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失控中国
2015-05-07 10:36:15  来源：财经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导语：1942年，河南大旱，转眼下一年，紧接着又是一场特大的蝗灾，连番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一场几乎遍及整个河南的大饥荒。饥饿如魔咒一般降临到3000万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万人的生命，迫使300万人流落他乡。

　　一场灾荒和蒋政权的崩溃

　　这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

　　1942年，河南大旱，转眼下一年，紧接着又是一场特大的蝗灾，连番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一场几乎遍及整个河南的大饥荒。饥饿如魔咒一般降临到3000万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万人的生命，迫使300万人流落他乡。

　　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或数十口成群结队，或一家人扶老携幼，纷纷走出他们的村庄，走出他们或许从未离开过的县境，然后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而又素不相识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觉地，他们将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铁路上：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关外者有之；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

　　就在这300万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之时，这个国家的行政长官们却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当外族入侵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时，统治者眼中几个农民的死亡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然而，就在那无关紧要的地方却伏笔着一些生死攸关的信息，在那场灾荒面前，国民党政权的运作已是那么失败：军政不合、组织涣散、信息不畅、行事拖沓、官员腐败……在中原到处弥漫的混乱、无序、无政府状态，无不预示着这个政权已经走在失控的边沿。可惜，蒋介石直到7年之后败走台湾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早在1942年就已发出的警示。

　　1992年，当一位朋友向作家刘震云提起50年前发生在其故乡河南的这场灾荒时，刘震云惊愕地发现，作为一个灾民的后代，他对那场酿成了300万人死亡的悲剧竟一无所知。怀着极大的好奇，刘震云开始了《温故1942》的创作，然而，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当他回到家乡去调查这些往事的时候，那些饥荒亲历者及他们的后代竟然也不知道。

　　于是，他开始通过在家乡的调查走访、在图书馆的查阅资料，以一个作家的方式，稍许弥补着历史学者们的失职，一场已是鲜为人知的灾难被一点点地发掘出来。

　　多年以后，这个故事被导演冯小刚看中，他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在电影《温故1942》拍摄完成之后，冯小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他觉得，"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一场灾难和一个民族的失忆，开始在点点滴滴的拯救中慢慢复活。

失措：逃离灾荒生死线

文/刘永峰

　　就这样，上百万的河南灾民，为了寻找生的希望，重新由洛阳出发，他们西出潼关，远走西安、宝鸡，甚至更远。在这次迁徙中，大量的河南人从此客居他乡，有的则永远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1941年夏天，洛阳城内，四处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情绪。

　　那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黄河北岸所有重要的渡口，他们的前哨部队随时即可兵临城下，在洛阳的街头已能清晰地听到日军的炮声。尤其，当中条山失守，日军腾出了更多的飞机来空袭这座城市的时候，人们感到，灾难已经越来越近了。

　　当时，一名叫格兰姆·贝克的美国画家，刚好来到这座城市，他看到，“那些轰炸机整天在上空盘旋、俯冲、活像一群马蜂在折腾一只鼹鼠”“这城市就像个把木板拿开而现出原形的蚂蚁窝，人们在连滚带爬地乱跑”。

　　在尘土飞扬中，在越来越高的警报器的调门所制造的恐惧之中，到处都是惊慌失措出城逃难的人们。傍晚，当敌机远去的时候，“朝西去的大路上就充满了从洛阳出来的缓慢蠕动着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车、人力车、排子车、汽车。……人们的叫骂呼喊传到远处的田地里，混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低沉的音响，像只受伤了的野兽把血淌进一条长河时的沉吟。”（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

　　然而，当洛阳城内正笼罩在战争的恐惧和威胁下时，格兰姆·贝克在周边的农村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农民们在静静的田野中安详地干活，“当成千上万精神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像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

　　一天，格兰姆·贝克经过一个在地边打歇的农民，他正在注视着那支长长的城里人逃难的队伍。当格兰姆·贝克走近时，这个农民做了个姿势，指着难民笑道：“他们没有办法！”然后，他用手指着自己和身后的村庄，骄傲地说：“我们有办法！”

　　尽管对日军的入侵并不感到害怕，但是那时，洛阳的农民们也有他们所担心的事情。

　　失序的农村

　　1941年，当城里人时时抬头看天，害怕敌机来袭的时候，洛阳乡下的人们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

　　那时，每天都有乡下的小脚老太太，穿着专为赶集的好衣服，跑不了路的小脚穿着红色的绣花鞋，进城去庙里烧香，祈求菩萨神仙们保佑给个好天气，有的不远数十里乘长途汽车而来，因不堪颠簸之苦而病倒。即便空袭期间，她们依然坚持进城，就像乡里人不为城市遭受轰炸而担心一样，那些懒洋洋地靠在防空壕边的城里人，见有农村来的小脚老太太扭过，也会嘻嘻哈哈地讥笑她们。

　　那个夏天，格兰姆·贝克看到的洛阳，也是一个正被干旱威胁的地方，“为旱灾所苦的田野，在万绿丛中显出一道道金色黄土的裂痕”“天空晴朗得毫无雨意”。从前一年开始，洛阳地区的降水量就明显少于常年，到了1941年，人们苦苦等待的降雨也始终未至，旱情依旧在蔓延。

　　其实，又何止洛阳，一场大灾的端倪已在整个河南平原显露出来。那一年，几乎全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农作物严重歉收。到了1942年，情况更糟。陇海铁路沿线，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中部各县也苦旱无雨，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地区原本丰收可望，但不意行将麦收的时候，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紧接着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子满地生芽，收成不过三四成而已，秋种之后，一连三月，滴雨未见，秋收更属绝望。

　　那时，已有1/3土地被日军占领的河南，仍然是国民党手上最丰产的省份，国民政府从那里征购粮食供应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需求，这样的负担，令河南的农民在往年储藏下的粮食早早告罄。他们已在典当冬衣以及本就少得可怜的财产，砍伐庭院中的树木，以便筹资买粮来应对政府的横征暴敛。

　　更为不幸的，到了1943年，仍然是蝗虫、大水继续肆虐。在自然界连年的暴戾之后，那块曾布满村庄与良田，耕种小麦、玉米、谷子、大豆与棉花，养育着3000万生灵的广阔土地，已变成一个满目萧瑟、赤地千里的世界。

　　于是，与日军的入侵相比，农民眼前更为可怕的一场灾难--饥荒，已经降临河南。“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都有饿得皮包骨头的人，提着篮子，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李蕤《豫灾剪影》）当野菜、树皮、草根等也被吃光的时候，原本镇静的乡村和蔼温顺的农民们开始骚动起来。

　　本来传统的村庄，即使大多数人都未受过教育，但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使得融入其间的个体将稳定的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然而，那时的河南农村，正如一位记者所见，满眼都是毫无秩序的状态，被饥饿驱使的人们，仿佛又回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世界”。

　　集市上，到处出现了抢食的现象。当有人买了油条、大饼、馒头一类吃的东西后，饥民乘其不备，突然抢下填到嘴里吃着跑开，在将被追到时，就把鼻涕、唾沫弄在食物上，弃置地上，买主往往在对其一顿痛打之后，也便放弃了那被弄得肮脏不堪的食物。有的村庄，饥饿的农民们，聚众强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们能够带得动的任何东西，冲入麦田抢走田间的谷物。杀人越货的事件增加了，暴力的攻袭和劫掠，在乡间好像传染病一样蔓延。

　　严酷的现实，摧毁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郑州，一对疯狂了的夫妇，为了在他们离家去找食物时，孩子们不会成为他们的累赘，就把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在心智慌乱之中，有一对父母，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只是因为不愿听到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一无所有的父母，为了换一口活命的粮食，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孩子，女孩子们也会被外地来的妓院老板以极低的代价带走。更有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然后自杀。曾经温情脉脉的乡村中，维系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礼仪、亲情与怜悯统统都荡然无存。

　　在这样一个人间，人们该如何应对那无尽的苦难？

　　无奈的逃难

　　在传统的中国，应对自然灾害，强大的集权政府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当1940年代，河南的灾荒已成事实时，国民政府或耽于抗战，或碍于国际形象，却迟迟不见任何及时有效的行动，广大的灾区简直就是无政府的状态。于是，当遍地绝望的时候，茫然无助的灾民，只有向着更远的有粮食的地方逃难。

　　1943年春，修武县境内，能吃的东西全都吃了，人们还是填不饱饥肠辘辘的肚子。西村乡当阳峪村是个1500人的村子，1942至1943两年多的时间内便有1000多人相继死去，大道旁、草屋内，饿殍遍野，饥尸纵横。死亡的威胁下，大量的村民流落他乡。农民韩黑旦，先是让年仅11岁的长子随人逃荒出走，随后他也携带妻子和4岁的幼子去山西逃难，仅走到30里外的双庙乡境内，幼子就已饿死途中。

　　而与此同时，在十几里外的杨楼村，杨秀山一家已到了随时都会被饿死的地步，他们也决定要外出逃荒。因本家有个姐姐出嫁在徐州东边的海州，听说那边生活好，便决定投奔，以图有个照应。那时往徐州去，必须由开封搭火车，于是，一家5口人一边讨饭一边赶路，去往开封。一路上不时见到饿死在路边的尸体，有的衣裳也被脱去。在开封车站，到处都是往东逃荒的灾民，火车是露天货皮车，人们拼命地往上挤，有的踩着别人的头向上爬，不时听到阵阵惨叫声。火车开动后，有的家庭，有人上车了，有人还未上去，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无论谁听了都会掉泪。而在车站周围，一些被挤散走失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有的守在原地不敢离开，最后就饿死在那里。

