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
2015-03-30 09:00:14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这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时的讲话。

　　今天利用这个很难得的时机和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美国的朋友们谈一谈我们七年来华北抗战的情形，把华北战场上的敌军、友军和我军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以便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友们有一个概况的了解。

　　七年的华北抗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平型关战役至武汉失守；（二）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三）百团大战至我国抗战五周年；（四）抗战五周年至今。现在逐一叙述其具体情形于下：

　　第一个时期

　　平型关战役（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至武汉失守（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敌方情形

　　日寇进攻我国，最初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这个方针用之于既无准备又无决心的国民党军队则可，用之于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和抗日思想酝酿已久（自“九一八”以来即开始）的广大人民则不可，因而他只能获得初期的某些胜利。敌人进攻作战的重心，首先是在华北，这是根据田中奏折[1]的老计划，由东北四省[2]而进入华北，企图尽掠黄河以北，抢夺河北的棉花、山西的煤铁，然后举兵南下，经华中、华南而直抵南洋。在太原尚未沦陷之前，敌人作战的对手，主要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当时，敌人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香月清司[3]，集十二个半师团的兵力，为第五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二十师团、第一〇八师团、第一〇九师团、第一一四师团、铃木旅团、酒井旅团、山井旅团等之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第八师团之一半，近三十万人，约占当时日寇侵华兵力二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之三的兵力，作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敌人由北而南长驱直入，未及四月即占领了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控制了北宁路、平绥路、正太路，以及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之北段。

　　太原、临汾相继失陷后，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沦入敌手，友军望风南溃，退出了华北战场，此时在华北与敌人作战的，只有共产党人、八路军、山西新军决死队[4]、河北的杨秀峰[5]、山东的范筑先[6]，以及由监狱释放出来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这些新兴的抗战力量，团结在八路军的周围，与华北人民相结合，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生长起来，到处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从此，日寇在华北的作战，就以八路军为其主要敌手了。这时敌人提出“巩固已经占领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确实掌握华北”的方针，在其占领的铁路沿线和城市周围，修筑据点碉堡，以资防守。同时又提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口号，进行培植伪军、伪政权和掠夺人力、物力、财力的阴谋毒计。为了镇压方兴未艾的游击战争，敌人以寺内寿一代香月清司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除调走两个半师团（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之一半）参加徐州会战[7]外，复增派七个师团到华北战场（第二师团、第十一师团各一半，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三师团、第一〇四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和第二、三、四、五混成旅团之全部），并另将铃木、酒井、山下等三个旅团扩编为三个师团（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团）。在华北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约四十万人，较战争第一年增加了六个师团，仍为当时日寇在华作战兵力三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之三。

　　敌寇初与我八路军交锋时，尚不知我军的特点和厉害，在战术上采取“突贯攻击”，单刀直入式的向我横冲直撞，以为我军如其他国军之易欺，企图把我们碰垮，但结果反而碰伤了他自己，常常遭受我们的歼灭打击。敌人遂不得不变“突贯攻击”的战法为“分进合击”。在武汉失守之前，敌人以千人以上兵力向我合击者已有十余次，以万人以上围攻我一个地区者已有五次，企图乘我立足未稳、抗日根据地尚未臻于巩固之际一举加以摧毁，以扑灭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但这些合击都在我集中力量、打击一路之敌的战役方针指导下，一一被我击破。根据地在反围攻中逐渐巩固起来，我八路军也日益强大起来。

　　敌人为了巩固其占领要点，便利对我作战，吸吮我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乃开始修筑铁路。至一九三八年底，被我加以破坏而敌人重行修复的铁路，有平（北平）绥（远）线、平（北平）汉（口）线、北（平）宁（辽宁）线、津（天津）浦（口）线、同（大同）蒲（州）线、宅里（良乡至宅里）支线、西陵（高碑店至易县西陵）支线、六河沟（安阳丰乐镇至六河沟）支线、济宁（滋阳至济宁）支线、口泉（大同至口泉）支线等十线约二千七百九十二公里，新筑平（北平）古（北口）线一百四十六公里，合计二千九百三十八公里。在部分地区且已开始建筑碉楼据点，但为数还不多。

