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4 历时六年的成都大轰炸
2015-05-09 11:45:24 来源：《成都日报》2014 年7月5 日 点击： 复制链接
成都大轰炸数据
时间：6年零40天
空袭次数：31次
出动飞机：921架次
投弹：2455枚
人员伤亡：5337人死伤（其中死1762人，伤3575人）
炸毁房屋数量：15208间
不顾国际舆论反对和本国民众抵制，日本政府7月1日闯关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最终版本。这一举措被看成对二战后形成的再现有秩序的挑战，让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感到深深的不安。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成都人也有着切肤之痛，1938年到1944年，日本军国主义对成都长达六年的轰炸，让成都人饱受战火之苦。本月就是“7·27成都大轰炸”第73个年头，本报特别策划“成都大轰炸”专版，以提醒人们牢记历史，警惕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
自1938年11月8日至1944年12月18日止，在长达6年零40天里（共2230天），日寇先后对成都进行了31次大轰炸。执行轰炸任务的是日本陆军航空兵第三飞行集团所属的第一飞行团、第三飞行团。1939年以后，日海军航空兵第二联合航空队所属的第十三、第十四航空队以及高雄航空队等部亦投入作战。轰炸目标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商业中心，包括城区的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外国教会等非军事区，以及各交通要道、军事基地、空军机场等，无一例外地遭到日机的“无差别轰炸”。日军专门制定并实施了针对成、渝的战略轰炸计划，即“101号”作战计划和“102号”作战计划，对成都、重庆和四川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月光轰炸”、“疲劳轰炸”。其目的在于摧毁我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 从1938年11月8日至1944年12月18日，在长达6年零40天里，日寇先后对成都实施了31次空袭，出动飞机921架次，投弹2455枚，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死1762人，伤3575人）炸毁房屋15208间。致使天府之国的成都满目焦土，一片废墟。
亲历→
学者罗常培亲历“7·27”大轰炸
□小程
罗常培是著名语言学家，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1941年夏,罗常培与梅贻琦等从昆明辗转到达成都，遭遇了永生难忘的“7·27”大轰炸。罗常培对成都蒙受的灾难，有详细记载。
教授、学者跑空袭警报，是一个不衰的话题，在西南联大就有很多轶闻。当时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等也住在靛花巷的楼房,楼有三层。每次警报一响，大家都往楼下跑。傅斯年晃动庞大身躯，跑到三楼气喘吁吁地通知陈寅恪跑警报(陈有午睡习惯)。傅斯年把陈寅恪搀扶到防空洞，才会安心。陈寅恪曾写过一则趣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机”指来空袭的日本飞机，“入土”指进防空洞。紧急之中，依然保持文人的风度。
1941年5月，罗常培与梅贻琦、郑天挺从昆明出发，到重庆向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校务工作。他们从叙永县入川，然后去宜宾李庄看望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以及板栗坳的史语所同仁，再顺岷江而上到达乐山峨眉，参观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然后绕道成都，拜会华西、齐鲁、金陵各所大学的朋友。他们历尽艰辛到达成都时，又遭遇了永生难忘的“7·27”大轰炸。
7月27日早晨8点，罗常培一行在朱自清、沈茀斋教授陪同下游览武侯祠。森然古柏勾起学者们的思古之情，似乎忘记了当局对空袭的反复提醒。当他们一行再去杜甫草堂时，看到路边竖立了预行警报的黄色旗子。罗常培承认，“成都人因为最近几个月敌机并没有当真来过，所以大家的心里，简直不拿情报当一回事，没想到这一次敌机可当真来了，而且还来了一百零八架!”
