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代兵：花园口决堤近百万同胞受难
2015-06-08 09:17:33 来源：刘典Dragon的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由于国军与日军力量悬殊，国军打仗十分艰辛，为了能够减缓日军的进攻步伐，国民政府在撤退的时候，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这就是著名的“焦土抗战”。
抗战中，最早提出“焦土政策”的应是李宗仁。全国抗战之初，主张完全抗日的他就发表了《焦土抗战论》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1]
蒋介石也赞成这种主张。“焦土抗战”运用的第一个案例，是发生在中原地区。决堤的黄河淹没了整个中原大地，给日军重大打击的同时，对河南等地的民众留下更深的伤痛。 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向豫东、豫南撤退。日本华北派遣军土肥原师团，由菏泽北面董口强渡黄河，向陇海线挺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所部拦截阻击。
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效法古人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
“江河阻敌”计划的出台与争论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左右，在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和国军将领中就已经有人开始谋划一旦中日开战，必要时可以挖掘黄河大堤引水御敌，比如1935年8月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在《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中就曾建议蒋介石利用江河阻敌。[2]
当时用黄河打击敌人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古代，河水也被当做一种战略上力量巨大的天然武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羽的“水淹七军”。而黄河被利用的次数最多，历史上曾经二十多次被人为决堤，用以攻击或阻挡敌人。当时蒋介石对于此建议的批示是将其作为“最后抵抗线”，万不得已不能动用。
1938年4月，陈果夫为防止日军决口淹国军，建议在武陆县沁河口决黄河北堤以占先机，陈果夫是担心侵华日军使用决堤黄河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反制预案”，并无直接决堤阻敌的用意。
陈果夫再次提出“江河阻敌”计划的时候，徐州战场刚刚取得台儿庄大捷，附和者并没有多少。可是在短短的时间内，战局急转直下，徐州战场国军一溃千里。为了回击日军，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在豫东兰封县（今属兰考县）发动了“兰封战役”，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消耗了国军在中原地区的有生力量，已无力守住郑州了。
在当时的国军决策层看来，郑州、武汉已经危若累卵，诸多国军将领重提“江河阻敌”计划。第一个明确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向军令部次长熊斌提议掘开考城[3]东边的黄河堤坝，以此迟滞日军的进攻。之后的几天内，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以及刘仲元、谢承杰、黄新吾、晏勋甫等各大战区高级参谋都纷纷提出相同的建议。[4]
决堤之事，事关重大，蒋介石开始的时候举棋不定，5月31日下令豫东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如何应对战局危机已经成为国军决策的当务之急。
6月1日，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上关于是否执行“江河阻敌”计划引发了国军高层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了共识，即豫东战区的国军部队向豫西山区撤退，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实施黄河决堤的计划。
三次决堤功败垂成
第一战区接到任务后，程潜将掘堤任务交给了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与参谋长魏汝霖一合计，决定派53军一个团具体执行，决口地点定在赵口。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于6月4日早上6点开始在赵口掘堤破土。由于估计不足，对坚厚的基石与护坡石力不从心，流沙太多，没能扒开。
听到决堤失败的消息，蒋介石正在面临日军进逼开封的压力，于是在6月5日凌晨严厉命令商震加速决堤行动，不能有妇人之仁。被委员长点名批评，商震与魏汝霖安敢怠慢？6月5日当天亲自到赵口决堤现场督察，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炸药与地雷，准备炸破河堤。
晚上八点的时候，工兵实施爆破，炸毁基石，结果斜面过陡而发生严重倾塌，决口悉数堵塞，前功尽弃。商震又派一团生力军，在第一决口东50米处，开挖第二个缺口，工兵则挖凿坑道，深入堤坝中，想要加强爆破威力。商震悬赏千元，告诉大伙只要能够尽早掘开堤坝，这一千大洋就是大家的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口是开成了，较之第一缺口宽大，但放不出水。结果因为当时是黄河枯水期，水位持续下降，开掘之初，主流接近南岸，完工时，口外有暗沙阻隔的缘故，主流已北移数十米，只有少量河水流出。 一小时后坑道凿成，装填炸药起爆，泥石纷飞，缺口变大变深，水哗哗涌出。正欲向上报捷时，轰响声声，接连塌方，又把决口堵塞，虽数次疏流，终不奏效。赵口第三次掘堤，又告失败。
6月6日凌晨，日军攻占了开封，兵锋直指郑州，蒋介石从商震处得报赵口三次掘堤劳而无功，又急又气，一日数次催问进展情况。在堤上督促的魏汝霖急得似热锅上蚂蚁，程潜、商震也都忧心如焚，除了严厉催促外，又有什么办法呢？蒋介石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5] 掘开花园口导致近百万同胞受难
在掘堤的过程中，新8师显然吸取了赵口决堤未果的教训。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6]
1938年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洪水倾泻而出，一下子河南及邻近省份成了一片泽国，在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片用特有名称标注的区域——黄泛区。
