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唐山：抗日斗争 艰苦卓绝
2015-05-16 14:41:30  来源：唐山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一)长城抗战的壮举与孙永勤高举“抗日救国军”大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他们贪得无厌，得陇望蜀，又向华北扩张。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自卫还击，长城抗战开始。守城部队安德馨营因孤立无援，虽力战而不敌，营长安德馨壮烈殉国。1月3日，山海关失陷。2月，日军大举进犯热河，当地守军将领汤玉麟不战而逃往天津，3月4日，日军轻取热河省会承德，并很快控制热河全省。

　　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后，继续扩大侵略，自3月上旬起又进犯冀东长城沿线各关口。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下，蒋介石不得不集结军队，守住长城各口。其布防情况是：冷口方面由商震的三十二军担任，喜峰口方面由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担任，古北口方面由南方调来的中央军徐庭瑶的十七军担任，独石口方面由傅作义的六十一军担任。

　　驻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将士具有爱国热情，英勇善战，但是，枪械陈旧，弹药缺乏，连刺刀都没有，应急打造了一批大刀，以作搏杀之用。而进攻之敌日本关东军第十四旅团武器装备精良、机械化程度高。

　　1933年3月6日，二十九军布防于以喜峰口为中心的沿长城 100多公里防线上。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为副总指挥。3月9日黄昏，日军向喜峰口发起正面进攻，中国军队与日寇反复争夺喜峰口口门，肉搏冲锋数小时，砍死敌人百余名，但敌增兵反扑，我军力敌不支，暂时撤离。中国军队决定组织“大刀队”，用夜战、近战、肉搏战的优势，夜袭敌营。午夜，三十七师一○九旅赵登禹部手持大刀，夜袭敌阵地侧后，日军猝不及防，被打得惨败。此役敌人被杀死500多名，被我军夺取机关枪10余挺，坦克、大炮、粮草、辎重等也被炸毁焚烧。10日早晨，又开始了中方东北侧阵地老婆山争夺战。中国军队避其锋芒，待敌攻至近处突然反击，旅长赵登禹身先士卒，负伤后仍带兵冲杀，营长王宝良殉国。11日，日军的重炮轰击中方阵地，中国军队与其激战，阵地数失数得，来回拉锯，战斗异常激烈。11日夜至12日，中国军队西出潘家口，东出铁门关，绕袭敌营，又给敌以重创。战至 13日，日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转攻为守；中国军队则士气倍增，莫不以杀敌为快事。

　　喜峰口战役共进行了五昼夜，敌我双方都投入兵力万人以上，敌人伤亡近4000人，损失武器装备及粮秣不计其数；中方也伤亡 1000多人。日本报纸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未有之侮辱。日支、日俄、日德历次战近代历史上的唐山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

　　喜峰口日军被中国军队重创后，于3月15日转攻我遵化境内长城上的罗文峪关和山楂峪关。

　　3月16日晨，敌先头部队沿半壁山向罗文峪正面进攻，中国军队三十八师和三十七师各一部和刘汝明任师长的一四三师主动迎击，敌不支。之后敌大部队到达，中国军队撤回阵地，罗文峪争夺战开始。敌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迭次猛攻，敌我相互争夺阵地，相持不下，直至晚间，血战一日，敌我双方互有伤亡。

　　3月17日，敌步骑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半壁山向罗文峪、山楂峪猛攻，意欲攻占山楂峪，将中国军队截断，中国守军在山楂峪与敌短兵相接，打退敌人进攻。罗文峪口的中国军队也同日军展开近战，用手榴弹和大刀同敌肉搏，杀声震天，把敌军逼退。半夜，王合春营长率领大刀队士兵，身背大刀，每人再配一支手枪和四五颗手榴弹，翻山越岭，抄入敌军后方，趁敌兵熟睡之机摸入敌营地，或用大刀砍，或用手榴弹炸，又毙伤大批敌兵，王合春营长也壮烈殉国。

