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与华北事变
2015-05-30 14:25:38  来源：网络  点击：  复制链接

　　1.华北事变中宋哲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1907年入伍,原属冯玉祥部。宋哲元有过强烈的反蒋意识和实际行动,作为西北军著名将领,受到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猜忌和排挤。1929年10月10日由宋哲元领衔的西北军27名将领联名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中又参与反蒋,失败后,由于冯玉祥的强烈要求,宋哲元正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二十九军军长,统领西北军余部,这样就奠定了宋哲元后来崛起的实力基础。1932年,经过张学良的推荐,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此后的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在宋哲元指挥下,在长城隘口喜峰口、罗文峪杀得日寇心惊胆战,他从此名声大振,被全国人民誉为“抗日英雄”。

　　随着日军的入侵,宋哲元在1935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他一贯的抗日作风,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也与蒋介石推行的政策大相径庭。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下,蒋借“察东事件”、“张北事件”,在1935年6月19日下令免去了宋察合尔省主席的职务。宋哲元得悉之后,颇为愕然。为此他诅咒说“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浑蛋”,表现了对蒋介石的极大失望。借故“养病”,寓居天津家中。

　　1935年6月27日,在国民党中央的命令下,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被迫与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根据此协定,二十九军撤出长城以北地区。蒋介石、汪精卫又计划将二十九军南调投入“剿共”战场。宋哲元对此深为忧虑,他惧怕二十九军被蒋介石瓦解,不愿让蒋介石“借刀杀人”,将其作为“剿共”战争的牺牲品,为了在日蒋夹缝中求得生存,6月28日,宋哲元抓住时机,借北平发生了汉奸策划叛乱事件,以“北平防务空虚,治安可虑”为理由,借自己的部下,时任北平军会委员的萧振瀛的名义,调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迅速开进北平,断然决定将留驻察哈尔省的二十九军主力迅速南调,一举控制了平津局势。7月6日,《何梅协定》正式签订,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出河北。这样,平津一带就成为二十九军的势力范围。

　　宋哲元未经同意举兵进入平津,蒋介石甚为不甘。他担心宋在北平会像在察哈尔省一样给他惹是生非,派政客张群与驻南京日本大使联系,希望“日方与蒋中央政权直接交涉……迫使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南撤剿共”。但是,由于日方转变了对宋哲元的态度,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看到了日、宋之间关系的缓和,使蒋不再担心和顾虑宋和日本发生冲突给他带来麻烦,鉴于《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后,冀察党、政、军及人权丧失殆尽,中央军、东北军、宪兵团退出冀察平津地区又不能与日本抗衡,对华北局势已经放弃挽回信心的蒋介石对宋哲元进驻平津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相信宋哲元这位有抗日英雄美誉的爱国将领,是不会做出有损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的。二十九军进入北平对维持“危在旦夕”的华北政局大有好处,蒋决定放弃对宋施加压力的办法,改为承认现状,实行笼络、羁縻。

　　宋哲元作为军阀来说,地盘和统一的军政经济大权是生存和发展实力所必需的。他有摆脱蒋介石挟制,独揽平津冀察大权的强烈欲望。1935年10月29日,宋哲元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电,表示了拟在不脱离中央原则下自治的意向。蒋介石看到电报后大为恼火,他要求宋哲元以“和稀泥”方式替他在北方应付日本,但决不愿意宋哲元分割他的权力。10月30日,蒋介石复电宋哲元：“此次华北策动,固非枝节应付所能解决,尤非局部敷衍所能了事,故中央根据整个对策,多方与之周旋,现正进行中,巳日已有转机”他警告宋哲元：“如兄不察情伪,受自由行动之虚声恫吓,即欲有所宣布,以冀避战待时不知实因此促成战乱,致中央一切努力,尽付东流而已,此时兄处境只听中央,诿责中央为唯一之法,否则所谓其他办法,皆自陷绝境,将来之悲惨烦闷更不堪设想。”蒋介石警告之后又复以笼络,11月8日下令以秦德纯为北平市长,萧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目的在于压制宋哲元,使他不至于有所异动。

　　宋哲元既不能降敌,成为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也不相信蒋介石会改变对日妥协政策,面对日蒋两方面的压力,宋哲元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辞职,以此向南京方面施加压力。1935年11月27日,宋哲元两次向南京政府请辞绥靖主任一职。11月30日,即日本强迫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的最后一天,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说：华北“忧患叠乘,情势危迫……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希望南京政府“因势利导”，“拿出安民之有效办法”。当时华北情势确实紧张,11月底,日本侵略军陆海军队均分别向华北增兵,而平津等地,除汉奸组织请愿自治,也有受煽动的民众团体通电南京政府表示自治。

　　蒋介石也认为河北、北平、天津的局势“险恶万分,朝不保夕了”,派何应钦北上。何应钦抵达北平之后立即发现处境非常尴尬。首先,日本当局对他持排斥态度。日本军部明确表示只以宋哲元为谈判对向。其次,宋哲元对何应钦北上一直是明迎暗拒,尽力拆台,施加压力,一面竭力强调事态的严重性,恐吓何应钦；一面又表示自己的忠诚。他力图表示如果没有他的苦撑,形势早就已经恶化,如仍不因势利导,答应自己的要求,形势将很快恶化。