　　也是在那时，博爱县的寨豁山区，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户已断炊，无可奈何，就挖野菜、捋树叶、刨草根、剥树皮，维持度日。很快，树叶被捋光了，草根刨净了，嫩绿的小树被剥得白白的，但饥荒仍在加重，于是，陆陆续续的，山区总共的2000多户人家中，有1600多户，开始逃难而去，他们沿途乞讨，远走他乡。

　　在孟县，那些年景，兵、旱、蝗、疫等灾害几乎一起袭来，其程度之深，时间之长，都是历史罕见，全县共死亡3万多人，至少10万余人外出逃命。那时，黄河北岸已被日军占领，南岸的渡口则被国民党军队常年关闭，一部分西逃的难民只有每逢清晨薄暮，用囊带、葫芦作为救生圈，泅过危险的激流，偷渡黄河，逃亡西安、宝鸡。还有一些逃荒者，则徒步跑到沁阳，挤上道（口）清（化）铁路的闷子车，辗转逃到豫东、苏北、皖北一带贩卖估衣、首饰等，有不少妇女儿童被带到那里后则被卖给富家当起了杂工、小妾和童养媳。

　　河南省的西南数县，是那场灾难影响较小的区域，田野里，秋禾一片青葱，蓬蓬勃勃，生机盎然。然而，从舞阳往西，在许（昌）南（阳）公路上，却又有着另一种惨相：一辆辆推车，推着灾区出来的妇女，有的在啜泣，有的带着泪痕，有的躺在车子上用手蒙着脸……这些大都是来自许昌、临颍一带的妇女，是被“人客”贩卖到南阳、镇平、内乡一带去“逃活命”的。

　　那时，在几乎遍及全省的灾区内，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县城，每一座车站，每一条公路都在经历着相似的故事与苦难。

　　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或数十口成群结队，或一家人扶老携幼，纷纷走出他们的村庄，走出他们或许从未离开过的县境，然后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而又素不相识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最终，在饥饿的河南，聚集成一个300万人的难民潮。

　　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觉的，他们将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铁路上：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关外者有之；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

　　拥挤的洛阳

　　1941年夏天，在度过了一段频繁的空袭之后，洛阳城内出现了暂时安定的景象。

　　洛阳历为豫西重镇，又是各种物资集散地，抗战时期，洛阳的铁路、公路、河运依然通畅，成为河南交通的中心，客商云集，商业极盛一时，对日益兴隆的走私生意更是个大转运站和仓库。不仅如此，随着开封的沦陷，1939年底到1942年，河南省政府也迁居到洛阳，这里便成为当时河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一个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城中，汇聚了十几家报纸、通讯社，300余辆汽车，街上随处可见半西式的商店，城里的10万多居民干着各行各业的城市营生。

　　那时，正在洛阳的格兰姆·贝克，看到这座临近前线的城市没有成为一座死城，反而“显得蛮兴旺”，近郊铁路、机关区、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飞机场、发电厂等等都在运转和活动，这幅景象使他感到“吃惊而又高兴”。

　　对于偶然的空袭，人们已可以镇静地对待，城中的娱乐场所也很快恢复了活力。电影院中放映着战前的影片或是美国的那些刺激性的影片，另有三四家戏院在在上演中国传统戏。城角出现了草棚茶馆，来自各地的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格兰姆·贝克说："在花钱才能买到的乐趣之外，生活在洛阳，也像在国民党的其他大城市一样，还有一些可以自由享受的惬意的事儿。"

　　然而，也就在这时，一个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开始光顾到这座城市。与洛阳那段惬意的时光同时并存的，是更多人生死挣扎的故事和刻骨铭心的苦难。

　　那时，家住洛阳北大街的周得京，正是十一二岁的年纪，还在上小学。他记得突然有大量的外地人源源不断地涌进洛阳，使得洛阳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从邙山到龙门，山沟里、窑洞里到处都住满了人，有时两三家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里。街上、车站的广场上，出现了许多背后插着一根干草的孩子。

　　当时在河南印书局工作的李蕤，看到的几乎是同样的景象：“谁家只要一开大门，立即便会灌进去一群鸠形鹄面的人，家家户户一般终天关着门不敢开，感觉到灾民简直要挤破城市。”

　　人们已经无法知道，那些年有多少人逃荒来到洛阳，他们是否活了下来，后来又去了哪里？同样人们更无法知道，又有多少想来洛阳逃难的人，未曾到达，就已永远地倒在了途中。

　　1943年夏天，在洛阳邮局当差的严定一，听说了他的家乡温县西郭村受灾的消息，全村500多口人，只有3家十几口人能勉强果腹。他的家中虽有十几亩地，但是没有一点收成，家人眼看就要饿死。严定一急忙托人往家中捎信，让父亲把地全部卖掉后，逃难来洛阳。他父亲费了好长时间，才将地卖掉，然后便与大姐一起往正南过黄河，准备经巩县来洛阳。

　　那时的黄河渡口上全是逃荒的人，他父亲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船，却不料河身当中有干滩，必须一河两渡，倒一次船才能到达对岸。当时正值阴历七月，饥热交加，他父亲在干滩上没来得及再上船，就已气绝身亡，饿死在黄河中。当大姐历尽周折到洛阳找到严定一后，他便立即赶去为父亲收尸，但那时已不知父亲尸首被河水冲到何处去了。

　　周得京至今依然记得，1942年春末夏初的时候，他早上上学，常会见到街上躺着饿死的灾民，一条大街上能见到三五具尸体。有时他看到灾民拄着杖在前面走着，可突然一停，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那时，周得京刚十多岁，见到死人便不由得害怕，就会赶紧走开，直到现在，当他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依然感到无比凄惨。

　　据周得京回忆，当涌入洛阳的灾民越来越多后，国民党当局为了不影响城中的秩序，便派警察和保长们到一些主要的街道负责管理，禁止成群的乞丐涌入市区，撵走卖儿鬻女的灾民，这样，来到洛阳的灾民便主要集中到离市区较远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南关，一般从东南方汝州登封一带逃难而来的灾民都会先来到这里。另外，1941年成立的洛阳难民收容所，就在南关贴廓巷，因而也吸引较多灾民向这里集中。

　　所谓收容，实则是集中登记后，遣送到陕西。那时陕西黄龙山一带，地广人稀，是主要的遣送之地。收容所的人向灾民动员说，那里到处是无人耕种的荒地，而且土地肥沃，每年只要将玉米种子点种山上，不需耕作即可收获。一开始，报名前往的灾民为数众多，后来渐渐有从黄龙山回来的，才知道那里瘟疫流行，无法防治，早期去的移民很多都全村病死，窑洞内土炕上白骨累累。

　　另一个灾民集中地，便是洛阳火车站。

　　洛阳车站

　　1942年，当河南的半壁河山都化作了遍地烽火和遍地饥馑的人间地狱时，只有从洛阳往西的一段铁路，还可以通向“西省”，通向“大后方”，于是，洛阳成了河南灾民向外逃荒的“大聚口”，“成千累完的灾民，便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汇聚，希冀冲出死亡圈，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李蕤《豫灾剪影》）

　　在灾民的心目中，陇海铁路，就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然而，实际的情况却远非这般美好，诸如混乱、沮丧、惶恐、无助等等，逃荒所应有的一切表情依然还在继续。

　　那时，逃难的人群挤满了车站周围的地方，甚至在铁道的两沿，几尺高的土堆上，到处都挖有比野兽的洞穴还低小的黝黑的"家屋"，有的便用树枝和泥浆圈一个圈子，一家人挤在里面。

　　国民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都开设免费的火车来转运难民。难民到洛阳后，在车站设立的“难民登记站”办理移民过路登记事宜后，便可领到盖了赈济委员会图章的白布条，凭借布条进站上车。然而，对大多数并不识字的农民而言，“难民登记”布告上麻烦的登记手续，却令他们望而却步。况且，“难民登记站”始终没有人告诉过难民搭哪次车，他们都是偷偷地钻进月台，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几木棍或巴掌，就苦着脸退出来。

　　开车之前，“人们像垛劈柴一般地把难民装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再动弹。”与此同时，一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肩并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小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头的孩子。这些拼命挤上车顶的难民往往冒着极大的危险，在寒冷的夜风中，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住边沿而从车顶坠落的事情经常可见。

　　即便火车如此拥挤不堪，24小时能输送的难民也只有1500人左右，只能将饥民中的很小一部分运往他们所向往的“西省”，而大部分上不去车的饥民只得步行挑着担子，或推着独轮车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1942年秋天，每天从洛阳沿陇海铁路西逃的人数在4000-5000之间，而到了1943年春，这一数字增长到了1万人。

　　白修德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整天里，我们沿着铁路的轨道，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举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尽管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

　　就这样，上百万的河南灾民，为了寻找生的希望，重新由洛阳出发，他们西出潼关，远走西安、宝鸡，甚至更远。在这次迁徙中，大量的河南人从此客居他乡，有的则永远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失灵：一场官僚体系下的灾荒

文/凡歌

　　在1942年的河南救灾问题上，国民政府并非无所作为，但其结果却几乎是完全失败的：军政不合、组织涣散、信息不畅、行事拖沓、官员腐败……当一场天灾演变成人祸的时候，这个政权即将崩溃的征兆清晰可见。

