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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后国人把日货叫仇货
2015-05-28 17:06:34  来源:新华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民国时的抵制日货漫画 资料图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刺痛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再度爆发势不可当的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在新闻中,抵制日货成了重要的报道内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与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货物。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此次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和全面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出现了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平就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其后一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当时情景的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记载说,1931年的抵制运动“对中国这样进行抵制活动的老手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个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商人被扔进木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只销售了日货而背叛他祖国的奇异野兽”。人们对那些采取了过激行动的人持宽容态度,甚至将之视为民族英雄。在武汉,有人因把一枚炸弹扔进一家被认为销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仅仅被处以缓刑就释放了。各地的日本侨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厂的激进爱国工人殴打了几个日本僧人,导致一人死亡。两天后,日本侨民放火烧了这家工厂,这成为“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的直接导火索。

  在此次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抵制活动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会收到来自厦门的商人来信,要求澄清朝鲜人参该不该抵制。商会随即展开调查,发现日本三井贸易公司垄断了朝鲜人参的贸易,因此,认定“朝鲜人参是日本产品”。商会当即给厦门的商人团体以及各港口发送电报,并在市民大会上号召大家不要再买朝鲜人参。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发誓商店只出售国货商品。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纽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日本纽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纽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妇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国货,否则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题为《国货与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写道:“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跟以往历次运动的情况完全相似,企业家阶层是抵制日货的积极参与者和得益者。

  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在华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最大的对华实业投资在棉纺织产业,当时有43个日本工厂,其总投资额为1.49亿美元,而重要的华资工厂有81个,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日企占纺纱生产总额的38%、占织布生产总额的56%。“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

  作为纺织业重镇的上海,在抵制运动开始的前几个月,一些华资工厂曾经因为原料短缺而陷入严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报》报道,全市113家丝厂只有20家仍在开工,针织企业有1/3被迫关闭。从日本纺织工厂主动离职或被辞退的数万工人成了危险的失业群体。但是不久,情况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厂失去的市场份额被华资企业抢走。

  在天津,一个叫赵子贞的企业家创办了东亚毛纺织有限公司,生产羊毛制成的布料。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同类产品正是日本货,赵子贞给产品起的商标是“抵羊”,也就是“抵制洋货”或“抵制东洋货”的谐音,商标的图形是山海关、长城和两只争斗的公羊,一看就知是中国人制造的布料。在上海,还有一家章华毛纺厂索性将自己出品的毛织品起名为“九一八”牌。

  在四川,卢作孚是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上了“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另外,他还特地制定了一套针对日资轮船的服务标准:“招待乘客和蔼周到的精神要超过日船;保护客货的办法要超过日船;保护船身,节省费用的精神要超过日船;清洁整饬调理秩序的精神要超过日船;对于乘客要随时提起抗日救国的精神”。靠这样的精神和服务质量,民生公司的轮船大受欢迎,许多人宁愿多等几日也不愿搭乘日本轮船。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28 17: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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