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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
2015-05-23 15:52:40  来源:《南京日报》2012年5月7日  点击:  复制链接

毛泽东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共举行过三次全体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先后有几十位作家发言。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引言”的发言。在5月23日最后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又作了“结论”的总结发言。

  会后,毛泽东将两次讲话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广大文艺工作者按照讲话的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小说方面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高干大》等。

  毛泽东会前听取文艺家意见

  拟定与会人员名单发出粉红色“请柬”萧军和胡乔木会上争论激烈照合影趣事多多毛泽东汽灯下作“结论”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来,考虑到秦邦宪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座谈会是由党中央而不是解放日报社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便没有了秦邦宪的名字。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来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拟定与会人员名单

  哪些人员出席文艺座谈会呢?这是会前必须决定的,以便及早发出通知,让他们做准备。

  毛泽东找了3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一是周扬。周扬当时是延安鲁艺副院长。毛泽东请他提出鲁艺出席座谈会的名单。后来,鲁艺有40多人到会,差不多占了与会人员的一半。二是舒群。当时舒群29岁,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工作。1942年3月,毛泽东点将让他担任《解放日报·文艺》主编后,与作家有广泛联系。他主要为毛泽东提供延安作家参会名单。三是肖向荣,主要负责提出部队文艺工作者出席座谈会的名单。这3个人都协助毛泽东筹备了这次重要会议,功不可没。

  名单汇集到毛泽东那里,他又作了调整,加进了他记得的几个文艺家,最后与凯丰一起审定出席会议的名单。在最后确定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完整名单中,除了延安文艺家外,还有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同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当时,刘少奇在华中,周恩来在重庆,张闻天在农村。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被要求出席。

  发出粉红色“请柬”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立即于1942年4月27日,赶制并按名单发出出席会议的请柬。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为: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 丰

四月二十七日

  何其芳、刘白羽、金紫光、钟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

  5月2日,星期六,与会人员手持请柬,愉快地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会场,就设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一楼平时兼作中办餐厅的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开座谈会时,室内坐得满满的,还有人坐在窗台上,或站在门口听。

  座谈会大会开了三次,前两次都在一楼会议室举行。第三次大会(5月23日),起初还在一楼会议室里,可是听的人越来越多,会议室内容纳不了,就挪到室外的场地上(篮球场)继续进行。这块平地南面不远处就是中央大礼堂,当时正在修建,座谈会举行时还能听到砍木砸石的叮咚声。

  萧军和胡乔木会上争论激烈

  座谈会召开时,与会者来了以后随意入座,自由谈笑,十分欢快。大家坐好以后,凯丰站起来高声说:“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会儿就来。”话音刚落,毛泽东穿着灰布衣服和朱德等一起从会议室的正门走进来,人们一齐站起来鼓掌。鲁艺副院长周扬等靠近毛泽东,向他介绍文艺界的人士,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好。

  毛泽东走到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面前时,未等介绍就认出他来了,说:“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心中一阵热。

  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主动与他握手,开玩笑说:“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接着就开始作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当毛泽东讲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时,对大家触动很大。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给大家,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毛泽东讲完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会议冷场了一两分钟。这时,丁玲便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开了头炮。他说: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越说越带情绪,没有了正确目标,而且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又叫人端来一杯。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

  这时,坐在萧军不远处的胡乔木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地驳斥。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

  5月16日的文艺座谈会,主要是大会发言。会议仍在中办小会议室举行,凯丰主持,基本上是参加第一次会的文艺界人员。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会聆听发言。

  5月16日的大会整整开了一天。中午,与会人员在会议室吃饭。每人一份菜,有青菜、炒鸡蛋等。毛泽东也与大家一起吃,边吃边聊,还要把自己的那份炒鸡蛋拨给4位做速记的女同志,说她们辛苦了。她们急忙谢绝。

  吃完饭,毛泽东就回去休息了。文艺家们则在山沟里、山坡上随意走走,或是到前面不远处看看正在修建中的中央大礼堂。人们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对会上挨“轰”的同志没有一点疏远和指责,观点有分歧的同志间也没有什么隔阂。

  照合影趣事多多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延安一些干部听说毛泽东要给文艺座谈会作结论,也赶来听,所以到会人数比前两次多了些,约120人。室内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在主席桌边席地而坐的,后来的人只好站在门外听。按照会议安排,这次会议先由朱德发言,之后照合影,最后由毛泽东作结论。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照片,是在5月23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朱德讲话之后拍摄的。当时,室内光线较暗,无法拍照,大家就移到室外。在凯丰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把室内的桌凳搬出来,又在摄影师吴印咸的指挥下,在会议室门口摆成五排。一看还是站不开,就把附近的几根木头抬来用,这样才勉强排成了六排,前两排坐着(第一排坐马扎,第二排坐凳子),后面站着。

  照相时,毛泽东和朱德坐在第一排,其他人则是自由坐,没有什么职务、地位的区分。话剧演员田方想与领袖挨着坐,就抢先坐在毛泽东旁边。张悟真见田方抢了好位置,也急忙抢占了毛泽东另一边的马扎。朱德坐下以后,主动叫丁玲、李伯钊两位女作家坐在他旁边……在大家快排好时,有一辆卡车拉来许多西红柿,人们立即馋涎欲滴。此时,凯丰高声说:“同志们,还等什么,快去吃啊!”人们一拥而上,吃到了平时难得一吃的西红柿。

  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以为等的时间会很长,便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之后又慢步返回。等走到现场时,照相已毕,成了终生遗憾。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照相时没有赶上,这些人在照片上都找不到。所以,实际参加座谈会的人数,比合影中的105人大约要多出20人左右。

  毛泽东汽灯下作“结论”

  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为了使“结论”更稳妥些,毛泽东于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讲了准备在第三天(5月23日)文艺座谈会闭幕时作“结论”的要点。

  他先讲了几句风趣的话:同志们,还有要发言的吗?如果没有了,我就作结论。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在文艺方面我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前两次的会,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接下来,毛泽东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问题为中心,进行了精辟论述。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他说明今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结论”讲完时,已是星斗满天。延安文艺座谈会胜利闭幕!

  据《湘潮》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23 15: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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