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再回首：一位新四军女兵的抗战故事
2016-07-13 15:14:22  来源：中国作家网 2014-09-04 作者：李春华  点击：  复制链接

　　1925年阴历二月初六，我出生在江苏省灌云县(现响水县)上兴村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李开贵，在村里辈分高又读过书，村里发生什么纠纷，都请他去做仲裁。母亲史凤林，出身贫寒，文化程度不高，但她身上具有许多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家族里，她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支持革命，并为党组织递送情报。

　　13岁那年，母亲不顾父亲和叔叔的反对，送我到村外的洋学校里读书。在那里我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并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校长吴强珊是中共地下党员，高年级同学中有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不久校长的身份暴露，被迫撤离。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新校长是个国民党员，我们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新校长展开了斗争，最终校长被撤职，学校也解散了。

　　后来，母亲又安排我到三岔口一所私塾读书。学校离家很远，要过一条河，我只能寄宿在舅舅家里。慢慢地我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为地下党送情报。由于我在外面上学，母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就有经常外出的理由，方便她开展工作，我也有幸成了母亲的小通信员。长期寄宿在外，培养了我的独立意识和生活能力。1940年8月乘秋季开学之际，15岁的我在母亲的帮助下毅然参加了革命，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女兵。

　　机智的侦察员

　　刚当兵时，我在新四军老3团孙茂荣同志领导下，在涟东县三区做招兵工作。1940年底，部队准备举办对敌工作训练班，第3师8旅敌工科刘能毅同志负责在黄圩一带招生。三区区长薛位伍同志知道我有过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工作经验，对敌占区情况比较了解，就极力推荐我去参加培训。他和警卫员戴振球同志亲自把我送到甸湖集中。我们一共20多人，随刘能毅到8旅政治部所在地新荡。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同志宣布敌训班正式成立，刘能毅为班主任。敌训班是培养侦察员的短期训练班。3个月内，对我们实行全封闭管理和训练，白天不准外出，只有晚上天完全黑了才允许几个人结伴出去散步，主要是怕暴露身份。经过紧张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怎样开展情报侦察工作，掌握了化装混入敌营、主动接触对手以及收集、隐藏、传递情报的技巧。同时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语，便于开展反战宣传。

　　1941年夏的一天，我进响水城侦察日本鬼子的防务。当时鬼子在城里布防，所有进出城门的人都要接受严格检查。我是天黑以后从驻地四大门出发的，走到离响水城门几公里的大庄已是深夜，我就躲在庄外的大桥底下过夜。清晨，天刚蒙蒙亮，有几辆牛车拉着草从桥上经过。我趁赶车人不注意，轻轻地跳上最后一辆车钻进草堆里，顺利地混进城，侦察任务很快完成了。当时，我们经常印些传单、标语，有机会到敌占区活动时就乘机散发出去，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老百姓的斗志。完成任务，我照例边向城外撤退边散发传单。我还没出城，鬼子就发现城里有新四军的传单，顿时哨子声、喊声连成一片。鬼子集合队伍，端着枪挨户搜查，把人赶到街上，企图找到传单的来源。趁着混乱，我迅速地观察一下地形，离我出城最近的路线是一片开阔地。我想反正是一死，跑得了就跑，跑不了也能把鬼子引开。我拼命地冲过去，到跟前才看清前面是鬼子的电网。此刻鬼子也发现了我，边开枪边向这边集结，子弹嗖嗖地从我耳边擦过。我来不及思考，全身扑向电网，以最快的速度翻过电网继续跑。直到人声、枪声渐渐远去，我才感到右胳膊剧烈地疼痛，原来被铁丝网扎破了，一直在流血。事后医生告诉我，胳膊断了一根神经。至今我胳膊上还有一处疤痕，周围还是麻木的。30多年后我故地重游时，与当年的游击队员老陈聊天，说起这件事，他兴奋地告诉我，那天他就在现场。事后他带了几个人在电网外查看，发现了血迹，担心受伤的新四军跑不远，需要帮助，就顺着血迹找出去一公里地。多年来他一直惦记着这位同志的安危，现在总算可以放心了。

