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卖首饰解决新四军军需 拒国民党“雪中送炭”
2016-07-13 15:23:5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01-07 作者不详 点击： 复制链接
叶挺（1896—1946年），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88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1925年回国。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在湖北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荣膺“北伐名将”的殊荣，他的独立团被称为“铁军”。1927年8月1日,他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指挥。在抗日战争中，他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的首任军长，为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壮大，为新四军的敌后抗日，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非常器重叶挺，曾当着叶挺的面说，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作为一代名将，叶挺的军事生涯和丰功伟绩，为世人所称颂，而他的清廉人生和高风亮节，同样为后人所景仰。
流亡海外，生活艰难，但未曾忘忧国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白色恐怖，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作为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叶挺机智地化装成盲人，逃亡到香港。当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惊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也发表文章，颂扬这次起义，这让叶挺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内他却遭到严厉指责，并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这让叶挺怎么也想不通。
1928年春，叶挺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休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假道日本，前往苏联。是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虽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正名、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眼见国内有冤难伸，共产国际投诉无门，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出走西欧，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对于此事，周恩来后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1928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不久，夫人李秀文从澳门来柏林团聚。在那里，叶挺靠帮人打工和自己做小生意赚到的一点钱维持生计。
1929年，叶挺先是移居奥地利维也纳，以卖绿豆芽和豆腐维持生计。后又移居法国巴黎，在秋天瓜果成熟的季节，到农村帮农场主摘收水果，运回巴黎街头，摆摊叫卖，生活过得紧紧巴巴。迫于无奈，叶挺有时甚至只能到市场捡拾别人抛弃的蔬菜，拿回家腌咸菜吃。
叶挺刚到德国时，心灰意冷，加之身在异国他乡，没有生活来源，更感到前途迷茫。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同时为国家做些贡献。叶挺的德文基础比较好，他从黄埔陆军小学到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选修德文，准备将来到德国深造。于是，叶挺用国内亲友资助的钱，买来书刊，闭门谢客，潜心阅读研究，所学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军事、文学。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把精力放到研究军事上。叶挺潜心钻研大量的德国军事书籍，希冀回国后能派上用场。同时，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叶挺还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冒着危险，经常在自己家里做炸药和地雷爆破试验。叶挺对军事的刻苦钻研受到了德国友人的敬佩，一位德国军事家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留作纪念，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挺喜爱。
九一八事变后，叶挺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由于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来得也慢。1932年秋天，叶挺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偕夫人李秀文和1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了德国，回到澳门，结束了5年的流亡生涯。
