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
2015-06-25 11:48:55  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上海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引领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约180个各界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前所罕见。在如此众多的救亡团体中，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就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

　　为了将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力量团结起来，并纳入政府的统筹管理之下，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授意，在上海市地方协会、市商会、市总工会、市妇女会、市教育会、市农会、银行公会等团体的联合倡议下，1937年7月22日，上海各行业公会、各区市民会、各国货团体、各同乡会以及机关学校等50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该会以“本中央既定方针作抗敌后援，共谋完整国土、复兴民族”为宗旨，成员包括几乎囊括了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如虞洽卿、王晓籁、穆藕初、刘湛恩、颜福庆、潘序伦、陈光甫等。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分设执行和监察两个委员会，负责管理该会的正常运作，其中有执行委员121人，监察委员25人，在执行委员中又选出王晓籁、杜月笙、钱新之、潘公展、张寿镛、童行白、黄任之、柯干臣、陆京士等9人组成主席团，并以陶百川为秘书长，主持该会的日常事务。

　　为积极支援抗战，具体落实各项后援工作，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先后设立了供应委员会（办理军需供应及军队慰劳，后更名慰劳委员会）、救济委员会（办理难民救济事项）、防护委员会（负责防空、防火、防毒及交通、灯火管制）、交通委员会（组织战时交通运输）、粮食委员会（为兵民筹集调配粮食，后改称为民食调节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协助军队解决战时工程问题）、宣传委员会（负责向国际国内开展抗日宣传）、设计委员会（专门研究战时各种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组织委员会（办理抗日救亡团体的登记、指导及训练事宜）。这些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充分体现出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广泛参与性，许多社会贤达包括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被吸纳到上述机构从事专业工作，如设计委员会就由沈钧儒、郭沫若任正、副主任，救国会“七君子”中的邹韬奋、王造时、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仆及共产党员钱俊瑞、胡愈之等出任委员。

　　可以说，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机构庞大，任务繁杂，在相当程度上辅助甚至执行了某些政府职能，成为一个战时体制下带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色彩的临时权力机构，并被法定为全市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后，领导和协调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和救亡团体，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该会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线作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鼓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侵略，动员民众便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环节。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广泛运用各种宣传媒体和文艺形式，宣传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唤起民众，一致抗日。1937年7月29日，该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应“有长期应战之决心”，“各尽其精力体力，各竭其物力财力”，“牺牲小我之一切”，“保持整齐之步伐，发挥整个之力量”，以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专门拟定了战时广播电台统一宣传办法，规定在上海各电台定时播放时事报告、抗战歌曲、战时常识指导、劝募宣传等，同时还邀请王晓籁、杜月笙、宋汉章、朱学范等近百位名人轮流在电台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与此同时，文化救亡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了68支歌咏队，分别深入里弄、难民收容所等公共场所和各电台演唱救亡歌曲，用歌声鼓舞民众斗志；《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国际歌》等革命歌曲也被列入了学校的战时音乐教材。该会还将定期编印的救亡漫画分送至后方，供伤兵和难民阅览，并创设“战时知识讲习所”，为广大市民讲授有关防空、防毒、救护、消防等实用知识。

　　不仅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宣传活动更是扩展到内地乃至海外。该会先后派遣了由左明率领的先锋演剧队北上演出，由叶浅予组织的漫画宣传队赴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巡回宣传，由何士德带领的国民救亡歌咏宣传团转辗赣、粤、湘、桂一带发动群众。为了将侵华日军的暴行公诸于世界，各界抗敌后援会开设了英、日、法、俄、韩、世界语对外广播，发起组织了国际友谊社和国外通信运动，团结联络一切爱好和平的国际友好人士，编撰外文宣传手册，寄往我各驻外机构、华侨团体和各国有关人士。

　　9月18日，适逢“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而淞沪战役正处于白热化状态，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决议发动以难民、里弄居民和伤兵为主要宣传对象的精神国防运动。是日中午12时，全市民众在电台广播的指挥下，工厂停工，商店歇业，车辆停驶，行人驻足，人们异口同声，奋臂高呼：拥护政府，牺牲一切，抗战到底。43个救亡团体组成的212支宣传队分赴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和里弄进行宣传。