　　还有一次，我带着年仅13岁的倪学富从驻地王庄往响水城侦察敌情，我装扮成富家少爷，小倪扮成随从。我们俩在路上走着，突然看到一队日本鬼子大约60多人迎面走来，躲是来不及了，而且容易引起注意。此刻，在鬼子与我们之间有一大户人家出殡，正在举行路祭。我急中生智让小倪赶紧向司仪通报，说薛五太爷家的小少爷来送祭。薛五太爷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家里妻妾成群、儿女众多。我在私立学校时曾和他儿子同学。果然，我冒充他家少爷，这户人家觉得很有面子，得意而没有怀疑。司仪提高嗓门：有请薛五太爷家小少爷。我大步流星地上前，故意把祭奠的动作放慢，又多加了两个礼节。这工夫，鬼子与路祭的队伍擦肩而过，我们顺利地化险为夷。

　　十九元钱和九套棉衣

　　我从新四军8旅对敌工作训练班毕业后，组织上给我分配了一群12岁至15岁的小鬼，年仅16岁的我就成了孩子头，带领这群小兵活跃在涟东县主要的敌占区新安镇、响水口、三口一带。

　　当时战争打得很残酷，有时候只能靠发霉的豆面和地瓜干充饥。到了深秋，我们9个小鬼每人身上只有一件单衣。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从没有抱怨过，一听说有情况都想进城去侦察。我们经常化装成卖鸡蛋、卖烟卷的小贩，混入敌人军营。我年龄大点儿，曾经女扮男装，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商人，陪国民党军官太太打牌，以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规律和行动计划。

　　有一次，我在响水口完成侦察任务后，返回驻地时准备顺路侦察三口南边敌人一个据点的情况。不料途中突然碰上那个据点的敌人出来活动，大概有一个小队。当时敌人距离我有100米左右，情急之下我发现南面不远处有一个庄子，就装作若无其事地进了庄。看到有户人家开着门，很多人正在打麻将，我见没人注意我，便进去将随身带的手枪和侦察时绘制的地图藏在放猪食的木墩下面，然后挤进人群和他们一起打麻将。敌人好像有所察觉，到处看着，但没发现什么异常。他们有些不甘心，在门口设了一个岗，派人把守着。我知道一时无法脱身，索性坐下来，安下心打麻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敌人见没动静，才撤走了。看着敌人走远了，我抽身从人群中出来，到木墩下面取出藏在那里的东西。当时在侦察工作中，经常发生类似的插曲。

　　由于我们工作成绩显著，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一天薛位伍区长来驻地看望我们，发现我们9个小鬼衣着单薄，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有的还不停地咳嗽、流鼻涕。薛区长心疼地看着我们，沉思了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对我说：“有办法了。明天黄克诚师长在北沙召开部队和地方的干部联席会，到时候你就说有情报要直接交给黄师长。只要你能想办法进入会场，我就可以帮你们向黄师长反映一下情况。”

　　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会场。看到我进来，薛区长马上向黄师长介绍：“这是李恒甫(后因革命需要改名李春华)，她带着一群小鬼在搞情报，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就是条件太艰苦了，快过冬了，都还穿着单衣裳。”黄师长看了看我身上的衣服，给我开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请涟东县政府二科发给李恒甫同志19元钱，以置办冬装。怀揣着黄师长写的便条，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黄师长批给我的是19元钱而不是20元钱呢？

　　领到了黄师长批给我们的钱，大家兴奋地聚在一起商量做棉衣的事，算来算去都不够每人做一套。倪学富的母亲刚好来队，她说可以到当铺买那些过期没有赎当的衣服，回来拆洗再重新拼起来做冬衣。后来我又从当地比较开明的士绅家里要了一些旧棉絮、旧棉被胎。这样，经过一番东拼西凑、缝缝补补，每个人都开心地穿上了棉衣。

　　后来，我们了解到，黄师长特别会过日子，咱们3师的余粮足够全师吃3年。我想，也许黄师长认为19元钱可以解决的问题绝不用20元钱。这19元钱是师长在教育我们要精打细算，要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