　　中国的问题究竟是怎样永无止息？中国历史又究竟如何在循环不休的战乱、水灾和饥荒中反复痛苦地重现？

　　在刊发白修德从河南洛阳发回的现场报道时，《时代》杂志的追问意味深长。

　　这个提问颇适合由白修德在哈佛大学的老师费正清来回答，他后来以研究中国问题闻名西方世界，并且不断尝试回答这一问题。35岁的费正清，在1942年恰好再度来到重庆，在与国共两党高层的接触与交流中，在与西南联大的朋友们聊天中，他在历史现场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费正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他补充说：“国民党是逐步走向没落的，我的上述结论也是逐步形成的。”

　　回到1942年的现场，在那场导致30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300万人死于非命的灾荒中，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已为后来的政权崩溃埋下了伏笔。

　　预警

　　时至1942年7月，来自不同管道的消息，通过电文、私人信函、媒体报道将河南灾荒严重的情形，不断传递到战时国民政府高层官员们的耳中。

　　1942年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接到了驻洛阳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的电报，报称：“河南素称农产丰稔之区，乃今岁入春以还，雨水失调，春麦收成仅二三成，人民已成灾黎之象。近复旱魈为虐，数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树木亦多凋残，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县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

　　何应钦将这封电报中的内容转给了全国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许世英。

　　两天之后，创刊不久的南阳《前锋报》，针对河南各县均已成灾之现实，以社评的方式呼吁政府“灾象已成，迅谋救济”。报纸评论相当尖锐地指出，“如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负责当局其速图之！”

　　8月14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亦致电中央赈委会孔祥熙委员长，许世英代委员长称：“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街（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以致鄢凌（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鹿邑、杞县、宁陵、商人（水）、项城、沈邱、太和、临泉等县先后呈报发现蔽薪盖野，禾稼被食殆尽。……迄今各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

　　豫籍国民政府参议员郭仲隗则收集了灾民所食雁粪、榆树皮、观音土等，在10月30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众展示，并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大声疾呼政府救济灾民。同时，他还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呼吁、敦促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赈济灾情。

　　党、政、军、民各路人马沿着政府有效的沟通渠道，将河南重灾的消息传递到决策中枢。

　　失真

　　在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的快速发展期中，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积累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应急救灾体系。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翌年，西北的大旱曾令当时的国民政府手足无措。之后国民政府在1930年10月公布了《救灾准备金法》，规定国民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1%为中央救灾准备金，省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2%为省救灾准备金。

　　1931年，江淮流域暴发百年不遇大水灾，灾情遍及23省。南京国民政府乃改变以往救灾政策，以中央政权为中心，制定计划，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将整个救灾过程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并设立专门的赈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赈济事务，其委员长一职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

　　江淮水灾的救援，被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格认为是“有效的大规模行动”。

　　从确立救灾制度，到全国动员，乃至赈灾方式的创新，国民政府在其后的数年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1942年的各种警报显示，对于刚刚遭受过水灾的河南来说，当年的旱灾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

　　但这一次，当足够多的灾难信息开始预警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曾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情，蒋听后要李赶快去见何应钦，但何的反应却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显然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和汇报，但他的反应更加出人意料。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回忆称，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蒋介石生气自有道理。此前的1941年，为了稳定战时经济，国民政府要求田赋征实，这一年河南在受水灾的情况下，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

　　1942年10月的参政会上，国统区21省中照核定数额完成征收者仅有11省，而仅有半壁江山的河南亦名列其中。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特此对河南粮政局进行了表扬。

　　这样一个征粮业绩如此优秀的省份，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灾区呢？

　　不惟蒋介石不信，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中，对河南灾荒的真实成分持怀疑者不在少数。

　　掩耳

　　“恰好这几天以来，天雨适时，各地农作物皆欣欣向荣，本年粮食产量必然特别增多，岁收丰稔，可以预卜，可谓得天助。”

　　1942年6月1日，西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粮政会议时，心情相当不错，除了“天助”，他在演讲中列出的有利因素还有“人助”——来自美国的5亿美金的援款。同一天，蒋介石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蒋介石认为，“天助和人助都有了，但还需要自助”。

　　“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到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亦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蒋介石对各地的粮政局长们说，“抗战已经五年，政府对于人民有余的粮食，仍旧没有废止市场交易，在合法范围内，仍许其自由买卖，而且关于征收征购的办法，还很虚心的向地方征求意见，现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

　　这真是过于直率的肺腑之言，翻译一下这位统帅的言下之意：考虑到在打仗，政府的粮食政策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老百姓不主动纳粮，那就是全社会的败类，应该马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各省的粮政局长们听明白了，他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灾荒中的河南开始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农民已经开始吃草根、树皮，却仍要面对新一轮的征购。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公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之后，杨一峰发现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竟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蒋介石并未注意到他的前线战场上正在发生的灾荒，或者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最关注的事情“一是征兵，二是征粮”。

　　河南处于中原主战场，驻扎着汤恩伯、蒋鼎文率领的40万军队。在这次粮政会议上，河南省官员和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将河南1942年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但会后徐湛大笔一挥，将250万石改为250万包，于是实际征收军粮数额变为335万石。

　　蒋介石并不相信河南官员的报告，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当年9月6日，在西安王典召开军政会议时，蒋介石更在演讲中痛斥各地军粮办事人员不努力。并当场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35%，兵役也占35%，其他占30%。军粮局以后不准向部队发给军粮券，必要交给实物，并且要如期如数交到兵站，不得借口粮食缺乏，来推诿责任。在蒋介石看来，“军队谎报欺蒙之习，现在到处难免，流弊所及，不仅骗上官，骗同事，骗部下，而且他还要骗自己。”

　　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政洲当时跟随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和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赴西安参会，一路上眼见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惜为时已晚，多属缓不济急。”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后来跟《大公报》总编王芸生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国民政府农林部、粮食增产委员会之后的统计显示，1942年河南的稻谷收成在四成上下，而实际收成仅有一成，这个数字则是河南当局虚报而至。

　　河南的确在瞒报，蒋介石猜对了开头，但却猜错了结果。

　　于是，在灾情快速蔓延的同时，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说，前一任务才是主要目的。他从洛阳出发，一路调查荥阳、郑县、新郑等六县征粮与灾情。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

　　张仲鲁更亲眼目睹方城城外的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成千上万的灾民开始逃离故土，远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得到不少传教士发来的消息，他在这一年10月26日发出的报道中称，“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他忘了加上第3个原因--"国民政府"，当灾难向着更为严峻的方向发展时，国民政府高层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策，更像是火上浇油。

　　用不了多久，白修德就会发现：这最后一根稻草是如何加上去的。

　　失灵

　　当灾荒已成现实。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做了些什么？

　　不能说高层官员们毫无作为，这部已经丧失弹力的官僚机构仍在循章运行。1942年10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终于决定“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豫，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目的是“藉凭振济”。

　　夏去秋来，从最初上报灾情，到中枢终于决定派员调查，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在此期间灾情陆续蔓延，河南92县陷入灾荒之中，对嗷嗷待哺的灾民来说，每一小时都是漫长的！

　　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称，两位大员在洛阳受到了隆重的招待。而张厉生的发言则让他们大失所望，后者宣称“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在又进行了两个月的视察后，亲见各地饿莩遍野，饥民成群的景象后，两张最终给蒋介石提交了一份缩小了情形的报告。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交省政府周转运用，购粮平粜。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南阳《前锋报》不无讽刺的评论说：“河南出的是粮，而得到是赈款，数目虽有两万万，粮食以十元一斤计，也只够买两千万斤。”

　　这称得上是创纪录的行政救灾速度--足足用了五个月时间，其间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启动的仍是局部救援及动员模式，并未如1931年江淮水灾一样，启动中央动员模式抗灾。蒋介石更多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战场的准备上，滇缅公路战事吃紧，美国援助仍在路上，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国际角色。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防备远在延安的中共。

　　省级层面的政府救灾行动，启动的相对要快一些。

　　在西安会议途中目睹灾情之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终于做了自己早应该做的事情。1942年9月，河南省成立救灾委员会，并分设县和乡镇救灾委员会。28日，李培基以《当前问题和今后的动向》为题对政府人员做讲话时指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政府制定了七项救灾方针。主要内容为：竭力减轻人民及地方之负担；政府颁布救灾的法令、计划与颁发；筹集经费和粮食；要求灾民麦收后仍然及时春耕。

　　同月，河南省委员会会议提出六项具体的救灾办法：其一，关于停办不生产事务：拟令各县就实地情形切实调查，详述事实，呈核办理；其二，关于筹集平粜基金；其三，关于筹购粮食及运输办法；其四，关于以富养贫办法；其五，关于灾户贷款办法；其六，关于牲畜喂养保存办法。

　　传统的救灾手段急赈、平粜，与现代的救灾方法工赈、农赈、卫生防疫同时启动。

　　但这些看起来可以迅速减轻灾难的办法，却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赈济工作的特点是愚蠢和没有效率。”《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次年春天前往河南，实地调查后得出如此结论，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党务机关的最下级的雇员，每天从税款之中抽取麦子约四磅。但当他回到重庆讲起这事时，政府却对此一口否认。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委员金汉鼎，受命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却看到了令他泪下的一幕：当时我正在临颍参加一个集会，县府传达临颍赈粮先配14万斤，从西安运到洛阳的运费合18万元，着速来借款领运，迟不领运者，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人民群众听到这些话，顿时人声鼎沸、怨气冲天，大家咬牙切齿愤恨异常地说：“未见粮先要钱，这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逼到死尽灭绝的地步吗？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要贪官们的粮。”

