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抗日行军途中
2016-08-05 15:35:56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04-03-19 作者不详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冬，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98年3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从闽西老根据地龙岩白土出发，北上抗日，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副主任王集成、谢育才。那一年，我正在福建龙溪简易师范就读。校址原在漳州，抗战开始后迁到南靖和漠。成立新四军的消息传来，我们几个同学高兴得不得了，都去请求我们的好老师郑伯修先生介绍我们参加新四军，参加革命。原来，郑老师37年冬就去龙岩白土老根据地拜访邓子恢同志，受到热情接待；王恭娘同学38年容就由郑老师介绍，第一个去参军了。

　　我本来很想去延安，曾写信去广州中国旗行社询问交通情况，他们回信说可以到汉口坐火车去西安转坐汽车去延安，但福建设有铁路，交通很不方便，一时走不成。这时，学校里的学生食堂来了一位帮工，很快就和我们熟悉了，原来他是党派来似学生工作的。他让我们谈到一些油印传单、小册子。我在主编学校的壁报，曾经把党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抄录发表在壁报上，还抄录发表了凯丰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学里面是有一些去福州参加过军训而变得思想很右的，但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也只好装得很随和．我们也尽可能不和他们有什么不愉快，大多数同学是喜欢我们的。3月中旬，我们四个 人：沈耀混(柔坚)、袁文德、杨蕴仁和我，商量好，为了不惊动学校当局，决定采取悄悄溜走的办法。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3月26日下半夜，开始了行动：

　　3点钟了，整个学校静悄悄的，老师同学们都在熟睡中，只有同宿台的三、四个同学默默地为我们送行，从他们有力的握手和拥抱中能感到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渴望走上新的人生征途。走出校门，摸夜路走到和溪汽车站，叫开了一家小铺子的门。在我们的央求下，睡眼惺忪的店老板老大不愿意地为我们煮了一餐早饭。我们买了些花生米、酱菜下饭，吃得好香。店老板知道我们是要去参军打日本的，坚持不要钱。当然我们还是给了钱，而且还稍为多给了点。我们已经把自己看作红军战士了，红军是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

　　天亮没好久，第一班从漳州开往龙岩的长途汽车就来了。从闽南到闽西，路程相当远，到龙岩已经是下午一点钟。新四军二支队驻城办事处在一条很干净的小街上，原是一座还箕宽敞的庙宇。在那里，看到延安的《新中华报》、《解放》杂志。贪婪地读了起来，感到求新知的渴望得到最初满足的喜悦。办事处的同志告诉我们，马上就有车去白土。那里是著名的老根据地，二支队司令部就在那里，高坡并不远，下午四点多钟就到了。比我们早两个多月参军的王恭娘同学带我们去见政治部副主任谢育才同志。出人意外的是，他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书生(很遗憾，50年代初他担任汕头市长，“三反”运动中校打成“分子”，罪名是为欢迎陈员庚先生改建了一条破烂街道。两年前，广东的一位宅战友来信告诉我，他终于得到平反，但他巳死了好多年了)，住在一排新建的平房里，收拾得很干净。我注意到房里有一瓶鱼肝油，后来知道他有肺病。他没有和部队一起出发，留在后方。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快同志已经到南昌军部去了，一路上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另外一位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王集成同志。

　　部队第二天就要北上抗日了，整个白土处在欢乐、紧张、兴奋里。老区的群众互相间的称呼都是“同志哥”、“同志嫂”，部队里当然更是普遍地都喊“同志”，一切全部那样地充满光明、友爱和喜悦，好像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节庆似的，大概，姑娘们穿上最称心的新衣也不会像我第一次穿上军装那么快乐。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很快就学会了打背包，两件换洗衣服夹在军毯里，保持军毯四四方方，整齐美观，鞋子底部朝外，稳固地 打在并字结里，休息时背包可以当椅子坐，鞋底正好用来保护军毯不受污损。背包打得好不好还要看背上肩会不会太紧或是太松，这一点看来我也是合格的。我还很快就学会正规地打绑腿，一条绑腿从踩骨上打到膝盖弯下正好打完，人字连续图案均匀美观，我算是都努力做到了。我还为自己的装备齐全高兴：我有个搪瓷口杯，相当大，可以用来喝水、吃饭，必要 时甚至可以当小脸盆用，在河边、塘边、并边，用它洗脸最痛快；没有水的时候，一口怀水也很解决问题。口杯用毛巾系在干粮袋上，神气得真像个军人。干粮袋里放着心爱的两三本书，不愁没有书看，够幸福的。还记得在部队里得到的第一本书是抗大教材《现代中国革命史》，用红、黄、绿几种颜色的有光纸油印的；也不知是怎么弄到的，一连读了好几遍。

