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成都何以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目标
2015-05-09 11:41:28 来源：luodz雪域行者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6月11日，日军对成都轰炸现场。
日军对成都的战略轰炸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为摧毁我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对战时中国首都重庆及战略大后方四川进行了6年多的战略轰炸。从1938年11月8日起，持续到1944年12月18日（2230天），日机对成都主城区及邻近郊县先后实施了31次空袭，出动飞机921架次，投弹2455枚，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死1762人，伤3575人）炸毁房屋15208间。轰炸目标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商业中心，包括城区的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外国教会等非军事区；以及各交通要道、军事基地、空军机场等，无一例外地遭到日机的“无差别轰炸”。日军还专门制定并实施了针对成、渝的战略轰炸计划，即“101号”作战计划，以及轰炸四川自贡和各地制盐工厂的“102号”作战计划。对成都、重庆和四川各地进行大规模的“轮番轰炸”、“月光轰炸”、“疲劳轰炸”。这种轰炸乃是被称为“战略轰炸”的航空作战，其目的正如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扬言：要“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在日本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成都大轰炸与重庆大轰炸一样，是对平民的最残虐、最大规模的战争屠杀，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的犯罪，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
武汉失守后日本的侵华策略
四川位于我国大西南腹地，成都历来是四川省会所在，是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我国战略大后方的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计划之中，攻占不下重庆、成都，也就攻占不下四川和西南，日本独占中国的目的就达不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中国的抗战由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在日本方面，战线的拉长和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军方感到,“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日本随时可能“陷入因暂时的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的窘境。正如日本学者前田哲男所说:“关于攻下武汉后的战争指导思想,除远距离地面攻击这一点外,政府、军部、派遣军三者的认识一致。他们认为,步兵对崇山峻岭的大巴山脉,舰队从武汉对扬子江上游都不适宜。要停止扩大战线的理由不仅如此,此时陆军掌握的兵力几乎已全部投入作战,日本本土只剩下近卫师团了。补给线拉得太长,已无力开辟新战线。只得承认守住武汉,地面部队的攻势已走投无路。”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使日本政府当局意识到:“在辽阔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日本对其侵华策略作了重要调整:把以往对国民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妄图以共同反共、防共为诱饵,对国民政府进行分化、诱降。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天皇向侵华日军下达“大陆令第241号”命令,对迁移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组织“航空进攻作战”,以达到“压制、消灭残存的抗日势力”的目的。日本大本营决定把航空部队作战方针由以前的以协助地面部队作战为主，改变为直接攻击中国大后方的战略、政略要地为主,利用其空中优势,“单用空军获得决定性成果”。同时,日本大本营参谋长还发布了345号大陆作战令, 即《关于实施对全中国航空作战的陆海军中央协定》，宣称“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是航空进攻作战的目的。 “345号大陆作战令”中规定：“陆军航空部队以航空兵团为主，对华北、华中要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海军部队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南要地的战略、政略作战。”并指示部队“对中国各军可使用特种弹（即毒气弹）”，可以“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同时,为配合政治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日军企图通过威胁与引诱相结合的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他们认为:“以空军不断消耗敌兵力,挫败其士气,也是促使蒋政权崩溃不可或缺的行动。”后来,日军于1940年为轰炸重庆、成都而制定并实施的的“101号”作战计划，以及轰炸四川自贡及各地制盐工厂的“102号”作战计划，皆是以“以挫败敌国民作战意志”为目的。