9点40分，发过空袭警报后，他们还在城西四家村朋友处谈天。10点45分连续听到紧急警报，没过10分钟敌机已经轰鸣在头上!“紧跟着高射炮炮声隆隆，投弹声轰轰，几间房子动摇得像地震，屋顶上的瓦和窗子上的玻璃被激荡得上下交响着……”不愧是语言学家，他用了四种声音描绘那一时刻的地动山摇。到下午1点40分解除警报后,他们坐车进城，转了半小时，“压根儿没找到一条可以通过的路。”“举目所见不是栋折榱崩、瓦砾遍地,就是脰断肱飞、血肉模糊!”直到下午4点，他们才到达城外朋友家吃午饭。尽管朋友准备了丰盛的菜肴，“有昆明三年看不见的鲜虾和西瓜,可是一想起刚才亲眼目睹的惨状,无论有什么珍馐美味也觉得不是滋味！回到旅行社以后，看见离开我住的房子不到两丈远就中了一个大炸弹,我的房里虽然顶棚震落，尘土满地，幸而还没有直接命中。”因为罗常培那口旅行箱里，装满了学者们的论文。
28日，7点40分警报的黄色旗子一挂出，成都立即骚动了。“成都市民再没有昨天以前那样镇静了。”他发现成都“不但没有重庆那样安全的防空设备。连昆明那种跑警报的味儿都赶不上。因为第一，城市太大，从城里跑到郊外已经得费去很长时间。走出很远的道路；第二，东南北三门外各有轰炸的目标，比较上只有西路安全一点儿。因此,一遇到警报这条路上往往拥挤不堪；第三，成都郊外到处都是水田，不像昆明郊外那样空旷，要想跑出去不远就找到一个像昆明北郊的独山……是绝对办不到的。”当天，罗常培来回奔波9公里，跑得皮鞋开线……
后来的几天，罗常培继续东躲西藏，疲惫不堪，打消了去青城山的念头，但依然详细记录了空袭的细节。
学者娄育《语言学家文艺作品中的史料——赘疏罗常培先生的〈蜀道难〉和〈苍洱之间〉》一文指出，罗常培“详细记录了每一次亲历‘空袭’的时间，有的篇章甚至详细地记录下敌机的数量及轰炸情况，这又可为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人提供些许材料上的参考。”
人们在他旅行记中却看不到沮丧和抱怨。正如冰心在1942年版的序文所说：“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在自己“茅屋为秋风所破”之际，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恰是真学者的情怀。
反击→
成都上空的激战 日“轰炸之王”被击落
□周生
1938年6月，日本飞机要来了。当时成都四门城楼上都挂起报警用的红灯笼，比较显眼的房子都涂成了灰色。我们一家人背起行囊过东门大桥到郊区躲日本飞机，耳边一长两短的警报在尖叫，街上的防护人员一边推攘行人一边吼：“快跑!快跑！”我看到日本飞机飞得很矮，在我们头顶上呼啸着飞过，疯狂投弹。远处不时有火光和烟雾。
当天晚上，我们一家躲在郊区一所民房旁边的草堆里过夜，离我们不远的荒坟地里藏着一群学生，个个吓得面如土色。我们躲在草堆里昏昏欲睡，那些学生忽然高兴地喊起来：“看，打起来了！”抬头一看，只见一大队日本飞机向这边飞过来,有几架中国飞机勇敢地迎上去，可惜，日本飞机机枪火力很猛，我们的飞机使劲冲了几回也不行，被迫撤退。大家都觉得很遗憾。
在东郊躲了一晚上，我小舅来了一趟，他是负责打高射炮的军人，耳朵已经被炮震聋了，一来就骂：“炮太差了,口子太小，射不远，昨天把弹药都用光了也没打到。”小舅说，成都只有太平寺机场有几架飞机，还有20来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对付几十上百架日本飞机根本不得行。
我目睹这次空战一年后，大概是1939年，我在太平寺机场附近的亲戚家躲难。那天早晨警报拉响后，我们的飞机抢先在机场起飞,在天上不停盘旋。果然，不一会儿一群日本飞机，大约四五十架飞快地从城中心飞来，队形很整齐，看样子是来炸机场的。我们的飞机猛地飞到云层高处，俯冲下来用机枪猛扫，敌人的一架轰炸机开始晃动，机身也开始冒火。
这时，敌机的队形一下子就乱了，开始掉头逃跑，领头的日本飞机被我们的飞机追着打，一直追了很远，它冒着黑烟向简阳仁寿方向落下去，当时躲在屋里的人都跑出来观看,激动得大喊大叫。