汹涌而来的河水的确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日军约4个师团陷于黄泛区，损失2个师团以上，其沿陇海线两侧进犯武汉的计划被粉碎。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洪水之后日军于6月17日以航空兵团全力援助困于河水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6月16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不计其数。6月29日，日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在此期间死亡人数达7452名之多。[7]
仅日军就被淹死近万人，何况毫无防备的百姓？
花园口决堤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造成了89万中国人的死亡。这一数据是来自国民政府的统计资料。具体统计反映在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合编，以韩启桐、南钟万名义於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中。
韩启桐等在《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中统计：“河南、安徽和江苏３省４４个县因此受灾，３９１１３５４人外逃，经济损失１０．９１７６亿元。这次人为灾害，豫、皖、苏３省４４个县市，５.４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尽受灭顶之灾，１２５０万人流离失所，８９万人死于滔滔洪水。”[8]
诬陷黄河堤坝是日军所炸毁
事实上，受命部队很清楚，花园口决堤真相一旦泄露，对中国民心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还会损及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花园口决堤后，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按照上级原定宣传策略，从决堤现场将事先拟定好的电报文稿发往武汉，称连日来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激战，日军派飞机对我阵地进行狂轰烂炸，致使黄河大堤被毁决。
于是，一场新闻大战在中日之间激烈展开。军政部长陈诚率先出击，在武汉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揭露”，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他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飞机无视国际准则，公然地野蛮轰炸了我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堤坝垮塌和黄河改道的人间残剧。
当然了，日本人也不会甘心被人泼上这样一桶脏水，它们坚决地批判，然后出来澄清事实，非我所为，不是我们干的，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是中国的军队自己做的。所以两国的媒体互相挞伐，力争来洗清这个罪责，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不少驻武汉的外国记者对事件的所谓“真相”表示怀疑，纷纷要求到决堤现场采访。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答应。为了蒙骗中外记者，蒋介石特地命令程潜在记者去花园口之前，制造敌机轰炸的现场，并在记者到达时组织一场军民抢堵决口的表演。“演员们”演得极为逼真。国民党中宣部及国民政府中央电影制片厂还派出人员拍摄了日军炸堤和中国军民抢堵决口的新闻纪录片。至此，被扣在日本侵略者头上的屎盆子便再也摘不掉了，花园口事件成了一桩铁案。
国内舆论大力宣传日军轰炸致使赵口和花园口决堤，给处于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极大震动，激发了国人对日军的仇恨和抗战热情。从政治得失的层面看，花园口事件的新闻报道国民政府的公关工作极为成功；但从新闻职业操守的角度看，它又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抹不掉的污点，是一起政治干涉舆论的典型事件。
真相逐渐揭露
这一事件的真相，在当时也有人察觉，但只是猜测而没有直接的证据。直到几十年后，1973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公开记述决堤是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西进而实施的断然措施，并称：“黄河洪水泛滥，豫皖苏的若干地区不免遭受水灾，这种牺牲争取到了将近半年的保卫武汉的时间。”
以后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亦如是记载：“6月上旬，日军主力攻陷开封，8日进犯中牟、尉氏。此时，中国军队准备了一个秘密的策略，就是掘开黄河堤防，以人工洪水阻遏日军进攻。”[9]
花园口决堤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中国军队趁日军被黄水分割围困之际，开始对开封、中牟、尉氏地区的日军展开进攻，围歼了小股日军，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是花园口决堤的主要战略目的——迟滞日军的进攻步伐并没有完全达到。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3个多月后，武汉还是失守了。[10]
花园口决堤，成为抗战历史上中华民族最悲惨与苦难的一段经历，愿客观地评价历史，更愿历史不再重演。
[1]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8页一469页。
[2] 两份《建议书》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 今兰考境内。
[4] 参见 渠长根：《1938年花园口事件研究综述》，《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03期。
[5] 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炎黄春秋》2009年04期。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生前系重庆市文史馆员、政协委员。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
[6] 王法星：《黄河花园口选址及挖掘纪实》，《档案管理》2005年05期。
[7] 此说法目前遭到各种质疑，因为7452人乃是第二军整个徐州会战以来战死、病死、伤死的人员总数，而不是直接死于洪水的人数。
[8] 花园口事件造成的淹死人数颇具争议，据王法星先生的考证，89万人是从决河之后至调查统计时为止死亡的总数字，不是1938年当时直接淹死人数，也不是累计淹死人数，其中包括水、旱、蝗、病及战乱死亡人数，但这些同胞的死因大部分或多或少与花园口决堤造成的人祸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9] 渠长根：《花园口事件真相披露经过》，《百年潮》2003年05期。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6-08 09: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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