　　10月下旬，鉴于淞沪前线形势日趋危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遂联合文化界救亡协会、职业界救亡协会和学生界救亡协会等数十个团体，共同掀起了保卫大上海宣传运动。至11月2日，宣传运动达到高潮。这一天，上海各界冒着大雨共出动938支宣传队，合计4690人，发放各类宣传品12万份，马路、里弄、商店橱窗，甚至汽车、人力车、邮筒上都贴满了各种标语及宣传资料。有的宣传队还向法、美等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函件，要求该国政府对日实施制裁。这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在上海市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进一步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2.支援前线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就发起组织战时服务团，招募市民志愿参加，下设防护、宣传、工程、交通、运输、救护、看护、消防、征募、掩埋等10个分队，并开办救护训练班，培养战地救护人才。随着淞沪抗战的枪声响起，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援前线的工作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该会救护委员会陆续组成11支救护队和9支急救队，救护队每队53人，备车5辆，急救队每队15至20人，包括医生、护士、担架工人，备车3辆。参加救护队和急救队的除了一部分救护训练班毕业学员外，大多是志愿加入的专业人员，他们不计生死，不份昼夜，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兵。为了使众多受伤的士兵和市民能得到及时治疗，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设立了54家救护医院，其中既有该会独立开设或与上海各大医院、高校、社会团体联合开办的救护医院24家，又有接受该会委托，收治伤兵伤民的私立医院16家，更有其他社会团体开设的，与该会有合作关系的医院14家。从8月14日到10月31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所属各救护机构共收治伤兵伤民39635人，运送伤者至江浙后方9586人。

　　战时军队调动频繁，军需运输繁忙，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倾力征调各种运输工具，包括货轮、民船、出租汽车、卡车、私人汽车、人力车、摩托车、脚踏车等，帮助前线部队运送人员物资。该会技术委员会还组织市工务局、市营造业公会成立了工程队，专门协助建筑和修缮军用道路桥梁。

　　由沈钧儒、郭沫若领导的设计委员会也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就战时财政金融、工厂内迁、战时教育、难民教育、战时救济工商业办法等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展开研究，并提交报告供有关方面参考。

　　早在淞沪抗战爆发之前，各界抗敌后援会就开展了全民性的劝募“救国捐”活动，号召市民“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捐款救国，救国自救”，只要“敌人一日不去，抗战一日不停，捐款一日不止”。截止9月10日，该会共计募集“救国捐”国币134.028万元，各种公债25.47万元，金银物品14558件，价值63450元。9月1日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发行救国公债，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随之组建了上海市民劝募总队和上海市商界劝募总队，分别展开劝募行动。至10月9日，全市共认购救国公债1.9亿元，约占全国发售总数的39.4%。

　　此外，根据前方战事所需，各界抗敌后援会还积极为前线劝募征集军用物资和劳军物品，小至饼干、面包、牙刷、肥皂，大如木料、砂石、通讯器材。为了保障前方将士的正常饮食，该会技术委员会还用面粉、白糖、粗盐、猪油和发面制成面饼送往前线，这种饼营养可口，经久不干不坏。更值得一提的是，10月28日，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致函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募集委员会主任杜月笙，陈述山西前线八路军因经费有限，缺乏防毒装备，希望该会能够捐助防毒面具。接信后，杜月笙马上召集主席团会议，当即决定将从荷兰进口的价值1.6万元的1000只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

　　3.救济难民

　　淞沪抗战期间，大批市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沦为难民，最多时达70万人左右，救济难民成为战时一个焦点问题。为此，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协同上海市地方协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旅沪各同乡会等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后改组为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分会），分成总务、收容、给养、遣送、训导、医药、掩埋等10个组，开展难民救援工作。

　　该委员会一方面利用因战争而停业的戏院、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建立难民收容所，总计147处。从8月11日起，救济委员会就派出车辆，将身处危险区域的难民运送到预先布置就绪的收容所；另一方面，又会同铁路、航运方面，由水陆两路免费遣送难民回归原籍。至11月初，共收容难民逾10万人，遣送11万余人。

　　随着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西迁，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奉命于11月20日宣告解散。虽然，从建立到结束不过4个月时间，也存在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局限性，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尤其是在支援淞沪抗战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张姚俊）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6-25 1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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