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获悉叶挺回到澳门的消息后，纷纷写信或派人前去邀他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挺心中明白，陈诚、陈济棠这两个人邀他“协力共事”，无非就是拥蒋“剿共”，这无论如何有悖于自己的志向和信仰，所以断然予以回绝。过了一些时候，陈济棠又写了一封信，并备了一份礼物，派了一名副官专程到澳门拜望叶挺。这一回，叶挺请那位副官把带来的礼物，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并请他带话给陈济棠，说叶挺忧国心切，是为了抗日救亡而回国的，而不是为了谋官职混饭吃。只要陈济棠坚持他的反共政策，他们之间就谈不上什么合作。除非是真正的抗日的爱国军队，否则，他是不会出来任职的，任何老关系老交情，也碍难从命。从这以后，陈济棠再也没有找过叶挺。叶挺意志坚定，宁愿过清苦的生活，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同时还教育亲属洁身自好，不要为国民党的官僚做事。他的儿子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曾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
在澳门居住期间，叶挺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十分关心抗战，多次返内地和香港，他在焦急寻觅抗日报国机会的同时，也关注着中共和红军的最新动向，并希望尽快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春，叶挺打听到当年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在上海做中共秘密工作的阳翰笙的住址，便立即写信给阳，希望阳翰笙能来澳门会面，他有很多心里话想向党倾诉。由于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阳翰笙一时无法抽身前往澳门，党组织决定另外派人设法与叶挺联系。1935年秋，组织上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要他做好准备，等待党的召唤。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动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请求，由他出面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
变卖首饰，自筹资金，解决新四军军需
新四军组建初期，蒋介石在军需供应上对新四军进行克扣。国民党军事当局基本不供给新四军武器装备，只配给少量弹药。结果新四军所使用的武器大部分都是3年游击战争期间带过来的，还有少数是与日军交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枪械数量不够，导致新四军在岩寺训练场上练兵时，常常不得不两三个人共用一件武器，轮换着练习瞄准。上操下操时，一些战士也只好带着从根据地带来的梭镖、大刀。
为了解决新四军缺枪少弹的问题，叶挺一面呈文顾祝同，断续要来一些枪支，一面按照红军根据地自力更生修造武器的经验，指示主持军需处工作的叶辅平，从当地招来一些铁匠师傅，买来一些工具材料，在岩寺上渡桥江家祠堂，建起一个简陋的修械所，自己修理枪支。修械所在搬迁到泾县云岭后逐步发展起来，能够制造铁雷、石雷和简单枪械。叶挺又指示各个支队在驻地重视建设小兵工厂，以弥补敌后武器弹药之不足。
为了解决军队经费问题，叶挺又与夫人李秀文商议，想方设法筹款。为此，李秀文不辞劳苦，往返于皖南和澳门之间，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并动员经商的父母拿出多年积蓄。叶挺和李秀文用筹集来的这笔钱款，从海外购得新式手枪3600支、子弹20余箱，新型军用远程望远镜200架及一批步枪、大刀等，无偿资助新四军。
从海外购得的这批枪械入境后，李秀文雇用3辆货运大卡车，将这批军用物资伪装成民用货物，亲自押运，千里迢迢由广东经江西运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未曾想在路经江西上饶时，为三战区长官顾祝同部强行扣押。李秀文当即向叶挺发了一份急电：“希夷：所购械弹运经上饶悉数为战区长官部扣押，十万火急。秀文。”
叶挺一见电报，非常恼火，不容分说，即吩咐副官备马，带上警卫员从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出发，由山道翻越龙门岭，到达麻村新四军兵站，再由麻村换乘汽车经青屯公路至屯溪转赴江西上饶。抵达后，叶挺径直走进顾祝同的办公室，义正辞严地责问：“顾长官长期拖欠敝军粮晌、补给，敝军数万之众尚抵不上贵军一个丙等师的待遇。这次内子说服岳母，掏出私人积蓄购得一批枪械，以解前线燃眉之急。想不到竟在辖区之内为顾长官所扣，难道你要我们新四军战士赤手空拳去跟日本鬼子拼命吗？”顾祝同理屈词穷，瞠目结舌，只好同意把扣押的军火悉数交还给新四军。凌晨5时半，叶挺驱车来到新四军上饶联络处，找到夫人李秀文及随行人员，军长夫妇亲自押运，浩浩荡荡将3车军火安全运抵云岭，新四军全军排以上干部每人配发手枪一支、子弹300发，每个营部配望远镜一架。新四军装备大为改善，全军将士欢呼雀跃，斗志倍增。
军长任上，严于律己，公私分明