　　宋哲元看透了蒋介石不敢对日抗战,又不愿向他放权的矛盾心理,12月6日表示：“日方逼迫甚紧,须于今明日决定办法,否则唯有避居他处。”并且其本人也的确已经避往西山,将挑子撂给了何应钦。同时其部下又向何应钦要挟“非宋出来维持华北秩序,华北局势将不堪设想”。

　　12月6日,何应钦一系列努力失败后,他在致蒋急电中报告华北形势危急,宋负气出走。“意在使职独任其难,独负其责。职实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拟以宋为首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蒋也无计可施,电告何应钦同意仿照西南政委会的模式设置冀察政委会,“将冀察事全交明轩兄妥慎处理”。宋哲元和蒋介石经过激烈的明争暗斗终于达成了协议,被迫同意将冀察大权交给宋哲元。而对宋哲元来讲,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南京政府对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挟制,不再处处受蒋介石的掌控。因此,宋哲元真正在华北找到了暂时的立足之地。

　　2.华北事变中宋哲元与日方的关系

　　1935年,中日严重对立,英美联合对日本抵制,中苏关系改善,尤其苏联对华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对日难题,在中国承认日本在华支配权的基础上,迫使日本调整中日关系。日本的军事目标已经完成,此时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造成中国的分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日冲突在1935年进入新阶段,日本得以把侵略地域从长城以北转移到长城以南,进而又推进到华北,这就向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迈进了一大步,华北形势更加危急。

　　对日本来讲,他们全力逼迫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平津、河北。而二十九军突然进入平津,打破了《何梅协定》后形成的政治格局,日本侵略者不再成为河北的唯一支配力量,河北“真空化”的局面结束。日方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安,但他们在分析了宋哲元的历史后认为,宋过去有反蒋历史,如今宋不经南京方面允许擅自进驻北平,这更增加蒋宋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当时蒋对“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的处理使日本人看出蒋宋矛盾有增无减。加之进入北平的二十九军立足未稳,宋要抵制蒋的压力,在北平长期待下去,必然有求于日本。经过多方权衡,日本转而把宋作为策动“华北自治”的理想人物来加以扶植。日军希望利用宋哲元的这一特性,使其充当日军之傀儡。因而对宋部进驻平津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对宋哲元来讲,将大部分实力移至平津地区,客观上符合了日方的愿望。因为这既减轻了日本关东军推行“内蒙自治”的阻力,也与华北驻屯军推进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相适应。日方对宋哲元采取了既打又拉的策略。既在察哈尔省不断挑衅,又在平津施以利诱。宋哲元也以两手对付：一方面派秦德纯、萧振瀛与日方周旋；另一方面竭力抵制日本关东军在察哈尔省的挑衅和蚕食。特殊而复杂的处境与摆脱蒋介石挟制的欲望,决定了宋哲元不能接受日方“华北自治方案”，为了能在华北长久立足,又不得不继续与之周旋敷衍。宋哲元决定改变对日强硬立场,开始与亲日派分子秘密交往,并派察省政府委员、与日本关系密切的萧振瀛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猛联系,表示“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既签约言和,便当竭弃前嫌,化敌为友”，宋哲元态度的转变,使酒井猛、土肥原等颇受鼓舞,遂决定放弃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而策动宋哲元等华北实力人物与日本合作,实现华北自治。处于日方威逼利诱下的宋哲元心情非常矛盾。他有摆脱蒋介石挟制,独揽平津冀察大权的强烈欲望。可是,如果接受土肥原的方案则意味着在日本刺刀保护下当傀儡,必然遭到抗日意识极强的二十九军广大中下级官兵的反对,是他不敢也是深为不愿的事情。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前,宋曾不止一次地拒绝日本要他担任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要求。宋哲元委曲回应,隐忍折中,“以不丧权,不辱国自矢；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信”,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坚持冀察政委会“必须获得国民的信赖”,“必须承认是国民政府下的政权”这说明在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大义等关键问题上宋是经得起考验的。

　　3.结论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自治”政策与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外交相结合的产物,而宋哲元的政治运作则是这一结合的关键。宋游刃于日蒋之间,一方面借助日本压力向蒋介石索权,使自己成为握有军政统一大权的华北重吏,能够独立地处理对日关系。另一方面利用南京政府抵制了日方分裂华北,成立“华北自治政府”的阴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日方自治运动阴谋在很大程度上的破产。它绝不仅仅是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产物,更是蒋日互相妥协,又共同对宋妥协的产物。

　　综上所述,宋哲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独揽了冀察平津大权。宋哲元执掌华北期间,并没有让日军彻底占领华北或实现日本分裂中国华北的阴谋,在一定意义上保卫了国家安全。该政权在宋哲元主持下,虽处境困难,不好运作,但在民族大义感召下,利用亲自掌握的二十九军实力与全军上下不可动摇的抗日意志成功缓冲了日本对华北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延缓和阻挡日本伪化华北的步伐。在事关国家领土主权等重大问题上秉承中央旨意,拥护国家统一,发誓永不做汉奸,绝不让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二十九军广大将士支持下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30 15: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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