　　国民政府的救灾经历了由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灾民这样一个层级系统，再加上交通不便，官员腐败。最终层层盘剥，钱花了，灾却没救到。

　　河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余在泗后来对平粜进行总结称：“中央虽拨巨款举办平粜，唯组织庞大，手续繁杂，辗转迁延，不待平粜，人已饿死。”

　　当白修德1943年到达河南时，发现政府下拨的救灾款中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剩下的还在路上。而已到的钱也被留在银行里生利息，官员们忙着讨论作何用途。同时，政府的银行居然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他们只兑给83元零钞。

　　迟缓的救灾行动，令灾情进一步加重。

失控：一个政权的崩溃前兆

文/凡歌

　　当政府官僚化危机严重、社会系统持续崩溃、而社会动员的通道最后也被堵死的时候，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崩溃即将来临。

　　1943年2月2日，重庆《大公报》率先刊发的“豫灾实录”，终于给大后方的人们带来河南真实的报道，记者张高峰尖锐地指出：

　　“不是早就看到报纸上说，政府对河南今年从减征购吗？由五百万石减至三百八十万石，可是我们的几个勤务却整天要请假回家，说什么县政府向他家要人，因为粮缴不上的缘故。据说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麦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当行政官员们四平八稳地进行救灾的一系列程序时，灾情却在继续蔓延中。

　　贪腐盛行

　　是让军队挨饿还是让农民挨饿？白修德在一个军队的司令部里遇到了一群前来请愿的农村官吏。“他们县里共有15万人口，其中11万人根本没粮食吃。他们估计，每天正有700人被饿死，我问他们中的一位是否拥有土地？他说是的。问他有多少？回答说20亩。去年秋天收了多少粮？每亩15磅，他要交多少税？每亩13磅。”

　　谈话进行到这里，便被勃然大怒的司令官喝止，两份请愿书也被要求交了出来。

　　白修德明白，他问到的正是军队最为敏感的地方。老百姓连麦麸、红薯藤都吃不上，哪里有粮食？可是军方却不管这些，“抗战第一”的口号谁也不敢违抗。

　　按当时的军事划分，河南处于几个战区的交汇点，第一战区司令汤恩伯、第三战区蒋鼎文、第七战区李宗仁等是各战区的司令长官，各战区都要跟省粮政局要军粮。

　　汤恩伯于1942年秋，专门在洛阳宴请战区和河南省的军政要人。宴会上汤说，“今天我请客，是为了向卢局长要粮食”。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回到鲁山，急得生病，他向省政府提出并实行了按田亩征收军粮的办法，这实际上就是把交军粮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大户（地方乡绅）身上。但这一方案却引起了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联名控告卢郁文，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另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军洛阳，为了军粮，更将卢郁文和当时河南财政厅长扣押起来。杨一峰曾追问其原因，蒋鼎文回答说：“我只是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来。”

　　当地驻军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继续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河南紧临的陕西和山东都有足够的粮食，却没有被及时运往河南赈灾。最初的天灾，正在演变成一场人祸。

　　国民政府第一批赈灾款拨到时，已是1943年的春天，而经手运营的人则是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两年之后，这两位官员贪污、挪用救灾款的消息才被曝光出来。张仲鲁说，当时经过分发手续，到灾民手里时已经吃到新麦了。麦前麦后粮价相差甚大，灾民当然不愿要高价平粜粮。结果等于派了一次款。麦收前后粮价差额，全由灾民负担。

　　也就是说，这些赈灾粮到灾民手中，不仅不是救济，而是抢劫。

　　在最初的救灾过程中，官员们看起来颇有同舟共济、共赴难关的决心。河南省不仅规定公务员每人每日节余面粉二两，全月折缴小麦五斤，或纳代金五元，更颁布禁酒令，以节省粮食。而当1943年的除夕即将来临的时候，《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却发现：公务员节约的粮食，灾民未得到半两，庄严的命令没有收到半点效果，各县救灾会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

　　汝南粮管处，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将仓库存麦出卖牟利；三青团河南支部主任王汝泮伙同会计私吞200万救灾款回家买地；诸如此类的贪污腐败案在救灾过程中层出不穷。南阳《前锋报》忍不住痛斥：“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

　　迟缓的回应

　　党、政、军各个层级的官员们，都在按自己的潜规则行事。国民政府的崩溃事实上正是从这一年开始。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刊登，美国舆论一片哗然。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她竟然要求《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后者对她的这一要求置之不理。

　　满眼都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就是到处都没有秩序。

　　白修德经过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的统计，发现40个受灾最严重的县仍然有800万百姓活着，他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如果新粮到五六月份还不能接上，那么还将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

　　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被正义感和良心所折磨的白修德决心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

　　“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白修德后来回忆说，“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四处求见国民政府的高官。国防部长何应钦坦率地告诉他：要么是白修德在撒谎，要么是别人对白修德在撒谎。司法部长谢冠生则告诉他，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花了5天时间，白修德最终通过宋庆龄得以见到中国的最高统帅。

　　一张狗吃死尸的照片，最终令蒋介石行动起来。

　　1943年4月11日，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这位国民政府的掌舵者终于承认了河南灾荒存在的现实。他本应做更多事情来挽回一切，但这一天他暴露出自己的虚弱和无力，他祈求上帝来救他于危难之中。只是，这个国家留给他做试验的时日无多。

　　促使国民政府最终行动起来的因素，除了真实的灾情，恐怕还有顾虑国际影响，更实在的则是害怕影响即将开始的美国援助。但是当一个国家最终的决策者，要通过西方记者依靠私人关系突破重重障碍，才会重新判断灾情，做出救援举措的时候，实际上则宣布了政府行政体系的失败。没有可靠的情报系统，没有负责任的行政官员，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决策系统——这一切的责任最终需要蒋介石来买单。

　　运送粮食的火车终于加快了速度，但是蒋所掌控下的国度却要冲出轨道了。

　　加速崩溃

　　“人天天在死亡中，而且是大量的死亡……水旱天灾，何代没有？救济有方，把握时机，处理得宜，人力亦未尝不能胜天。因人谋之不臧、增加灾情之严重，使不应饿死的人竟然饿死，这是我们在政治上社会上有责任的人应该痛自检讨、急谋补救的。”1943年4月的《前锋报》上大声疾呼：斗余、预备公粮、大户余粮，这三条，如有办法，肯负责，用政治力量，将粮完全贷放灾民，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救活不少灾民。

　　县官们能否听进去这样的良言？饥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变得躁动起来。

　　河南汝州，饥饿的农民将几十车谷子抢光，13个乡的农民，手执镢头、钯子、铁锨，高举旱死的庄稼冲进县政府，要求减免粮款。县长崔友韩不和群众见面，群众坚不撤离，县政府无奈作出答复：一是征购粮食可以减免，二是对受灾农民实行救济。

　　1942年9月在南阳，“抢劫已到处发生”。因为灾民直接抢劫，“穷人即失去富人之同情，反悭不借贷，购枪自卫，一支步枪，售价一两千元，入夜之后，枪声四起，各县除城关附近，多陷入抢劫对击”。

　　金汉鼎在南阳的深入调查，却发现始作俑者出自宪兵十七团驻南阳第一营的一名排长和副官，后宪兵营对此两人军法从事，执行枪毙。

　　流民遍地、抢粮事件、军匪不分。当政府的救急无法提供生存的机会时，基层社会的崩溃正是通过这样的“血酬”方式来物竞天择。

　　“它扫荡了所有的忠诚，否定了所有的努力，人们不顾一切地去活命。”白修德在河南目睹了一系列悲剧的现场，“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没有任何理念，即或是传统的中国伦理能够把人们笼络起来。怜悯、亲情、礼仪、道德，统统都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9岁的男孩卖400元法币，4岁的男孩标价200元。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来参军，那里能得到一口饭吃。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女孩子们。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

　　失控

　　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如何应对。

　　在渝籍参政员及知名人士的呼吁下，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曾答应河南征实减免，并另行采购粮食，运济军粮，并拨款购补耕牛耕具。但是当参政员郭仲隗在参政会上痛诉灾情，斥责粮食部不作为时，脸上挂不住的徐湛所做的回报是：取消了之前的承诺。

　　因私人恩怨，部级行政官员竟可以置数百万黎民生死不顾。这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无法想象的。

　　把视线移开河南，在1943年广东的旱灾也诱发了一场大饥荒，97个县报灾的达80多个，有30万灾民向江西逃去，近300万人饿死或逃荒。这一次，中央政府同样未启动应急救援体系，事实上也无力救助。

　　多难未必兴邦，此后一系列的灾害发生时，政府的救灾行为只不过是1942年河南故事的翻版，甚至更坏。

　　当政府无力救援的时候，进行社会动员，发动全民参与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救灾手段。1931年国民政府救助水灾的时候，就曾采取广泛的救灾宣传和动员，《大公报》《申报》《国闻周报》《益世报》等刊物从水灾一开始，就进行了详尽的报道，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力量。

　　但是在1942年，政府对舆论的管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写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篇评论，他提“建议”说：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的国民政府，有权严厉管制一切物资的集中与分配，那么，政府为什么不去征发高官显宦的资产，救助河南灾民呢？