日军“101号作战”计划与航空作战
所谓“101号作战”计划，是1940年5月13日，日本驻华第三飞行集团长陆军中将木下敏和海军联合空袭部队指挥官山口多闻少将精心炮制的一份《陆海军关于101号作战协定》，史称“101作战”计划。其目的是为彻底挫败我抗战意志， 直接针对重庆、成都的政治军事目标的战略轰炸。据日方披露的资料，这个计划的要点是：
“（一）作战方针：陆海军航空部队紧密协同进攻内地。为此，首先压制敌之军事、政治中心的航空势力，然后摧毁其主要设施。
（二）作战时间：预定自5月中旬起约3个月时间。实施对重庆方面攻击的第一预定为5月17日。作战时间分：第一期主要是对重庆方面作战；第二期主要是对成都方面作战。
（三）参加兵力：
（1）陆军，第三飞行集团司令部；飞行第六十战斗队（重轰：常用36架、备用18架），独立飞行第十六中队（司侦：常用6架，备用2架），飞行第四十四战斗队第一中队（司侦：常用5架，备用2架），独立飞行第十中队（战斗机常用9架 ，备用3架）。
（2）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联合空袭部队）司令部：鹿屋航空队（中攻：常用18架，备用6架），高雄航空队（中攻：常用18架，备用6架）。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部；第十三部队（中攻：常用27架，备用15架、陆侦4架），第十五航空队（中攻：常用27架，备用15架，陆侦2架），第十二航空队（舰战：常用27架，备用9架，借用6架，舰轰：常用9架，备用3架。舰攻：常用9架，备用3架），第十四航空队华中派遣队（舰战：常用9架，备用3架）。
（四）攻击目标：重庆、成都及其附近之敌航空势力。重庆及成都市区周围潜在之敌军事及政治设施。在轰炸处于重庆及成都市区的敌军事及政治重要设施时，不要危及第三国权益。根据情况可以攻击重庆成都以外的敌之航空势力或军事设施。”…
根据这个计划，从1940年 5月18日至9月4日，长达110天的“101号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主要攻击重庆；第二期主要攻击成都，日军把攻击四川省省会成都规定为“攻略期”。在兵力配备上，陆军第3飞行集团军的60架战斗机，再配上74式重型轰炸机51架，临时编成的海军联合空袭部队96式中型攻击机132架，共有飞机233架。规定陆军重型轰炸机驻山西运城机场为出击基地，海军联合空袭部队驻湖北汉口机场、湖北孝感机场为出击攻击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日寇实施了世界战争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轰炸计划，所用的飞机总数是：海军航空队出动54批3651架次；陆空军出动21批904架次。合计投弹27107枚，重2957吨。日寇开创了从空中屠杀平民的最新纪录，给重庆、成都和四川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与中国空军的空战中，日机不仅数量上占优势，还将最新式的“零”式驱逐机投入作战，中国的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作战，中国空军每队飞机至少有三分之二被敌机击中。
至于“102号作战”计划，是1941年7月至9月， 日军对四川自贡及其周边产盐区实施的“盐遮断”战略轰炸，其目的在于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到迫使中国人民屈服的战略目标。为此，日军在“102号作战”计划期间，投入21航空战队辖96陆攻54架，高雄航空队辖最新的1式陆攻30架，加上已经在华的22航空战队的飞机，总数在180架以上，日本之所以集中了在华航空兵力之大部，妄图对我西南战略腹地进行毁灭性打击，乃是 当时日本正在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进行准备，为了抽出兵力，企图在对美英开战前从中国战场脱身，因而迫不及待要“用空中力量迫使蒋政权投降”。正如日本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屿田繁太郎在1941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为迅速处理日、中事变，极须积极作战，给敌人以彻底打击，使之屈服。日益加剧敌人的困境，使其放声悲鸣。为此，重庆攻击战最为有效——要用航空兵力重创敌人。”1941年7月27日，日海军轰炸成都，拉开了“102号作战”的序幕，持续到是年的9月2日 。这时，日本与美英关系急剧恶化，日本不肯接受英美提出的有关“终止对华战争，开启和谈、撤退军队”的条件，最终决定对西方国家一战。遂提前结束了“102号作战”。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机，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航空作战了，主要作战任务从此以陆军为主了。