　　3月18日为激战第三日，敌步、骑、炮混合部队以炮火为掩护，于凌晨2时向罗文峪、山楂峪猛攻，又被中国军队击退。天明到中午，敌又集中炮火轰击，并有飞机30余架低空狂轰滥炸，步兵乘机向中方阵地猛烈冲锋。中国军队又全力击退敌人。晚上10时，敌又以全力向中方阵地猛攻。中国军队又乘夜色，持大刀冲入敌阵，杀敌无数，敌阵线开始动摇。我军乘胜追击，敌全线溃退。

　　罗文峪、山楂峪激战三天，敌死伤3000余人，中方伤亡1700余人。

　　冷口位于迁安境内，是长城东段战略要地。这里的防卫阵地约百余里，主要由商震的三十二军不足万人的两个师防守，兵力十分单薄，形成百里防线处处有防，处处薄弱的状态。

　　早在3月6日，商震部队就与日军交手。一三九师趁敌立足未稳，打退日军。3月22日，日军再攻冷口，一三九师奋力抵抗，阻住了日军的进攻，3月27日，日军因久攻喜峰口、罗文峪口不下，改变部署，令其一部3万余人猛攻冷口。中国军队坚持15天以后，终因前方兵力不足，伤亡惨重，日军突入冷口西线的白羊峪，攻占冷口侧翼高地。中国军队组织反攻未能成功，冷口遂于4月11日陷于敌手。

　　在密云县境内的古北口和怀柔县，中国军队也同日军进行了血战。

　　然而，南京政府此时仍坚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长城抗战期间，不仅让妥协派何应钦主持华北军事，还派亲日派黄郛主持北平政务。冷口失陷后，黄郛软硬兼施，令宋哲元二十九军从喜峰口撤军，爱国将士挥泪放弃了阵地。日军遂占据长城各口，又从东线渡过滦河，5月16日占领唐山。5月21、22两日，北平以北的中国军队奉命向北平附近集中。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仍一心“剿共”，急于同日本妥协，派黄郛同日方密谈。5月22日晚，黄郛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划定撤兵线和中方“今后不准有任何挑战行为”等屈辱条件，5月31日，中方代表与日方代表在塘沽日军兵营内谈判，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和附件《觉书》。

　　《塘沽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界推到了长城一线，把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在这里驻扎，而日军可以在这里自由行动。这样，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占进平津，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长城抗战的主要战场喜峰口、罗文峪、冷口等关隘都在唐山境内，唐山人民自发地对长城抗战给予了支援。

　　早在长城抗战爆发前，迁安县(包括今迁西县辖区)民众就组织起几支义勇军，发表宣言，举行示威游行和誓师大会，有的还开赴东北与日军作战。但后被国民党当局取缔。

　　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工作，促使其站到民族立场上来。长城抗战中，中共迁安县委为配合二十九军，组建了抗日自卫团，建立了600余人的农民武装，自卫团曾协同二十九军作战。

　　长城抗战期间，迁安、遵化的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中国军队，挖战壕，修工事，供弹药，抬伤员，烧水做饭，捐款捐物等。还有一些人为中国军队充当向导，一些爱国上层人士还捐献枪支弹药。省立四中(今唐山一中前身)，省立五中(遵化一中前身)的学生们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上街游行讲演，张贴标语，不少师生还捐献物品，到前线慰问。遵化城里的爱国商人出钱出物，运送到前线，许多医生主动帮助救治伤员，药店也支援药品。开滦煤矿、唐山制造厂及铁路工厂等唐山工人阶级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慷慨解囊，支援抗战。他们还组成“义务修械团”，为前线部队抢修武器装备。唐山工人和各界人士还组织参加了捐献“唐山号”救国飞机的活动。

　　长城抗战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北平的《世界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庸报》以及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报纸，都讴歌喜峰口杀敌的胜利。国民党元老何香凝也赋诗数首，盛赞爱国将士，“男儿报国不虚生，气冲东海吞长鲸。一旦妖气塞上平，还须长驱收辽京。壮士手挥百炼刀，直前砍贼不留情。白刃闪处肢体裂，杀声吓得天地惊!”“二十九军驰名久，今日再显好身手。扶桑连接噩耗后，全国上下应发抖!”后来，青年音乐家麦新(本名孙培元)更是激情满怀，创作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这首歌后来唱遍全国，成为与《义勇军进行曲》同样家喻户晓的抗战名歌。