　　回答他的，是《大公报》被停报三天。

　　洛阳《中原日报》《行都日报》因为透露具体灾情，被指责为登载“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均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河南省政府机关报《河南民报》因编辑转载了《看重庆，念中原》，被勒令追回当天报纸，不准发行。

　　国民政府的信息封锁和权力垄断，事实上断送了他们本可以挽回的灾难。

　　当政府官僚化危机严重、社会系统持续崩溃、而社会动员的通道最后也被堵死的时候，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崩溃即将来临。

　　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闭幕时，蒋介石在致辞中痛陈“现在机构、人事和经济的重复、浪费、牵制、抵触之弊，无论中央地方皆所不免，流弊所及，遂使一切事业都有废弛的现象。”

　　直到战争结束，除了招待会上以外，白修德没有再见到过蒋介石。让他痛心的是，这本来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

　　这位蒋介石最初的拥护者，最后深信蒋对于自己的人民毫无用处。在戳穿中国的幻象后，这位《时代》的记录者写道：“不论你在何地进行采访，也不论你是在重庆或是在外地了解情况，结论是：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

失忆：1942之后的中原

文/何书彬

　　多年以来，关于这一场灾难的档案文件，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室里，除了档案管理人员，“几乎没有人过来打开它们。”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报道把河南大灾的真相呈现给世界，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让蒋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对灾民加以救助。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梅根神父从洛阳寄出的信：“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无数生命得到了挽救，不过灾荒并没有因之结束，实际上，到了1944年，河南有更多的县城遭遇了蝗灾，但是抗战也在这一年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候，随着媒体不再报道河南的灾荒，它也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接下来，抗战的胜利又使得举国上下进入了一种狂欢的状态中，河南大灾作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就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略写的纪年

　　70年后的今天，电影《温故1942》的拍摄激活了人们对那场大灾的记忆，当《看历史》记者来到河南，许多老人仍可以回忆起他们在当时所遭受的苦楚。

　　在郑州北郊的花园口，一位叫做陈百铭的老人说，他们家原本住在黄河大堤旁的胡屯，1938年，黄河大堤被炸开后，他家的祖宅被大水冲毁，一家人避难西逃，寄寓在郑州郊区惠济桥的一户亲戚家里。他出生在黄河决堤的第二年，当他逐渐长大，记得事情，饥饿便成了他幼小的记忆里最清晰的画面，“母亲要把我送给别人，父亲不愿意，说死也要一家人死在一起。街面上粮食行的人用簸箩筛粮食，偶尔会有一些粮食粒掉在地上，我就守在旁边，指望着捡一些粮食粒吃。”

　　其他老人们的回忆也大多和陈百铭的类似，一些老太太说到"难处"，还会忍不住落泪。

　　但是，如果不是有人问起，老人们平时便很少有机会诉说这些往事，年轻人难以想象那些惨痛的画面，对这些陈年往事也提不起多大的兴趣。

　　70年的光阴不算太久，但已足以磨灭那场灾难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虽然近年来不时有人呼吁要为那些死难的灾民建一座纪念馆，但这个纪念馆至今仍没有出现。人们所能看到的有关这场灾难的唯一的纪念物，是立于黄河大堤花园口段的"1938年扒口处"纪念碑--从灾难的成因而言，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可谓是1942年至1943大灾荒的起点，大片的黄泛区不仅改变了华北的生态，也使得大批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大后方，在大后方的粮食负担加重的同时，黄泛区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蝻迅速滋生的温床，它们在大旱之后铺天盖地地啃光了河南民众赖以为生的最后一点庄稼。

　　这场大灾荒所缺乏的不仅仅是实物纪念，在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书籍中，人们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看不到它的踪影，就是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通史》（共四卷，两千多页）中，这场大灾荒所占据的篇幅也只有5页多一些，在体例上则仅仅是第4卷第42章第4节中的一个小节。

　　也就是说，这场大灾荒很少有机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主题，即便是在少数以这场灾荒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中，作者们所关注的重点也往往不是灾难本身，而是救灾措施或者灾难导致的社会秩序变动等主题。对此，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坦陈：“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这场灾荒不是没有关注，而是关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我们郑州大学历史系有一门课，讲河南近代史，其中讲到了这场灾荒。”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徐有礼是少数对这场灾荒做研究的学者之一，曾发表过《略论花园口决堤与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相关论文，他指导的研究生也写过涉及这场灾荒的论文，但即便是他也不知道“有谁在专门研究1942”。

　　徐有礼觉得，以学术界的标准来看，对灾荒过程进行呈现，只是对历史的简单描述，“这是基础，但基础的东西写出来，它难以形成论文。”

　　失落的中原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我”：“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很多人在读到这一段时，都觉得特别“拧巴”。一场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不管它发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但在河南，竟然“连灾民自己都忘了”，在历史记录中也微不足道。

　　如果对河南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就很难去责备人们的健忘了。根据历史学者夏明方所作的统计，从1912年到1948年，河南遭受水灾的县数为681县，遭受虫灾的县数为226县，遭受旱灾的县数则高达858县。这些灾难交替出现，并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科研人员在把涝、旱、蝗三种灾害进行综合研究后发现，水涝发生后，若遇旱年，则极易引起飞蝗的大发生，形成“涝、旱、蝗相继发生的格局”。（吕国强等，《河南省黄河流域历史上蝗灾发生与旱涝关系的初步分析》）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再度扩大，发生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的灾荒就显得更为频繁。仅仅是水患一项，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黄河决口的次数就超过了1500次，且在唐朝中叶以后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趋势：从唐中叶到五代的二百多年间，黄河决口36次；北宋160年间，黄河决口超过80次，平均两年一决，中原受害尤其严重；元代近百年间，黄河决溢年份达51年，决口62次；明清500多年间，黄河决口300多次。旱、风、雹等灾害与水患如影随形，“明清的五百年间，河南省发生旱、涝、风、雹等灾七百多次，已是无年不灾，甚至是一年数灾，其间连年不雨、赤地千里的特大旱灾发生了七次，年降水量变差加大，大旱大涝交替发生。”（郭予庆，《河南省地理环境的历史变迁》）

　　灾患频繁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态的恶化，一直到唐朝前期，黄河中下游仍是湖泊密布、河流交叉的水乡景象，以洛阳为例，在那时处处都是一片“阡陌逶迤，竹树相映”的景象，但从唐中叶起，由于黄河中游的森林被大肆砍伐，垦殖区进一步拓展，导致黄土高原失去了森林保护，水土流失加快，黄河携带的泥沙在下游大量堆积形成，带来了决溢现象的频繁出现。近代，黄河中下游地理环境的恶化持续加剧，1937年时，河南的森林覆盖率仅为0.6%，仅及历史时期高峰值的百分之一。

　　中原地带环境恶化的后果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位移至长江流域和大运河沿线，中原遂成为一片“失落的世界”。汉唐时代本是最发达的农业区、最富饶的鱼米之乡的黄河中下游，在近代成为最为穷困落后的重灾区。

　　清末，当寻访者来到中原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残破的山河。1893年，日本艺术家冈仓天心游历中国，到中原做美术调查，在洛阳，他于黄昏时分登上邙山，心中想的是古人“山上唯闻松柏声”的诗句，然而，“今则连松柏也毫无踪迹，唯独只见荒芜的小山峦”。对此，冈仓天心极为感慨：“古洛阳的遗迹，已久经山河的沧桑变迁，昔日的光景全然无影无踪……”“除却英雄美人墓，中原毕竟是荒原。”

　　如果说，令艺术家惋惜的是文化的流散，那么，其他人则看到了这种变迁对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1910年，美国社会学者E·A·罗斯来到黄河沿线考察时感慨到：“树林消失以后，很多美的资源、诗的源泉和激情都干枯了，生活变成了累赘的、可怜的种植粮食、消耗粮食这种周而复始的无味东西。”同一年，《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循也从北京出发，来到河南，并从那里折向西北开始了他的考察之旅，在洛阳一带，令他吃惊的是道路的荒芜和无所不在的肮脏，“我看到道路失修，这是这里的特点……任何东西都不洁净，肮脏得令人吃惊……客栈的院子里有一口井，井口低于地面，院子里流出的水有可能流进井内，汲出的水中就可能有地面的污水。如果是医生，肯定注意到这里普遍流行肺病。所有的人都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房屋空气不流通，忽视排水设施，必然会产生肺病。”

　　就在白修德报道河南大灾的时候，当时的许多老人还可以回忆起之前的一次“年馑”——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超过1000万民众死于那场大灾，河南同样是那次大旱的重灾区，使得白修德极为震惊的“人吃人”的景象，同样曾普遍出现于光绪年间的大旱中。“起初是劫路杀人吃；后来发展到进家偷人吃；再后来，又出现了买人吃和买人杀肉卖的事；最后发展到吃亲人。”（《光绪三年人吃人》，《伊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大灾难发生之后，“在意识到残酷的现实之后，人们会经历一段消沉期，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麻木不仁。”从这个角度而言，灾难过多会导致人们的麻木。

　　白修德自己也感到了这种“麻木”的产生，后来，在两个星期的灾区之行中，他发现了一件让他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事情：“最让我诧异的是，当我重读着那些过去的手记和每晚写下的旅途日记时，竟变得越来越麻木了。起初曾经是震撼……逐渐我的心也就硬了起来。”（白修德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

　　白修德还发现，随着他接触灾荒的时间变长，那些活生生的灾民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统计数字，“当我后来试图从过去的笔记中认识这场大灾时，发现其中生动形象和有感情色彩的东西越来越少，理性分析和数字统计的东西越来越多。”