　　在华北的伪军，在抗战前即有李守信、王英与赵雷[８]等组织的伪蒙军及冀东保安队。抗战初，大汉奸齐燮元[9]成立靖安自治军（后改称治安军），初仅有四个连，至一九三八年底已扩大为五个团，为华北正规伪军的主力。此外，敌曾大肆收编散兵、土匪、会门武装，组织伪皇协军、剿共军，以及伪护路保安队等。至一九三八年底华北伪正规军与伪地方军合计约有七万人，但系统复杂、素质低劣，在我游击战争开展之下，多半（估计约四万五千人）为我八路军所消灭。

　　二、友军情形：

　　抗战开始，华北战场上的友军有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等不下七十五万人，当时士气一般的还好，且也打过几次仗，比如南口之战、忻口之战[10]，并有若干将领于作战中英勇殉国，如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11]等。但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缺乏信心，更无远久打算，所采取的政策是单纯的片面的军事抗战，而不是发动民众进行全面抗战。在战略指导上，又是正面单纯防御，而不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不是积极防御作战，更不承认灵活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因而处于被动的、处处招架、处处挨打的形势。再加以若干高级将领的贪生怕死，拥兵自肥（比如韩复榘[12]不知搜刮了多少金钱），在敌人进攻时，不作抵抗，一味的保护着“私人财产”向后退却。晋绥军战斗力很差，但高级军官们个个会做生意，个个发大财，李服膺[13]当敌人占领大同，距敌尚有几十里远时，就望风而逃，急急向雁门关以南撤退，因而形成不战即溃，日蹙百里。而太原、临汾、新乡相继失守，铁道城市被敌人控制以后，友军更溃乱不堪，争先恐后的抢渡黄河，就是当初高唱“守土抗战”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14]先生的晋绥军亦全部退至黄河以西，被敌人遮断而留在敌后侧翼的，只有刘戡第九十三军的五十六师，也是惊慌失措。至于平时鱼肉人民的官僚政客，一闻炮声即携带妻妾细软逃之夭夭，而难民、伤兵、军需器材全被遗弃；更有摇身一变，奴颜卑膝以事敌人者，如王克敏、潘毓桂[15]、齐燮元之流。人民目睹心伤，悲愤莫名。

　　三、我方情形：

　　抗战开始时红军有官兵八万人，八月二十五日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只给三个师的番号，按四万五千人编制和发饷，即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的番号。九月，我们自韩城、潼关两处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踏入了华北战场，增援前线。当时，我们就知道中国抗战是长期性的，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也给我们规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基本原则。因为根据敌我装备上的优劣悬殊、留置敌后进行长期战争的艰苦环境，以及我们具有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与特长，只有在此种作战指导原则下，才能制胜敌人，这已是被七年的战争实际所证实了。

　　我军先头部队，由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甫抵前线，一与敌人接触即创造了平型关大捷[16]。我军在运动战中击溃敌精锐的板垣师团并歼灭其一部，创开战以来的胜利纪录，一扫友军节节败退的耻辱，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平型关战斗使敌锋受挫，但敌人已自茹越日友军防地突入长城以南，我军旋即迂回敌后，猛袭敌交通线，配合友军忻口作战，保卫太原。此时，我一一五师光复冀西、察南十余县，一二〇师数度占领雁门关，一二九师则袭入阳明堡飞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敌人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全被我军切断，忻口被围之敌粮弹俱绝，死伤极重，大有歼灭可能。狡诈之敌，乃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犯娘子关，声援忻口之敌。我一二九师闻警驰援，尚未进抵阵地时，该关友军已弃守。刘师长、徐副师长[17]机断行事，在正太路南平行路上之七亘村、黄崖底、广阳连打了三个胜仗[18]，打开了敌人阵地的一个缺口，救出被围友军曾万钟[19]之第三军，阻滞了敌人的西进，掩护了友军的撤退。但不久太原失守，遂使忻口敌人获救，至为可惜。

