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南京上海徐州的地下战线（中）
2020-08-09 16:32:17 来源：星炬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又是水陆交通中心。日寇于1937年11月侵占上海后，又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占了美英法等国在上海的“租界”，使上海完全成了敌占区。
然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早已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在上海沦陷后也一直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新四军成立后，迅速向上海外围推进，在上海周边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仅有一江之隔的苏中是新四军第一师的活动地区，浙东游击纵队在南边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而西边又是第六师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这一战略态势使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了敌我双方互相角逐的一个重要战场。
刘晓奉党中央之命，于1937年11月秘密潜入上海，主持江苏省委的工作。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军战斗的地方去，并从上海各系统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后来，东南局又指示上海地下党“做好对新四军的宣传工作，尽可能输送干部力量到新四军去，经济上能给予帮助，并掩护新四军后勤部门同志在上海采购，帮助新四军发展壮大”。
1939年9月，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秘密到达上海。10月，潘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主持第一线情报工作。以他为首的情报机构在上海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策反等活动。以后，新四军军部及各师派出的敌军工作干部担负着各部队赋予的任务，先后进入上海开展秘密工作。为了统一配合和洽办有关事宜，皖南事变后在苏北盐城所成立的新四军新军部，于1941年3月决定，成立“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从此，在日伪统治严密、特务宪警多如牛毛的敌占城市上海，有了新四军秘密的办事机构。
由于上海的工商业特别发达，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人才济济，又是通向海外的一个“窗口”，因而在上海的工作领域较之其他敌占城市有了很大的拓展。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工作，除了搜集情报、开展策反等方面的内容外，在组织领导上亦是党委、首长亲自抓，各部门互相配合，敌工部门更是大显身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其中包括：
1.广泛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业绩。日伪当局为了缩小新四军的影响，采取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手制造皖南事变后，诬蔑新四军，千方百计进行反宣传。因此，新四军更有必要借助上海这个“窗口”，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新四军的斗争业绩。如第一师曾几次将反“扫荡”、反“清乡”的报道通过办事处转交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转往苏联发表，从而使新四军影响不断扩大，声名远播海外。
2.从上海吸收大批人员到新四军工作。仅军部驻上海办事处在两年内负责秘密输送到苏北的就有17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工人、学生、职员，也有少数知名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界的专家教授，还有一些是军工生产和印钞、印报的技术工人与无线电技术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从上海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到新四军军部和各部队的总人数约有两万人左右。
3.采购新四军急需的紧缺物资。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加之根据地大都处于穷乡僻壤，各种军队急需的钢材、炸药、医药用品、电讯器材、印刷和印钞设备、纸张、教学用具等等十分紧缺，而从上海搞到这些物资就成了当务之急。新四军办事处成立后，专门开设了几家贸易商行，负责采购和运输工作。1942年7月，军部特派冯铭铨到上海任办事处副主任，专职管理物资采购和运输事务。冯铭铨利用社会关系开设了“海昌商行”，以经营土产为掩护。后因冯铭铨等同志被捕，商行被迫关闭。但其他渠道的采购运输工作仍照常进行。甚至大件的军工器材和设备，如造迫击炮用的无缝钢管、各种车床、五金器材，以及敌人严加控制的收发报机、电话线、无线电器材等等，都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运往新四军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
4.为了运输物资，新四军与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先后开辟了许多秘密交通线。无论是陆路的火车、汽车，水路(包括长江、内河及海上)的轮船、木船，从新四军军部和各师、各根据地到上海的地下交通线几乎密如蛛网，畅通无阻，很少遭到破坏。军部驻上海办事处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了海关及车站、码头敌伪军设立的重重关卡。还在不少口岸、码头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输公司”“报关行”之类的商行，请当地敌伪头目“搭干股”、任董事长，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秘密运输工作，使大量物资能顺利运出，再通过边缘区的敌工站等转往各部队。