几天后我才知道，被打落的日本飞机驾驶员叫奥田喜久大佐，号称“轰炸之王”，是被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击落的最高指挥官，这架日本飞机落在简阳，飞行员被烧成焦炭。不久，四分五裂的日本飞机运到成都展出。让人痛惜的是，击落日本飞机的中国飞机后来也中了弹,坠落在仁寿，驾驶员邓从凯英勇牺牲。
后来日本人又来炸了好几回，听小舅说，我们的飞机虽然因为装备差、数量少而损失惨重，但还是打落了不少嚣张的日机。
苦难→
目击 繁华成都变瓦砾
□秋宇
1938年到1944年底，为躲避日机的空袭，我经历了学校从城里迁到郊区，家也从市区疏散到乡下这一段动荡不安的生活。日机在白天和晚上侵袭轰炸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939年6月11日傍晚7时许，旧皇城楼上的警报器早就响过了。我家已疏散在东郊五桂桥乡下,眼见一群20多架编队的日机由东向西飞去,不一会便听见城里方向传来连续、剧烈的爆炸声，接着是一大片火光腾空升起，把半边天都映红了。天麻麻黑时，这20多架日机完成轰炸向东飞回去，飞临我们头上,由于飞得较低，我眼睁睁看见这群飞机屁股后面射出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甚至翅膀下面一边一块“红膏药疤疤”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次轰炸，城内东大街、盐市口一带受害最大，原本繁华热闹的街区成了一片废墟，东御街对面新民报社的房屋被炸毁，市民死伤数百人。
最刻骨铭心的是1941年7月27日。日机出动108架飞机，呈一字形由东向西梳子似地炸成都。猛追湾、抚琴台、少城公园(人民公园)、祠堂街、将军衙门(今金河宾馆一带)、西御街、东城根街、长顺上中街等都被炸得面目全非。这天，我和家人跑警报去了城西郊邻近抚琴台的亲戚家，只听得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房屋门窗都被震得乱摇晃，屋里的大吊灯被震下来摔得粉碎。
在回市区家的路上，只见长顺街、将军衙门和祠堂街许多商家店铺，以及不少住宅房屋，已是残垣断壁,或被震得摇摇欲坠。街道两旁的树枝和电线上挂了一些扑满尘灰的人内脏。被炸毁的残破房屋内传来阵阵哭声。
我家在西御街,也遭到了日机的两枚炸弹，其中一枚爆炸了，房屋损坏但未全部倒塌，墙壁上留下密密麻麻如蜂窝眼一般的弹片孔。另一枚在院内地上穿了一个直径约1米的坑。
少城公园被毁惨重，正门里西侧的大光明电影院、国内运动场南侧的博物馆楼、动物园,以及绿荫阁、鹤鸣、射德会等几处茶馆和桃花源、晋宁两家有名的餐馆，全部被夷为平地。
还有不少市民,由于连日连夜跑警报累疲了，不愿再去城外，就到公园内大树下或花木丛中躲避，这一次惨遭不幸。据目睹者说：有些人被炸得体无完肤,面目难辨；有的倚在石拱桥和树阴下口鼻流血,大张着嘴被活活震死；有的被炸成重伤，满身鲜血、呻吟不止。我家邻居、陆仲鹤中医一家也是从绿荫阁茶馆附近的乱砖堆里爬出来的。
陆医生的大女儿被弹片伤了肩胛骨，其他人轻伤，衣衫上斑斑血迹，浑身尘土，但都为死里逃生而庆幸。公园里还有不少人从家里带出来的手提箱，被炸后横七竖八地散飞在各处，金银首饰和钱币散落一地。有的死者手上还佩戴有金戒指、金圈子、手表。这些东西都由防护队员连同遇害者的尸体一并进行了清理。
有段时期日机夜袭，警报一响，人们从熟睡中惊醒，人流蜂拥跑向城外。有一次日机夜袭，我同家人跑到西郊罗家碾的田坎树下，天空传来日机的嗡嗡声，接着四周边射出几道耀眼的探照灯光芒，不断晃动搜寻。有架日机在地面射出的两光柱交叉中不停翻滚，意图飞离。可惜地面没有及时响起高射炮声音，眼睁睁看着这架日机逃走了。
后来，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进驻新津机场,带来了新型夜间战斗机，成都人称它“黑寡妇”。这种飞机有两个机身，有雷达装置，能在夜间查清敌机的位置。从此,日机夜袭渐渐没有了。
转移→
大轰炸时的一次战略转移
□吴志维