　　长城抗战夭折后，承德府黄花川(今兴隆县)农民孙永勤于 1933年12月在家乡树起抗日大旗，组织了“抗日民众军”，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率众在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4年5月，孙永勤军在遵化大茅山与日军激战，壮烈殉国。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中将孙永勤的名字同吉鸿昌、瞿秋白、方志敏等人的名字并列，赞誉他是“民族英雄。”

　　 (二)站在彻底反帝先锋地位的开滦工人阶级

　　《塘沽协定》激起了冀东人民的强烈反对。半年后，开滦五矿工人掀起了反对《塘沽协定》、要求恢复工会组织和失业工人工作的同盟罢工。

　　1933年6月，伪军李际春等成立“华北民众自治联军军政府”，在唐山设立最高军政机关；7月，在唐山建立了由亲日派汉奸组成的“滦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由伪满军队改编的“保安队”。从此，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处处都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钳制，所有工会被封闭，一切党派活动被禁止。1934年1月14日，马家沟矿一些失业工人去找矿方提出要求，遭到粗暴的拒绝，工人们砸开被封闭的工会宣布开会，保安队开枪打死一名工人和一名工人子弟，工人们向矿方和地方当局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中共地下组织积极串联，形成四矿联合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为援助开滦罢工宣言》。罢工中，国民党想趁机恢复黄色工会，日本帝国主义则派汉奸介入工人运动，形势一时很复杂。中共唐山市委一面揭露汉奸的阴谋，一面促成五矿工人的联合。接着华新纱厂、启新洋灰公司的工人也宣布罢工。英、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反动政府无隙可乘，就勾结起来动用武力镇压，4月19日罢工结束。

　　刘少奇在总结这次罢工时写道：唐山工人的罢工，说明“《塘沽协定》并不能限制他们，因为这是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订立的卖国协定，……他们在实际行动中不承认这个协定……唐山矿工的罢工，说明中国的无产阶级是站在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地位。”

　　(三)反对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斗争

　　1933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后，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1935年7月，日本又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华北的主权大部分丧失；1935年9月，日本又提出“华北五省自治”；为此，首先阴谋策划使冀东22县脱离中国。11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天津与亲日派汉奸殷汝耕密谋，提出由殷打起“地方自治”的旗号成立政府。殷对此非常积极，遂立即召集其部下在天津开会，决定“宣布停战区自治”。11月 24日，殷汝耕返回通县决定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5日他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张贴布告，声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实行防共自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辖冀东22县、秦皇岛港口和唐山矿区，办公机关驻通县。一个月以后，又在此基础上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由殷汝耕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并建立伪政府机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炮制“满洲国”之后，在华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它的出现使冀东 22县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积极反共卖国，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冀东建立反动军事专政，残酷镇压人民；在经济上，帮助日本掠夺资源，庇护日本走私，摧残中国的经济；并积极推行奴化教育和反共宣传。

　　冀东伪政权的成立及其卖国求荣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冀东人民的愤怒和声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下令通缉殷汝耕，但未能采取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反抗伪政府的斗争。1936年初，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把开展冀东地区的抗日活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之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傅茂公(彭真)来到唐山古冶，召开了中共京东特委会议，研究布置了对敌斗争工作。中共迁安县委书记王平陆奔走于各县，组织抗日武装，在山区建立了游击队，不断打击伪政府。各县人民也以不同的方式给敌伪以打击。