　　我们是3月27日从白土出发的，在老区群众热烈口号声里，锣鼓声里，鞭炮声里，踏上奔赴江南前线的征途。我们放开喉咙，唱起用《大刀进行曲》做歌谱的《新四军大汇合》：

　　快快呀，准备好我们的一切，

　　与亲爱的同志们见面，

　　完成新四军大汇合，

　　完成新四军大汇合！

　　学习我哥哥八路军，

　　推动我华南广大民众，

　　大家手携着手勇敢前进，

　　配合我友军，

　　上前线去！

　　上前线去！

　　把日本鬼子驱逐出中国去

　　歌声里，有我们民族永不衰老的青春，有民族的青春培育的我这个小兵的青春。1938年3月27日，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我们是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行军途中，我们的任务是沿途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宿营地如果是较大的市镇、城市，就举行群众大会，一部分同志在彭冲副队长的率领下进行文艺演出，一部分同志分散到群众中作口头宣传。我们队长是农民出身的王直同志，除了革命之外什么也不想的，一个十分单纯质朴的年轻小伙子，前些年还在担任福建军区副政委。王集成主任常来给我们讲话，他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农民出身的革命考，简直不能想象一个农民会那样智慧、机警、豁达、善于思考，能把一件很复杂的事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条理清楚地说个透彻，后来我认识的好些有名的大知识分子都不如他。

　　行军到河田那天晚上，张鼎丞司令员和我们几个同学说了话，他说：红军里面本来缺少知识分子，我们来了他很高兴，希望我们能习惯部队生活，和工农同志友爱团结，互相学习。其实，我们都只是处中生，算不上知识分子，不过，那时确实来了好些知识分子，有作家、中学教师、 新闻记者，也有高中生、大学生，还开了一次知识分子大会。

　　在河田，见到在家乡念初中时的同学雷轰，他可是有名的“共匪”了，一个赫赫有名的游击队司令，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政委黄飞白，他们也加入到新四军里面来了。这次见面特别叫人兴奋。

　　头几天行军都是在福建境内，闽西老苏区绵延起伏的群山，对我来说，是神奇的，甚至是神圣的。入伍以后，我更加狂热地学习写诗，每天都写，记日记似地。我写下了《山国》的初稿：“……这儿，这中国的郭甫久鹤中国的却巴邵夫和中国的莱奋生所转战过的山国呵…… 中国的“十九个”们是曾在这里一起微笑过的。”

　　进入江西，连续发生了几起不愉快的事。十年内战，赣南是主要战场。行军到萼都城外，部队停丁下来，在田间小路上就地休息了好久。我问王集成主任：“今天去那里？”王主任先指一指脚下的石板路，再指一指稻田里的水，然后手臂一弯，说：“石水湾。”原来，国民党县政府把城门关了，城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进城。谭震林副司令日着生命危险，去和他们交涉(同志们开玩笑地说这是“单刀赴会”)，最后，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又一次忍让，改道石水湾。 顾便说一说： “文革”中，谭震林副司令被打成“二月逆流主将”，这件事成为他的“罪行。，说什么他是去向国民党投降，把我军的机密、人员、装备、行军路线都泄露了。典型的“文革”章法，好气又好笑。

　　赣州是赣南的最大城市，内战期间，红军曾围城三个月没有攻下。这回，我们主动不进驻城内而在城外宿营，并得到通知：没有命令不要进城，进城要注意军风纪。后来，当局允许我们开一次群众大会。大会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戏院里举行的。不参加舞台演出的人员照例分散在群众中做口头宣传。突然，楼座的一根柱子断了，会场秩序大乱。幸亏楼座很矮，只有两三排座位，有几个群众受点轻伤，大会不得不中断。那根柱子怎么会突然折断？行军以来，不断听说有人在我们开拔后就忙着把我们写的标语涂掉。当然罗，有些标语那些人是还能容忍的，像“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全民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至于“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些标语，他们是很看不来的，宣传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群众大会也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不然，楼座柱子怎么会自己无缘无故地折断呢？

　　部队动员了一批民船，沿赣江航行。听说丁玲在陕北发起写作两部大型集体创作，《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牢獭三千五百日》，马宁同志(他是太阳社老作家，现在也在我们支队政治部)则发起写作《东南三年游击战》。考红军多数没有文化，我校指定去帮他们记录。他们口述的动人回忆真叫人着迷：长期被围困在深山里怎样靠吃杨梅、竹笋过日子；怎样采集野草当烟叶，为避免被发觉吸这种土制香烟，还要用军毯紧密围起来，免得被敌人发观；没有火柴就用石块和棉花取火，没有盐就用洗脸水拔在土墙上让它结出盐霜……这工作让我读到一部大书，任何大作家笔下也没有出现过的动人的大书，让我的求知冰得到极大的满足，我开始懂得祖国走向自由幸福的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从土地革命到民族革命战争的转轨不 可避免地是个复杂的过程。