　　战利品自行车

　　1942年秋天，部队精简整编，连长李夏军和我被推荐到抗大五分校学习。我去了才知道那期不收女生，只好转到苏北区党委党校。

　　在党校学习期间，学员们对我这个小妹妹都很照顾，干活时就让我看家。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听完报告回来，我突然感觉有些异常，凭着做侦察兵的经验，发现驻地的门上被做了记号。我立刻报告校部，校部请示区党委决定学校立即分散、全体撤离。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负责带领全组同志以及新安旅行团的一个小队转移到阜东县。书记说：“你搞过情报打过仗，有实战经验，组织上相信你能够完成好任务。”我们刚走两个小时，学校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若不是发现及时、行动果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43年春，我调涟东县原定还搞情报工作，领导认为我已经被敌人悬赏过两次，不能再做这个工作，因此被派到保护税务局的加强排。后来这个排合并为涟东总队6连，我任支部教员。在一次转移中，指导员周新甫牺牲了，我接替了他的职务。这一年夏秋之际，有一次我带几个侦察员在涟东县与淮安县的交界地执行任务，在接近一个村庄的时候发现有情况。我们便埋伏在青稞里观察，看到有六七个鬼子从村里抢了东西往回走，其中有个人还骑着自行车，我和侦察排长一商量：“打！”我们一开火，鬼子扔下自行车窜进路旁茂密的高粱地里跑了。这里离鬼子的据点不远，我们没有再追下去。

　　这辆缴获来的自行车经连长王六一同意，交给我使用。这是一辆黑色的小自行车，车体不高但很结实，龙头下面突出一个红色的“满”字。有了这辆车，我行军打仗、侦察敌情、运送伤员和物资，就更方便了。军区参谋长钟玉祥要用他的小青马换我这辆车。我说：“不行，马要吃草，还是车好。”遇到下雨或路况不好不能骑车时，这辆车就被战友们抢着扛去。不管是被谁拿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集合时，这辆车总是被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场院的一角。曾经有几次因环境不允许而把车暂存在老乡家，几经周折后车又回到我身边。车龙头下面有一处焊接过的痕迹，那是1958年我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时，一次下乡参加修水渠的助民劳动，通信员小王借我的车运送物资时不慎撞断的。

　　几十年来，这辆车陪伴着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如今，它静静地停放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第六展厅内，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被定为国家文物。1989年7月，电视片《话说长江》的日方总编导佐田雅人先生在参观纪念馆时，看到了这辆自行车，就向纪念馆工作人员询问车的来历。听完介绍后，他说：“这辆车我骑过，当年是我把它丢掉的。”他找了馆长，想用任何国家造的任何车子换回这辆车，我们国家的战利品当然是不能交换的。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和国家档案馆联合摄制了10集大型文献电视片《新四军》，在第四集“弯弓射日”(下)中，我和佐田雅人分别接受了采访。

　　虎口夺粮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8月，我受组织派遣到盐东县一区陆舍乡担任指导员，与乡长白东香、中队长夏恒忠、副队长许怀良等同志一起工作。当时仅盐东县就有日伪军据点18个。10月，敌伪赵云祥部120余人占领了陆舍乡的习陶油坊，并在四周筑起围墙，建立了据点。新建的这个据点离我们的粮仓仅400米。区政府指示我们：趁敌人立足未稳，立刻组织群众将粮食转移到距离陆舍乡10公里外的四区小闸口。

　　这次行动大约需要400人同时参加，我们陆舍乡组织民工180人，邻近的大友乡支援200人。那天晚上大约7点钟，天刚刚黑，我们大队人马就悄悄地向粮仓进发。在预定地点，大友乡民兵中队长沈仲尼同志带领200名民兵、民工准时与我们汇合。沈队长带着大友乡的几个武装民兵，作为尖刀班走在运粮队伍的最前面，我迅速带人靠近土围子，埋伏在墙外观察敌情。

　　几百人在黑暗中拨开荒草快步行走，没有一个人掉队。粮仓一层一层地很快打开，粮食一斗一斗地从里向外有序地传递出来，接到粮食的人迅速地将粮食挂上扁担，挑上肩。几百人默契地配合着，如同一个人一般。当所有的粮食都上肩后，指挥员轻轻地说了声“撤”，所有人按事先的安排，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撤离现场，向着四区的方向飞跑。虽然每个人肩上挑着50多公斤重的担子，有的个子瘦小，有的年老体弱，但此刻大家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快跑”。从开仓到粮食上肩，几百人的行动只用了不到一小时。

