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谍中谍】抗日烽火中的秘密情报战（二）
2020-08-10 15:09:57  来源：星炬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43年起，徐国璋受雇于汉奸翻译王桂泉开的吴淞医院。医院一旦停业，情报组就会失去合法的社会掩护。当时，他在征得组织同意后，决定在吴淞建立一个可靠的立足点，来完成好新四军情报侦察任务。

　　1943年下半年，徐国璋在吴淞医院的外面开了家“一德诊所”，后改为“一德大药房”。“一德大药房”的地址先设在吴淞镇淞兴路117号(解放后为海燕照相馆)，后又搬至中新路127号(现北兴路76号)。

　　为了不使汉奸翻译王桂泉反感，他又拉了王桂泉的舅兄金国楚入股，作为“一德大药房”的股东之一，每人出资一两黄金，还与王桂泉签订了三年店房租用合同。“一德大药房”系两层小楼，楼下以经营一些常用药品作为掩护，楼上作为诊所，实际上就是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的日常联络点，来开展情报联络、交接工作。

　　有一次，杨行镇地下党员陆亚雄(参加地下党工作后改名陈坤全，己故，离休前任国家广电部干部司司长)来提供情报。他身穿长褂，头戴礼帽，戴了一副墨镜，大摇大摆走进一德大药房上了楼。而新四军吴淞情报组情报员蒋炳强以卖药看店为由，关注着马路上来往的人群，当蒋炳强看到不远处有几个日本兵往药房方向走来时，马上拿起长柄鸡毛掸假装清除天花板上灰尘，特地往天花板上敲三下，楼上的陆亚雄同志躺在检查病人的床上，徐国璋正用听诊器在陆亚雄身上检查。几个日本兵已经到了诊所，他们站了一会后往楼上走去，徐国璋看到日本兵马上“热情”用日语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一看是“朋友”，笑笑下楼走了。

　　1944年，王桂泉看到日寇的失败趋势，就将吴淞医院变卖，同时要求“一德大药房”搬走，徐国璋以三年合同未到予以拒绝。他还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利用出诊的时机，带上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照相机，对日寇的各种军事目标进行拍照及侦察。

　　在侦察过程中，徐国璋能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去应对各种复杂突发事件，同时还利用来门诊看病的劳工、酒吧侍女中了解各种情况。有时，他还对日本兵和下级军官从兵营里偷出来的药品，按原价的10%予以收购。他表面上和这些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很“热络”，很谈得来，这样可以从他们的嘴里了解到一些日军内部的情况，同时也掩护了抗日情报组的活动，还部分解决了情报组的活动经费，完成了为新四军组织药品的任务。

　　1943年夏天，徐国璋为新四军某地采购急需医药物资。他立即布置并联络一些梅友社的爱国青年，分头到上海和江浙一带采购药品。为了减小目标，每个青年采购的地点和药品均不相同。为以防万一，徐国璋还将汉奸翻译王桂泉的小舅子金国楚吸收入股“一德大药房”，并通过王桂泉的介绍，与日军做生意，从中得利，补贴开展情报工作的经费不足。

　　经过一段时间的药品采购，“一德大药房”楼上堆了很多医药物资。在准备把这批药物运往抗日根据地前一天，有一个日本军官叫野田，突然带了三个日本宪兵闯入“一德大药房”搜查，徐国璋一边用日语与野田周旋，一边说，这些药品是日军订的货，并马上派人把汉奸翻译王桂泉找来作证。

　　王桂泉及时赶到“一德大药房”，告诉日本宪兵，这是他出面给日军订的货。一场“风波”得到了平息。之后，徐国璋给了一笔钱给汉奸王桂泉，说是生意上获得的回扣和红利。并表示只要生意能继续做下去，这样的回扣和红利还有得拿。汉奸王桂泉拿了钱很高兴，徐国璋乘机请王桂泉弄几张盖有“日军后勤部”印章的封条，他一口答应，过后没几天就把封条送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将这些急需的药品，顺利通过吴淞口安全送到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

　　日军军官野田是个“色鬼”，经常出入一些“野鸡堂”，染上了花柳病。他不敢声张，偷偷来找徐国璋给他治病。徐国璋想尽办法，治愈了野田的花柳病。野田很高兴，把徐国璋看作是自己的“知己”。有了这个靠山，情报组的活动也就方便多了。