　　在唐山市区，中共地下组织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年春，中共京东特委书记李运昌派王崇实等到唐山市内开展工作。王崇实与开滦医院的地下党员谷云亭建立了联系，谷云亭以护士身份为掩护，秘密组织了“抗日自卫同盟”，以抗日救国，反对汉奸政府，建立抗日政府为目标，还创办了盟刊《冬青》。后来许多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地下支部，开展抗日工作。1936年春，中共北方铁路委员会派李颉伯与铁路工人王陲亭联系，建立党组织；唐山火车站地下党组织建立了“铁路抗日救国会”，调查日伪人员，掩护过往同志，转送文件财物等。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派周文彬(原名金成镐)来唐山成立中共唐山工作委员会。他以修理收音机为职业掩护从事抗日工作，发展党组织，在工人中很有影响。唐山的产业工人、商界、爱国师生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反对汉奸政权的斗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驻通州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第一、第二两个保安总队官兵一千几百人于7月28日举行起义，痛击日军，捣毁伪政权，史称“通州事变”。通州事变摧毁了伪政府，殷汝耕被迫“下野”。伪政府在通州难以存留，残余人员乃于8月上旬迁到唐山。重新拼凑了以池宗墨为“行政长官”的伪政府。伪政府起初设于唐山市区小山南东新街大顺染厂北邻，后迁入唐山交通大学院内。1938年1月28日，伪政府下令设唐山市，并建立了伪唐山市政府，屈玉灿为市长。

　　1937年12月14日，在日军操纵下，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按照日本主子的意图，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于2月1日并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辖区22县划为“河北省冀东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土光复，一批汉奸卖国贼被严惩，殷汝耕、池宗墨等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在南京处决。

　　(四)震惊中外的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和开滦五矿工人同盟罢工

　　在日伪政权的奴役下，冀东人民过着亡国奴一样的生活， 1937年7月全国性的抗战爆发后，冀东人民开始酝酿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1937年12月13日，由中共河北省委组织，在滦县多余屯正式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推举李运昌为主任委员、王平陆为军事部长。组建了华北抗日联军第一支队，王平陆任司令员。1938年1月7日，王平陆率队袭击设在迁安和青龙交界的清河沿伪满洲国“国境警防所”。战斗中王平陆身负重伤，英勇牺牲。清河沿战斗揭开了1938年抗日暴动的序幕。

　　1938年3至5月，中共唐山工委领导了开滦五矿工人同盟大罢工。3月22日，中共唐山工委领导人周文彬领导赵各庄矿工人反对实行井下记工制，反动矿警镇压工人，造成流血事件。林西矿、唐家庄矿工人也先后罢工，后发展到五矿同盟罢工。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唐山工委，抓住“工人的迫切要求，由经济斗争，形成浓厚的反日空气，引导开滦工人举行武装暴动，支援八路军抗日。”罢工坚持到4月底，迫使英国资本家作出了让步，部分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这次罢工中涌现出节振国等一批革命骨干，他们逐渐懂得了抗日的道理，为后来开滦工人发动抗日暴动打下了基础。

　　全国性的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2月，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做好组织部队挺进冀东的准备。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组织了邓华支队，先行开辟平西地区，作为挺进冀东的基地。1938年春，中共河北省委派李楚离到阜平，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冀东暴动的准备情况，又去平西与邓华联络，约定邓华支队挺进冀东时，冀东人民发动抗日武装暴动，里应外合。1938年4月，朱德、彭德怀命令宋时轮支队开赴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之后两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5月31日，四纵5000余人由平西斋堂出发，向冀东挺进。6月下旬主力到达蓟县靠山集、将军关、下营一线，鼓舞了冀东人民，加速了抗日暴动的爆发。

　　1938年6月末，由于日军在冀东兵力空虚，加之八路军四纵的到达和准备工作的就绪，冀东抗日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华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在丰润田家湾子村召开军事会议，通过了暴动的行动纲领，决定了暴动队伍称抗日联军，并制定了番号，计划组织六个总队，分别由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王仲华等人领导。暴动原定7月16日统一发动，但由于日伪当局侦知了计划，暴动领导人决定提前举义。