　　仅仅是报道了一场灾难，白修德就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心灵撞击，那么，根本无法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逃脱的普通民众又会如何呢？或许，对灾难保持一定的“钝感”，并将之遗忘，正是经历了太多苦难的人们的无奈之选，不然的话，他们还能怎样？同样是依照心理学的观点，“如果你是个真诚的、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

　　发现1942

　　拍完了电影《温故1942》，冯小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他觉得，“电影不能让这三百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对于河南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来说，那场发生在70年前的灾难，则因为电影《温故1942》而在近来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

　　多年以来，关于这一场灾难的档案文件，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室里，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说，除了档案管理人员，“几乎没有人过来打开它们。”

　　这一情形从去年开始改变。负责管理档案阅览室的河南省档案馆副调研员徐莉说，最早是《温故1942》的剧组人员过来查阅档案，随后，诸多媒体紧跟着剧组而来，曾经尘封多年的档案，一时间成为备受各方关注的焦点。

　　“原来没有这个热点”，刘志远说，电影《温故1942》的拍摄“激活”了人们对这场灾难的记忆。

　　灾民们不是没有大规模地回忆过这样灾难，但那还是在很多年以前。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忆苦思甜”教育中，一个又一个乡民曾在村里的大会上讲述他们在那些年“遭的难”，控诉“在旧社会蒋介石为了坑害老百姓，把花园口炸开”，告诉年轻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社会，由于‘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影响，全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花园口决堤而全家流寓惠济桥的胡屯村民陈百铭，就在上个世纪50年代，经常听到他的一位本家哥哥陈百祥，在“忆苦思甜”的大会上讲述这样一段经历：

　　1938年，陈百祥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带走，接着被强行编进国军的测量队，从上游的邙山开始，一路扛着花杆沿着河堤向下游测量，寻找最佳的决堤地点，等到刚好走到他的村子旁时，他把花杆一举，测量人员发现，这里的落差最大，最适合放水，就选这里了！炸药声响过之后，豁口越来越大，正对着决口，距离黄河大堤只有500米的胡屯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年轻人听了这样的故事就怒火中烧，痛恨旧社会是如此作践老百姓。如今陈百铭回忆起这些往事，却感到一丝庆幸。

　　“黄河决堤之前，我家里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按照后来的标准能算作地主，如果不是决口，我家就不会家道中落，那样我后来可就是‘地主崽子’了，日子会很难过”，陈百铭说，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后，他因为“阶级出身成分好”，很顺利地被推荐到三门峡学习水利施工，后来就和水利打了一辈子交道，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又调动到黄委会工作，并在退休后回到花园口老家。

　　关于“忆苦思甜”的记忆和对大饥荒的记忆交织在一起，也会使得一些老人在回忆1942年时下意识地想到“旧社会”这个概念，在巩义市的杜甫故居旁，83岁的孟淑贤阿婆对《看历史》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旧社会，打多少粮食吃多少粮食，没粮食就没得吃，那年我虚岁15岁，实际还不到13岁，没有东西吃，把谷子秆都吃完了，街上有人摆着大簸箩卖粮食，但是咱没钱买啊，有人往西安逃难，听说那边地面宽，养人，可咱知道的情况也不多，那是旧社会，封建思想重，不让闺女知道那么多。”

　　一直在关注这场灾难的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的编者）等人希望能为那些灾民建立一个纪念馆。在出版《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的时候，她写道：“中国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头）也应建立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纪念馆呢？”她举了国外的例子：“为纪念被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杀纪念馆新馆，目的是使人们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为未来而承受过去记忆的重担。”

　　河南省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管智光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灾荒之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中国人民，特别是河南人民，应该建立一个1942年河南大灾荒纪念馆。”

　　但是，对于负责保管档案的刘志远等人来说，让他们疑惑的是，人们关注这场灾难的热度到底能保持多久呢？“电影上映后，或许还会有人来查档案，之后还有没有人过来？有多少人过来？那就很难说清楚了”，刘志远说。

　　曾经是1942年至1943年大饥荒起点的花园口，在如今是黄河沿岸的一个重要景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这里，许多人会在“1938年扒口处纪念碑”下拍照留念，照片上的他们带着镜头前习惯式的微笑，有的人还会做出一个“胜利”的手势，对于以度假为目的游客而言，这里只是一个“在河南，三百万人的死亡被遗忘了”

刘震云问答录

采访 刘永峰 杨东晓

　　1992年，刘震云应时任《中国减灾报》执行编委钱钢的要求，为他编辑的《二十世纪重灾百录》撰写一部1942年中国旱灾与蝗灾并发的灾难史。这篇调查作品完成后便是《温故1942》。在刘震云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时，这场灾难已经过了50年。刘震云在《温故1942》成稿10年后，再度沿着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

　　这场民间记忆打捞，呈现出的是人们对一场300万人死亡灾难的遗忘。300万人--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人数。“正是这种遗忘，使我非常的震撼。”刘震云说。他想探究这遗忘背后的原因，还有，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去对抗这种苦难。

　　《看历史》：什么动因，使您在1992年开始追寻一场50年前的灾难？这种非虚构历史写作与您此前的小说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别，您当时是如何开始这场历史非虚构写作的？

　　刘震云（以下简称“刘”）：这件事有它的偶然性，但是它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朋友要做这件事，让我参与了这件事；必然性是因为我是1942年那场灾难灾民的后代。正是由于这个必然性，才会产生这个偶然的联系。

　　我觉得真正让我写这个《温故1942》，题材的变化并不重要。是虚构的或者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的家乡发生过一场导致300万人死亡的灾难，我并不知道！300万人是什么概念？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100万人多一点。1942年在河南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仅仅是“缺少”一个希特勒。但是这场300万人的死亡并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一场旱灾。当时河南的官员调查以后，将罪因归在蚂蚱身上，这就等于蚂蚱是希特勒。

　　一场自然灾害，（相当于）在河南建了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我并不知道，这是使我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和创作的动力，这是最最根本的。

　　当我回去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但我不知道，就是1942年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正是这种遗忘，使我非常的震撼。你看，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欧洲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件。而在我们河南，现在已经把这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给遗忘了。

　　发现了遗忘，就要接着追下去，这不但是一件被遗忘的事儿，而且要追问为什么会死300万人？绝对不是因为旱灾和自然灾害。

　　肯定会因为别的原因，比如说会因为战争。但是接着你会发现，并不是因为战争。因为当时日本的军队在进攻河南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为了战争全局国民党就是想把河南作为包袱甩给日本人，甩给日军之后，日本占领军对灾民应该有赈灾的义务。当日本发现这个阴谋之后，就停在河南边境不动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政治真空。在这个政治真空中，300万灾民一个一个死去。

　　这个是我想强调的，在欧洲的话，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因为政治、因为民族偏见产生的战争。河南这场灾难，是因为政治的真空，这个呢，是我产生的第二层看法。

　　《看历史》：当时中外对于这一政治真空有哪些不同视角的记载？

　　刘：在我查到的历史资料中，不管是《时代周刊》白修德报道，还是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文件或者是河南《民国日报》，你可查一查1944年，日本因为太平洋战争，又重新要进攻河南的时候，5万部队打败了国民党的30万部队。

　　这300万人是在真空中死亡的，这是与跟欧洲那集中营中死难者的对比。我讲的只是我的创作过程，我写的不是历史要证明什么东西，我证明的是人的一种情绪，这是作家跟历史学家的区别。

　　《看历史》：您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最初打捞，是对亲人和同乡长辈的采访，这些采访使您的历史写作有了怎样的感触？

　　刘：当我把这打捞出来的300万人，摆在1942年的亲历者面前时，他终于回忆起来1942年的事情。

　　《看历史》：近代史上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他们都不知道您要问的是哪一年了。

　　刘：首先他觉得这个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他们回忆起来之后，就出现了我觉得更使我震撼的--是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

　　最后一种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是欧美人的话，你不管是波兰人也好或者是包括美国，他们像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那样追问：你希特勒是怎么形成的？要回顾这个民族为什么会团结在希特勒的周围，可以把另外一个种族给灭掉。而他们（普通德国民众）为什么会答应？大家都会来追究这个事儿。

　　《看历史》：受害者会追问加害者，民众也会自我追问是谁让我杀人的。

　　刘：对，但是我们河南人不是，在临死的时候他没有追问，他只是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遗忘。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说老张死了，老张是老李的好朋友，老李比老张早死了三天，老张临死的时候说：“我比老李多活了三天，我值了。”

　　包括饿殍遍野的时候，人吃人其实不是一个多么稀奇的事儿。就是老张死了，老李从这儿过来，扒下老张的裤子就要割肉，割痛了老张就醒了说我还行啊，老李说你不行啦，老张（被割完肉）就死了。我觉得，这类事情证明这个民族，它可能真像我姥姥说的--经过的灾难太多了。

　　《看历史》：记不清了，就无力去追查真相。

　　刘：另外，当灾难太多的时候，你如果用追问的态度、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严峻的事实，严峻的事实就变成了一块铁，就是鸡蛋碰石头都不行，碰铁更不行了。但是他用幽默对付它，严峻的事实就变成了一块冰，然后掉在幽默的大海里就融化了。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生存的一个秘籍。当然鲁迅也写过，比如自嘲啊、精神胜利法啊。

