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唐山：抗日斗争 艰苦卓绝
2015-05-16 14:41:30  来源：唐山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五)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年底，日军在冀东的兵力加强，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八路军3个游击支队和抗联部从处境极为困难。1939年6月，中共北方分局在唐县军城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决定将冀东抗联和八路军3个游击支队，统一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为司令员，李楚离为政委；包森为副司令员，曾克林为参谋长，刘诚光为政治部主任。7月中共冀东地方委员会改名为中共冀热察区委冀东分委，李楚离任书记。

　　1940年1月1日，中共冀东区分委在遵化阁老湾召开会议，贯彻军城会议精神，决定在冀东建立多块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具体部署是：包森、李子光开辟以盘山为中心的蓟(县)平(谷)密(云)根据地，李运昌、徐志创建以鲁家峪为中心的丰(润)玉(田)遵(化)根据地，周文彬、丁振军、刘诚光巩固和发展丰(润)滦(县)迁(安)根据地。到6月，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以盘山、鲁家峪、腰带山为中心的3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东西两大块游击区，建立了5个县级政权，1600个抗日村政权，人口达近百万，抗日武装也有了发展。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0年6月8日，丰滦迁联合县县长魏春波在迁安王庄子壮烈牺牲。冀东军分区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敬献的挽联上写着：“为革命牺牲一切，毁家纾难，死兄死弟死妻死侄，鲜血洒遍燕山麓；与倭奴奋斗数年，捐躯殉国，成仁成义成英成烈，勋献洋溢滦水滨。”

　　为了加强对冀东地区抗日的领导，1940年7月，建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撤销挺进军第十三支队番号，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为司令员，李楚离为政委，包森为副司令员，曾克林为参谋长，刘诚光为政治部主任。部队进行整编，冀东军分区下辖第12、13两个团。

　　1940年7月下旬，冀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青纱帐，由东西两线向日伪军主动出击，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2团团长陈群率部袭击了赵各庄据点的敌弹药库。8月1日，抗日英雄节振国在滦县下尤各庄战斗中牺牲。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冀东抗日武装在北宁路沿线配合行动，打击日伪军。陈群率12团摧毁了赵各庄、唐家庄、古冶火车站等日伪据点。并多次出击，先后攻克唐山市郊的曹家口、张官屯，一度攻入市区。李运昌率12团一部初步打开了迁(安)滦(县)卢(龙)区的局面。包森率13团广泛出击，打击敌人。到年底，全区建立了7个县级政权，使东西两大游击区连成了一体，形成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区。

　　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展，大块基本区的形成，引起了日伪军的惊恐。他们要扑灭这熊熊燃烧的抗日之火，从1940年冬开始，不断调集兵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惨案。

　　1941年初，日军围攻丰滦迁抗日游击根据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潘家峪位于丰润县北30公里处，是丰滦迁联合县政府的主要活动基地。1941年1月25日，日伪军数千人包围了潘家峪。他们将村民逼到潘家大院，用枪弹、刺刀、火烧杀害群众 1000多人，其中有650多人是妇女和儿童，30多户被杀绝烧尽。英雄的潘家峪人民不仅在敌人屠杀时进行了反抗，而且惨案后幸存的青年组成了复仇队，后被冀东军分区命名为“潘家峪复仇团”。复仇团胸怀国恨家仇，以百倍的勇敢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从1941年4月至1942年底，日军在冀东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五次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扫荡”进行了英勇的反击。1941年5月，第12、13团相互配合，在玉田县渠梁河一带伏击敌人，击毙日军150多人，伤200多人。抗日武装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发展壮大。同月，日、伪、“满”军6万多人向我基本区发动进攻，到6月上旬，抗日武装遭受重大损失，部队减员1000多人。12团团长陈群在玉田孟四庄殉国。

　　1941年8月1日，中共冀东区分委在遵化大张屯召开会议，决定坚持冀东和开辟热南山区。9月中旬，由包森率两个营在基本区坚持斗争。

　　1941年秋，日军将新组建的“治安军”派往冀东地区，一次次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12月，冀东、热南的八路军相互配合，进行了打“治安军”战役。1942年1月13日，包森率7个连在遵化果河沿围歼敌军，我军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全歼伪“治安军”一个团，击溃一个团，击毙日军教官4名，缴获大批轻重武器。2月，包森在遵化野瓠山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日军在侵略冀东，占领许多城镇的同时，还在热河南部沿长城一线推行最残酷、最野蛮的“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他们强令群众将自己的房屋拆毁，搬入“集团部落”，群众愤怒地称其为“人圈”，其实是法西斯集中营。日军把“无人区”以外的房屋、树木、庄稼烧光，妄图以此隔绝群众同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队的联系。后来，“无人区”又扩大到长城以南的蓟县、遵化、迁安(包括今迁西)、滦县的北部，面积达约5万平方公里。日伪政府对“无人区”内的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被日伪虐杀的和平居民达10多万人，1.7万个村庄的380万间房屋被全部烧毁。

