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
2015-03-30 09:00:14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四个时期

　　抗战五周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情形，由于交通困难，有些报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理，因而只能较简略的谈一谈。

　　一、敌方情形：

　　这一时期，敌人经常保持十四个师团左右的兵力。敌人进攻中原时，曾从华北抽调了第三十七、一一〇师团和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第一一〇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已为敌新编师团所接替；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已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师团原在晋南之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所接替；第六十九师团原驻之临汾、汾阳地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和特务旅团接防；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砀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之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

　　在向我进攻的方针上，自“治强运动”破产后，敌于一九四三年三月提出了诱降之所谓“对华新政策”。这是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新发展，因敌占领南洋后，要利用汪逆的臭招牌接管敌后，所以企图以所谓“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来统治和进攻我国。同时，在华北敌占区，敌人还发动了所谓“新国民运动”作为“治强运动”的继续，不过其名词更较“温和”一些而已。

　　“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对付友党友军，并作为欺骗中国人民的幌子；而对于八路军的进攻和压迫，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疯狂和残暴。抗战第六、第七两周年，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千人以上的“扫荡”共一百七十七次，使用兵力为六十六万多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二十二次，使用兵力二十九万七千人。此时期内，“扫荡”的特点是以“铁壁合围”与“驻守清剿”相配合，更带有毁灭性与长期性。

　　在“对华新政策”的诱降下，华北友军大批叛变，敌人并以“青天白日”旗帜诱骗善良的农民参加伪军，伪军数量遂较激增，总数达四十七万。齐燮元的伪治安军，即由号称七个集团军扩大为十二个集团军。一九四三年冬，敌人更大肆整顿伪军，表面上由汪逆统一指挥（实际上绝不能达到统一的目的），将治安军、剿共军陆续改编为华北绥靖军，并另扩充伪中央军，逐渐向充实装备、严整编制的方面发展。

　　二、友军情形：

　　中条山战役以后，华北战场上友军的实力已大为弱削，剩下的只有在山西的晋军，在晋豫边的庞炳勋、孙殿英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在山东的李仙洲、吴化文[66]（于学忠在李仙洲入鲁时奉命离鲁），此外为一些地方性的武装，如山东的宁春霖、秦启荣和晋豫边的侯如墉等。

　　这些在华北战场上残余的友军，不但没有从中条山战役的失败中取得真正的经验教训，以求改弦更张，放弃“反共第一”政策；反而变本加厉，更为丧心病狂地与敌寇“联合反共”、采取“变奸伪区（反共将军们给我抗日根据地的称号）为敌区，再由敌区变为自卫区”的借刀杀人政策。这明明白白地是在为敌人效劳，是和敌人“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两相心照呼应。

　　但是，敌人并不完全满意于友军的如此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态度。所谓“对华新政策”中不仅有“拉”的手段，而且有“打”的手段。敌人见“拉”的手段已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已把许多友军“拉”为实际上的奴才，乃进而迫其“明朗化”。一九四三年敌人对友军连续进行军事上的压迫，于是有所谓“山东战役”与“昭和十八年夏的晋豫之战”。友军精神上早已投降敌人，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招架不住敌人的压力，乃纷纷公开投敌或公开与敌相勾结。除李仙洲部有一部退过黄河外，其他如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预八师师长陈孝强、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冀察游击四纵队侯如墉、山东游击三纵队秦启荣、山东游击四纵队王尚志、河南九纵队李旭东等，都纷纷在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令下率部投敌，或者说奉“令”投敌，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将级军官卖国投敌，而国民党当局连一纸通缉令也没有的原委。自中条山战役以来，友军正规部队投入“汪逆之伪和平阵营”的前后约有十五万人，许多部队在投敌以后番号不变、防地依旧，完全证明了是久已暗中通敌；而我英美盟国援助我国的武装弹药，不但早已不曾用之以打击敌人，而且整整齐齐的公开的奉献敌人，实堪痛心。今天，这些伪军大多环伺我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充当日寇向我“扫荡”之鹰犬走卒，其行为特别残暴和无耻，为我抗战军民之死敌。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一意孤行的反共反民主政策的恶果。

　　现在华北战场上仅存的友军，只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张里元（新三十六师）、赵保原（暂十二师），都是不择手段谋求自己的存在。阎锡山部号称二十五个师，实际每师平均只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人，大部都背靠后方与日寇“和平共居”。只有一个六十一军，为进攻八路军与决死队，于去冬与日寇订立协定，在日寇掩护下由晋西南进入晋东南，形式上好像是在敌后，实际上跟敌人是一家人了。