　　《看历史》：很黑色幽默。

　　刘：对，我觉得这个比自嘲和“精神胜利法”又往前走了好几步。就是用幽默来对付最严肃的。

　　《看历史》：您做了哪些工作，去打捞这300万死难者。

　　刘：很简单，我这个工作的过程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无非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去现实中的这些地方，当年的河南灾区，也去过山西、陕西、开封洛阳。

　　另外，我直接走入历史，走入历史就是去白石桥，白石桥有个国家图书馆，我通过一些朋友，能够看到1942年所有的资料。像1942年的河南《民国日报》，那时河南省政府已经迁到鲁山去了，这个《民国日报》特别少，就一份，根本不让看，我通过朋友才能看到，我估计能够阅读河南《民国日报》的人为数不多。

　　当年的其他报纸还是比较好借阅的。比如《中央日报》《大公报》，另外这段历史中，有别的民族的人提供的。比如像白修德，像福尔曼。福尔曼当时是《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那个时候一个欧洲的记者，同时兼几个国家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记者都是非常正常的。还有一位是美国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斯。谢伟斯也写过好多1942年的文章。是这些人的文章共同证明了1942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的记录1942年的人，有时候可能是外国人，有时候可能是中国人。那段历史留在河南的《民国日报》和《大公报》《中央日报》里边，留在白修德、谢伟斯和福尔曼的著作里边，你看一下你就能够明白。像《大公报》，蒋介石让它停刊三天。停刊三天证明当时像《看重庆、念中原》这样的文章是能够发出来的，对政府的谴责是非常直截了当的。

　　《看历史》：中国农民不记得1942或1943，只记得飞蚂蚱这种从他们口中和地里抢走粮食的极端年份，只记得自家的小白楼烧了。他们只记得对于他来说，那一年是一个不好的年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一直是靠这样记不清年份的民众来承载的。正是有了姥娘、花爪舅舅、郭有运这样对历史一边遗忘、一边承受的老百姓，社会才能走到今天，您如何评价民众承载历史的意义。

　　刘：民众承载历史，是承载历史的负担，所以我说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都是这些密密麻麻的人来承载。比如说，我今天来，是坐地铁过来的，这个地铁里一看，行走着密密麻麻的人。

　　人流那么长，根本挤不上地铁，你再等一波，等一波，等一波。中国近几年的变化是谁承载的呢？就是这些人承载的。

　　一方面，中国从先秦到现在发展的历史，不就是我们村里的人把他扛起来的嘛，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人，一个一个挤地铁的人给扛起来的，这个是肯定的。

　　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的记忆，记忆是因为灾难太多了，但是灾难的记忆，是模糊的，是幽默的。但是每一个灾难的特点可能是不一样的，他无非记得那个特点，就比如说你说的那个小白楼烧了、飞蚂蚱了。哦，是那一回灾难啊。就是说，这个灾难不同的标志留在了他的脑海里。但是灾难，这个母题对他们是非常平凡的。

　　《看历史》：灾难多到已经平凡了。总的来说都忘了。

　　刘：多得都模糊了。

　　《看历史》：您如何将史料、正史中的宏大叙事与您对亲人的采访——那些遗忘边缘的细枝末节，结合起来？您在官修历史和民间口述中，分别看到和感受到什么？您认为这两者对您有哪些补充？

　　刘：这个会有一个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补充。任何一种官修历史都是不准确的。官修历史它肯定站在官家的立场上吧，但是有一点，它可能是准确的，就是时间。就比如像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新闻和电视它是不准确的。但是有一点还是准确的，今天的话是10月15号，在新闻联播的时候他说10月15号，这个还是准确的，其他准确不准确咱就不知道了。它起码在这一点上，还是准确的。它可能会比民众记得这个年头。

　　另外就是民间的东西，民间的东西他是靠不住的，因为他是记忆嘛，记忆过了好多年他一定是会发生变化的。但是，他变化的话是大的方面的模糊，比如哪一年不知道，但是他对自己亲历的这种细节，我是在哪儿卖的我女儿，我女儿现在下落不明这个是真实的。

　　有时官修正史与民间记忆两个是背反的。就是官方的话大的方面是清楚的，可能细节方面是模糊的。恰恰相反，这个民众的话，细节他是清楚的，可能大的方面是模糊的。他们相互补充可能出现一个相对的历史真相。

　　《看历史》：一个大致的拼图。

　　刘：一个拼图，但这个历史的拼图永远是不真实的，只是相对真实。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历史。这个表面的现象他是否真实，不是我们最终追究的。我们是要通过这个现象到达他生活的本质。比如说本质就是中国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这个是真的吧。你记秦朝饿死人那个事到底是三千人是五千人，是三百万人还是五百万人这个可能有出入，但是饿死人这个是真的吧。而且要从秦朝盘下来，不说其他的，光是旱灾，光是自然灾害，饿殍遍野，人相食、易子而食这现象太多了，我的意思是这个。

　　《看历史》：在您的考察中，您觉得当时中国的行政长官，从委员长到省主席然后到基层地方官，他们指挥和掌控一个区域、一个灾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刘：从他行政范畴的划分来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委员长是领导中华民族的。当时自从战争进入到相持的阶段，接着又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河南是蒋鼎文，他是第一战区的战区司令，指挥着四五十万的大军。比如像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管着全省的调度，那他的权力还是非常大的。问题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我觉得他们出现一个特别大和小之间的认识。他们认为处理大的关系对这个民族，包括对他自己的统治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比如中日战争非常重要，一个民族跟另外一个民族处在战争状态，而且另外一个民族已经把你的河山占了一大半了，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另外，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贫弱的民族，单靠自己打不了什么仗，需要有美国、有英国、有俄国的支持，他觉得处理好那些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民族的未来。这个考虑对不对？没错。但是他觉得特别小的就是灾民，当时一个县甚至一个河南丢给日本都没关系。

　　《看历史》：空间换时间的考虑，忽视了空间中还有人。

　　刘：有这么一个战略的设想，这个设想错不错？也不错。但是他没想到，他最忽视的东西，最小的东西可能是最珍贵的。不是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说过，如果俩人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的话这土地还是中国的，你要把当兵的都饿死了咱就成亡国奴了，他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最后的话，确实是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引导了历史的方向，他不就去台湾了吗？所以，这还是他对大和小的观念的问题，不是他的权力范畴有多大的问题。

　　《看历史》：致使他最后发生倾覆的，正是刚刚您讲他对大和小的认识。

　　刘：历史的颠覆不是对他认识的颠覆，历史的走向是这样。

　　其实，这个还不光是委员长的一个统治者会犯这样的错误，以后我们每一个人也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觉得特别重要的东西往往可能是不重要的，我们特别忽视的那个小细节可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比如，像美国的航天飞机它爆炸的时候它绝对不会是主发动机出问题了，它可能是里面有一个电圈，一个小小的电圈就能导致航天飞机发生爆炸，这个道理是个哲学道理。

　　这个哲学道理可能委员长当时没有想到，他身处那样的位置他可能想不到。

　　《看历史》：国外的记者无论是白修德还是福尔曼，他们1942年的报道，对高层和社会的影响有多大？

　　刘：那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大？这个大是跟蒋介石认识的大是一致的。因为他觉得美国人非常重要，同样的对河南的报道，发在《大公报》上，他可以让《大公报》停刊。但是发在美国《时代周刊》的话他无法让他停刊，当时宋美龄在美国访问，她就对当时那个《时代周刊》的报道非常不满，她要求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雇，卢斯说我们这是民主国家，解雇白修德是不可以的，有这么一段历史。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书里曾经写了一个细节，洛阳商业电台发了白修德的一篇文章，蒋介石就把那个电台台长给枪毙了。

　　所以，正是因为蒋介石的大小颠倒，他认为美国人是特别重要，特别大，所以那个大的方面出了一篇报道，他就会重视。

　　他非常重视的“大”就影响了那些他认为小的东西，这样他就去救灾了，但是没想到救灾款，又被层层的官员给贪污了，这是整个1942的第二次灾难了。

　　要说蒋介石对灾民的态度是置之不问，那也不是，他很为难到底哪个是重要的？他首先在处理重要的事。

　　《看历史》：对于1942这个相隔十年的两度采访，确立了您怎样的史观？它有没有颠覆旧知的内容。

　　刘：这两次是补充的，起到一个丰富的作用。不可能把一开始创作的推翻，如果推翻的话证明一开始的创作方向就是不对的。我是一个作者，我并非要表达什么样的历史观，或者什么样的历史观点，我只是要表达一个作者对这个事情的情感，从文学和生活的角度对它体味，这个体味的几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为什么他会遗忘。

　　遗忘这个词不是历史范畴，考察历史不是看历史的范畴，历史就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是要追究历史的真相。就是为什么会遗忘，遗忘就包括真相和非真相全部都遗忘了。那为什么会出现政治真空，为什么面对灾难是这种生活态度。

　　《看历史》：1942年的灾旱，波及1943年、1944年及以后的乡村生态，这么一场大的灾难，最后它是如何自我修复的？

　　刘：不能单提“1942、1943”是怎么修复的，而是整个乡间是怎么修复的。

　　第一，要修复自己的伤口，就用幽默的态度来修复。这是一个伤口，这是精神方面的伤口；还有一个，那就是你只要不打仗，只要不盘剥得太厉害，给我们一点粮食，给我们种粮食的一点机会，让我播种让我收获，我就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能供养你们。就这么简单。可问题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这个你都不让，你就把我给饿死了这不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1942”那个片尾曲，我想了一个歌词“红色的花，白色的馍，这就是我的村落，我想说一句话，一句心里话，让我播种、让我收获，行吗？黄河。”就这么个意思。

