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谍中谍】抗日烽火中的秘密情报战（一）
2020-08-10 14:53:09 来源：星炬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前夕，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和创建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的上级负责人、92岁高龄的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征明，以及当年参加新四军吴淞情报组情报收集工作的女情报员、90岁高龄的上海戏剧学院离休干部陈达，分别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独家专访，倾情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吴淞情报组按照上级党组织的部署和要求，忠于使命，历尽艰险，在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眼皮底下，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为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烽火岁月。
“江海哨兵”———外马路“101”号军事情报观察岗
1941年初，新四军6师参谋处侦察科科长王征明，因病秘密来到位于上海华山路的红十字医院三分院治病。他在出院住旅馆时又染上伤寒，由朱萍(原名朱先骏，1938年考入上海同仁医院护士学校，离休前在徐汇区卫生局工作)介绍，转入上海同仁医院医治，住院28天。在这期间，王征明接到新四军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经吕炳奎(时任中共路南特委常委)转给他的密信，该信的笔迹是新四军十八旅参谋长夏光同志。信的内容是：照转延安中共中央军委电报指示，要求调查驻上海的日军部署情况，如驻沪日军的番号、兵力兵种、武器装备、海陆空军港码头机场设施、弹药储存、后勤仓库等等，约有十条左右，说明淞沪这一军事战略要地在当时是多么重要啊!
为了搜集在吴淞地区的日寇军事情报，王征明通过新四军6师军医张贤(原名张兆甫，当时在位于常熟的新四军“江抗”后方医院工作)和上海同仁医院护士朱萍的介绍，结识了在吴淞医院工作的医生徐国璋(徐国璋系朱萍同学)，了解到徐国璋思想进步，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并对他加以考察。
在朱萍的安排下，王征明与徐国璋进行了会面。在报请上级同意后，王征明将徐国璋发展为新四军参谋处侦察科直属吴淞地区军事情报人员，并向徐国璋布置了工作任务，要求每天搜集日寇军舰进出吴淞口的情况，以及日军在吴淞、宝山等地的兵营、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机场、军用仓库、军用码头等日军的军事情报，并指示用米汤水密写后交给朱萍。后来，王征明又改派在上海市区从事新四军情报工作的张馥馨和徐国璋直接联系，交接情报。平时，徐国璋把收集来的日军军事情报秘密藏好，保存在药品盒和打针药水盒内。
1941年夏，徐国璋在医院门诊时认识了住在吴淞镇黄浦江边的失学女青年黄眷澜(已故，原上海市文化局离休干部)，当时她只有16岁。黄眷澜1939年随全家迁来吴淞，她的父亲黄茂丰，在吴淞镇上开设“和记米店”。徐国璋感觉黄眷澜是一个聪明好学、有爱国热情的小姑娘，她家的住地又符合收集情报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徐国璋向王征明汇报同意后，于同年12月将黄眷澜发展参加情报工作。
黄眷澜家居住的小楼，位于吴淞外马路101号(今淞浦路)。这幢小楼，尽管结构简陋，楼面狭窄，但由于面临黄浦江、吴淞口，对于侦察、?望日军军舰的进出情况，十分有利。打开窗户，一眼就可以看清江面上日寇军舰的一举一动;离小楼50多米的地方，还驻有日寇的宪兵队。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观察敌情的“哨所”，实际是在日军的眼皮底下秘密侦察、搜集军事情报。
当时，徐国璋将一架望远镜、一块挂表，交给了黄眷澜，要求她不论白天、黑夜，都要严密监视江面上日军舰艇的动态，把在江面上来往的舰艇的特定符号、进出日期和时间、舰艇颜色、烟囱大小、吃水吨位等情况，以及在小楼对面日军宪兵队在场地上操练的情景和兵营里人员进出的情况，包括兵种、装备、番号、规模大小等，用特定的方法一一记录清楚。同时交代了收集军事情报的工作方法，只能用肉眼看，用暗号记，把动态规律摸出来，但不能拍照，不能留下任何证据。要求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都要坚守这一阵地。日军舰艇从吴淞口进入黄浦江的情况，是属于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随时掌握，再晚也必须在当天报出;日军舰艇的出港情况，也要在第二天前报出。
