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
2015-03-30 09:00:14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三时期

　　百团大战后（一九四〇年底）至抗战五周年（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一、敌人情形：

　　百团大战[54]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55]，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改为致力于“剿共”。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系“治安肃正”之演进，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进攻、统制、奴役和掠夺。把华北变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建立华北防战体制的方针，企图将华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的兵站补给基地。

　　此时期内，敌人抽走了第二十一、四十一师团去参加太平洋战争，第三十三师团也曾一度抽走，但不久即被调回，此外又由华中一度调来第十七师团，并将第十、十六混成旅团扩编为第五十九、六十九师团，经常在华北保持着十五至十七个师团的兵力。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敌人以“囚笼”为依托，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与“非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而施行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之强化”，县筑县界沟，乡筑乡界沟，强化保甲制度连坐法，用圈村办法编制大编乡，肃清内部的“不稳分子”（抗日分子或动摇分子），掠夺粮食物资，以一切方法巩固其占领区、强化其奴役的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或制造“无人区”，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墙与碉楼，防止我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重的摧毁和破坏，企图在人民中制造失败与悲观的情绪。在“扫荡”作战的战术上，则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而“清乡”、“蚕食”、“扫荡”三者又是密切配合的，“清乡”以巩固其占领地的“治安”，限制我军活动；“蚕食”以伸张扩大其占领地，缩小与割裂根据地，消灭我八路军主力，以便“确掌华北”，这便是敌人政策的中心目的。在敌人的千奇百怪的阴谋进攻之下，华北战场的敌我斗争愈演愈烈，至为复杂，至为残酷，非目睹者所能想象。以“扫荡”而言，抗战第四、五两周年，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一百七十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达八十三万八千九百人，较前增加一倍，其中一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十五次，亦较前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也愈演愈为毒辣，有所谓“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时间有延长到两三个月的，企图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产、收割，消灭我之“生存条件”，情形是十分严重的。

　　同时，“囚笼政策”仍然是继续强化。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新筑与修复之铁路七百五十二公里，公路发展至三万七千三百五十一公里，封锁沟墙增加至一万一千二百三十公里，新增据点碉楼共七千八百零一个，尤以平原地区为最繁密。一九四二年十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谈话：“华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线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其所耗工程之巨，扰民之苦，是骇人听闻的。这些堡垒、沟墙，都是拆老百姓房屋的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地，强迫老百姓的劳力而修筑起来的。被抓去的老百姓，二三十人一起做工，稍有怠慢，敌兵即用皮鞭抽打，并有以水泡石灰，使之滚热，将怠工者抛入而被脱皮烧死的。

　　由于前一时期受我“交通斗争”与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和教训，敌人对于交通线、据点的建筑和保护，也采取了许多新的办法。比如，填高铁路之路基，路轨不用螺旋钉钉在夹板上而改以死钉钉死，使不易拔取与破坏，又在重要地段附近预置铁轨器材以便遭我破坏后迅速修复。公路两旁挖护路沟，深八尺宽一丈二尺，许多重要公路且筑有平行路，此条遭破击，另一条仍可通行。电杆用钢骨水泥之建筑保护，上悬路灯，每隔三五里置一电话机、不断的联络通报。碉楼筑外壕，架铁丝网，最重要的且通以电流。最毒辣的是利用编乡保甲强迫敌占区人民分段保护交通，要他们晚间放哨当“肉电杆”，哪一地段遭到破坏，即由该地段附近村庄负责修筑，赔偿损失，甚至屠杀人民以为报复。这些，就使我们在破坏敌人交通上增加很多困难。

　　由于交通线与据点之增加，需要更多兵力配备，同时敌人企图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乃更加大大地扩充与整顿伪军，虽有我军之争取与瓦解，华北伪军在一九四二年仍达三十四万之众，尤以山东为多，占十五万七千人，多半是由国民党地方武装哗变投敌的。国民党在敌后，为敌人培植了不少爪牙，增加我抗战军民的许多困难与负担。