　　“队伍开始撤离了。”接到通信员小潘的通知，我们几个埋伏的武装民兵也慢慢地从围墙边撤下来，跟随在运粮队伍的后面继续掩护。刚走出不远，日伪军大约一个排兵力的夜间巡逻队从我们队伍左侧经过。大家立刻停下脚步，屏住呼吸，让他们过去。又走了二三公里，这支巡逻队在转回据点的时候发现了我们，他们是听到了声音。几百人挑着粮食浩浩荡荡地走路，声音肯定是越来越大。天黑还下着雨，敌人搞不清虚实，先开了枪。我和几个武装民兵为了把敌人吸引过来，也开了枪。我当时用的是二十响手枪，民兵们共有五六条步枪，一起向敌人开火，再配上“土机枪”(即在铁桶里放鞭炮)的声音，一时间枪声大作，火光划破黑夜，敌人被吓住了。我立刻用日语喊话：“我们是新四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敌人见我们火力很猛，又有随军翻译，以为遇到新四军主力部队，不敢恋战，仓惶向据点撤退。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和思考的机会，我命令大家追着敌人继续打，一直追到据点围墙外。我们和敌巡逻队在外面一交上火，就惊动了据点里的敌人。当敌巡逻队靠近时，他们以为是新四军冲上来了，就一齐开火，枪声淹没了敌巡逻队的喊声。看到敌人自己火拼上了，我们开心地笑了。我一声“撤”，大家放开腿跑，追赶上运粮的队伍。敌人后来发现打的是自己人，但因为搞不清我们的底细，只能惊魂未定地躲在据点里。

　　运粮大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地把2万公斤粮食一粒不少地运到了目的地，行动中无一人伤亡，圆满地完成了虎口夺粮的任务。

　　初飞的海燕

　　1944年底，我结束了在盐阜区整风队的学习，盐东县委派我去开辟海员工作。下港、黄家尖一带是苏北最穷的地方，地广人稀，常年战乱、灾荒，民不聊生。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我深入到各家各户，掌握海员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为了方便与海员联系，区委又派了位姓蒋的党员同志来协助我工作。

　　我们首先在海员中建立了海员工会组织，召开全体海员大会，制定了《海员工会章程》，选举出了工会会长和委员。会长由海员中的积极分子蔡西康担任，董史平同志(县委委员)是主任，我是指导员兼秘书。

　　我们通知所有的船主，在指定时间内船只必须进港维修、登记，没有达到安全标准的一律不准出海。我们把海员分队组织集训，每个队都派进了由各区抽调来的干部。经过近一个月的集中培训，我们在海员中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几十名共产党员。从此，每条船上都有了党员和群众骨干。不久董史平北上开辟新的工作，由我接替他的工作。

　　我们海员工会与船主的组织“渔业公会”共同商议，成立了海员救济委员会，我作为海员工会的代表出任主任，开明船主卞良伯任副主任。海员工会在黄家尖买了6间民房，用于办公和存放救济物资，工会工作很快步入正轨。

　　在与海员们交住中，我和他们及其亲属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我决定破除迷信、出海打渔。我选择了一个气候适宜、渔讯到来的日子，第一次上了一条党员和骨干力量较多的船，和海员们一起摇橹出海、撒网打渔。这次出海的渔船中，数我所在的这条船捕的鱼最多。从此，这一带的渔民再也不忌讳女人上船了，他们甚至把我当成渔船上的福星。

　　海员工会成立前，海防团和渔业公会经常指派出“公差”，这种无偿摊派严重损害了中小船主和海员的利益。为此，我们工会派出一名委员与大船主、渔霸武装——海防团交涉，海防团团长袁国祥扣留了这位委员和船只。我们报告了县委，县委通知当地有关部门，组织民兵协助海员敲锣打鼓地进港，阻止海防团封船。在强大的攻势下，海防团不得不放人、放船。这件事后，海员工会名声大振。