在上海收集到的敌伪情报，除通过无线电台及时报告华中局和军部外，还有不少是由政治交通员专程报送的。潘汉年对秘密交通线的建设非常重视，亲自筹划。他派何荦先后开辟了六条从上海到淮南华中局和军部的秘密交通线，不仅迅速，而且安全。如日伪要对苏北地区进行大“扫荡”的情报，就是通过交通员送到军部的。又如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央来电指示不在上海进行武装起义。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当面向何荦传达了中央指示，令何不得做文字记录，必须逐字逐句牢记在脑子里，星夜出发去上海向刘长胜传达。何荦只用一天一夜时间，通过秘密交通线从淮南军部迅速赶到上海找到了刘长胜。
由于上海的情况特殊，新四军各方面人员包括高级领导干部难免进进出出，如谭启龙从军部出发去浙江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担负领导工作，就是秘密通过上海中转的。苏皖区党委书记邓仲铭到苏北向华中局和军部汇报请示工作，也曾由上海中转。一师政委刘炎、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军部军法处长汤光恢等一些领导干部，曾先后秘密到上海治病，都住了一段时间，安然无恙。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和上海地下党各系统骨干200余人，包括刘晓、潘汉年、刘长胜、王尧山、沙文汉(张登)、刘宁一、张承宗、梅益、李琦涛、吴学谦等，于1942年8月开始分批撤到华中局和军部所在的淮南根据地。上海距淮南路途较远，沿途日伪军哨卡林立，封锁甚严。军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三四十名秘密交通员和沿途敌工站全力以赴。新四军还派出武装便衣人员沿途掩护，使这次前后持续四个月的千里大撤退做到了万无一失，全部人员都安全到达淮南根据地。他们之中不少人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1943年3月，以从上海撤出的江苏省委成员为主，组成了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查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上海、南京等敌占大城市的地下工作。这说明，敌占区工作在组织领导上由华中局和新四军统管，部队和地方不分家，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下达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立即着手部署组建上海地下军，以便时机成熟时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从年底开始，华中局和军部陆续选派一批能文能武、熟悉城市情况、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干部，秘密进入上海开展地下军的组建工作。
产业工人在上海占有一定比重，是党的重要依靠力量。地下党从工人中选择了一批政治素质好的骨干，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和活动于上海周边地区的淞沪支队进行军事训练。已组成的地下军千方百计地从日伪军手中夺取武器弹药。6月间，他们袭击了近郊梅陇火车站;7月间，袭击了龙华机场的日军粮库;8月，他们在同新纱厂从伪警手中缴获了一挺机枪、七支步枪，又在日商武田药厂夺得四箱燃烧弹。经过一段时间，沪东、沪西、南市、吴淞、浦东等地区，秘密地建立起一支几百人的工人地下军。
伪军、伪警是上海策反工作的重点。地下军很快团结争取了二三百名伪警，并掌握了一些部门。尤其是，戈登路警察局的枪械修理所里存放的近二千支枪支，亦为地下军所掌握。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粟裕率苏浙军区主力向上海推进，浙东游击纵队向上海南郊逼近。为了加强对活动于上海边缘区淞沪游击支队的领导，华中局和军部特派陈伟达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并命令该支队所属三千人直接配合地下军起义。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新四军军部一声令下，逼近上海的新四军和市区内的地下军里应外合，敌占区上海就将成为人民的天下。
1945年8月11日，华中局和军部从无线电广播中获悉，日寇无条件投降。遂于8月12日宣布，任命刘长胜为上海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饶漱石指示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领导干部立即赶赴上海领导地下军起义，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8月16日，华中局电报中央，决定发动上海工人市民实行武装起义，建立各阶级民主联合的上海市政府。8月20日，中央复电批准了华中局的这一报告。
正当上海地下军所筹划的武装起义箭在弦上之际，中共中央于8月21日夜12点，紧急电示华中局：“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这是党中央鉴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正确决策。令行禁止。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立即派人赶赴上海传达中央的指示，上海武装起义遂紧急停止。
这次武装起义虽未举行，但它是一次全面而实际的工作检验，证明了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上海地下党对敌占城市上海的工作成果显著。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8-09 17: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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