　　但这一时期，敌人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主要的是：（一）“治运”之推行，奴役与掠夺分外加紧，民族矛盾空前增长，敌占区人民无论哪一阶层都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均增加了同仇敌忾之心，便利于我对敌占区工作的开展。（二）交通线与据点之增殖，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愈益暴露，不能不更多的依靠伪军，并分散配备，将旧据点的兵力抽到新据点去，使其后方更加空虚，为我造下更多的活动余地；至于伪军的“不可靠”，更是敌人不可挽救的悲哀。（三）日军厌战情绪比以前严重，士气比以前低落，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少敌兵感到返国无望，悲观沮丧与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我要在这里代表华北一万万同胞，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这一时期，日寇绝望之中的疯狂暴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决非世人所能想象。这种暴行并非个别日本士兵的行为，而是日本军部有计划的“杰作”，反之有许多日本士兵倒是不愿意而被强迫干的。这个“杰作”的名字，就是每一提到都令人热血上涌的所谓“三光政策”。在“扫荡”中，凡敌人兵行所遇，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许多多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杀人之惨，较之吃人生番的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平白无辜的老百姓都被杀掉。八路军士兵或抗日干部被俘获了只有死路一条，有用以训练新兵射击或刺杀作活靶的，有用以训练军犬作猎物的，有被活埋的。杀人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滚水剥皮的，有挖眼睛的，有抽舌头的，有摘心肝的，有“五牛分尸的”，有将人挂在树枝上割为两半的。小孩子也被杀掉，并有剖开孕妇之腹以取出胎儿杀戮的。对于妇女的侮辱，更为古今中外所仅有，强奸之后，有割其阴户钉在树上的，甚至强迫父淫其女、子淫其母，以为作乐取笑，颠乱我中华民族的人伦和道德。虽疯狂的野兽，也赶不上日本军阀的残暴。敌人梦想其残暴兽行，可收震慑人心、动摇我军民抗战意志的“功效”，但结果适得其反，我全体军民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是更加深重，抗战意志是更加坚定，坚信只有消灭日本法西斯才能获得解放。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我们希望在打败日本以后，能把在华北作恶的那些日本法西斯刽子手交给华北人民来公审制裁。

　　二、友军情形：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友军遍布于晋、冀、鲁、豫各省，号称八十万大军，实际上约有四十八万至五十万人。计中条山周围有曾万钟、刘茂恩、李家钰[56]等集团军约二十五万人，晋冀豫交界地区有庞炳勋、孙殿英[57]集团军及地方纵队约八万人，山东于学忠、沈鸿烈[58]、秦启荣部及地方保安队约十五万人，此外还有阎锡山部队之一部。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这个数目不能算小，但他们采取的方针仍是：“反共第一”。他们认为敌人“不足虑”，在剿共中容易与敌订无言协定（反共将军李仙洲[59]语），因而对敌人则一味观战，被动招架与应付，求得“和平共居”。更有暗地与敌人谈判投降条件者，信使往返于平津、太原、新乡，大摇大摆，毫不以为可耻。而对八路军与抗日人民，他们则视之若眼中钉，所谓中条山抗日基地实际上主要还是反共基地。庞炳勋窥我太行，阎锡山于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复派四十三军与六十一军袭我太岳，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之率部奉命入鲁也是为了反共。

　　敌人抓紧友军之“反共第一”的特点，采取诱降与威逼相辅而行的方针，“和平”谈判不成，即继之以军事压力。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60]，友军既以“反共”为事，对敌人作战就毫无准备，致使不到三日敌人尽占温、孟、济源、平陆、垣曲等县，全军溃散，被俘达十万之众，有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以及第三、九、十七、八十、九十三、九十八军之各一部投敌，为数约二万二千人。与此同时，日阎谈判失败[61]，敌人进攻晋西南地区，晋军骑兵第一军被击溃，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团被消灭，骑一师师长赵瑞、骑二师团长杨诚[62]各率一部投敌。一九四二年六月，敌在“扫荡”太行我军之余，进攻陵川、林县，新五军暂三师的两个团溃灭，第二十七军四十五师溃不成军，预八师在当时仅得保存两千人，新五军暂三师师长刘月庭率部三千人投降敌人。接着敌人又“扫荡”山东，东北军大受损失，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三个团（约五千人）投敌。这就是友军在这时期内的表现。

　　此外，这一时期内华北友军投敌者逐渐增加，其较大者有：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率部六千人投敌，山东警备处长孙玉田[63]率部三个团投敌，山东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率部八千人投敌，暂编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率部四千人投敌，山东警备第三旅旅长齐子修[64]率部八千人投敌，新五军四师团长王天祥率部一团投敌。此外，较小的在冀鲁方面尚有杜心齐、吴恩胜、周长富、刘经川、高玉林、曹振东、苗春庭、董砚朴、成建基、董鸿儒、徐斌彝、杜孝先、莫正民、高玉朴、蔡吾康、李岐山等多人率领地方武装投敌，给敌人大大扩张了实力，且其中不少为保安队、地方武装等，对地方情形熟悉，为害不小。所有这些人的投敌叛变，国民党当局从无有一纸明令讨伐或通缉，而这时却正是国民党当局高唱“军令军纪”唱得最响的时候，所谓“军令军纪”为何也就不难了解了。