　　那时，新四军中药品奇缺，很多伤病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丧失生命。工会的海员们知道后，利用出海运货的便利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到上海、南通等地购买药品，千方百计地躲过敌人的搜查，将药品安全送到新四军手里。

　　1945年上半年，盐阜区召开海员职工代表大会，我们盐东海员工会选派蔡西康等5位代表参加，蔡代表与黄克诚师长同坐在主席台上。黄师长与代表们亲切交谈，认真聆听了我们的工作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这批在工会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党员和骨干力量后来参加渡江战役，立下了不朽战功，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划着木船，送百万大军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弯弓射日的女兵

　　1946年夏，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基本结束，我奉命调回部队，从盐东县往苏北区党委转关系到第10纵队。我在去30旅报到的途中，正好遇到我军大部队转移。在陆续通过的部队里，我又巧遇30旅组织科长高成贵同志，他给我写了介绍信，要我到30旅卫生部任支部书记。当天旅卫生部宋超副部长召开全体同志会议，介绍我调来做党的工作兼支部书记。后来，卫生部又成立了党总支，在各医务队成立了支部，我任总支书记。

　　不久后的一天，旅部派骑兵送来紧急命令，要卫生部组织医疗队，到前线抢救伤员，75公里路要求在第二天拂晓赶到。原先宋副部长让医务一队王指导员带队。但我强烈要求去前线并且安排伙房做饭。吃过饭后，我就宣布自己负责带队，并号召大家报名。医疗队历经惊险，顺利抵达目的地刘庄。

　　医疗队人员休息片刻，紧接着前线送来150多名伤员。后到的同志脚还未落地，就投入紧张的战斗。这时敌机飞来，伤员来不及进屋，只好就地用草堆上的草盖在伤员身上作伪装。敌机轮番扫射，工作人员只能躺下盖上草伪装。幸好全部人员无一伤亡。敌机飞离后，我们就抓紧在老乡家用白洋布搭起手术室。由邵荣光同志主刀，助手、护士配合，该动手术的伤员都动手术了，该换药的、包扎的伤员也全部处置了，这时已是下午4点钟。

　　就在此时，旅前线指挥部传来命令，要我们带着全部伤员向后方转移。我们一直走到深夜，到达射阳县和阜宁县交界处的一个大庄子。拂晓，我们刚出庄子，就在左侧发现了骑兵。我叫王申带队快走。我和陈明功把警卫排分成两队，陈掩护大队人员撤退，我把敌人引开。等我们把一切准备好，天更亮了。看到骑兵后边没有队伍，我想肯定是旅指挥部派人找我们的。果然是闫参谋带人找我们来了。我们几经周折到达了目的地，将伤员安全交后方。

　　1947年初春，我调到苏北军区特务团任民运股干事，主要负责解决部队伤员安置及民运宣传工作。有一次战斗中下来60多名伤员，其中有我团40多人，还有别的部队20多人。我们计划将这批伤员走水路送到后方医治。就在伤员都已上船准备出发时，一个骑兵快马跑来报告，河道已被敌人封锁。所有伤员只能上岸从陆路转移。我立即集合所有人员讲明情况，决定：轻伤员由工作人员扶着步行，稍重伤员骑马，重伤员用担架抬。我正准备到附近村子里去组织担架，又一个骑兵从后面赶来报告：“团长要你们带着伤员迅速撤离，团部已经被敌人包围，正准备突围。”这时，忽然发现正前方有我们的部队经过。我骑车迅速赶上前去，找到部队领导汇报情况。

　　部队领导听后，立即命令部队调转方向去陈家洋解围，并让我安心去搞担架。我脱下军装，直奔村庄。地方干部很快来了，群众都非常热情。绳子不够，他们就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用；担架不够，就把棉被的四个角捆在两个棍子上做成担架；所有能找到的扁担、木棍都用上了。一切安排完毕，我让张一平先带全体同志出发，我留下检查是否有遗漏的人员。

　　队伍走后，我在一片草丛里，发现一个个子很高的伤员躺在那里。他耳朵后边中弹了，头肿得很大，既听不见也看不见，队伍离开时他完全不知道。幸好我的自行车车架特别牢固，我用尽全力想把他弄上车去。但他太重了，弄了几次都滑了下来。最后我把我的皮带和他的皮带都解下来绑到一起，终于他滑不下来了。但我无法骑上车，只能推车前进。到了深夜，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就躺在路旁的草地里睡一会儿。