　　中共冀东区委和抗日武装领导人民进行了的艰苦卓绝的反“集家”斗争。在长城内外发动群众不断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先是隐蔽发展，然后广泛接触和发动群众，千方百计救济“人圈”中的群众，并对伪组织人员展开政治攻势，锄掉铁杆汉奸，教育一般伪组织人员。这样，“无人区”内的人民群众逐渐同抗日政权和军队建立广泛地联系，打破了日伪军民“匪”分离的企图。之后，“无人区”也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冀东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阶段。1月，日军将二十七师团从津浦线调回冀东，4月，开始了对冀东的“讨伐作战”。他们在基本区周围构筑四道封锁线和两条封锁沟，在热南地区实施了“集家”计划。冀东军民英勇作战。活动在东部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分别转移到热南、滦东进行外线作战。在热南拨除了日军许多据点，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电报奖励。在滦东，先是12团一部于8月渡过滦河，10月，12团全部开赴滦东，进行外线作战。到1943年2月，滦河以东共建立了9个总区，在北宁路南建立了迁卢抚昌联合县路南办事处，游击区村庄已有700多个。

　　但是，由于敌人来势凶猛，根据地人员伤亡也比较严重，基本区许多村庄被蚕食，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1942年4月3日，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12团政委刘诚光率政治部工作人员和200余名战士在遵化甲山遭3000多名日伪军合围。面对十几倍于我的敌人，刘诚光和战士们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与敌人浴血拼杀，后来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铁锹劈、石头砸，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最后刘诚光和一部分战士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一齐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第二营教导员于禾 (苏连存)率领几十名战士，砸碎武器，集体跳崖殉国。他们与狼牙山五壮士一样英勇壮烈，受到后人称颂。

　　 1942年6月，冀东军分区发动了为恢复被日伪“蚕食”的基本区的复仇战役。各部队由热南跨越长城回到基本区，对日伪军进行反击作战。7月18日，12团独立连(主要由潘家峪复仇团成员组成)在滦县干河草村击毙制造潘家峪惨案的日军首领佐佐木二郎，并歼灭日伪军一部，为潘家峪死难同胞报了仇。到9月，又恢复了一些地区。

　　1942年12月5日，日伪军在滦南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惨案。被杀害的群众共1000多人，其中30多名婴儿被摔死在碌碡上，60多名孕妇被杀戮，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了孤儿寡母。全村1030间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掠一空。日本侵略者又欠下唐山人民一笔血债。

　　1943年春夏，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也在反“扫荡”中不断巩固与扩大。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撤销中共冀东地委和晋察冀边区第十三专员公署。建立中共冀热边特别委员会和冀热边行署，由李运昌任特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这时，解放区已建立19个抗日政权，总人口达363万人，在平津唐秦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地域广大的抗日根据地。

　　此时，日军已深感兵力不足，战线过长。于是对冀东地区实行“重点主义”战略，从1943年9月至1944年2月，集中正规军万余人先后对长城南面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6次大规模的“扫荡”。我抗日武装胜利进行了反“扫荡”，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而且使冀热辽根据地连为一体。

　　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于1944年7月至9月建立了冀热辽区党政军机关，李运昌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区委书记、区行署主任，李楚离为区委副书记，詹才芳为军区副司令员，李中权为政治部主任，朱其文为区行署副主任。由于条件所限，冀热辽区党委、军区、行署主任改由张明远担任。这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形成的标志。全区主力部队1.4095万人，地方部队4000多人，民兵28.4万多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是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在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冀东地区的代表李楚离、吴德、谷云亭、阎达开参加了大会。大会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为此，冀热辽党委决定发动以促进热辽为中心的扩大解放区战役。军区集结了三路北进支队挺进热辽，扩大了解放区。到1945年7月，冀热辽区的县级抗日政权增加到了31个，部队发展到3万多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也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而发展。

　　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初创于1938年抗日大暴动时，当时曾建立起11个县级政权。抗日暴动受挫后，1938年10月建立了丰滦迁联合县，1940年发展到7个，到抗战胜利时，今唐山市范围内已有13个县级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拥护，人民群众义务为八路军送粮和副食品，少年儿童组成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人民群众还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参加八路军。1945年3月，冀热辽区召开群英大会，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人向战斗英雄和“双拥模范”发了奖，鼓舞了解放区军民。