日军为何将成都作为战略轰炸的重点目标？
抗战时期的成都、重庆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早在1935年，蒋介石在重庆讲演时即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 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而且四川倚天险为屏障，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1月中旬，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料南京无法坚守，为坚持长期抗战，遂决定依照既定方针，作出了迁国民政府于重庆办公的重大决定。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空军最高统帅机构——航空委员会亦于1939年1月由贵州迁设于成都，于是成都成为战时中国空军的最高指挥中心，也是空军最大的战略基地。对日作战的空军总指挥部（1941年4月成立）、空军第３路司令部、空军第５大队部的作战飞机，均驻扎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周边郊县空军基地。同时，成都还是战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空军机械学校、通信学校、军士学校、参谋学校、防空学校等空军教育基地均先后迁建于成都。平坦的川西坝子遂成为战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根据地。当时的国民政府从1937年4月起，便在川西平原上建立了许多空军基地。抗战初期，四川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于1939年9月26日密令在太平寺、双流、新津、温江、崇庆、邛崃、泰宁、彭山、简阳等九地，进行新建和扩建飞机场。
八年全面抗战，四川省政府先后从全省29个县市，共计征调119万余民工参加修建了76项国防工程。共计新建和扩建空军基地33处。而新建在成都及其周边的机场有太平寺机场、广汉机场、彭山机场；扩建的机场有凤凰山机场、桑园机场、黄田坝机场、新津机场、邛崃机场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场，向中国派遣志愿人员并向中国提供航空装备。修建在川西平原上的这些“特种工程”，便成为对日作战的美军极其重要的基地，亦是日寇对中国战时大后方实施战略轰炸的巨大障碍，日本侵略者深知成都战略要地的重要价值，为了将川西空军基地从地图上抹掉，从1941年5月20日起，日军改变了战略战术，出动大批飞机，长时间对川西空军基地实施“战略轰炸”，妄图一举摧毁中国的空军力量。尤其是1940年重庆“九一三空战”失利后，中国空军主力全部集中于成都附近。从日军的“101号作战”计划不难看出，抗战时期的重庆、成都及其附近的空军基地，是日军既定的实施“政略攻击”的首要目标。
抗战时期成都及其周边的空军基地建设
为了适应空军作战的需要，抗战时期，当局在成都及其周边郊县，兴建了许多空军基地和机场。根据解密的档案史料记载，抗战期间，四川省政府先后从全省29个县市，共计征调119万余民工参加了76项国防工程的修建。共计新建和扩建空军基地33处。
早在抗战初期，四川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于1939年9月26日以密令（建字第002号）文，要求在太平寺、双流、新津、温江、崇庆、邛崃、泰宁、彭山、简阳等九地，进行新建和扩建飞机场。该密令称：“查川西一带，为军事需要，急需分别先后统筹分配、以均负担，而利工程进行……温江、华阳、新津、邛崃等26县，所有保甲壮丁数及过去征工次数之多寡，重新核定各机场、各县应派征民工数额表，随令附发。限于本月22日，按表列各县应征数额，分别送达指定机场工作。”当时四川省第一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责令负责督查邛崃机场的修建，黄田坝、太平寺、新津的扩建。要求这四个机场同时动工。先后在新津、温江、郫县、新繁、邛崃、蒲江、双流等16个县征集民工10多万人。仅新津机场扩建便征用民田3293亩。
马特霍恩行动:从成都出发的攻击
1943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首脑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会晤，讨论和制定盟军的战略计划。为了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潜力，美国决定使用当时最先进的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并为此制定了作战计划，即“马特霍恩行动”。“马特霍恩”是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雪峰。所谓“马特霍恩行动”，是二战后期盟军对日本本土实施系列轰炸的代号。而执行这个系列轰炸任务的重型轰炸机，是从成都空军基地(广汉、新津、邛崃、彭山机场)起飞的。对八幡制铁所的轰炸，是“马特霍恩行动”的首次实施。完成这次轰炸以后，盟军方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直接指挥这次行动的美国第20航空队准将伍甫表示，若不是数十万中国民众用血汗筑成机场，这次行动是不可能的。当时执行“马特霍恩行动”的美军轰炸机主要是机体庞大、重量达64吨的B－29型，需要在大型机场上起飞和降落。国民政府为配合美军对日本的空中打击，决定在成都周围新建和扩建4个轰炸机场和5个驱逐机场。“此次实际上征调了29县的民工共309250名。此29县,包括第一区的成都、华阳、温江、郫县、崇庆、新津、双流、新都等县,第二区的仁寿、简阳等县,第四区的眉山、彭山、丹棱、夹江、邛崃、蒲江、大邑、名山等县,十三区的绵阳、广汉、德阳、什邡、金堂等县。在工程进行中“民工不免有伤病遣散,又得陆续增补,前后统计,共达五十万人。”当时，当局将这种国防工程称为“特种工程”。由于“特种工程”工期短、工程量大、质量要求高，1943年12月，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就机场建设这一“特种工程”进行了紧急部署。