　　吉安是赣江沿岸仅次于赣州的大城市，我们被允许举行一次群众大会。当局很慷惯，为我们在宽阔的公共体育场搭了个很象样的戏台。广场四周灯光灿烂，参加大会的群众几乎把广场站满。出发以来，我们还没有举行过这样盛大的群众大会。照例，我们没有演出任务的分散在群众中作口头宣传。开始，我和聚集在身边的几个小学生一起唱抗战歌曲，我教他们 唱《大刀进行曲》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是两支我特别爱唱的歌，每次，当唱到“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总是激动得流下热泪。是呵，从九·一八到七·七，一年又一年盼望着打退侵略者，可蒋介石就是不愿抗战。“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这是回响在中国人民心中多少年的心声！在我身边聚集起 来的人不断增加，总有百把人吧，我开始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全民抗战，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发现他们很快从对我这个小红军感到好奇转化成感到亲切，我忙着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为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惊奇。突然(又一次突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人们纷纷逃散，广场一下子变得空荡荡地，电灯全熄了，大会开不成了。可是，其实并没有敌机来袭，那警报是假的，。防空”被用来“防共”，而我们已经改编为新四军，是在开赴前线去打日本鬼子的！几十年了，每当我想起这个吉安之夜，想起很快成为朋友的那些和我一起唱抗战歌曲的年轻人，总兔不了想象他们中间一定还有人记得那个难忘的夜晚，记得我这个小红军。朋友们，我怀念你们！

　　一路上，常常有主力红军长征后隐蔽下来的失散了的老红军和赤卫队员来“探亲”。他们来，也不单只是为叙旧，有要求归队的，有带我们去控出当年理藏下来的武器，最多的一次是三十多支步枪。这些同志，这些枪，我们都管他叫。火种”。是的，这是火种，虽然微小，却是风吹不灭，雨打不熄的，凭着耿耿忠心，照亮祖国前进的道路，象征着祖国的希望的火种。

　　水上行军到樟树就结束了。台舟登岸，我们受到夹道欢呼的热烈欢迎，雄壮的抗战歌声和鞭炮声响在一起，成为最美的音乐。青年男女兴奋地挤到人墙的最前面，热情洋滋的女青年更是大胆地争着和我们的女同志握手，我又一次感到霄年中国脉搏在跳动。

　　从樟树到浙江江山，我们坐火车。我是第一次看见火车，很新奇，火车可以让我们早些到达前线，也很叫人兴奋；可总觉得还是行军好，和祖国大地，和人民更亲近。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巳习惯了每天走60至80华里，习惯了背背包，有时还背几斤军米，习惯了一到宿营地就去写大字标语，访问乡亲们，习惯了早上一起床就把地扫干净，把门板还给老乡，那也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好了的。从江山经过常山、开化，用一天功夫翻过浙皖交界号称上五十里下五十里的马金岭，进入安徽，经过休宁、屯溪，到达军部临时驻地岩寺，像歌里唱的那样：完成新四军大汇合。

　　我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合并到军部战地服务团，王室同志、彭冲同志随先遣队挺进到江南敌后去了。军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同志曾经是武汉政府的农民部长，副团长白丁(徐乎羽)同志是左联作家。在战地服务团，我真是大开眼界了，团员里有作家东平、舞蹈家吴晓邦、戏剧家李增援，在南昌参军的团员多是来自江、浙、武汉的青年学生，比较起来，我们从二支队宣传队来的，要算是乡下土佬儿了，白丁同志常说我们最纯朴。服务团真是个歌声的大本营，一天到晚只听到不是这一个就是那几个同志在唱歌，以致老乡们都说我们是“唱歌当饭吃”的。生活在服务团，真有如鱼得水的幸福感，我尽情享受着战斗生活络我的幸福。

　　张孤梅同志(王恭娘同学的男朋友，他们是在抗战前夕漳州的救亡运动高潮中相识的，张担任过漳州民众抗敌工作队总队长)在军政治部负责筹办军报《抗敌报》，农历五月正是春耕时节，他要我写几首《春耕山歌》，发表在第一期上，那时还是油印的八开小报，算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一路来我写了好多诗，可总没有勇气拿出来让人看。在岩寺休整一个星 期，队伍又朝着军部的长期驻地泾县云岭前进。服务团的书报真多，有武汉的《新华日报》，广州的《救亡日报》，还有文艺刊物《七月》、《战地》、《自由中国》等等。《七月》是我最爱读的，认为它是真正代表革命文学传统的、高质量的好刊物。鼓起勇气，抄了一首短资《不眠的夜里》向它投稿，没想到隔不到一个月就接胡风先生的来信，说准备采用，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不久，开始了武汉保卫战，《七月》暂时停刊。一年以后，《七月》在重庆复刊，我又向它投稿，又一次得到胡先生的鼓励，有四首诗，胡先生给加上总愿。《战斗的江南季节》发表出来了，对于学习写诗，：更加入迷了，更加陶醉在战斗生活里，战斗生活是诗的泉源呵！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强盛生命力的一次辉煌的焕发，在民族青春光芒的照射下，生活在革命军队里的我的小小生命也发出小小的光芒。几十年来，我一直相信，我们民族的青春永远不会过去，尽曾有过希望也有过失望，有过光明也有过阴影，我们民族的生命力永远是强盛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们，也将永远保持强盛的生命力。

　　民族生命力辉煌焕发的日子永远不会过去，和我们在一起。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05 15: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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