1941年7月，日伪集结重兵，对我江南东路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实施“清乡”。我新四军六师师部和所属十六旅主力部队跳出“清乡区”，移兵长江以北苏中地区，转向江(都)、高(邮)、宝(应)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11月28日，又发生了“塘马事件”，活动于苏南的我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部遭到敌军袭击，损失很大。六师师长谭震林赶赴苏南整顿队伍。王征明因随谭震林去苏南茅山地区开展敌伪军工作，一度与吴淞情报组失去了联系。
1943年，王征明调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二科(侦察科)副科长，与徐国璋重新取得联系。1943年夏，新四军参谋处正式决定成立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徐国璋任组长。由此形成了吴淞(徐国璋)———上海(张馥馨)———扬州(胡绥之)———淮南(宣铎)———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王征明)这样一条隐蔽联络的军事情报网络。黄眷澜收集到军事情报，先由徐国璋秘密藏好，再转交给在上海的张馥馨，由张馥馨转交给新四军扬州情报组的胡绥之，由胡绥之再上报新四军军部。
王征明、张馥馨一起来到吴淞，向徐国璋宣布了任命和工作任务。他们还一起在吴淞镇“合兴馆”饭店的临窗坐下，吃了鳝糊面。同时观察到饭店对面日军“慰安所”的一些动向。为了使情报工作更加隐蔽，王征明明确指示徐国璋应停止“梅友社”等公开活动。
同年10月，徐国璋又将在吴淞医院做护理工的蒋炳强(已故，原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秘密发展为情报人员，还要求蒋炳强与当时应日伪“清乡”而来沪的、隐蔽在日军驻吴淞炮台兵营里做苦工的中共沙洲县(今张家港市)锦丰区委书记张伯春一起，收集吴淞炮台以及大场、江湾等地日军军用机场、兵营等军事情报。
1944年6月，经上级同意，徐国璋又将从浙江慈溪路经上海，准备去新四军根据地工作的18岁爱国女青年陈达(原名杨春娣，学名杨俊)留下，配合黄眷澜一起参加情报工作。当时陈达的堂兄杨棋轩，已先参加革命，在苏中新四军工作。陈达按照堂兄杨棋轩提供的联络地点，去找我方交通员，请他带去苏中参加新四军。但不巧交通员已离开上海。杨棋轩的战友关松(原名孙裕昌，宝山县月浦新镇人，原新四军苏中三分区如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在上海得悉这一情况，即与陈达联系，并将陈达介绍给徐国璋，请徐国璋帮助陈达去解放区。而徐国璋则希望陈达留在吴淞，参加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工作。徐国璋对陈达说：“去解放区和留在吴淞，一样是为了抗日，都是从事革命工作”。
为了取得职业掩护和生活来源，陈达由徐国璋托人介绍，到日军东亚航空公司飞机油箱车间做工。徐国璋还要求她在工厂结交朋友，搜集日军东亚航空公司军工生产、厂内驻军以及工友们对日军的态度等情报。陈达进公司，系顶替“张和卿”的名额，因此她在东亚航空公司飞机油箱车间做工期间，改名为“张和卿”。3个月后，该公司被“盟军”飞机炸毁，她又进入日商纱厂做计量工，从事测定棉花重量等工作。徐国璋同样要求陈达搜集该厂的有关情况。
陈达在东亚航空公司和日商纱厂做工期间，系单独租房居住，但也经常去外马路101号与黄眷澜搭伴，参加观察敌舰动向。3个月后，为进一步加强情报工作，徐国璋决定陈达辞去在日商纱厂的工作，住在黄眷澜家里，专事观察敌舰动向、收集日军军事情报的任务。陈达的日常生活费用，由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帮助解决。
有一次，陈达正在外马路101号观察兵舰记录时，听到楼下有军犬的吠叫声，她迅速收起记录纸，藏到防空灯罩内。这时，一个日本宪兵已上了楼。陈达佯装补衣服，日本宪兵东张西望，看到桌子上有一本《日语会话》，便嬉皮笑脸地说：“要和小姐用日语会话”。接着在楼上把东西胡乱翻了一通，没有发现什么，就不好意思地说：“你有先生吗?”这时陈达才理解日本宪兵的真实来意。她灵机一动，就说：“有的，我先生马上就要回来了。你快走!”