叶挺身为军长，但从不搞特殊，不摆架子，坚持与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生活战斗在一起，坚持把战士和群众的安危和冷暖放在心上。部队在岩寺集训期间，叶挺亲自到军政治部创办的两所夜校去讲课，对听课的农民青年说：“你们不要小看自己，抗日就靠我们这些穷人。你们这样刻苦努力地学习，以后定能为抗日救国做很多事。”他还不时地出去走访岩寺街上的贫苦群众。听说孤寡老妇汪五婆病了，他马上找来一名军医，让他给老人诊治。随后他又登门看望老人，送去一篮子鸡蛋。部队行军中，他时常下马与士兵一起步行，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在皖南事变突围中，部队断粮，在危急关头，他还把自己的马杀了供大家食用。他平时节衣缩食，粗茶淡饭，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他曾说：“不管怎样困难，我们也要抗战到胜利，这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谁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拿多少钱，抗多少敌。我们是拿得顶少，但我们愿抗得顶多。”
叶挺热情好客，重友情。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当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岩寺集结停当，接受过“点验”后，叶挺便备下几桌丰盛的家乡粤菜，宴请了首席点验官、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及其随员们。罗卓英是叶挺的广东同乡、保定军校的同学和粤军时期的同事，旧谊颇深。第二天,叶挺又陪同他们逛了黄山，显得热情周到，于公于私，都很得体适当。然后,集合司政机关全体干部，欢送罗卓英一行。事后，项英夸赞叶挺对付罗卓英真有办法。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叶挺也经常让自己从广东带来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菜肴，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及追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们，在一起聚聚餐，为的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有时也招待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虽然叶挺的交际活动较多，但他每次宴请宾客，都是自己掏钱，从不慷公家之慨。
叶挺酷爱摄影，他用来拍照的徕卡相机，不是用公款购置的，而是用夫人卖首饰的钱在香港买的。叶挺的二儿子叶正明回忆说：“1938年，父亲虽然是一军之长，但生活并不宽裕，妈妈出阁前是东莞的名门闺秀，出嫁时带来了一批嫁妆，于是，妈妈卖了一些首饰，这一年和爸爸一起在香港买了一架西德产135徕卡相机。打那后，不管战事多忙，他都把相机带在身边，拍摄了许多战地照片。有一次，爸爸到上海为新四军筹款，住在霞飞路公寓，正遇日本飞机轰炸，成群的炸弹就在身边呼啸爆炸，闸北成了一片火海。爸爸不顾个人安危，站在阳台上举起照相机，拍下了侵略者的罪行。”如今，泾县云岭“种墨园”内展出的摄影作品，大多是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期间在皖南拍摄的。这些摄影作品，成为新四军军史中非常宝贵的资料。
叶挺还带头捐款建起简陋的军部摄影室。成立军部摄影室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拍新闻照片，对外宣传新四军在前方作战取得的胜利；二是给新四军排级以上干部建立照片档案。当时不少红军老战士，都想拍张纪念照片，寄给家人，自己留存。于是在军部摄影室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合作社性质的照相服务社，由叶挺、项英和陈毅等人带头捐钱集资入股，购买照相器材，私人拍照和冲印照片要记账收费。当时只有两台相机，一台是用120胶卷的禄来福来相机，另一台是照相馆用的木制座机。暗房用几丈黑布做帐幕，红灯是用油灯罩上的红玻璃代替，没有电源印片，放大全靠日光。叶挺利用闲暇，随身带着徕卡相机，多次亲临摄影室当教练和辅导员。
曾在军部工作的画家赖少其回忆说：“我1939年10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叶军长即把自己所拍的战地照片拿给我看，说想编一本《新四军》摄影集，送香港印刷，交宋庆龄、史沫特莱作为海外宣传品，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医药，同时也为了粉碎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击’的造谣污蔑。”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叶挺拍摄、编辑、出版新四军影集的计划未能实现。
临大节而不苟，严守节操，志不可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赴敌谈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无理拘押。陈诚受蒋介石的指派，企图说服叶挺到国民党领导的军中任职，叶挺始终不答应。气得陈诚反问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也抗日，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到国民党军中来任职？”叶挺回答：“道不同，不与为伍，我的追求只有共产党。”张发奎劝他到柳州去，在张所在第四战区司令部任副职，叶挺愤愤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站着死的叶挺，绝没有爬狗洞的革命者！”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没能动摇叶挺的革命意志。