1944年1月，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个轰炸机机场的修建工程陆续动工。至1944年5月，川西4个军用机场，包括12个航空燃料库、24个弹药库、8个无线电通讯所、4个容纳35架B－29轰炸机的机库、8个发动机配备所以及导航台、指挥所、兵营宿舍等配套设施如期建成。机场的每条跑道各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为当时亚洲机场之冠。
据史料记载：1944年5月，陈纳德抵达成都接收川西各机场，并在新津机场召开军事会议。根据代号为“马特霍恩行动”的作战计划，陈纳德的主要任务是，率领十四航空队的战斗机，保卫第二十航空队的B—29重型轰炸机从成都地区的广汉、新津等机场顺利起飞，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印缅区指挥官斯特拉梅耶将军在授意于史迪威的一封信中指示陈纳德：“保卫成都地区作为第十四航空队的首要任务，甚至放弃对敌人船只的攻击以及对中国地面部队的支持，亦所不惜。”1944年6月15日，首次执行“马特霍恩行动”的92架B—52轰炸机从加尔各答出发，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成都附近的广汉、新津、邛崃和彭山机场。其中73架B—52于当晚在此加油挂弹后，庚即从成都各机场起飞，对日本本土发起空中打击。首先轰炸了本洲造船厂、八幡钢铁厂，紧接着又轰炸了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城市。八幡钢铁厂是日本最重要的钢铁中心，占日本钢铁年产量的２４％，炼钢炉数量占日本的四分之三强。1944年6月16日，当美国轰炸机群突然飞临八幡市上空时，日本毫无防备，直到美机第三批轰炸机飞抵轰炸时，日机才仓促应战。
这是自 1942年杜利特上校率领的16架轰炸机对日空袭后，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对日本的又一次打击。到1944年底，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投下炸弹3623吨，有力地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
6月17日，即执行“马特霍恩行动”作战计划的第二天，蒋介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电文中表示：“去冬以来，发动50余万之同胞，修筑多数机场，祁寒赶工，风雨无间，昼夜辛劳，沉瘁无比。即民间财力之所耗费，土地之被征划，其贡献之巨，盖亦不可数计。而各县同胞，皆能深明大义，勇于报效，卒使此项空前伟大之军事建设工程，仅以简单之人力，均于最短时间，如期完成。故我四川同胞，不惟在抗战史上克尽其国民之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容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
紧接着，从成都各机场起飞的美国空军第20轰炸机集团的强大轰炸机群，对日伪铁蹄下的辽宁鞍山“满州钢铁中心”，本溪、洛阳（日军炮兵基地）、长沙（日军军火基地）和日本西九州海军所属的大村航空厂进行了反复轰炸。使大村航空厂变成一片废墟。
1942年1月22日，驻太平寺基地的第2大队轰炸机27架，第1大队驱逐机15架和“美国志愿航空队”驱逐机15架，在第2大队11中队少校中队长邵瑞麟率领下，袭击越南河内日本空军基地，投弹20余吨，炸毁日机数十架。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只知重庆大轰炸而不知成都大轰炸，对此的研究甚少。然而，60多年前日军对成都的大轰炸，是负有沉重历史责任的事件。我们对日本政府迄今为止没有向大轰炸受害者道过一次歉，甚至没有表示过要道歉的姿态，表示强烈的愤慨。尽管日本侵略战争失败已经过了60多年，可是大轰炸的受害者们没有受到任何救助，一直被搁置在历史的阴影中。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不应当被人忘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因此，必须揭露当年日寇所进行的对成都大轰炸的真相，将这一沉重的历史事件写进历史当中，让世人永不忘记日寇通过大轰炸残杀无辜平民的事实，不能忘记成都历史上的屈辱与伤痛，才能不会重蹈大轰炸的覆辙，才能立足未来战争，从容应对波诡云谲的国际风云。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09 11: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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