　　三、我方情形：

　　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我也支付了相当的代价。百团大战时，我军使用兵力的总数为四十万人，而一九四一年曾一度略有减少。同时，由于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下采取了一套新的特别野蛮和狠毒的进攻办法，而我们在初时还缺乏充分的研究，缺乏一整套针锋相对的方策，因而也曾吃了一些亏。至一九四二年春，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了三分之一，冀中、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变成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处于非常严重的局面，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与锻炼，我们便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寻到了制胜敌人的办法，证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我们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深入到敌人心脏里活动，打击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使敌人“变华北为兵站基地”的企图归于破产。如果详细说来，则可分别为在根据地、在游击区、在敌占区的三整套办法如下：

　　甲、在根据地：

　　我们首先努力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为只有根据地建设得好，抗日的力量增强，才能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

　　在建设根据地上，我们做的工作是：政治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实施三三制（即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的民主政治。经济政策上，厉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提倡生产，发展经济，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给，冲破敌人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文化工作方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增设国民小学和中学，加强冬学等社会教育活动；帮助报纸书刊的出版发行，提高人民民族民主思想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军事工作方面，加强军区建设，培养地方武装和民兵，将正规军分遣于各分区并抽调部分军队干部和武装分配给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以帮助他们发展和训练，提高其战斗力，建设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一九四一年我正规军数量虽有减少（但质量提高了），而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又是兵又是民的民兵，差不多都较前发展了一倍。

　　在反“扫荡”作战方面：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人扭打，在敌进犯时，不断的袭扰敌人、截击敌人、围困敌人。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主动的制造敌人的混乱和恐慌，然后灵活的集结部分主力坚决消灭敌之一部，迫使敌人撤退，粉碎敌人的“扫荡”。这就是依靠地方武装与民兵有力的坚持我腹地游击战争，使二者作为主力的有力配合的战法。此时期中之后期，许多次敌人的大“扫荡”都是在这种战法下被粉碎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以六万兵力“扫荡”我晋察冀北岳区，敌人事先有周密的计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北五百里长的封锁线，然后反复合击我腹地，以寻求我主力决战；我即在腹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同时以有力部队出击平汉线，敌虽坚持了三个月的“扫荡”，但终于支持不住，鼠窜而逃，沿途又遭受我严重打击。又如，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以五万兵力发动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采取“拉网捕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主力，但在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下，其目的终归落空。唐河两岸地区虽为敌一时所控制，但不久在游击战争火焰的燃烧下，又把敌人在大“扫荡”中所获得的些微成果夺取回来了。再如，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伪以八万兵力对我太行山区实施“铁壁合围”，起初凶猛无比，但当我游击战争展开时，便疲于奔命，终于在我军不断袭击下被迫撤退。

　　乙、在游击区：

　　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斗争。我们采取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结合，实行“正面坚持和敌后配合”。在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咀。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使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比如争夺冀中北堠村，敌人便死伤了七百多。在敌后我又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敌热情，推翻伪政权，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结主力，乘敌之隙，坚决拔除深入我内地的敌据点，或袭占敌纵深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采用了如此种种对付的办法，至一九四二年秋，敌人的“蚕食”政策即归于失败了。

　　丙、在敌占区（或敌后之敌后）：

　　以反“清乡”斗争为主，我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越过敌正面的封锁沟墙、据点、公路，潜入于敌人的格子网内（囚笼里面），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与群众共商对敌斗争的办法，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也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其成员包括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和模范战士、政府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敌工干部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友等，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觉悟也较高。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作政治活动，分合自如，出入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老百姓却经常与之会面，同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动的、静的各种斗争，其活动的最高准则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一切为着人民利益、为着抗战利益。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比如寄慰问袋给日本士兵，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用电话通话，上夜课，占领敌人的会场宣传我军与盟国的胜利战绩，通过访问伪军家属进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等。总之，用各种方法，燃起日伪军的反战火焰。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及死心踏地、鱼肉人民的汉奸，使其不敢随便入乡勒索人民，减轻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同时对于可以争取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也设法加以争取，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放伪合作社和仓库，使敌失去统治、奴役和掠夺人民的爪牙。反对敌人的抓丁、抢粮，在敌人抓丁、抢粮时，予以袭击和截击，以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活动，处处要取得人民的掩护与配合，因而宣传与组织人民为其经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组织“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游击小组、“保家民团”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卫力量，以数村或数十村互通声气、齐心对敌。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了根，就可以创造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如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三者相结合的斗争，一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停止了敌人的前进，使其压缩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同时又在敌后之敌后解放出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使“治安区”永远不安，使其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泡影。敌人一九四二年曾拟在华北征粮二千万石，结果其所得当不超过十分之一。如在太谷县预定征粮六万石，结果连抢带买只得三千石，仅及预征额的二十分之一。在我政治攻势宣传下，日军士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们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死啦的！”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出现日军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这样士气的部队，即使有一两个师团调往太平洋作战，效能也要降低。抗战第四、第五两周年，我俘获伪军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九人，反正的有九千四百八十四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壮丁则更不计其数，无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65]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

　　这就是我们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战胜敌人的办法。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3-30 09: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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