二战期间，日军曾对中国城市进行多次轰炸，成都也在其列。自1938年11月8日，日机首次袭扰成都开始，至1944年11月止，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成都所受轰炸至少21次。其中，尤以1939年6月11日、1940年7月24日和1941年7月27日所受的三次轰炸最为惨烈。日军轰炸成都地点主要为少城公园、盐市口、春熙路、大慈寺一带，被炸街道达82条。日军共投弹358枚，炸死成都百姓575人，炸伤632人，毁坏房屋3585间。毛尚武（1917年—2013年），当年是驻防太平寺机场的轰炸机第二大队轰炸员，经历了日军轰炸的全过程。
1941年1月至12月，从苏联购入的149架驱逐机和100架SB-3轻型轰炸机陆续经哈密飞抵成都。这无疑让山穷水尽的中国空军重获生机。随着德国对苏联的大举进攻，苏联自顾不暇，逐渐撤回了志愿航空队。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依然身陷绝境。
现居成都的毛尚武老人，当年24岁，时任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少尉三级轰炸员。中国空军第二大队，装备苏联制造的SB-3型轰炸机，大队长金雯，驻防成都温江机场。
1941年7月27日晨，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接到报告：05∶55湖北野三关发现敌侦察机一架西飞。随后，慈利发现敌第二批侦察机一架西飞。松滋发现第三批敌轰炸机106架西飞。
万分紧急之时，成都附近双流、太平寺、新津机场的战斗机升空拦截，而轰炸机大队则在敌轰炸机106架经恩施后，紧急起飞疏散。其中，毛尚武所在第二大队SB-3机奉命经兰州飞酒泉降落，加油待命。10∶35第二大队SB-3机六架先行起飞，按照预定疏散空域航行。
毛尚武此时正在一架编号为B1998的SB-3轰炸机上。让他惴惴不安的是这架飞机本来正在机场维修。直到他们起飞，这架飞机的内部通信设备仍然无法使用，起落架也无法正常收起。他们只能跟随机群往兰州方向飞行。该机的飞行员是第二大队中尉二级飞行员曾致中。
由于起落架无法收起，飞行阻力大，他们只得加大油门，但是他们仍然掉队了，还面临油料不济的威胁。熟悉航线的毛尚武以黄河为参照，判定飞机飞过了兰州。但是由于SB-3轰炸机为轻型轰炸机，乘员无法在飞机内走动，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又逢机内通话设备无法使用，毛尚武只得将自己修改航向的建议写在纸条上，隔着轰炸舱和驾驶舱的玻璃给飞行员曾致中看，曾却并未理睬。最终，该机因油料耗尽，迫降于兰州西二十公里之河口附近。毛尚武回忆说，当时飞机摔成三截，由于他所在的轰炸舱在最前端，他头部受伤，至今伤痕犹在。据当时战史记载：“B1998机损坏率约百分之六十，该驾驶员及轰炸员轻伤，均已接兰治养，射击士无恙。”
改革开放后，毛尚武和家人安居成都，2013年5月4日安然离世。
起诉→
文仲：对日索赔 还原历史
□青青 文 / 图
文仲，1938年12月出生于成都永靖街，幼年经历日本飞机1941年对成都的大轰炸，造成终身左耳听觉损坏。文仲195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附中。1963年调四川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工作。2011年3月7日，73岁的文仲作为“成都大轰炸”39名受害者的代表赴东京参加对日索赔案开庭审理。他在东京期间亲历了日本大地震。文仲现任“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索赔团团长。
认真才能正视历史
成都市民对“成都大轰炸”的追问，恰恰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未来。认真才能正视历史，正视历史才能激发爱心，爱能创造奇迹，爱能共酿和平的春天！
2014年6月4日，日本东京法院第29次开庭，审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一案。84岁的成都老人苏良秀作为成都向日索赔的原告，也是作为受害证人，在庭上持续70分钟作证，并出示73年前自己在大轰炸中留下的伤疤。
