持同战士同甘共苦。

　　根据地军民开展的生产节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不仅使我军渡过了艰苦岁月，而且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朱总司令在总结八路军《怎样养兵》的经验时指出的：“我们在养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问题，实行军队自己生产，解决军队本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个新创造，对于我军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军队自己生产之后，民众负担大为减轻，军民之间更加团结，军队生活更加改善，部队更加巩固，训练更加有效，战斗更加积极，并为养兵的经费开辟了无穷的源泉。”的

　　在8 年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八路军的后勤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八路军后勤工作在战胜各种困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后勤工作人员不怕流血牺牲建立的丰功伟绩，都将永远记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荣史册。

　　( 1987 年9 月定稿)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10-10 18: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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