　　为了团结、号召爱国青年投身抗日斗争，徐国璋决定由他来掌握征稿、主编《梅友》系列手抄刊物。许多青年写下了大量尖锐，泼辣、有反抗精神，渴望祖国早日解放的好文章。70多年过去了，《梅友》系列手抄刊物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共有21本。

　　这21本珍贵的“手抄”期刊，是当时“梅友文艺社”发起者之一的黄眷澜和徐国璋的女儿徐美兰，于1996年12月19日捐赠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这些《梅友》系列手抄刊物,现已成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珍贵馆藏档案，她真实地记录和见证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吴淞地区团结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斗争的一段历史。

　　为了斗争的需要，《梅友》每期刊物的名字也各不相同。保存下来的有：《红英绿萍》《金光银色》《白山黑水》《飞云流霞》《新生》《心潮》《春光》《微声》《寂寞的歌人》《梅友》《习作》《集作》等。

　　徐国璋还把他从新四军革命根据地秘密带回来的一些革命书籍，如《新经济学大纲》《西行漫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等，给同志们秘密传阅，引导和激励爱国进步青年从理论上懂得革命的道理，坚定为真理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后来，由于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上级领导认为梅友文艺社聚集、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梅友”系列手抄期刊的组稿、传阅的做法虽然是好的，但不符合“长期埋伏、隐蔽作战”的秘密情报工作要求，可能还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而暴露，从而影响到长期处于隐蔽状态的吴淞情报组的工作，“梅友”系列手抄期刊不得不由1944年5月停刊。

　　幕后英雄———历史将永远铭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根据上级指示，考虑到迎接全国解放的斗争将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上级党组织决定黄眷澜、陈达去解放区学习，由我党交通员唐路同志带领，到达新四军参谋处二科驻地淮阴，蒋炳强留守“一德大药房”。当时徐国璋十分向往革命根据地，心想能与她们一同去革命根据地，但组织上考虑到他当时病情(肺结核)已经相当严重，三天两头大量咯血，连走路已很困难，所以组织上还是劝他暂时留在家里养病，待病情好转后再去革命根据地。

　　1945年10月，当黄眷澜、陈达离开吴淞的那天，徐国璋还恋恋不舍地和自己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话别，并相约在不久的将来到革命胜利后再相见。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竟成了永别。1945年12月31日，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抱病工作，徐国璋溘然长逝，年仅24岁。噩耗传到新四军军部，首长和战友们无不悲伤哀悼。徐国璋忠于理想、忠于革命的献身精神，藐视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慨，不为名、不为利，友爱团结的思想作风，值得学习和继承。　　1949年5月初，我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蒋炳强利用担任伪吴淞卫生所所长曹健白的关系，组织救护队，迎接吴淞的解放。在街道上率先打出了欢迎人民解放军，庆祝上海解放的标语。

　　上海解放后，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当年的上级领导王征明随解放军南下，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他将徐国璋生前在抗日战争期间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的情况上报了上级机关。

　　1950年3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徐国璋为革命烈士，向徐国璋烈士家属颁发了由陈毅市长签发的革命烈属证书。烈属证件名称字号为：革命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字号00102。烈士荣获荣誉称号上记载：得到新四军军部通报表扬(可靠、正确的军事情报)。

　　同年，上海市大场区人民政府(今宝山区)向徐国璋烈士家属颁发了“烈属光荣”匾额。1983年6月30日，国家民政部换发了“革命烈士证书”。徐国璋烈士的骨灰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

　　1986年8月26日，应中共吴淞区委、宝山县委(1988年6月“撤二建一”成立宝山区)的联合邀请，当年领导和参加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工作的王征明、宣铎(新四军淮南地区东南情报站站长)、杨逸(中共杨行地区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黄眷澜、陈达、蒋炳强、朱萍(中共地下党员)、关松(中共地下党员)等，重访上海吴淞战地，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1991年6月28日纪念建党70周年前夕，中共宝山区委隆重举行“吴淞革命史迹纪念点”揭牌仪式，宝山区人民政府正式公布“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原址(1943-1945)为宝山区革命纪念点。

　　新四军吴淞情报组，这支党领导下的“江岸哨兵”，它的事迹不断激励着人们继续奋斗、前进!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8-10 15:49:4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新四军谍中谍】抗日烽火中的秘密情报战（一）

下一篇：【新四军战报】前马村民抗日斗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