　　在此以前，我军在华北的作战，主要尚系配合友军行动；在此以后，我军在华北即开始单独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

　　太原失守前，我军已预见华北之将沦为敌后，故即确定方针：变敌后为前线，发动广大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迨太原失守，即有计划的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管岭山等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之围攻与合击，我则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以对抗之，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阵线，常常扑空，我则灵活集中兵力，乘敌之隙，打击其一路予以坚决粉碎。如敌人对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围攻，均合击一个中心点，待敌进至转换线上，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击其一路，使敌人在尚未进抵中心点时，即被消灭与击溃。同时，我遣军东下冀鲁豫大平原，北出绥、察、热、冀东长城口外，光复祖国河山，拯救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人民，协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部与爱国人士，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始抗日游击战争。在光复的国土上，我们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救护伤兵、实行二五减租[20]、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廉洁政治，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帮助友军进步，……

　　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树立长期抗战的基础，把华北创造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以外更增辟出一个敌后战场，以便前后夹击敌人，制敌死命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对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敌有生力量，牵制敌人的调动，如一九三八年三月晋东的一二九师反对敌人九路围攻，长乐村一战[21]，歼灭敌第一〇八师团第二十五旅团一部，并给敌由同蒲路调兵东援徐州造成很大的困难。九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反对敌三万兵力的二十五路围攻，曾击毙敌常冈宽治[22旅团长与正亚、清水两联队长……。另一方面，我军又主动的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日寇所培植的爪牙――伪军。计一九三八年初，晋察冀我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入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二、三、四、五月间，一二九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敌清水司令，消灭盘踞河北伪军崔培德[23]等约五千人。三月三十一日，一二九师在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伏击敌人[24]，焚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山东我军在台儿庄会战[25]酣时，破击鲁南之台（儿庄）潍（县）公路和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发动矿工起义。七月六日起，晋察冀我军同时出击平绥、正太、 平汉诸铁路，激战三天二晚，毙伤敌一千四百余人，炸毁北平城北 石景山之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七月十六日，唐山矿工在我军领导下，发动抗日起义。“七七”抗战一周年，我宋、邓支队[26]进入冀东，与当地共产党组织一起领导冀东人民举行了二三十万人的抗日大起义，占领遵化、玉田、迁安等十八个县城。我一二九师所部主力进击平汉路、道（口）清（化）路，消灭冀鲁豫伪军扈全禄[27]部。九月，一一五师陈旅[28]在晋西三战汾（阳）离（石）公路。八月十三日，山东我军袭入济南。十月三日，山东我军又破坏胶济路百余里，等等。

　　由于游击战争之广泛开展，反“扫荡”作战的连续胜利，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军力量倍增、声威愈壮，活动区域东临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数大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抗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千万之上。

　　第二个时期

　　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

　　一、敌方情形：

　　敌人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已深感八路军在敌后的严重威胁，认为是灭亡中国的“绊脚石”。一九三八年八、九月时，敌华北派遣军即提出“五台与武汉并重”的口号。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从此在中国抗战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中，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此时期内，敌寇回师华北兵力骤增。一九三八年敌寇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曾调走第五、十、十四、二十、一〇九等五个师团参加武汉会战[29]，但旋即新增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和第六、七、八、九、十、十五混成旅团及第二十师团之一半等计八个半师团，因而此时期内敌人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二十二个师团，四十四万人。较抗战第一年（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九个半师团，较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三个半师团，占当时日寇侵华总兵力（一九三九年初为四十八个师团）之一半稍弱。