黄眷澜和陈达每天就像上战场一样，过着紧张、惊险的战斗生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她们一直坚持了两年多，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办的任务，从而谱写出隐蔽战线一曲英勇善战的凯歌。
据王征明回忆，1944年初，徐国璋和张馥馨、胡绥之奉令从镇江到扬州，再到黄花岗新四军军部述职，汇报工作及学习情况。经过考察，当时他们三人由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侦察科王征明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为3个月。当时批准他们入党的组织是“中共新四
军直属政治处”，侦察科的政治协理员是杨仁声，直属政治部主任是邓逸凡，组织股长是刘志诚。
在离开新四军军部时，为了冲破一路上敌人的封锁线，徐国璋和张馥馨、胡绥之三人商量分头回上海。徐国璋在回来路上，突然看到很远处有一群日本兵走来，考虑到自己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立刻跳到离他不远处的小河里，正巧这小河边上长了很多小树，人在下面不易发现，等日本兵走后，他才爬上岸，这时全身湿透了。等他回到家里时，外面的衣服早已干了，但里面的衣服还是湿的，后来他生了好几天的病。
1945年初，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了决胜的关头。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境，美国等盟军在太平洋发起反攻，日军节节败退。新四军赖传珠参谋长指派王征明来上海，具体任务是为盟军在沪杭东南沿海一带寻找一个登陆点。王征明带上方明、戴铭佑等几个干部，随我军朱亚民部活动(朱亚民离休前任苏州市市长)。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为了有效配合盟军作战的需要，吴淞情报组全体动员，加足马力搜集淞沪一带敌情，重点是吴淞周围敌情，做好准备并要求尽快绘制一份吴淞、江湾、大场等地的日军军事地图。
徐国璋接到上级指示后，马上约见了日军军官野田，并向野田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到日军的军营里为皇军看病治伤。当时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伤员激增，日军医务人员紧缺，急需医疗人手的帮助，野田当即同意。过后没几天，野田派来士兵给徐国璋送来一套日军军服及一张通行证。徐国璋穿上“日军军服”，带上“通行证”，一路畅通无阻。他经常出入日本兵营等军事要塞地段，为新四军收集到大量有价值的日军军事情报。
在这一期间，由于操劳过度，徐国璋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大量吐血(肺结核)，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把一些重要机密材料用一只小缸密封后，深埋地下等待送往新四军军部。同时郑重地向同志们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安排同志们分头行动，并由他亲自和蒋炳强同志分别骑上装有“路码表”的自行车，沿着江湾、大场、月浦、杨行、宝山、炮台湾等地进行实地侦查、拍照，目的是为了测定各个目标的正确方位，并把各自的距离、面积和内部设施及时记录下来，回来后逐一汇总，迅速、及时掌握了吴淞及周边地区日军部队的动态、静态军事情报。
这时，日本宪兵队的陈翻译接到日军的任务，他要求吴淞小学校长顾宗英帮助绘制一份《吴淞地区管辖图》，图上要标明道路、地名、兵营、工厂、宪兵队防区等内容。原苏中三分区如西县(今江苏如皋市)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关松，经杨行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逸介绍，正好在吴淞小学担任美术老师，这差使就落到了关松身上。于是，这一军事机密为我新四军吴淞情报组所掌握。
在侦察过程中，吴淞情报组的同志还意外发现了一座经过精心伪装的日军炸药仓库，徐国璋立即将该炸药库所在的位置也绘制了一张详细图，一起交给张馥馨，并由张馥馨及时通过情报联络网上报到新四军军部。
王征明在1945年2月22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请盟军轰炸”这一内容。当时美军有一个观察组驻在延安，由于上报的军事情报及时、正确，美军B-29型飞机在吴淞投弹击中了各个日寇军事目标，大减敌威，大振沦陷区人民的胜利信心。同年3月，吴淞情报组的工作受到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口头表扬。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8-10 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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