　　天亮后，我遇到一位侦察参谋带两名侦察员，他们告诉我，敌人离这里还有两公里，让我赶快离开，给我留下一位向导便离开了。这个向导住在附近村子里，儿子是我们团2营的战士。他向我打听他儿子的情况。我一听，马上让他别管我，赶紧回家藏好军属证。我继续推着伤员追赶队伍，推了很远，我遇到华中指挥部警卫营。我急忙把车子架好，把伤员放好。此时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但还是坚持找到营长戴振球，请他把伤员安排好(这个伤员后来与我在鸭绿江畔重逢，我们相约胜利后再见)。

　　戴营长立即叫人安排伤员，同时指着我说：“你的脸色很难看。”我手拍在胸上说：“这里边好像在响。”他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叫军医吴坤跑步前来。医生过来检查我的情况，说要“炸肺”，马上到老乡家要了盐，弄了两大碗盐水让我喝下去，响声暂时止住了。夜里3点，连以上干部去听管文蔚司令员报告。我一起身就大口吐血，卫生队张一平队长马上带着药和医务室长孙山林同志跑步赶来，迅速进行抢救，打了好几针止血剂，血仍然止不住。我偶然睁开眼，看见他们神情很紧张，面部表情凝重，最后血总算止住了。当时我爱人看见医务人员都在场，他帮不上忙，就去听报告。途中王树楷参谋长和朱敬德团长得知此事后，命令他立即返回。他快马加鞭往回赶。我这次吐血量多到几乎无法抢救的地步，抢救现场满地是血。第二天我转到卫生队继续治疗。

　　这年秋天，部队自清江外圩迂回准备打仗。朱团长派一个骑兵另带一匹马到卫生队找张一平队长，说：“部队要打仗，急需担架，团长让李春华负责组织，完成任务后再回来休养。”勤务兵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我，我丝毫没有犹豫，立即骑上带来的马归队。

　　离部队还有1公里地就听见集合号，我快马加鞭跑到朱团长面前向他报到。团长说：“好，来的正是时候。”我接过通信员送来的自行车，换上便衣立即开展工作，半天工夫就弄到30多副担架。团首长很满意。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咳了一声又大出血。王参谋长让卫生队用担架把我接回去抢救，又休养半个多月，身体才逐渐好转。

　　有一次部队行军，刚到一个大庄子停下休息，我突然听见隐约传来的飞机声，连忙喊：“大家赶快进屋隐蔽，飞机来了！”我和挑夫赵广科离房子较远，只好就近躲进一个矮高粱棚里。刚进去，飞机就开始扫射。我猛然觉得头上被什么打了一下，心里一惊，连忙用手去摸，没见到血。赵广科一看就乐了，说：“你命真大，子弹横在你头上，居然没炸。”这个故事很快就传遍了部队。有一天2团几个首长来我们团，高成贵政委特意拿两个很大的烤地瓜，说来慰问我这个没有流血的伤员。

　　1948年，部队搞民主改选党支部，非党员也参加，向党员提意见。第10纵队宣传部长夏平同志参加我们支部的民主会。大家主要对我这个书记提意见，如关禁闭、骂人等。但是，第二天表决，我全票通过。晚上我找组织股长孙志忠同志，要求让我当副书记。后来，夏部长找侦察员苗玉留谈话。苗玉留说：“她确实关过我禁闭。因为一次我执行任务很晚回来，炊事班老班长没有给我留饭，为此我跟老班长吵了起来。她叫通信员把我关到她办公室里面的屋子里，实际是她的卧室，让我先休息。同时又去做老班长工作，给他讲我们侦察员的工作有多辛苦。老班长感动得哭了，急忙给我做了面条，还向老乡借两个鸡蛋煮了给我送来。您说这叫关禁闭吗？”最终，孙股长通知我：“按民主规定，书记还是你。”我非常感动，从此改掉了骂人的毛病。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7-13 15:16:43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新四军抗战简略

下一篇：新四军老兵回忆营救美军战机飞行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