　　为了加紧进攻，敌曾三易其帅，由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30]。其间阴谋层出，花样翻新。由于“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加以在上一时期敌人已饱尝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个很“讨厌”的敌人，故改唱“百年战争”，说要“掌握民心”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任何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年之寿。一九三九年春，敌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31]，提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军政会[32]民一体”的“总力战”[33]。在军事上提出“巩固点（城市）线（铁道、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一九三九年九月多田骏上台后便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34]，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牛刀子战术”为一日本术语，取中国语“杀鸡焉用牛刀”之义，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进行战斗。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说什么“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白种的英美”。在敌占城市举行反英美宣传，并把侵略中国的战争叫做“打回祖国去”。对于老百姓则大烧、大杀，强迫人民承认“不抗日”、“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英美”，一经承认则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笼络，称之为“威德并用，软硬兼施”。在经济上，敌对我解放区施行严密封锁，说要陷我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这种封锁政策以后长期继续，从未放松。敌人用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毒辣办法，猛烈的向我们进攻。

　　战局是空前紧张，“扫荡”是大大加紧了，北起冀东及大青山，南迄黄河两岸冀鲁豫，到处都爆发全面的“扫荡”与反“扫荡”。抗战第二、第三两周年，敌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左右，其间一万人至二万人的“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扫荡”有二次，还有一次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配合这些“扫荡”，敌人疯狂的实施“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道、公路、据点、碉楼。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两年中，敌修复的铁路有同蒲、正太、胶济、道清、汾阳（平遥至汾阳）、微水、博山（张店至博山）、阳明堡（至原平）、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等线，计长一千八百七十公里；新建铁道，有白（圭）晋（城）、石（家庄）德（州）、新（乡）开（封）、凤山（南张村至凤山）、西佐（马头至西佐）等线，计长四百七十七公里；合计二千三百四十七公里。新建公路有平（北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口）路、邢（台）济（南）路、邯（郸）济（南）路等，计长一万五千六百公里。新建碉楼、据点二千七百四十九个，其中一九四〇年即较一九三九年增加四倍。

　　所谓“囚笼政策”，为德国塞克特的“堡垒政策”[35]与清代曾国藩[36]“步步为营”政策的结合，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给敌占区人民加上一付深重的枷锁。在“囚笼”之内，强化伪政权，组织伪自卫团，厉行“人质”政策，掠夺粮食、棉花，倾销海洛因毒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但无论什么方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和反抗，有八路军与解放区的支持，敌占区人民是绝不愿当“顺民”的。比如，敌军散发鸦片种子，老百姓将它在蒸笼里蒸熟之后再撒播在田里，自然不会发芽，敌人莫名其妙，大叫“皇军倒霉，皇军倒霉”。对于我根据地说来，“囚笼政策”则是敌封锁、割裂、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依据。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沟墙的修筑断绝我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而在平原地区大修公路将我平原地割裂成井字、王字、田字形，缩小了我军活动的周旋地区。此外，敌还专门修筑了一种圆形式螺旋形的公路，以为包围合击我军的基线。在敌人进行修筑“囚笼”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扫荡”，迫我让路，而“囚笼”筑成之后，“扫荡”遂更有所凭借。敌“扫荡”愈繁，“囚笼”愈密，“扫荡”愈烈。这是华北战场敌寇活动的规律。

　　“囚笼”政策的实施，使敌人产生另一弱点，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敷应用，而此时由于江逆精卫[37]之投敌，敌人遂更加强化其“以华制华”的政策，大量的有计划的培植伪军，繁殖其爪牙，并开始将伪军加以整顿，小股的合成为大股。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更采取“精兵之义”，放弃过去的乱编办法，改“皇协军”为“剿共军”，改“靖安自治军”为“治安军”，并加强伪军训练，提高其战斗力，使之协助据守公路、据点，配合“扫荡”及进行清乡，时常以一班敌军控制一排伪军而据守一个小据点。同时，又大量建立伪军之地方部队，如伪县警备队、伪警察、伪保安自卫团等。又建立爱护村和厉行连坐法，胁迫群众为其守望道路、电线。连坐法为古代专制魔王及内战时间“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杀人不眨眼的老办法，以期根绝抗日分子。至一九四〇年底，华北伪军为数已达十四万五千人，较第一时期内约增加一倍，而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有投敌被改编为伪军的，如驻防绥远[38]的东北挺进军所属的热河先遣军司令白凤翔率部投敌，豫北的张岚峰[39]也率部数连叛变，使伪军的势力更加扩大。