　　《看历史》：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边赤地千里，上层还在喝着咖啡的情况，中国人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九死一生地还是繁衍下来了，那么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灾民的后代能够一代一代地在天灾人祸的缝隙中生存下来？

　　刘：需要的仅仅是两个，幽默，以及一点点自由。

　　《看历史》：说到中国人这种生存的能力，以前人们提到的更多的是坚强、意志，或者是不怕苦、不怕死这样的词汇，而您今天用了一个非常有柔韧性的一个词"幽默"，您是怎么看这些词汇之间的差异？

　　刘：差异是因为不同的人所以出现了差异，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中华民族是坚强，你看到的中华民族是吃苦耐劳，还有一个人看到中华民族确实应该学雷锋，那么我看到的是这样幽默。

　　（本文根据《看历史》与刘震云访谈录音整理，未经过刘震云审阅）

资讯：洛阳难民收容所

　　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刹时，黄水泛滥成灾。中牟、太康、扶沟、杞县、西华及安徽部分地区十几个县，顿成一片汪洋，人死畜亡。房舍田园被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此时百姓扶老携幼，四处逃荒，无人过问，有的投亲靠友，投奔异乡，有的无亲无友，只有束手待毙。大批灾民逃亡陕西。

　　1941年在河南省救灾会授意下，成立洛阳难民收容所。其任务是救济灾民，转赴陕西。这年河南省大旱，饿殍遍地，树皮吃光，灾民卖儿卖女以充饥肠，难民收容所之任务重大，不言而喻。难民收容所任务重而编制人员却仅有6人：主任1人、干事3人、录事2人。其工资按省级待遇定量发给。当时以实物为主，法币为辅。每人每月小麦一石二斗，约192斤。

　　收容所在贴廓巷东头火神庙及袁胡同一些群众家中，设有难民临时住宿。难民是流水式的，来来走走，没有固定。但每次向什么地方遣送，事先都向难民们开会动员，让难民们自动报名接受遣送。

　　每逢冬季，难民所舍衣舍饭，事先将所发放之赈衣、赈饭、印成票本，盖上公章。先向城区附近灾民作了解调查，按其人口多少一次发放。每票赈衣一件（赈衣就是军队发放多余的棉军衣）。赈饭一次，每次用大马勺盛稠米粥一马勺，以作救急之用。这仅是救急不救贫，每年一次。另外派人在东车站办理移民过路登记事宜，每日进行登记，发放口粮，交涉车辆。因敌机骚扰，收容所在架鸡沟有一窑洞，作临时仓库及临时办公之用。1943年日寇西进，侵犯洛阳时，难民收容所宣告结束。

　　（据《洛阳文史资料整理》）

灾年见闻

　　封街门

　　1942年，修武县农村发生了一种怪现象，有的村子所有农户全部用土坯把街门垒住，底下只留下一个小口。人若想出入，得像狗一样地爬进钻出，并且所有的小口都用石板或者木板等东西挡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几位年长者说："那几年修武连年遭灾，不是旱就是涝，后来又来了个蝗虫满天飞，把庄稼全吃光了。为了活命，穷人家要长年累月出外逃荒要饭，怕别人拆了自己的房屋把木料卖掉或者当柴烧。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土匪的绑票或者抢劫，故而也装出了一幅人离室空的可怜相。"

　　（据《修武文史资料》整理）

　　灾荒年的食物

　　1942年，许昌，夏秋连续遭灾后，有经验的老农知道要“滚”大年馑，于是千方百计节粮储菜备荒。农忙刚过，大多数农民就已改一天三顿饭为一天两顿饭，并把红薯叶、红薯秧、萝卜缨、谷糠、荞麦叶等掺入杂粮吃。这些东西吃完后，部分饥民就到地里挖大麦苗、豌豆苗、扁豆苗，拾雁粪充饥。麦苗纤维粗，难嚼不好消化，得切碎煮熟后才能勉强下咽。次年春，地里野菜一发芽，饥民就挖来吃，野菜吃完后，就拔味道苦涩并带有毒性的“麦浪子”吃。这种植物洗的时候，一搓揉满盆白沫象放了洗衣粉一样，吃完不久，身上便会出现浮肿。春暖树木发芽后，树头菜成了饥民的主要食物。杨穗、杨叶、柳絮、柳叶、榆钱、榆叶、槐花及椿树叶、梨树叶等都被采摘一光。有的农户家里树少，就偷采别家的树叶；有的上树采树叶，因四肢无力而从树上掉下摔死；更有因吃了树叶而中毒身亡的。

　　（据《许昌县文史资料》整理）

　　“舍饭”场

　　1942年，许昌灾荒严重的时候，首先在县城关帝庙和元丰蛋厂设立“舍饭”场，很多人都从十几里外赶来排长队领“舍饭”。每人一勺稠米饭，有的人就带回家掺点野菜一煮，作为一天的食物。城里开设粥场不久，乡镇也开始有办“舍饭”场的。做“舍饭”用的粮米，县政府拨发一点，主要是就地向富户筹措。当时，官池乡李简村的舍饭锅设在村里的一处空场上，用的是两口做豆腐的大锅，每天上午烧两锅粥。开始几天，还像回事。村里人按人领取，一人一次可得一小瓢。没过几天，舍饭已经稀得不成样子。原因一是粮米不足，二是经办人从中克扣。没过多久，舍饭场就垮了。

　　（据《许昌县文史资料》整理）

　　打蝗虫

　　1943年秋季的一天，修武地区，突然一阵大风由西南方向吹来，呼呼作响，霎时间，遮天蔽日，像阴了天似的。定睛细看，原来是飞蝗，盖顶隔离天日，不一会蝗虫开始降落，落在树上像大鞭一样，粗大的树枝，压得一闪一闪，几乎要断折下来。地面和建筑物上，像下了一场黑雪似的黑压压一片，活蹦乱跳，令人毛骨悚然。飞蝗落在庄稼地里，发出“沙沙沙”的嚼噬声，不一会儿，玉米、谷子、高粱就都变成了光杆。

　　为了消灭蝗虫，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当飞蝗来临时，开始是各持工具，守在地边严阵以待，飞蝗一落地，人们便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多数农民用的是锅碗瓢盆及布单做成的大小旗帜），点燃烟火，鸣枪放炮，造成恐怖气氛，惊吓蝗虫不敢落地。蝗蝻来临时，农民把自己的低头地边挖成沟壑，将蝗蝻赶进沟内扑打、烧杀、或放水溺死，但多数农民各自为战，只是将蝗虫从南地赶到北地，或由东村赶到西村。那时有的农民还将蝗虫视为"神虫"，所以更有巫婆神汉，烧香祷告，求蚂蚱神保佑自己的庄稼不受侵害，埋怨人们不该灭蝗吃蝻。

　　当时，河南省将造成灾荒的原因都归到蝗虫的头上，于是，为了消灭蝗虫，省政府也积极动员，并专门由政府人员分赴灾区，带领广大农民对蝗虫进行围剿。与此同时，还令建设厅赶紧写出治蝗措施。

　　建设厅凭着素日民间的传闻，综合总结出四条防治措施：挖沟掩埋法；围烧法；炮轰法；扑打围剿法。以上4条，经省政府委员会定为《河南省治蝗方案》，由省政府印发各专、县参照执行。

　　（据《修武文史资料》整理）

　　巩县救灾委员会

　　1941年秋到1942年夏，一场绝无仅有的旱、蝗灾害降临巩县。百姓在走投无路，乞讨无门的情况下，各村居民纷纷群聚集起来，到县政府群起请愿。为使事态不致扩大，县长李子俊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县府各科室分片负责向群众解释，随后，成了巩县救灾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共办了六件事：

　　一、祈雨。李子俊邀请此前历任县长及各乡较有威望的士绅，一起到大巴沟龙王庙祈雨。从大巴沟回来后，又在南窑湾沟山头上的龙王庙内设道场，烧香上供，诵经祈祷，以安定民心。

　　二、开仓放粮。各乡镇统计灾民数目，将数字上报县府，救灾委员会将所存仓谷按比例发给各乡镇和救济院，再由各乡镇负责发给灾民。但发放多少，却无账可稽。

　　三、请赈。以县长名义向河南省及中央政府上折呈报灾情，请求赈济。折呈递上后，只听说中央将派大员前来视察，但始终未见人来，更未见有拨发赈款和赈粮。

　　四、办募捐。由救灾委员会向外省、外县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的本县人和县内富户发募捐信，动员他们以慈善为怀，慷慨解囊，资助灾民。当时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所得收入即买成杂粮运回巩县。

　　五、办舍饭场。当时巩县共有181保，县政府责成各保设立一个舍饭场，每日按灾户人口分给一顿稠米饭，所需粮食各保长自筹，不足由救灾粮内补助。经办人领多报少，从中渔利，半路克扣的情况十分严重。六、扩大救济院，收容儿童。

　　除了这些救灾措施外，民间也有人提供了一些度荒办法。例如，当时有人将《灾荒备忘录》一本旧书中记载的"救灾不饥丸"一方，撕下函致救灾会。其方是将大豆、芝麻、红糖、大枣等研末混制为丸，如核桃大，吃一丸可保一日不饥。经试制服用，有效，但因当时购料困难而未推广。

　　（据《巩县文史资料》整理）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07 1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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