　　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抗日联军第二路首先行动。1938年7月6日夜，中共滦县县委干部李润民率领300余人在港北村首举义旗，建立抗联第五总队；第二天，李运昌、胡锡奎直接领导了迁安岩口(今属迁西)暴动，组成抗联第四总队，孔庆同为总队长。呼者先登，应者云集。此后，各地暴动如暴风骤雨，迅猛发展。

　　7月18日夜，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等领导开滦赵各庄矿工人暴动，攻占了警察所，缴获了枪支弹药，又收缴了民间武器，武装了工人群众。后暴动队伍向农村转移。周文彬、节振国率队参加了李运昌领导的抗联队伍，被编为抗联第二路军直辖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被任命为大队长。开滦工人的抗日武装暴动在全国树起了一面城市工人武装抗日的光辉旗帜，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时，八路军四纵加紧向东挺进。8月初攻克迁安县城，之后先后建立起11个县政权。8月中旬，四纵主力与冀东抗联在遵化铁厂镇胜利会师，抗日暴动达到高潮。8月27日，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和抗联负责人在铁厂镇举行会议，决定整训部队，成立冀察热宁军区，推举宋时轮为军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员，同时决定成立冀察热辽边区行政委员会。

　　从7月底到8月底，是抗日暴动大发展时期。西起潮白河，东至山海关，北起长城外的青龙、兴隆，南到渤海岸，包括21个县和开滦矿区都有暴动队伍，暴动的规模气势，大大超过原来的预料。参加暴动的有农民、工人、爱国上层人士、宗教界人士、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队官兵、民团等，各路武装约有10万人，其中属于冀东抗联的约7万人，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属于国民党和其他方面的3万人。暴动武装驱日寇、扫顽敌，先后攻克昌黎、兴隆、蓟县、宝坻、卢龙、迁安、乐亭、玉田等九座县城和大批乡镇。暴动声势震动全国，风闻世界。国内外著名新闻媒体的中央社、路透社、美联社、《文汇报》、《抗敌报》、《导报》纷纷予以报道。

　　9月1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致电祝贺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胜利，贺电指出：“由于冀东国共两党同志及无党派抗日志士合作，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纵队的胜利，已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发动了广大民众，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9月，由于传来日军要大举“围剿”冀东的消息，军区司令员宋时轮提出部队撤到热河的都山建立山地根据地。李运昌部在宋时轮率领下，随四纵主力进军都山，但中途受挫，计划未能实现。9月中旬，四纵党委在迁安莲花院(今属迁西)召开会议，决定四纵主力和抗联武装大部西撤，留下300余人组成3个游击支队，坚持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来电均不同意西撤，但四纵党委有关人员缺乏坚持冀东的信心。10月8日，在丰润九间房召开会议，仍作出大规模西撤的决定，并决定四纵留下3个支队在冀东坚持游击战争。

　　10万暴动武装中，非共产党领导的3万人没有随同西撤，还有一些武装未能巩固，所以西撤时只有5万人。途中不断遭到日伪军的阻截袭扰，部队减员严重。10月，抗联高志远部副司令员陈宇寰和抗联副司令洪麟阁先后牺牲。

　　10月中下旬，在平谷县的西樊各庄召开了抗联部分干部会议，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等果断决定停止西撤，立即返回冀东坚持游击战争。但返回冀东时部队只剩下了1000多人，李运昌的直属部队已剩下了130多人。

　　面对抗日武装由盛而衰的严峻形势，李运昌于11月间在迁安柳沟峪召开会议，他号召指战员们要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战胜困难，坚持游击战争。具体做法是，共产党员分散各地，恢复地方党的工作，召回溃散的暴动人员。经过努力，到1938年底，李运昌部又发展到1400多人，与八路军原先留下的3个支队配合，开展游击战争。冀东抗日烽火又重新燃烧起来。

　　不久，毛泽东等人又明确指出，冀东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但是也有很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为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

　　冀东抗日暴动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它在敌人后方的后方燃起了抗日火焰，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它唤醒了民众，锻炼了党和军队，为党保存了一支抗日武装，成为以后创建冀东和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力量；暴动中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冀东抗日暴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始创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19 09: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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