　　三、我军情形：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奠定了这一时期胜利开展的基础。我们继续坚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更努力于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对华新政策”，揭穿其各种各样的欺骗，宣扬美国在太平洋上反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以振奋人心，更进一步动摇日伪军，并不断的主动出击敌人，打击作为敌人爪牙的伪军、伪组织。

　　反“扫荡”作战方面：山东清河区曾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与十一月两次粉碎敌二万人的大“扫荡”。晋冀豫太行区于一九四一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先后在四次反“扫荡”战中都取得胜利，特别是后一次反“扫荡”战，在主力与民兵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下，依靠着出敌不意的袭击和广泛开展的地雷战，显示了我军民作战的很大威力；辽县、武乡境内，凡与敌人接战村庄的民兵，平均每村打死十三个日本兵，每五颗子弹打死一个日本兵；警卫团第五连与民兵相结合，百余人打死了一百二十三个敌人，自己仅有数人伤亡。晋察冀北岳区于去年九月到十二月胜利地粉碎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万五千敌人的大“扫荡”，由于在这次“扫荡”中，敌人不仅想打击我主力部队，而且要破坏我秋收及囤粮计划，企图在经济上予我以摧毁，因而我们反“扫荡”作战的组织也十分复杂，一面要艰苦作战，一面要争取每一分钟时间从事生产，最后终将敌人驱走，完成了秋收和囤粮计划。冀东区曾于去年十月和今年二月至四月击破敌人的两次大合击，第一次在山海关附近，第二次在锦热路上。

　　各地我军主动出击和组织远征方面：晋冀豫的太岳区在中条山友军退出后即遣军南下，又从敌人手中重新解放了中条山，今年四月复攻克沁水等县，前后解放国土一万六千平方公里，我军先头已活动到黄河沿岸；太行区于今春收复林县、榆社；在冀鲁豫平原，自德石路以南至陇海路，我军克复了清丰、内黄、朝城、城武、莘县、菏泽等县，并由武工队开拓了数十块隐蔽的小游击根据地，共解放人口千万。晋察冀的北岳区，去年一年中消灭了敌人五百八十一个据点，恢复和开辟了三千个村庄；冀中，我军克任丘、肃宁、高阳等十余县城，敌人据点在一九四二年为一千三百四十三个，至今被我消灭得只剩下四百九十五个了；冀察热我军北出长城口外，东向辽宁之锦州和热河[67]之凌源、承德，新开辟了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此外，晋绥边区和山东我军的活动均有发展，山东方面已扩张至海岸线。

　　讨逆战争方面：去年八月，太行我军出动讨伐伪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毙俘伪军六千人，伪暂编第七军军长刘月庭为我击伤。十一月，鲁南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刘桂堂部，将其全部消灭，滋扰华北六七省、为匪数十年之刘桂堂也为我击毙。同时，鲁西我军讨伐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孙逆总部直属队被消灭，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人就擒。又滨海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三十六师七十一旅，攻克赣榆县城，活捉伪旅长李亚藩等一千二百人，使之全军覆灭。鲁中我军于去年冬至今年春，曾发动三次讨伐伪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部的战斗，将吴逆总部各处和伪四十六、四十八师两个师部，以及其部下十三个团消灭殆尽。这些战斗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羽翼，破坏了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某些收获，也使其始终无法由华北战场抽调大批兵力出去，其意义是很大的。

　　经过以上的许多战役，华北解放区的面积大为扩张，人口新增加了二千万，因而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军在华北敌后渡过严重困难后再次开拓和发展的时期。

　　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三十二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伪军三十余万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二十二个师团。

　　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七万四千零六十次，平均每天与敌作战二十九次；共毙伤敌军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伪军二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二人，俘日军二千四百零七人、伪军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六人，争取日军投诚者一百一十五人、伪军反正者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一人，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十八万九千零二十八支、轻重机枪三千一百二十挺、各种口径炮四百八十九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胜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七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八万六千五百九十三人，阵亡十万零三千一百八十六人，敌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与一。