　　在经济方面，抗日政权主要是开展减租减息，既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又团结了开明地主。同时，推行“合理负担”政策，从而改善民生和保证抗战的经济供给。

　　文化教育方面，主要是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主要形式是唱抗日歌曲，根据地发展到哪里，抗日歌曲就唱到哪里。1943年7月 1日，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尖兵剧社”成立；接着还成立“长城影社” (皮影)。尖兵剧社经常到部队和解放区演出，1945年7月4日，在遵化杨家峪战斗中，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才山、社长黄天、音乐家今歌和部分成员壮烈牺牲。 1940年元旦，中共冀东区分委创办了机关报《救国报》，到1943年又分别出版滦西、滦东、滦中、路南、燕南等各地区的《救国报》。 1943年秋，成立了群众文化团体新长城社，还出版了《新长城》杂志。冀热边特委和各级抗日政府中健全了教育机构，培训教师，创办中小学，取缔日本侵略的奴化教育制度和教材，编写抗日教材使用。还组织根据地的青壮年在冬闲时识字和学习革命道理。1943年8月，冀东抗日军政学校开学，李运昌亲自担任校长，以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干部。1945年，冀热辽军区还在玉田县开办了“新日本建设学校”，对日本战俘进行教育和改造，使他们重新做人。

　　(六)日本侵略者对唐山的经济掠夺及沦陷区人民的苦难

　　1938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河北省公署，划为“冀东道”。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唐山人民一直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伪政权控制下。

　　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殖民统治下，唐山人民的生活非常悲惨。唐山市周围挖了4米宽、3米深的护城沟，在进出市区的7条要道上，建了铁栅门，架上铁丝网、修了炮楼，有日伪军把守。日伪军任意欺凌和敲诈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在“以战养战”的方针下，把唐山变成其侵华战争的后方工业生产基地，唐山工业被纳入其战时体制，一切工业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全部置于华北驻屯军控制下。有的企业被其夺占，实行“军管”，有的企业名为合营，实则由其控制，还新建一些企业。其他数百家小工矿企业也受其控制。

　　日本侵略者对开滦煤矿觊觎已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事工业急需大量煤炭，开滦的英国资本家为讨好日本，设法增产煤炭供应日本，日英双方处于互存互利状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英美宣战，日本从英人手中强行接管开滦，实行“军管”，改称“日本军管理开滦矿务局”。他们接管后，对煤矿进行掠夺性开采。1944年，日本当局为了加强掠夺，提高产量，新招 3000名工人，实行“效率花红制”，驱使工人为其增产煤炭卖命。在日军霸占开滦的3年零9个月的时间，共掠走煤炭2260多万吨。当时开滦工人的生活异常悲惨，高级员司们住在宽敞讲究的洋房里，而广大工人住在破烂、阴暗、潮湿的简陋“锅伙”里。许多矿工由于无力抚养子女，只好把子女送到外国人开办的“教养院”里。矿工的孩子更谈不到上学受教育，只好浪迹街头，也有不少少年儿童为维持家里的生活去拣煤渣。

　　北宁铁路唐山制造厂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下， 强迫工人修理军用列车，修造装甲车，制造枪炮以及其他军用器材，直接为其侵华战争服务。工厂门口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站岗，工人上下班都要受到搜身检查，常常被无辜打骂。工人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工资非常低微。“配给”的口粮是烂白薯、烂土豆、橡子面、浮莲粉和花生皮制成的“满天飞”。工人们由于苦难深重，抗日意识增强，经常怠工。

　　1938年以后，由于日军军事工程的需要，强行征购启新水泥，同时迫使启新增加投资，扩大生产。1941年，购进新设备的厂房安装完成投产，称为“己厂”(今八号窑)。成为启新最大和产量最高的一台水泥窑。这时启新具备了年产30万袋水泥的能力。当时，日军对工厂实行“全面控制”，启新名为私营，实际却为敌占。生产的水泥绝大部分供应日军。

　　华新纺织厂于1936年11月被迫与日本财团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合营，日本资方以50％的资本攫取了华新的全部经营管理权。 1937年1月原华新总经理等主要管理人员全体辞职，日方遂派任了新经理，并改组了工厂体制，股长以上全由日人充任。华新名为合营，实际上与日本企业无异。从1937年1月到1945年8月日本统治的8年多时间里，工厂股本增加，设备和职工也大量增加，规模扩大。但生产的大量产品都成为日军的战略物资。