“成都大轰炸”亲历者已经多次赴日，苏良秀一直在为到日本所需的经费发愁。“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索赔团团长文仲先生，为打消苏良秀的顾虑，四处积极筹钱。苏良秀对我讲：“因为我们出了一本书《铁证》，每卖出一本就有一定的收益，文仲先生就到处做讲座，希望能多卖一些书。结果由于过度劳累，还一度导致脑梗塞住院。”
文仲先生对我说，“以德报怨”是东方民族很熟悉的一句话，别人欺负了你，要用爱心去感化他，用胸怀去包容他。可是，孔夫子还说了一句更关键的话：那“何以报德”呢？
我想，这个反问，不是文仲先生以及“成都大轰炸”的受害者们掂量于心的问题，而是那些不敢正视历史的人应该扪心自问的问题！
“3年前我的日本之行，会让我感动终身。”文仲老人动情地对我说，“日本人民对我非常友善。我去了众议院、参议员，向议员们提出了我的要求，没有一分钱的经济目的。可是一些人闭上眼睛，或者王顾左右，难道历史就因此而改变了吗？”“我们相信成都大轰炸的历史一定会有个非常成功的了断。官司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代打不赢，下一代接着打！索赔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教育现在的80后、90后，包括中国的青年和日本的青年，要让他们知道历史。”
起诉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
谈起自己3年前的日本之行，文仲回忆道：我于2011年3月7日下午由北京飞抵日本成田机场。由于自己不懂日语，由两位在日本就读的川籍博士生担任向导和翻译，深夜下榻在小石川后乐园。它的全称是东京都立小石川后乐园，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后乐一丁目，是东京都内赏梅、赏樱和观赏红叶的名胜。庭园约7万平方米，曾是水户德川家的庭园。据说庭园名“后乐”来自于文学家范仲淹所作《岳阳楼记》之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里也是日中友好会馆的所在地。一天的住宿费是5500日元，乖乖，对我这个退休老人来说很贵，但在东京算便宜了。当晚，我会见了一濑敬一郎律师的妻子一濑三和。
一濑敬一郎是日本的著名律师，他率领一个由多家律师事务所组成的律师团队，承担了5次来自中国的对日索赔案的起诉。夫妻俩多次来中国收集日本侵华战争证据，妻子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一濑敬一郎生于1948年，夫妻俩至今没有孩子，全身心都投在事业上。细菌战诉讼案、重庆大轰炸案、成都大轰炸案等，他的律师事务所成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库，书籍、资料、图片、设施塞满了办公室、书房和卧室。我听翻译说，一濑敬一郎的父亲在战争期间就是军人，来过中国……
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起诉使用的名义是“重庆大轰炸”呢？文仲解释，因为一濑敬一郎律师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重庆大轰炸”的诉状，沿此谱系，我这次来，就算作是这一系列申诉中的一次。2006年3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拉开民间索赔案的序幕。至今东京地方法院已就该案开庭审理17次。第18次庭审由翻译和一濑敬一郎整理成日文，送东京地方法院。
一个日本人数十年全力以赴为中国受害者辩护，令人感佩。记得一濑说过：真理无国界。为了中日两国实现真正和平友好，清算战争罪行，他将奉献一生。他说，有时感觉到自己像在海滩深处，疲惫不堪地拨开污泥探寻金子。我相信金子的闪光是永恒的。中日和平友好的真谛，就像金子一样。
9日中午，文仲应邀到日比谷公园参加了日本反战人士举行的声援他的游行。他展示了“以史为鉴，明智抉择，日本政府必须向成都大轰炸受害者谢罪赔偿”的大横幅，上面写有数百名成都市民的签名，他们对“成都大轰炸”也是高度关注的，感到很震惊。中国新闻社东京支局、朝日新闻社等多家媒体均到现场采访。