蒋介石半是安抚半是威胁地说：“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坦然地说：“我早就决定我已经完了！”蒋介石眼看叶挺口气这么硬，只好给自己下台阶，改变口气说：“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三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叶挺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蒋介石无计可施，无奈地说：“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郭忏把叶挺送回住地又谈了约一个小时。叶挺给蒋介石的最后答复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叶挺从被扣押之日起，多次要求“公开军法审判枪毙”。叶挺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于释放，复其自由”。并多次向蒋介石提出“挺愿以一死为部属赎命”，“不愿苟且偷生”，“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叶挺在被囚禁期间，愿以一死维护新四军的荣誉，维护共产党人的尊严。在黑暗的囚室里，他先后写了著名的《囚歌》和《囚语》以明志。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革命气节重于生命的浩然正气和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革命精神。
叶挺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被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1942年12月中旬，国民党把关押在重庆的叶挺转移至湖北恩施，交由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保护”，实际是软禁。叶挺答应去恩施，但郑重宣布两条：一，不挂任何官衔；二，生活民办，不沾六战区一饭一水；生活费用由他的老朋友、湖北省银行行长、民族资本家周苍柏支借，日后奉还。1943夏，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罗卓英、吴奇伟、郭忏等人，屡次劝说叶挺，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或代理司令长官，叶挺照例予以拒绝。陈诚又邀他去缅甸，当远征军副总司令，叶挺仍表示碍难从命。
1943年夏秋间，叶挺一家又从恩施转到广西桂林。国民党当局给了他一个月薪大米两石、法币3000元的“第四战区高参待遇”。在特务的监视下，叶挺夫妇与流落在桂林的岳母、子女以及姐夫麦畅生一家住在一起。国民党统治下的桂林，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单靠“高参”的月薪是不够一家十多口人吃用的，加上国民党特务对叶挺一家实行经济封锁，从外地寄给叶挺的汇票大多被没收，生活自然困难了。此时，叶挺又添了第九个孩子，李秀文产后贫血、体弱，急需用钱。国民党特务以为这是使叶挺屈服的好机会。一次，两名国民党特务军官拿着一大叠钞票闯进叶挺家中，说：“这是军委会叫我们送来给您的薪俸。”说完将钞票放在桌子上。叶挺自知这绝不是“雪中送炭”，对来人说：“不要，不要，出去！”愤愤地抓起钞票，扔出门外。特务只好拾起钞票走了。为了解决一家人的生活困难，叶挺毅然将李秀文从澳门带来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卖掉，卖一点吃一点。后来又利用住屋的前后荒山、草地，买来十几只山羊和四头小猪以及简单农具、种子等，砌栏筑圈，开荒种地，捞水草，自己动手喂猪、放羊、养鸡鸭，来维持生计。一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看望叶挺，见到他一家人日子这么艰苦，便给广东昭关在第七战区担任军粮计划委员会主任、叶挺的老部下李洁之写信，要他设法给予资助。不久，李洁之汇来了一万元法币（当时值50石大米），因是何香凝出面要的钱，特务不敢轻易乱动，这笔钱给叶挺一家解决了很大的生活难题。
1943年12月25日，国民党特务再次把叶挺押回湖北恩施。在恩施，一家人日子又遇到困难，叶挺便带着叶正明、叶华明等几个孩子在山坡上开了一二亩荒地，种上了各种蔬菜，还养鸡、养兔子、养鸭子等家禽，供自己家中改善生活。种的豆角多了，自家吃不完，就叫孩子们摘下拿出去卖。晚上叶挺带着孩子去捉青蛙，捉青蛙要有灯光，没有手电筒就用油灯照明。叶挺的烟瘾大，手头紧时就自己卷烟丝抽。到恩施后，叶挺还注重培养子女勤劳的习惯，衣服要孩子自己动手洗，穿的草鞋要孩子自己动手打。
压抑而又清苦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动摇叶挺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钢铁意志，相反更加激发了他对共产党、对人民的热爱，对顽固派倒行逆施行为的仇视和愤恨。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全力营救，叶挺于1946年3月4日获释。获释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于3月7日复电给叶挺，称赞他经受了种种严峻考验，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决定接受他重新入党。4月8日，叶挺在赴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7-13 15: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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