　　二、友军情形：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政治即开始倒退。他们错认日本人再不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倾向法西斯。一九三九年六月颁布了钻进共产党内破坏共产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40]，九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方案》[41]。此后，共产党遂被称为“奸党”，八路军遂被称为“奸军”或“匪军”，敌后解放区被称为“匪区”。抗战初期，他们曾将华北弃如敝履，但到了八路军艰苦作战、解放沦陷国土、打开一个抗日局面之后， 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遣军北上，要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 失地”。这些被派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共”。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在抗日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做出来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危害抗战的罪行。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沧石路、正太路以北之线，一方面调集大军二十六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杂牌军为先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南而北向我迫来，以与当时日寇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向我军的“扫荡”遥相呼应。而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42]、张荫梧[43]、秦启荣[44]、赵云祥[45]、胡和道等，当其托庇于我军之时皆曾相安无事，此时在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指使和特务活动的阴谋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破坏对敌作战。此时我军处于敌寇和国民党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同时，当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选的抗日政府，连国民政府既经承认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企图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县长、专员，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暗杀活埋抗日干部家属，摧毁一切抗日民主秩序。陈立夫、戴笠、康泽[46]的特务系统更派来大批特务混入解放区，造谣惑众，放毒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我八路军每月应得六十三万元军费也从此取消，再无分文发给。总之，种种倒行逆施，使志士侧目、寇奸弹冠，记得当时北平敌伪还曾召开过一个庆祝会，庆祝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战绩。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内战内行”的措施，我共产党、八路军起初曾一再忍让，据理交涉，希以团结抗战为重，勿令盟帮失望，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但竟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而进攻愈急。有些人甚且高唱“曲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释其卖国行为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爆发了一九三九年冬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正式向我们开火。当时情势紧急，迫不得已，乃对向我总司令部所驻之地进攻的朱怀冰[47]的一个军予以还击。朱军起初声势汹汹，作战时且有日本飞机配合助战，暴露了其与日本军联合进攻之事实；对此，朱军官兵多感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冰本人身为军长，竟经敌驻之邯郸，由平汉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车回大后方，至今尚在我大后方作官，诚如咄咄怪事。这次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斗争，而且是抗战与投降之争，如果我军当时未能妥善应付，克服反共投降高潮，则华北早已被国民党断送给日本，决不会再有今日敌后抗战形势，也不会有今天的全国抗战形势，更不会有与英美盟邦共伸正义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