　　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上划分为五个大的军区，既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与山东军区。我根据地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宽二千二百里；北自热河之宁城、察哈尔[68]之多伦和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线，长一千八百里；跨越华北之晋、冀、察、鲁、绥、热、辽七省。抗日民主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达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一千六百多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一百五十八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强，民兵尚可大量发展，可能发展为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它是今天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助手，也是我们将来进行反攻的强大后备力量。经验证明，农业社会动员兵力可以达全人口百分之三，将来反攻时，我们可以动员一百五十万兵力。人力方面我们是不困难的，食粮也可自给，再配合以强大的民兵作后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里，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级政府和官员均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参议会和政府中，有各党、各派、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共产党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一，被选得多了就自动退出。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而且较战前还好。比如根据晋察冀北岳区的三十五个村庄的调查，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雇农上升为贫农的占百分之二十八至百分之二十七、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八，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五十七，中农经济的比重急剧增加。文化教育事业也在突飞猛进之中。虽然七年来受到敌人许多严重的摧残，但因我们在战争中始终注意建设、积蓄民力、培养兵力，而且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中，依靠着丰富的地下蕴藏和资源，一定可以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华北成为民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敌人七年来对华北我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办法，五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进合击”转变到“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我们并不否认，日寇辛苦经营华北七年，是有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不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制。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的，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胜利地坚持下去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首先看看敌人。日寇是一个强大而又野蛮的法西斯帝国，在军事上是占优势的，比如技术比较发达，装备精良，而常备役的军队久经锻炼、黩武主义的“武士道”的毒中得很深，并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占领了华北所有的铁道和重要城市，无论在作战和统治上都增加许多便利，因而它在七年的作战中有了某些微弱的收获。但它有一个根本弱点，就是在群众游击战争中深感兵力不足，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集中兵力对某一个区域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则其对另一个区域的控制就会削弱。敌人曾以各种办法消灭这个弱点，如繁殖伪军、培养爪牙、作战指导上的“分散配置，联合扫荡”等；但伪军不可靠，易为我军争取与瓦解，反而常常要用日本兵加以监视；“分散配置”的结果，使敌守备更为薄弱，处处露出破绽。而且由于战争的持久，敌军本身的政治素质也日见降低、士气消沉、军纪败坏，战斗力亦不如前。在政治上，日寇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不仅和我中国人民站在对立地位，而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维持正义的各民族相对立，对于日本国内劳动人民来说，这个战争也是有害无益的。敌寇在华北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激起我全民的义愤和反抗，这种反抗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之下，就特别有力。敌人的一行一动，都遭到我人民明的、暗的反抗和破坏，真正是防不胜防。敌人收买和利用汉奸，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恩威兼施”的办法，但汉奸究竟只有极少数民族败类去充当，小恩小惠的欺骗笼络终掩盖不住其残暴掠夺的本质，至于强力压迫的结果，则是压迫愈烈、反抗愈大，日本法西斯是无法弥补这个政治上的基本弱点的。

　　我们的友军呢？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但装备、弹药比起八路军来，条件要好得多。有一个时期，友军在华北的数量要比敌人多，装备也差得不很远，而且有后方的接济；在政治上，按道理说来也应该是属于优势，但可惜的是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都没有很好的加以利用。相反的，他们执行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假抗战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心猿意马动摇不定，时时求与敌人“和平共居”。驻防前线，不但不知体恤民困、发动民众、取得人民帮助，反而勒索无厌、发国难财、随便吊打杀害人民，有些地方老百姓称他们为“小日本”、“二鬼子”；兵员的补充，不用政治动员，反用抓了捆绑的办法，部队的内部进行的是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教育，讳言抗战，长官们与敌人信使往返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士气消沉、兵无斗志；部队与部队间待遇不平等，相互不团结，嫡系歧视非嫡系，步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作战时互相推诿、互不救援，当局甚至故意采取离间政策，扬甲抑乙，或抑甲扬乙，唆使互相磨擦，以便驾驭；战略战术公式呆板，缺乏主动性和机动性，平素又毫无准备，敌来只有挨打，且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更加上当局对抗日有功者，不独无赏，反而加之以罪；对通敌叛国者，不惟无罚，反而互通声气，保持联络；以上这些，致使友军一遇敌人，上有叛心，下无斗志，只有溃散或投降两条道路。这就是友军不能在华北敌后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也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特点，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当敌人“扫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起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出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能屹然独存于敌后并制胜敌人的秘诀。

　　最近，我们获得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于去年八月一日所刊载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称我军“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又有《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有《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其中对我军有如下的描述：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枪，使用绳子把它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间，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的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的。”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拚杀。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怖的。我们相信，如果有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当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他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都将无法控制，更多的敌人将被我们控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最终将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战力量，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

　　我把华北七年抗战的真实情形，向我们反法西斯的美国盟友介绍，就此结束。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3-30 09: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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