　　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战争需要，还在唐山新建了电力工业和钢铁工业。

　　1940年2月，日伪成立华北电业公司唐山火力发电事务所；1941年5月在唐山北郊雷庄子北、三面环陡河的大城山下破土动工；1942年11月27日建成第一台一万千瓦汽轮发电机并向市区送电。发电厂建成后，直接为开滦所用，借以攫取更多的煤炭。后来又建成一条通往汉沽的送电线路，用以攫取食盐和化工原料。

　　1943年，日本在唐山建了唐山制钢所(唐山钢铁责任有限公司前身)，1944年局部投入生产，1945年2月改名为“唐山制钢株式会社”，当年3月建成炼钢、轧钢和机电三个车间，设有七吨电炉一座，四吨裴色姆炼钢炉一座，一吨和六吨化铁炉一座，小型轧钢机一组。到日本投降，共生产钢337吨、钢材998吨。

　　陶瓷工业在日伪占领时期，因受铁路运费涨价和增收出关税的影响，发展困难。但由于电力工业发展的推动，加之对日本瓷倾销的不满，刺激了陶瓷厂家进行技术改造。陶瓷原料粉碎都改用了电力，辘轳成型机逐渐普及。各厂竞相研制新产品，日用瓷、嫁妆瓷、卫生瓷、化学瓷、电瓷等花样品种增多，质量也提高了。唐山陶瓷在挣扎中发展，窑户达到80户以上。

　　这期间，还有德成面粉厂、裕丰蛋厂、中国造胰工厂、泰康酱油厂、大顺染厂、华丰造纸厂、宝顺德制钉厂、德昌制革厂、全顺号铁工厂等数十家工厂。这些工厂在产、供、销等方面无不受日本控制，正常发展困难。

　　日伪统治时期，唐山的商业畸形发展。据1942年统计，唐山市共有商店1397家。有56个行业组成同业公会。饮食业的发展较为突出，高、中、低档饭店遍布主要街道。其中鸿宴饭庄于1937年 9月开业，以高超的烹调技术和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了顾客。唐山熏鸡、蜂蜜麻糖、棋子烧饼、开平麻花成为名闻遐迩的土特产。

　　日伪时期，唐山的商业也表现出了殖民地经济的特征。“七七”事变前日货走私猖獗，事变后更是日货充斥市场。国货难以与其竞争，致使一批商店倒闭。粮食、棉布、食油等大宗交易均被控制在日本商人和中国投机商人手中。还盛行毒品交易，1938年仅小山一带专营鸦片的“土膏”店就多达13家，出售海洛因、吗啡的“洋行”(或称白面房子)有数十家；有的兼作押当，以物抵钱，销售毒品。当时因吸毒而倾家荡产、沦为乞丐、盗贼甚至暴死街头的不乏其人。此时唐山另一特殊行业为妓院，日伪统治时期全市妓院达百余家。另外，还有一批特殊的日本商店，既与中国商店争利，又严重地毒害人民。

　　当时，唐山的一些影院、戏园及其他娱乐场所也都是为日本人和伪政权上层人物服务的。日本兵、汉奸、特务、伪军、宪警在市内横行霸道，他们盘剥商民、打骂百姓，各商店、戏院、书馆以至妓院都必须给他们送礼，否则就会祸从天降。

　　在广大农村，日本侵略者攫取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对广大农民实行法西斯统治。

　　1938年，日本“东洋垦殖株式会社”在日伪华北驻军的支持下，以收买土地为名掠夺芦台18个村的民地5.21万亩，从朝鲜押运来4000名劳工、为其垦殖水稻，定名为“芦台模范农村”，附近农民称其为“高丽圈”，为日军生产军粮。

　　日本侵略者还从唐山及各县抓走大量劳工，押送到日本矿山去服苦役。他们受尽非人折磨，许多人死在异国他乡。

　　 (七)冀热辽八路军的大反攻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1945年4月中共七大以后，全国各抗日解放区积极准备大反攻。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第二天，苏军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11日，八路军延安总部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立即向日本占领区进军，接受日伪投降。其中第二号命令命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冀热辽解放区大反攻开始。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冀热辽军区组织部队向热河、辽宁进军，迅速控制了热河和西满地区，到10月，先后接管热河、辽宁全省及吉林、黑龙江部分地区，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立足东北作出了贡献。在冀东，冀热辽部队立即对日伪势力进行反攻、受降。1945年 8月20日包围了唐山，8月30日收复了山海关，乐亭、蓟县、玉田、丰润、三河、宝坻等县也先后收复，到10月中旬，除北宁铁路线上的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等几个孤立的据点以外，共收复了13座县城、200多个集镇及唐山外围的开平镇和一些矿井，取得了反攻、受降的重大胜利，冀东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19 09: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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