　　三、我方情形：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的局面遂一天更比一天艰苦。这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作战指导上，针对着敌人的“联合扫荡”与“囚笼政策”而着重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反“扫荡”战，此时期内在全华北展开。在晋察冀：一九三九年五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在上下细腰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敌遗尸近千；九月敌向我腹地陈庄突进，被我包围歼灭千余，敌水原旅团长[48]即于是役毙命；十月敌以二万兵力分十二路向边区进攻，我军血战四十三天，将敌击退，并于涞源战斗中毙敌阿部规秀[49]中将，此为中国战场上打死敌人中将级军官之第一次，敌酋多田骏在追悼阿部之挽联上写到“名将之花，凋谢太行山上”。在冀中，曾粉碎敌人的五次围攻；一九三九年四月在河间齐会战斗[50]冲，我贺师长[51]中毒负伤。此类为国际公法所禁止使用之毒气与达姆弹等，敌寇在中国战场上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使用了。在冀察热：平西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粉碎了敌人三次“扫 荡”；冀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粉碎了敌人的大举“扫荡”；七月间 我冀热察挺进军派一部队伍越平绥路深入平北，在明代十三陵地 区创造游击根据地。在晋冀豫：一九三九年七月，敌以六万之众发 动九路围攻，贯通白晋路，深入我腹地，尽占所有城市，企图“釜底 抽薪”，一举摧毁我根据地，但终为我所粉碎。在冀鲁豫：敌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年底连续发动四次大“扫荡”，兵力由一万五千至三万不等，并配备有机械化部队，也终归失败。一九三九年二月，刘师陈赓旅之一部[5]，在威县香城固创造平原歼灭战，一小时内歼敌两个中队。在山东：自我一一五师之一部于一九三九年春挺进山东后，战事即告紧张，六月，敌以二万兵力合击沂蒙山区，为我击破；八月梁山战斗，我以一个营歼敌三百余；一九四〇年一月，敌以三万人“扫荡”鲁西南，又为我粉碎。在晋绥边区：一九三九年二月，粉碎万余敌的六路进攻；六月，我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歼灭静乐敌六百余。大青山区，也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扫荡”。此外，在此两年中，敌曾七次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河防，悉为我河防部队与一二〇师健儿联合击退。在这些胜利的反“扫荡”战中，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便日益巩固起来了。

　　为了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发动了“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群众斗争，唯有军队与人民结合，协助破击，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这一斗争，起初是将重心放在平原，但也不放松在山岳地区的破击战。在山区，我们曾主动地发动白晋战役、邯长战役、平汉战役[53]等，破坏敌深入我根据地的交通线，摧毁平汉路两旁的封锁沟墙。在平原，我们整年的从事有计划的交通破击战。在组织上，有军、政、民破路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机关，破击时划分一定地段，且有指挥、掩护、联络、侦察、警戒、破击等之具体分工。破坏性质，有战术性的破击与战役性的破坏。破击时机，有季节性的破击（如春季泛滥时期、秋季青纱帐时期以及“扫荡”前后等）与随时的不间断的破击。特别是对沧石路、石德路的破击，冀中、冀南均各动员五万人以上，坚持时日甚久，敌人的修路计划为之推迟半年。总计抗战第三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五千三百二十里，公路一万六千四百零八公里，毁电杆四万二千二百二十根，收电线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三斤。抗战第四周年，计破坏铁路二千一百六十四里，公路一万零四百八十三里，毁电杆二十三万四千五百零一根，收电线一百四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二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六里，公路三十里，桥梁一座半。差不多每七天炸毁敌人一个火车站，九天炸毁敌人一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一辆汽车，每天毁电杆六百四十二根，收电线三千八百五十三斤。仅抗战第四周年所破坏铁路的长度就将及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或三条胶济路，给敌人的“交通建设”的打击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在平原地区作战，不仅要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而且要挖掘道沟，以改变平原地形。道沟深六尺、宽五尺，刚好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军凭之作战，沟内每隔一里挖一圆形或弧形沟将积土堆在中间，既使敌人无法顺沟之纵深以行射击，而人马又可在此让路。一九四〇年，河北平原已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运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八至十二里，这样就消灭了敌人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拔除敌人据点是反击“囚笼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冀南经验共有六种办法：（一）常用袭扰、袭击、强攻以袭敌；（二）钓鱼，即诱敌外出，以伏击之；（三）狐狸咬鸡，即埋伏于据点附近，待敌出来时给以意外的突然袭击；（四）利用坑道进行爆炸；（五）地道战，即在村庄内普遍挖地道，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如黄蜂窝形，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斗，小股敌则消灭之，大股敌则我从地道中进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六）利用地雷封锁，并利用坑道钻入敌人据点内打击敌人。

　　为了更进一步的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大量牵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及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投降危机，我军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发动了百团大战。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3-30 09: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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