文仲和律师一行准时来到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下午3点正，“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第17次审判在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律师介绍文仲的情况后，由文仲开始申诉，现场进行同步翻译的，是四川大学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余文静。
文仲讲到，1941年7月27日，侵华日军对成都进行的轰炸，是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一颗炸弹在离他家仅20余米的地方，巨大的冲击波不仅把他家房子冲塌，还震伤了他的左耳鼓膜。此后他的左耳持续疼痛，一年后开始流脓，听力不断下降，并最终于高中阶段失聪。这不仅迫使他放弃当音乐家的理想，还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造成巨大的心灵伤害。日本飞机出动7000余架次，对四川70多个城市进行了321天的轰炸。据不完全统计，7·27大轰炸共造成成都698人死亡，1368人受伤，3587间房屋损毁。文仲大声说：“今天，我站在日本法庭上控告日本国的战争犯罪行为。我代表全体受害者，请求认定‘成都大轰炸’是违反国际法的无差别狂轰滥炸，判决日本国向受害者谢罪和赔偿。”他的家就在天府广场右侧那两棵巨大的银杏树下，如今，睹树思忆，令人感慨万端。
人间自有正义在
文仲至今认为：自己努力完成了“成都大轰炸”受难者以及市民的重托，也深深知道，自己不过才迈出了第一步。而自己还是一个和平的使者，这同样是自己日本之行的责任。随着与日本各界的交往越来越多，文仲为他们的真情所动，那种对中国人民的情谊不是装得出来的。
文仲随后参加了日本各界人士举办的欢迎仪式，各界代表发言，批评军国主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共创中日两国和平未来，成为共同的呼声。经济赔偿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要还中国人一个公道，让那段痛苦的历史大白于天下。现在紧迫的是，亲历者越来越少了。“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索赔团成立这几年来，每年都有两至三名老人离世。上个月，又走了一个……
我问他：你在日本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同意见者？
文仲回答：“没有。凡是向我提问的，我都尽力作答。我没有遇到一个企图以提问的方式来狡辩历史的日本人。相反，他们处处在帮助我。”文仲一行共9人，还拜会了众议院3位议员。服部良一、斋藤劲议员对文仲深深鞠躬，向“成都大轰炸”受难者表示深切同情。文仲向议员通报此行的目的和要求，对方表示：第一，十分同情“成都大轰炸”的受害者，支持本次申诉；第二，愿意向议会提交有关“成都大轰炸”的材料，促进议会对有关赔偿法规的通过。文仲也代表成都市民，就日本政府和人民在汶川大地震期间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
文仲感慨地指出：自己会继续对“成都大轰炸”受难者进行调查、取证。这一切，正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未来。认真才能正视历史，正视历史才能激发爱心，爱能创造奇迹，爱能共酿和平的春天！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09 11: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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